中医国际市场‘尴尬’背后潜在原因

中医国际市场‘尴尬’背后潜在原因
‘发皇古义’乃是‘融会新知、独辟蹊径’的充分条件

一、“海派中医”的响亮学术口号
“自古医家出经典”,“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独辟蹊径。”是历代医家发展中医之共识。回眸中医发展史,远的不说,就说近代中医的两次大发展:一次是明清以后中医温病学派的创立,使中医的学术中心由北方向江南吴浙地区转移;另一次是上世纪初衷中参西、中西汇通派在还击否定中医逆流中形成发展壮大,奠定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海派中医”体系。直至今日其学术体系、教育模式仍在主导着当今国内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今天北京、上海等地大凡能够叫得上号的名老中医,大多数于“海派中医”颇有渊源,今天各大中医院校在位的中医、中西医专家教授论辈分也大多是此“海派中医”的传人。“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独辟蹊径。”也是近百年来“海派中医”引以为自豪的响亮学术口号。

二、“发皇古义”中医《伤寒》经方功力差别
遗憾的是:倘若您真正懂得中医,还需仔细体察方能有所察觉,同样是“融会新知、独辟蹊径”,现今面上诸多拿来主义中西医结合专家教授的“科研成果”与其开山门的温病派、中西汇通派、海派中医宗师们相比,最大区别却是在于“发皇古义”的中医《伤寒》经方功力之差别。

试体察分析如下:
温病派卫气营血辩证创始人叶天士的临证医案《临症指南》(由其弟子编撰),通篇相当大的部分在使用《伤寒》思维和《伤寒》《金匮》诸方;人们总以为卫气营血辩证是叶天士的创举,然而叶氏在《温热论》中明言“辨卫气营血与伤寒同”,溯流探源是发皇了《伤寒论》的古义。
温病派三焦辩证创始人、《温病条辩》作者吴塘·字鞠通,当代名医何绍奇曾研究过他的临床医案并立著作言:“吴鞠通本人临床医案50%以上在使用《伤寒》《金匮》诸方。”
薛生白、王孟英等都是接受自幼庭训的伤寒经方高手。薛生白用伤寒经旨博采众方变化发展了扶阳祛湿诸法弥补了温病养阴派的不足,与叶天士从医门对头最终成为莫逆之交;王孟英以后辈身份用伤寒太阳开首诸方之义,力呈吴鞠通《温病条辩》开首立桑菊饮、银翘解毒散之谬,最终得到晚年吴鞠通的认可;俱被医林传为美谈佳话。
王孟英《温热经纬》更是明言:“以轩岐仲景(内经、伤寒)之文为经,叶(叶天士)薛(薛生白)诸家之辩为纬,纂为《温热经纬》五卷。”
同理中西汇通派高手从唐宗海、朱沛文、陆仕谔、恽铁憔、张锡纯、……到陆渊雷等个个都是著作等身的经方高手,几乎每人都著有引经据典并用当时西医知识和同时代科技知识重新诠释《内经》《伤寒》的宏篇巨作,其融会新知(西医知识)本就是发皇古义的厚积薄发。
沪上诸海派中医高手,如章次公、秦伯未、祝味菊等也本就是伤寒经方高手,祝味菊更是人称祝附子、祝火神,可见其伤寒经方之造诣;就连素喜温病养阴派轻描淡写用药的丁甘仁(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任校长)在其《丁甘仁医案》中也适时流露着伤寒经方之狰狞。
中西汇通派旗手恽铁憔对于中医发展、中西结合更是直言:“居今之世,欲求中医与西国医学相化合,而吸收其精华(融会新知),不精究《素问》《伤寒》,其道亦无由矣。”舍此而别无它途。

因此值得提请注意的是:中医温病学派、中西汇通派本就是在勤求中医伤寒经方派古训基础上,发皇古以、融会新知、变化发展、与时俱进的产物,并非现今某些中医所认识的对伤寒经方派的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同理温病学派的继承发扬、中西结合的融会新知也必须有赖于深厚的伤寒经方功力,一个不懂《伤寒》或缺乏伤寒经方功力的温病学者其对温病学说的真正理解、“中西结合”临床疗效的打折是可以想象的。

三、有悖于‘发皇古义’的融会新知
如果说中医本是一门传统艺术,那么一名优秀艺术家的艺术创新之路,缺乏深厚的继承功力铺垫无疑于空中楼阁,离开了博采众家之长而独辟蹊径,也许某些西方颓废艺术尚有如此一途,但将此作为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的中医事业之途径实在有悖常理,让人难以理解。缺乏基本训练,何以夺取冠军?不会走路如何奔跑?


然而与前辈宗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面上相当一部分拿来主义中西结合专家教授(论辈分还是上述高手的徒子徒孙)在融会新知的同时,常常忽略了发皇古义的经方基础功力,彷佛更热衷于通过现代动物实验、药理研究找到和发明专治某病的“灵丹妙药”、特异技术。因为能诸多利益(名誉、地位、金钱……)大丰收,故而此类“科研成果”竞相攀比、层出不穷,久而久之,海派中医发源地的临床主流中医体系,中医经方基本无人问津了,常常代之以某某权威专家的一张或几张专治某病的“科研成果”秘方或成药,中医硕士、博士不懂或不会中医伤寒六经辩证用方者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不知从何时起,温病学派不知不觉地被那些缺乏发皇古义功底的专家学者推向了伤寒经方流派的反面,成了一批习惯明哲保身用平淡中药躲避用药风险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伞。对此,当年中西汇通派急先锋祝味菊曾批评为:“医之所贵,在于明理,知热药之有害,而不究其有害之所自出,守戒以偷安,是曰鲁工。”中医经方流派乃至真正的温病学派、中西汇通派正在淡出主流中医体系。失去中医之魂使用中医,其疗效之打折自是不必多言,老百姓叫嚷:“寻好中医难。”否定中医者说:“中医无用,中医骗人。”自在情理之中。

四、离开‘发皇古义’“灵丹妙药”派的尴尬
更发人深省的是,现行中医管理部门因为深受上述“中西结合灵丹妙药”派的影响,大多是此类“科研成果”的推崇者(与现行西医判定体系相吻合,能够荣获高科技桂冠),于是更愿意把那些虽失去中医灵魂,却能得到西医判定体系认可的“科研成果”,误以为是能代表当今国内最高中医标志性科研水平而推出国门,因为失去中医灵魂(即使有所发现、疗效确切,也终究只是技术层面的发展,而中医的灵魂在于追求宏观整体的系统和谐),结果导致本是中医发源地、并具有博大精深众多中医资源的泱泱中医大国 ,正在遭受世界各后学中医小国的非难和嘲弄:

1、国内相当多的著名专家教授出国交流、临床诊疗惨遭滑铁卢;面对国外中医的叫板,几乎清一色避而不应。(缺乏传统中医‘发皇古义’精神,先天上就矮人一载。)
2、日本、韩国、我国香港、台湾甚至美国、欧洲等国一些来大陆中医高等院校深造的中医专业人士(非基础开始者),私下评价大都认为“学不到什么,失望多于希望。”甚至认为反不及自己本土‘中医’的大有人在。(用西医思维学习中医本是他人之长。)
3、就算国内搞出几个西医思维的中医科研产品走出国门,因为以己之短与他人之长相拼搏,结果或被否定、或被封杀、或被偷盗、或被替换,大多灰头土脸,几乎全线崩溃。
4、泱泱中医大国,国际中医药市场占有率少的可怜,就连高劳动力、低附加值的中药原材料,由于污染,在国外也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5、美国汉唐医学倪海厦(一个当今国际上颇有影响力、真正的伤寒经方派中医)更是批评大陆中医,或中皮西骨、或失去中医经旨的南方温病派中医,其疗效尚不及台湾马路边上的小诊所,出国交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医在国际上的声誉。甚至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连古代名医李时珍、叶天士也被连累受骂。(其认为是李时珍发现了许多缺乏疗效的草药,叶天士开创了一个中医温病学派,导致当今大陆中医温良恭谨让的南方温病派盛行)其实这又和李时珍、叶天士、中医温病派何干,此全在于失去中医灵魂、不知或不懂‘发皇古义’乃是‘融会新知、独辟蹊径’的充分条件,拿实用主义西医思维代替中医理论、中医经典内容惹的祸。不明真正的中医温病派原本就是伤寒经方派的发展,李时珍、叶天士、中医温病派被责岂非冤枉!
6、真正‘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独辟蹊径’行之有效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好方法,常常需要到国外去兜一个圈子方能在国内立足,除了几个权威名家以外,(因发皇古义常常很难通过西式判定体系)纵然能昙花一现也常常好景不长,何况更多的胎死腹中。
7、世界卫生组织再三声明:“要求发挥传统中医整体治疗慢性病、上工治未病的系统性治疗特色,而不是让中医成为卖药的,沦为西医的帮佣。”正因为如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医《伤寒》经方流派在国内主流中医体系中日趋萎缩,北京、上海国内两个最大的中成药市场上,原本就有的诸多《伤寒论》名方成药逐渐失去踪影,代之以更多铺天盖地专治××病(西医思维)中成药的同时,日本、韩国却将《伤寒论》多种方剂做成方便冲剂大量推向海外市场,取得了极大经济效益,成为国际上最广泛最普遍的东医、韩医产品;诸多中医主流体系的科研成果推出国门,纷纷败北,主流业界惊呼:“占领国际中医药市场何其难!”时,
一个不甚入流的中药保健品‘大道八宝’,因为忠于传统中医系统整体思想,取得了欧盟和美国FDA的通行证。

面对如此局面,大量中医和中西医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纷纷上书呼吁改革现行中医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必须站在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传统中医经典文化在中医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相当多的中医管理层官员却依然还被蒙在鼓里,至今还在夜郎自大地陶醉于所谓的高科技中医成果,面对一败涂地的中医药国际市场,反而阿Q地认为:“是老外无知,不懂中医,不识国内中医的科技宝贝。”

五、‘发皇古义’乃是‘融会新知、独辟蹊径’充分条件
如此种种,全在于忽略了“‘发皇古义’乃是‘融会新知、独辟蹊径’的充分条件”,离开了发皇古义,中医何去何从?!先贤有论:“取法乎上者、始得其中,取法乎中者、始得其下,只研疗疾小术,不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难窥医学堂奥。”有道是‘大树遇风是一个催化繁茂的好机会,弱草遇风不堪设想。’一个读经从师具有发皇古义之中坚功力,真正学懂弄通中医者,融会新知方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而独辟蹊径。古代孙思邈学过吠陀医学,并未变成印度医生,乃是卓越中医大家;当代全国名老中医,绝对没有学过西医者恐怕是个零数,因为胸中具有发皇古义之中坚,何惧异化?其中不少名家,先学中医有成,后又毕业于西医院校,融会新知不但未被异化,而且在中医学的卫道、创新-独辟蹊径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赖有他们,今天的中医学才得以继承和发展。此古代先贤有言:“彼致其知而后读,则必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王安石《答曾子固书》)。反之,倘若缺乏发皇古义之中坚功力,不能明吾道,弱不禁风,即使新知学富五车,由于不能融汇-不通,终无大用,时常‘他山之石用以毁玉’反成临症畏首裹足不前之累赘,甚至异化缴械走向否定中医之反面。试看天下否定中医者,又有几个没有中医经历,不以“老中医”自居,然最大区别者还是在于发皇古义之中坚如何?缺乏发皇古义中坚而“融会新知、独辟蹊径”,常常异化中医是其必然!

《黄帝内经》以论道开篇,以养性修真、求索至道为首务。张仲景自谓“夙尚方术”古义,今之后辈中医何以轻视‘发皇古义’?清·吴仪洛《成方切用》言:“近代时医,相率以方授业,而求经纶者无之,舍奥旨而务粗迹,安望其术神良乎?”看来此风见涨由来已久,并非时下特产,今次此番重提本是‘老调重谈’并无许多新意,只望警钟重鸣多少还有一些振聋发聩之功,对于中医后来多少还有一些警示!!

六、‘发皇古义’老调重谈与经学文化
对于此番‘老调重谈’,也许否定中医者或大量深受西式判定体系影响的学者教授们大都会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某些‘有学问’的学者还会轻蔑地认为此番‘老调重谈’只是当年(明清之际)“西学中源”(传统经学对西学东渐的消极反应)翻版而已,是1895年严复作《救亡决论》中批评的:学者们为了扬己抑人,于是夸张博雅,将物理学、化学、电学等等,全都被说成是源于中国,中国古已有之。“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如星气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机器创于班墨……气学出于亢仓……电学源于关尹……。”乃是望文生义、借题发挥、无中生有、杜撰揣测之学。

然而我们在批评那些‘清谈误国’言论的同时,是否更应该用历史辨证唯物主义观看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本就是一种经学文化,一般地说,经书上说的,就是真理;近代以前的中世纪文化,也只有经书上说的,才是真理,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人们的信任。儒家如此,佛教、道教如此,中医也如此。学者们的工作,主要是阐释经书、或者把经书的教导变成现实的行动。

经书所说,无论如何正确,它毕竟是历史的过去,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有些高瞻远瞩虽然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也大多只是对宏观整体上的哲学先见之明。要把经书的一些内容说成是“放之四海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宋·程颐语),并且使之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环境,就必须加以重新解释。从这一角度看,经学乃是对经书进行重新解释的学问。

既然经学的目的是使过去的经文适用于当前的现实,他就不能过分忠实于经文本意,于是或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或无中生有、或杜撰揣测是其必然。自然,古代经学忠实原义的内容仍然很多,,这些内容至今仍然是我们理解经书的基础,但这常常只是古代学者的出发点,而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可以代表各个时代思想面貌的,主要是那种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的解释。这样的解释虽然有时显然违背经书的原意,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赖有这种借题发挥和无中生有的注释,才有古代思想的不断发展;而古代的思想发展也几乎只有借助这种释经方法才有可能;这样的释经方式方法,既是经书教条和现实矛盾的产物,也是古人运用新的认识发现、新的实践内容去充实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合理方式。

于是尽管历代学者相互批评、百家斗艳,都说对方不是经文本义,考察他们的经注学说,确有诸多不同,然而他们的说经方法却没有根本区别。只是由于时势有别、认识不同,而借题发挥出来的内容也就各异。由此客观上有大量新知在围绕着经文古义而发皇,发皇古义事实上已成为融会新知的最佳途径。常常出现对待同一问题或疾病,可以围绕着同一经文或不同经文,从不同角度百家争鸣、求同存异、融容与共的局面,(唯一的鉴定标准实际并不是经文,而是实践的结果。)此所谓“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因为他们都要解决现实问题,面临着同样的矛盾,也就不得不用同样的方式。这是一个不传的传统,不是谁向谁学,都知必须如此去做,比师徒相授更牢固,不会失传。由此使经学文化成为传统文化恒久不衰的中流砥柱,不仅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而且伴随着历史脚步、深厚的文化沉淀和科技发展与时俱进,才有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悠久传统文化。(见李申《儒学与儒教》)

七、从于丹在《百家讲台》讲《论语》谈起
近来于丹在电视《百家讲台》讲《论语》,因为能结合现代社会的诸多现象(融会新知),对《论语》进行发皇,所以受到追捧,着实火了一把。却不料引来了网上和媒体不少“经学高手”的批评和非议。于丹本人的经学修为如何,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暂且不论,仅就‘融会新知、发皇古义’之目的,为何不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偏要‘学术考古’唯一标准,设诸多戒律不得逾越。虽然经学卫道士们严谨的学术令人敬佩,但在批评他人‘离经叛道’的同时,是否想过:苦守戒律之目的还不就是为了早日到达彼岸吗?所不同者,一是探索新路,一是印证前人的脚步,然都是前途未卜,从未有人真正走完的路程。再想一想:倘若经学文化缺乏争鸣,只是一种一目了然的‘古董封存’,还有必要有‘经学卫道士’之存在吗?同理中医也是对此。

八、传承性和包容性对于中医事业重要性
中医理论从《内经》形成到《伤寒》问世,从金元四大家争鸣到明代温补学派、清代温病诸子崛起,乃至上世纪初的中西汇通派等诸多学说、流派又有哪一家、哪一门不是围绕着传统经学文化展开的?一部中医文化的发展史本就是一部中医经典的诠释史,离开了对于中医经典与时俱进地用实践中的新知不断更新诠释,中医事业恐怕早已不能生存,谈何继承发展?

也正因为这一经学文化的包容性,才能使大量不断来自于民间的中医方法、技术、药物(草药)(具有草根性的新知),通过对经文的不断重新诠释,从而被中医理论、中医事业不断吸纳、梳理、归类、得以传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才有了今天中医各学派、流派百家争鸣,中医方法、技术浩如烟海的局面。相反离开了经学文化的包容性,一方面大量来自民间的中医方法、技术、药物(草药)和现代科技发展的新知,由于无法被接纳,常被拒之门外,终成‘江湖游魂’;另一方面中华医道由于失去了其赖以不断营养的草根性滋润和时代科技新知的充实,经学将成为咬文嚼字、胶柱鼓瑟的‘古董封藏’。

九、传承性、包容性是中医走肯定之肯定道路保证
同理,又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大体上是以经学文化为中流砥柱,与时俱进不断融会新知的经学诠释文化,这就客观上保证了中华文化、中华医道都在走具有东方特色的肯定之肯定道路(区别于西方自然科学否定之否定道路)。当今哲学界有人指出:“历史主义科学革命论适用于西方科学;尊古释经的文化传承性、包容性适用于东方文化。”在传承中运用,在传承中包容,本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华医道走肯定之肯定道路的根本方法。前文论及,其海纳百川之包容性,可以容纳下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流派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思辩主义的好处,一旦贯彻可以按原有结论概括无限事实,可以容纳后世各种辩证理论和实践。”一旦发现事实与之不相符合时,它可以制造系统的周边缓冲地带,构造新的缓冲理论。例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桓(脾胃派)提出‘甘温治大热’虚证发热可以用补气方法退热,与原来《内经》《伤寒》热者凉之不符,结果演变发展了一个阴火理论缓冲之;清代王清任背刑场尸体解剖证实,中医人体的五脏六腑与实际看到不符,写著名《医林改错》希图纠正传统中医理论,结果后世保留了他几个行之有效的活血化瘀方,创造了一个活血化瘀的中医络病学将之容于传统中医。……明眼人都应该看到:今天中华医道的博大精深,学说方法技术的浩如烟海,大概于此尊古释经的文化传承性、包容性不无关系,或者干脆就是中华医道走肯定之肯定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它使中华文明中的自然、生命、道德(社会之道)融会贯通,让哲学、自然科学和实践方法携手前进!

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比师徒传承更重要
面上有部分中医认为:当前中医人才的青黄不接,中医事业的生死存亡局面,关键在于现行的中医教育制度,由于离开了原来的师徒传承制,中医绝技失传而使今天的中医大失水准。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为靠自己。”正因为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入门之初学‘术’,(术具有民间草根性、密传性)有没有师傅领门确实大不一样,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但要成为一名有作为的中医,仅靠师门的一家之术是远远不够的,倘若仅靠师门绝技单传,何来古义发皇?何来蹊径独辟?还得博采众方(学习百家),融会新知(与时俱进),只有在此两者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意义上将古义发皇、蹊径独辟,即用经典传统之‘理’去整理疏导百家之‘术’,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系统控制模型之‘法’,并借此独辟为‘术’(新知),再去解释经典、发皇古义,再建立新的蹊径,如此循环滚动,蹊径成了康庄大道,发皇成了古义,后辈再来发皇,由此中医人才自然后继有人,中医事业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中医经学文化本就是如此循环发展的。

回眸历代中医名家也就是这样过来的,以上述中西汇通派名家高手,唐宗海、朱沛文、陆仕谔、恽铁憔、张锡纯、祝味菊、陆渊雷、章次公、秦伯未、等为例,哪一个是仅靠师门绝技而成功的,哪一个不是博采众方(学习百家)融会新知(与时俱进)发皇古义(对中医经典重新解释)而成功的,其中相当一部分高手,根本就是中年后半途学医、自学成才,根本没有师傅,照样成为一代宗师,靠的并非师门绝技,全凭传统经学文化研究功力之发皇和大量实践之真知(秀才学医,笼中捉鸡;不为良相,宁为良医。)。是他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真正的中医生死存亡之际,用外来西医新知对中医经典古义进行发皇(不是推倒重来),不仅顶住了国民政府取消中医之逆流,而且开创了一个中医发展的新模式、新时期。结果让蹊径成了康庄大道!

十一、西学和中学、西医和中医之比较
当今有人把西学和中学、西医和中医进行比较,并将之提炼概括为简单的两句话“科学(西学)研究‘是什么’(定性定量),‘必须怎么’(客观规律-结构之规定性);传统(中学)研究‘大概什么’(系统思想),‘应该怎么’(模糊控制-混沌之规定性);西学的优势在于‘是什么’,中学的优势在于‘应该怎么’。”因为每一次‘是什么’(白箱)的新发现使西学的革命性、排他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定性定量研究有利于复制创造的规模生产效益,正在使‘必须怎么’沦陷于局部、机械、迷茫,为下一轮‘是什么’(否定之否定)创造条件;而因为‘大概什么’(黑箱-混沌性质)的不确定性,迫使中学不得不用传承性、包容性来弥补,哲学上的远见性让‘应该怎么’更整体、灵活、思辨,更接近研究复杂事物运动的复杂性思维(肯定之肯定),于是个性化的辨证施治在所难免。

十二、警惕几种偏离‘发皇古义’的错误倾向
发展是硬道理,革命性和传承性、排他性和包容性本是相互相成的辨证互补关系,《道德经》言:“反者道之动,道者反之动。”为了道之动-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党和政府大力提倡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的今天:

1、我们在运用革命性批评那些盲目尊经复古、教条主义地机械套搬经方条文、泥古不化,眼中只有‘戒律’‘经旨’,不思与时俱进、融会新知,将中医变成了‘古董封藏’的老顽固同时(对此古人早有批评:“上士度势、下士算命。”“五运六气视其岁而为药石,虽仲景犹病之也”。“欲以有限之年辰,概无穷之天道,隐微幽显,诚非易见。”“师古而不泥古”“重意而不拘于法”“师其法而不囿于方”“取其大者,略其烦碎,弃其纰缪,而时时体验于人事是善读书者耳。”……);

2、我们更应注重运用传承性来继承和发掘那些伴随着经学文化的历史脚步,给我们带来的大量深厚的文化沉淀和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科技发展(博采众方、融会新知),‘自古中医出经典’中医经典本是中华医道的中流砥柱,夯实中医基础之必须,好比学习书法艺术必须经过大量临摹,离开了它谈何继承发展?今天妄谈‘走出经学模式’未免有些太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中医经典之继承和发扬(发皇古义),中医走向何方?

3、值得提请注意的是:还是由于忽视了经学文化的传承性和包容性,不懂得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结果将‘是什么’代替‘大概什么’、‘必须怎么’代替‘应该怎么’,创造性地用今天的部分已知和对经学文化的一知半解曲解强奸经典本意,已成为今天影响中医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大拦路虎。为了局部的需要,或者为了某种利益,而不惜错解强奸古人的典型例子,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其造成的社会危害,老一辈大概仍然记忆犹新,谈之无不愤忿。然而人们对于今天大为流行的用西医知识扭曲强奸中医理论中医经典的伪中医(例见上和其它各文),却早已司空见惯,大多麻木不仁。在有关部门的推波助澜下,有的甚至正在代替经典内容作为统一的教育课材、必须的中医准则教育后来,中医经典、经学文化的传承性、包容性正在逐渐丧失,忽略发皇古义而融会新知,虽美其名曰:‘中西结合’,但老中医们仍大声疾呼:“中医生死存亡!”其对今天中医事业健康发展之危害是中医业内和了解中医者人神共愤的事实,但却由于某种局部利益驱使在现实社会中大行其道。

4、更令人气愤的是,某些占着学者、教授位子却根本不懂中医经典理论包容性的‘大众教育者’,‘谬论千遍以为真理’按此不效,不思此本是杵逆经学传承性、包容性,用行政手段强奸经学文化海纳百川、与时俱进本意之产物,反质中医无效,中医经典理论过时,进而否定中医。其实正因为按此一统天下,那么离实际上的经学古义更远。“封建”划一,古义如何发皇?众方如何博采?新知如何融会?独辟蹊径更是大逆不道!历史上我国宋代就做过这样的傻事,宋徽宗(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艺术才华,政治上却昏庸无能的皇帝)规定全国中医必须经过国家五运六气考试,国家修订药典《太平惠民和局方剂》,医生必须按照药典用药否则将处罚款、打板子、关大狱等处罚,结果使中医窒息,后世金元四大流派的兴起无一不是为反对《太平惠民和局方剂》学术垄断揭竿而起。如果统一至今何来后世中医,前车之鉴足以发人深省!今天某些学者、教授、中医领导用“新知”划一古义的所作所为,倘若让当初倡导“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独辟蹊径。”的前辈中医地下有知,岂不汗颜,岂能不骂子孙不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