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伤寒》献丹心 ---读《陈瑞春论伤寒》、《伤寒实践论》有感
2008-05-15 11:50 2楼
弘扬《伤寒》献丹心 ---读《陈瑞春论伤寒》、《伤寒实践论》有感
2003年11月22日 中国中医药报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伤寒实践论》与前一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陈瑞春论伤寒》(增订本),是陈瑞春教授多年心血的结晶,捧读之余颇有所感,愿与同道交流。
陈教授在其《陈瑞春论伤寒》一书中以“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概括他的治学之路,这条路为什么仍然值得当代的中医后学去师法?笔者以为还有略加阐述的必要。首先,为什么要学《伤寒论》?为什么要把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奉为“经典”?在求新、求变、求发展的滚滚现代化潮流中,中医为什么总是“向后看”?这不是抱残守缺、自我封闭吗?陈教授这条“皓首穷经”的路仍值得追寻吗?笔者看来,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中医学之所以仍有一席之地,关键在于中医学对生命、人体、健康、疾病、治疗、养生都有一套独特的、不同于西医学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独特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运用在生命科学上,总结出《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给出了中医学的科学规范:“生之本本于阴阳”这一理论信念,“天人相应”这一整体方法论,人及“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的“器”这一认识对象。以这一规范(由理论信念———科学方法———科学对象组成的科学“基因”)为工具展开了对健康与疾病的探求和干预,历经两千多年的应用,发展出众多的医疗方法与技术,使中医学术体系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这一规范至今未能被历代中医超越,也至今未能被现代科学替代,所以至今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
《伤寒论》就是应用这一规范而施之于临床的典范。它为中医同道(即库恩所说的“科学群体”)提供了基本的范例。如果将《黄帝内经》的规范比作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伤寒论》就是据“公理”推出的“定理”系统。今日的中医必须学习《黄帝内经》就像今日学习平面几何的学生必须学习欧几里德公理系统一样,尽管他的《几何原本》与《黄帝内经》同样古老。《伤寒论》作为一套范例系统构筑了从医学原理到临床实践之间的桥梁,所以也就成为中医师必读之范本。这一道理对中医队伍以外的人士说来总觉得费解,例如《读书》杂志2003年8月号刊载李建民先生“禁方书圣人与正典”一文即谓:“直到现在,中医走向现代化与科学化的同时,仍然不断强调阅读‘四大经典’与‘八大经典’,可以说是去今复古,别立新宗。然而,现代中医为何必须依赖公元三世纪左右成形的几部典藉?这其中所反映的知识形态与文化心态,值得进一步地深思。”笔者以为,只要明了中医学与西医学分别植根于截然不同的文化或知识形态,二者的科学规范是截然相反的,就能够理解中医对“溯本穷源”的强调。因为“溯本穷源”的本质就是对科学规范的认同和对科学范例的学习。然而溯本穷源的道理对于当代中医队伍内部是否就了无疑义了呢?事实并非如此。据说某些中医学院已将《伤寒论》列为选修课,《伤寒论》的教学时数也一减再减。回顾历史,自宋代以来伤寒学一直是中医体系内的显学,历代注家与著述以数百计,一个没有学习过《伤寒论》的中医往往被同道讥为“学无根柢”。而今天一个中医学院的本科生居然不“必”修《伤寒论》,岂非咄咄怪事!或许某些主事者觉得现代中医不必植根于古代的经典理论及方法?或许以为“中医现代化”就应该根柢于“现代”?或许以为现代中医在科学规范与方法上也应“与国际接轨”?而笔者却以为不认同传统规范、不会应用传统范例的中医已是“异化”了的中医,当代中医学术的畸变与衰微即肇源于此!因此,从学术根柢上来看陈瑞春教授的“读伤寒”,就决不仅仅是流派与家学或师承的问题,而是中医是否真正姓“中”的大问题。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陈瑞春教授树立了渊源轩岐、师法仲景这样一种楷模,值得中医后学遵循。只有坚持这一条道路中医学才能正本清源,才能保存中医学的科学“基因”———科学规范世代相传,才能真正保持并发扬中医学的特色。从这一意义上才能充分认识陈瑞春教授皓首穷经“读伤寒”的典范意义。
再谈“用伤寒”。《伤寒论》的历史地位就在于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发展出一套临床实用的六经辨证体系和方药系统,它是临床实用的“医方之祖”。诚如仲景自己评价的“虽不能尽愈百病,庶可以见病知源”,历代医家运用这一体系解决了无数的临床问题。可以设想,20世纪20~30年代,璜胺药(1935年发明)、青霉素(1940年发明)问世之前,西医师面对确诊的肺炎患者束手无策的窘状。但是今日仍用以治疗肺炎的麻杏石甘汤,却早在公元初就被仲景收入《伤寒论》中,历代中医不知用以治愈过多少肺炎病人,这样辉煌的历史不值得每一个中医骄傲吗!前人用伤寒法与伤寒方于临证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根于一点,就是柯琴说的“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上寻枝节”。陈瑞春教授两书所论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圆机活法,而且在现代医学病名诊断的映衬下,更突显出辨证论治的活力与优越性。如小柴胡一方的运用就真可谓得心应手,令人有“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之感!此中深趣读者自可潜心体会。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辨证论治的方法缺乏“确定性”,他们总羡慕东邻的“方证对应”和“方病对应”。如对于小柴胡汤,诸如“少阳经”、“半表半里”、“与厥阴相表里”、“火气治之”等等都是多余的,惟有七味药是真实的。与此对应,就只有胸胁苦满等几个症状和“腹证”是真实的。这样还嫌不够,还要落实到“小柴胡汤治肝炎”才实现了“现代化”。于是,用固定的小柴胡汤制剂治疗肝炎,疗程长达一年半到两年。1994年前后在日本竟出现了上百万肝炎患者服用小柴胡冲剂的“盛况”。但是好景不长,至1996年发现有88名慢性肝炎患者服用小柴胡汤制剂出现“副作用”,其中10人因间质性肺炎死亡。于是小柴胡汤又备受垢病,中药的毒副作用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小柴胡汤在陈瑞春教授手下与在东邻的不同用法与不同遭遇警示我们:什么才是中医学的精髓,什么才是《伤寒论》的灵魂。笔者以为,牢记“少阳证”、“和解法”、“少阳与厥阴相表里”、“少阳之上火气治之”,牢记“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小柴胡汤主之,不瘥者,小建中汤主之”才是真正的《伤寒》“家法”。中国的中医大可不必去追求“小柴胡冲剂治肝炎”这样僵化的、“去中医化”的“现代化”。从这一意义上说,陈瑞春教授的“用伤寒”启示我们的也不仅是一方一证的心得,而更重要的是治病必求其本———只在六经上求根本的伤寒学的本质与灵魂。
至于 “写伤寒”,前辈注家数以百计,赣水之滨代有名贤。江西的伤寒家当以喻昌为最著名。喻嘉言继方有执之后以六经分证重新编次《伤寒论》条文,对《伤寒论》的分类研究贡献卓著,影响所及,《伤寒》学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在江西中医队伍中占据学术优势。笔者师辈中姚荷生、杨志一、万友生、傅再希诸先生都是“《伤寒》烂熟于胸中”的。姚荷生先生授课时,常提及其师谢谢双湖先生慨然以“半部《伤寒》治百病”的佳话。20世纪30年代任教于江西中医专门学校的廖幼民先生著有《伤寒论新诠》一书,万友生先生所著《伤寒论讲义》、《伤寒知要》以及“寒温统一论”学说都在全国中医界产生深远影响。陈瑞春先生两书可谓江西伤寒学最新硕果。对比廖幼民先生、万友生先生、陈瑞春先生三代江西伤寒学家的著述,我们就能感觉到江西学人与时俱进的步伐。
有人问中医总是强调继承,为什么不思创新呢?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蒲辅周先生为代表的中医同道治疗“乙脑”取得卓效是创新,当代的中医如能在攻克“非典”上确立疗效就更是创新。中医的创新只能在中医学术之内求之,不可能从中医学术之外求之,正因为如此才更要提倡像陈瑞春教授那样“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然而环视海内,中医后学中能如陈先生这样笃学勉行者有几!当环境影响,甚至逼迫中医的硕士、博士们去建指标、造模型、整数据、搞对比,不问“先师”问“小鼠”的时侯,当背英语比背《伤寒论》“有用”得多的时候,我们还能期待真正的中医创新吗?如果在“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的路上“后不见来者”,岂不令人怆然涕下!幸而,陈瑞春教授告诉笔者一个好消息:他的《陈瑞春论伤寒》已经两次再版重印,这使笔者悲观的情绪为之一振!衷心期望陈先生的两部著作能在青年中医中播下传统规范的科学种子,使中医之树常青,使中医之林常盛!(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匡萃璋)
2003年11月22日 中国中医药报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伤寒实践论》与前一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陈瑞春论伤寒》(增订本),是陈瑞春教授多年心血的结晶,捧读之余颇有所感,愿与同道交流。
陈教授在其《陈瑞春论伤寒》一书中以“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概括他的治学之路,这条路为什么仍然值得当代的中医后学去师法?笔者以为还有略加阐述的必要。首先,为什么要学《伤寒论》?为什么要把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奉为“经典”?在求新、求变、求发展的滚滚现代化潮流中,中医为什么总是“向后看”?这不是抱残守缺、自我封闭吗?陈教授这条“皓首穷经”的路仍值得追寻吗?笔者看来,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中医学之所以仍有一席之地,关键在于中医学对生命、人体、健康、疾病、治疗、养生都有一套独特的、不同于西医学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独特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运用在生命科学上,总结出《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给出了中医学的科学规范:“生之本本于阴阳”这一理论信念,“天人相应”这一整体方法论,人及“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的“器”这一认识对象。以这一规范(由理论信念———科学方法———科学对象组成的科学“基因”)为工具展开了对健康与疾病的探求和干预,历经两千多年的应用,发展出众多的医疗方法与技术,使中医学术体系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这一规范至今未能被历代中医超越,也至今未能被现代科学替代,所以至今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
《伤寒论》就是应用这一规范而施之于临床的典范。它为中医同道(即库恩所说的“科学群体”)提供了基本的范例。如果将《黄帝内经》的规范比作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伤寒论》就是据“公理”推出的“定理”系统。今日的中医必须学习《黄帝内经》就像今日学习平面几何的学生必须学习欧几里德公理系统一样,尽管他的《几何原本》与《黄帝内经》同样古老。《伤寒论》作为一套范例系统构筑了从医学原理到临床实践之间的桥梁,所以也就成为中医师必读之范本。这一道理对中医队伍以外的人士说来总觉得费解,例如《读书》杂志2003年8月号刊载李建民先生“禁方书圣人与正典”一文即谓:“直到现在,中医走向现代化与科学化的同时,仍然不断强调阅读‘四大经典’与‘八大经典’,可以说是去今复古,别立新宗。然而,现代中医为何必须依赖公元三世纪左右成形的几部典藉?这其中所反映的知识形态与文化心态,值得进一步地深思。”笔者以为,只要明了中医学与西医学分别植根于截然不同的文化或知识形态,二者的科学规范是截然相反的,就能够理解中医对“溯本穷源”的强调。因为“溯本穷源”的本质就是对科学规范的认同和对科学范例的学习。然而溯本穷源的道理对于当代中医队伍内部是否就了无疑义了呢?事实并非如此。据说某些中医学院已将《伤寒论》列为选修课,《伤寒论》的教学时数也一减再减。回顾历史,自宋代以来伤寒学一直是中医体系内的显学,历代注家与著述以数百计,一个没有学习过《伤寒论》的中医往往被同道讥为“学无根柢”。而今天一个中医学院的本科生居然不“必”修《伤寒论》,岂非咄咄怪事!或许某些主事者觉得现代中医不必植根于古代的经典理论及方法?或许以为“中医现代化”就应该根柢于“现代”?或许以为现代中医在科学规范与方法上也应“与国际接轨”?而笔者却以为不认同传统规范、不会应用传统范例的中医已是“异化”了的中医,当代中医学术的畸变与衰微即肇源于此!因此,从学术根柢上来看陈瑞春教授的“读伤寒”,就决不仅仅是流派与家学或师承的问题,而是中医是否真正姓“中”的大问题。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陈瑞春教授树立了渊源轩岐、师法仲景这样一种楷模,值得中医后学遵循。只有坚持这一条道路中医学才能正本清源,才能保存中医学的科学“基因”———科学规范世代相传,才能真正保持并发扬中医学的特色。从这一意义上才能充分认识陈瑞春教授皓首穷经“读伤寒”的典范意义。
再谈“用伤寒”。《伤寒论》的历史地位就在于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发展出一套临床实用的六经辨证体系和方药系统,它是临床实用的“医方之祖”。诚如仲景自己评价的“虽不能尽愈百病,庶可以见病知源”,历代医家运用这一体系解决了无数的临床问题。可以设想,20世纪20~30年代,璜胺药(1935年发明)、青霉素(1940年发明)问世之前,西医师面对确诊的肺炎患者束手无策的窘状。但是今日仍用以治疗肺炎的麻杏石甘汤,却早在公元初就被仲景收入《伤寒论》中,历代中医不知用以治愈过多少肺炎病人,这样辉煌的历史不值得每一个中医骄傲吗!前人用伤寒法与伤寒方于临证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根于一点,就是柯琴说的“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上寻枝节”。陈瑞春教授两书所论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圆机活法,而且在现代医学病名诊断的映衬下,更突显出辨证论治的活力与优越性。如小柴胡一方的运用就真可谓得心应手,令人有“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之感!此中深趣读者自可潜心体会。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辨证论治的方法缺乏“确定性”,他们总羡慕东邻的“方证对应”和“方病对应”。如对于小柴胡汤,诸如“少阳经”、“半表半里”、“与厥阴相表里”、“火气治之”等等都是多余的,惟有七味药是真实的。与此对应,就只有胸胁苦满等几个症状和“腹证”是真实的。这样还嫌不够,还要落实到“小柴胡汤治肝炎”才实现了“现代化”。于是,用固定的小柴胡汤制剂治疗肝炎,疗程长达一年半到两年。1994年前后在日本竟出现了上百万肝炎患者服用小柴胡冲剂的“盛况”。但是好景不长,至1996年发现有88名慢性肝炎患者服用小柴胡汤制剂出现“副作用”,其中10人因间质性肺炎死亡。于是小柴胡汤又备受垢病,中药的毒副作用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小柴胡汤在陈瑞春教授手下与在东邻的不同用法与不同遭遇警示我们:什么才是中医学的精髓,什么才是《伤寒论》的灵魂。笔者以为,牢记“少阳证”、“和解法”、“少阳与厥阴相表里”、“少阳之上火气治之”,牢记“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小柴胡汤主之,不瘥者,小建中汤主之”才是真正的《伤寒》“家法”。中国的中医大可不必去追求“小柴胡冲剂治肝炎”这样僵化的、“去中医化”的“现代化”。从这一意义上说,陈瑞春教授的“用伤寒”启示我们的也不仅是一方一证的心得,而更重要的是治病必求其本———只在六经上求根本的伤寒学的本质与灵魂。
至于 “写伤寒”,前辈注家数以百计,赣水之滨代有名贤。江西的伤寒家当以喻昌为最著名。喻嘉言继方有执之后以六经分证重新编次《伤寒论》条文,对《伤寒论》的分类研究贡献卓著,影响所及,《伤寒》学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在江西中医队伍中占据学术优势。笔者师辈中姚荷生、杨志一、万友生、傅再希诸先生都是“《伤寒》烂熟于胸中”的。姚荷生先生授课时,常提及其师谢谢双湖先生慨然以“半部《伤寒》治百病”的佳话。20世纪30年代任教于江西中医专门学校的廖幼民先生著有《伤寒论新诠》一书,万友生先生所著《伤寒论讲义》、《伤寒知要》以及“寒温统一论”学说都在全国中医界产生深远影响。陈瑞春先生两书可谓江西伤寒学最新硕果。对比廖幼民先生、万友生先生、陈瑞春先生三代江西伤寒学家的著述,我们就能感觉到江西学人与时俱进的步伐。
有人问中医总是强调继承,为什么不思创新呢?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蒲辅周先生为代表的中医同道治疗“乙脑”取得卓效是创新,当代的中医如能在攻克“非典”上确立疗效就更是创新。中医的创新只能在中医学术之内求之,不可能从中医学术之外求之,正因为如此才更要提倡像陈瑞春教授那样“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然而环视海内,中医后学中能如陈先生这样笃学勉行者有几!当环境影响,甚至逼迫中医的硕士、博士们去建指标、造模型、整数据、搞对比,不问“先师”问“小鼠”的时侯,当背英语比背《伤寒论》“有用”得多的时候,我们还能期待真正的中医创新吗?如果在“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的路上“后不见来者”,岂不令人怆然涕下!幸而,陈瑞春教授告诉笔者一个好消息:他的《陈瑞春论伤寒》已经两次再版重印,这使笔者悲观的情绪为之一振!衷心期望陈先生的两部著作能在青年中医中播下传统规范的科学种子,使中医之树常青,使中医之林常盛!(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匡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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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2日 中国中医药报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伤寒实践论》与前一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陈瑞春论伤寒》(增订本),是陈瑞春教授多年心血的结晶,捧读之余颇有所感,愿与同道交流。
陈教授在其《陈瑞春论伤寒》一书中以“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概括他的治学之路,这条路为什么仍然值得当代的中医后学去师法?笔者以为还有略加阐述的必要。首先,为什么要学《伤寒论》?为什么要把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奉为“经典”?在求新、求变、求发展的滚滚现代化潮流中,中医为什么总是“向后看”?这不是抱残守缺、自我封闭吗?陈教授这条“皓首穷经”的路仍值得追寻吗?笔者看来,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中医学之所以仍有一席之地,关键在于中医学对生命、人体、健康、疾病、治疗、养生都有一套独特的、不同于西医学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独特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运用在生命科学上,总结出《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给出了中医学的科学规范:“生之本本于阴阳”这一理论信念,“天人相应”这一整体方法论,人及“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的“器”这一认识对象。以这一规范(由理论信念———科学方法———科学对象组成的科学“基因”)为工具展开了对健康与疾病的探求和干预,历经两千多年的应用,发展出众多的医疗方法与技术,使中医学术体系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这一规范至今未能被历代中医超越,也至今未能被现代科学替代,所以至今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
《伤寒论》就是应用这一规范而施之于临床的典范。它为中医同道(即库恩所说的“科学群体”)提供了基本的范例。如果将《黄帝内经》的规范比作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伤寒论》就是据“公理”推出的“定理”系统。今日的中医必须学习《黄帝内经》就像今日学习平面几何的学生必须学习欧几里德公理系统一样,尽管他的《几何原本》与《黄帝内经》同样古老。《伤寒论》作为一套范例系统构筑了从医学原理到临床实践之间的桥梁,所以也就成为中医师必读之范本。这一道理对中医队伍以外的人士说来总觉得费解,例如《读书》杂志2003年8月号刊载李建民先生“禁方书圣人与正典”一文即谓:“直到现在,中医走向现代化与科学化的同时,仍然不断强调阅读‘四大经典’与‘八大经典’,可以说是去今复古,别立新宗。然而,现代中医为何必须依赖公元三世纪左右成形的几部典藉?这其中所反映的知识形态与文化心态,值得进一步地深思。”笔者以为,只要明了中医学与西医学分别植根于截然不同的文化或知识形态,二者的科学规范是截然相反的,就能够理解中医对“溯本穷源”的强调。因为“溯本穷源”的本质就是对科学规范的认同和对科学范例的学习。然而溯本穷源的道理对于当代中医队伍内部是否就了无疑义了呢?事实并非如此。据说某些中医学院已将《伤寒论》列为选修课,《伤寒论》的教学时数也一减再减。回顾历史,自宋代以来伤寒学一直是中医体系内的显学,历代注家与著述以数百计,一个没有学习过《伤寒论》的中医往往被同道讥为“学无根柢”。而今天一个中医学院的本科生居然不“必”修《伤寒论》,岂非咄咄怪事!或许某些主事者觉得现代中医不必植根于古代的经典理论及方法?或许以为“中医现代化”就应该根柢于“现代”?或许以为现代中医在科学规范与方法上也应“与国际接轨”?而笔者却以为不认同传统规范、不会应用传统范例的中医已是“异化”了的中医,当代中医学术的畸变与衰微即肇源于此!因此,从学术根柢上来看陈瑞春教授的“读伤寒”,就决不仅仅是流派与家学或师承的问题,而是中医是否真正姓“中”的大问题。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陈瑞春教授树立了渊源轩岐、师法仲景这样一种楷模,值得中医后学遵循。只有坚持这一条道路中医学才能正本清源,才能保存中医学的科学“基因”———科学规范世代相传,才能真正保持并发扬中医学的特色。从这一意义上才能充分认识陈瑞春教授皓首穷经“读伤寒”的典范意义。
再谈“用伤寒”。《伤寒论》的历史地位就在于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发展出一套临床实用的六经辨证体系和方药系统,它是临床实用的“医方之祖”。诚如仲景自己评价的“虽不能尽愈百病,庶可以见病知源”,历代医家运用这一体系解决了无数的临床问题。可以设想,20世纪20~30年代,璜胺药(1935年发明)、青霉素(1940年发明)问世之前,西医师面对确诊的肺炎患者束手无策的窘状。但是今日仍用以治疗肺炎的麻杏石甘汤,却早在公元初就被仲景收入《伤寒论》中,历代中医不知用以治愈过多少肺炎病人,这样辉煌的历史不值得每一个中医骄傲吗!前人用伤寒法与伤寒方于临证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根于一点,就是柯琴说的“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上寻枝节”。陈瑞春教授两书所论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圆机活法,而且在现代医学病名诊断的映衬下,更突显出辨证论治的活力与优越性。如小柴胡一方的运用就真可谓得心应手,令人有“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之感!此中深趣读者自可潜心体会。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辨证论治的方法缺乏“确定性”,他们总羡慕东邻的“方证对应”和“方病对应”。如对于小柴胡汤,诸如“少阳经”、“半表半里”、“与厥阴相表里”、“火气治之”等等都是多余的,惟有七味药是真实的。与此对应,就只有胸胁苦满等几个症状和“腹证”是真实的。这样还嫌不够,还要落实到“小柴胡汤治肝炎”才实现了“现代化”。于是,用固定的小柴胡汤制剂治疗肝炎,疗程长达一年半到两年。1994年前后在日本竟出现了上百万肝炎患者服用小柴胡冲剂的“盛况”。但是好景不长,至1996年发现有88名慢性肝炎患者服用小柴胡汤制剂出现“副作用”,其中10人因间质性肺炎死亡。于是小柴胡汤又备受垢病,中药的毒副作用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小柴胡汤在陈瑞春教授手下与在东邻的不同用法与不同遭遇警示我们:什么才是中医学的精髓,什么才是《伤寒论》的灵魂。笔者以为,牢记“少阳证”、“和解法”、“少阳与厥阴相表里”、“少阳之上火气治之”,牢记“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小柴胡汤主之,不瘥者,小建中汤主之”才是真正的《伤寒》“家法”。中国的中医大可不必去追求“小柴胡冲剂治肝炎”这样僵化的、“去中医化”的“现代化”。从这一意义上说,陈瑞春教授的“用伤寒”启示我们的也不仅是一方一证的心得,而更重要的是治病必求其本———只在六经上求根本的伤寒学的本质与灵魂。
至于 “写伤寒”,前辈注家数以百计,赣水之滨代有名贤。江西的伤寒家当以喻昌为最著名。喻嘉言继方有执之后以六经分证重新编次《伤寒论》条文,对《伤寒论》的分类研究贡献卓著,影响所及,《伤寒》学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在江西中医队伍中占据学术优势。笔者师辈中姚荷生、杨志一、万友生、傅再希诸先生都是“《伤寒》烂熟于胸中”的。姚荷生先生授课时,常提及其师谢谢双湖先生慨然以“半部《伤寒》治百病”的佳话。20世纪30年代任教于江西中医专门学校的廖幼民先生著有《伤寒论新诠》一书,万友生先生所著《伤寒论讲义》、《伤寒知要》以及“寒温统一论”学说都在全国中医界产生深远影响。陈瑞春先生两书可谓江西伤寒学最新硕果。对比廖幼民先生、万友生先生、陈瑞春先生三代江西伤寒学家的著述,我们就能感觉到江西学人与时俱进的步伐。
有人问中医总是强调继承,为什么不思创新呢?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蒲辅周先生为代表的中医同道治疗“乙脑”取得卓效是创新,当代的中医如能在攻克“非典”上确立疗效就更是创新。中医的创新只能在中医学术之内求之,不可能从中医学术之外求之,正因为如此才更要提倡像陈瑞春教授那样“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然而环视海内,中医后学中能如陈先生这样笃学勉行者有几!当环境影响,甚至逼迫中医的硕士、博士们去建指标、造模型、整数据、搞对比,不问“先师”问“小鼠”的时侯,当背英语比背《伤寒论》“有用”得多的时候,我们还能期待真正的中医创新吗?如果在“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的路上“后不见来者”,岂不令人怆然涕下!幸而,陈瑞春教授告诉笔者一个好消息:他的《陈瑞春论伤寒》已经两次再版重印,这使笔者悲观的情绪为之一振!衷心期望陈先生的两部著作能在青年中医中播下传统规范的科学种子,使中医之树常青,使中医之林常盛!(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匡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