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李可、刘力红学术思想的缺憾(转)

这是一个网友的帖子“今日上午李可老中医来我院查房,患者是一个49岁男性,为结肠癌术后2年,在外院已化疗9次,目前有双肺及全身多处骨转移。症见:气喘,活动后尤甚,畏寒,全身多处骨痛,服美施康定120mg q12h而不能止,纳眠差,大便粘滞不尽感,每日3-5次,小便调。舌淡,边有瘀斑,六脉沉细。李老认为其久病正气亏虚,寒邪内阻三阴,少阴肾气不藏,重在温暖脾肾,方如下:

北芪120 制川乌30 炙甘草60 黑大豆30 防风30 细辛45 红参30(另) 白术90 干姜90 生姜45 大枣20个 白芍45 蜂蜜150 茯苓90 制附片45 当归50 山萸肉90 肉桂10(后下)

上方加水3000ml,文火浓煎到300ml,分3次服,之后每日将细辛、附子加量10g,直到150g 为止。

洋洋洒洒18味药,让我真的见识了“中医大家”的风采,不过主任尚未发表意见是否原方照用,具体疗效请见续后报道……”

不知道李可老先生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开方子,在自家人生病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开方子,他这样开方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哗众取宠,是他的虚荣心在作怪。开这样的方子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估计在当今中医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开方子(对了还有一个,是李可老先生带出的那个傻徒弟刘力红博士),不管有没有效,都可以起到吸引大众眼球的目的。二、如果辨证思路没有错,可以起到明显的作用,因为用量大,药力自然猛,这是必然的。但是,李老先生忘记了他针对的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病,用如此猛药,即使获得暂时的疗效,甚至疗效显著,也必定给患者身体造成潜在的损害。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金庸在他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写的张无忌给常遇春疗伤的情景,由于张无忌初入医道,只知医病,不知活人,给常下的药量过重,胡青牛说他这个方子虽然有效,但是必定折常的寿命,果然常遇春年四十而暴亡。我们且不说这是个小说中的情节,也不论金庸先生对中医的感悟有多深,但是金庸先生一个小说家也晓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也晓得毒药用量过重必然伤人于无形的道理。为什么被喻为中医界奇人的李可老先生却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我看张仲景先生看到李老先生的方子也会羞的无地自容吧。

纵看中医 历史长河可谓名医辈出,人才济济,但是用药不至于离谱。李东垣先生处方用药不可谓用药不多,但是其只是所用的药味多,用量却是少之又少,许多佐使药用量只有数分。叶天士老先生可谓是用药轻灵的代表,无论是新病,还是痼疾,很少见其数十味之方,一剂数斤重之量,叶老用药的经验不丰富吗?叶老对药性的把握不大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些名医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人,治病首先要活人,而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近代名医蒲辅周先生在他的医疗经验集中写到,他到中年才明白李东垣、叶天士为什么用药那么轻,因为病人的身体本身就虚弱,脾胃运化功能受限,甚至不全,运化食物就有困难了,何况是药,用量太大不仅起不到治疗效果,反而加重了脾胃的负担,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治病要以顾护病人胃气为先,在此基础上用灵用巧,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中医,君不知是药三分毒乎?何况附子、川乌这些有毒之品。

说到用药量大者,名医也不乏其人,我认为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数傅青主、陈士铎两位。但是两位用药的量虽然大,但也不失灵巧,当大则大,当小则小,同一方中君药有的用至数量,佐使之药仅用数钱或数分。并且其用至数量的君药大多是性和、无毒、可以久服之品,如熟地、金银花、白术、山药、茯苓、人参等药。从不见在一方中无君臣之分,悉用至两。

笔者自认为对各家学说略知一二,但是象李可老先生这样用药的,可谓是绝无仅有的(对了,还有他那个傻徒弟刘力红博士)。李老先生这样喜用附子,应该属于温补派,但是温补派的代表张景岳老先生看到李可老先生的方子估计也会说后生可畏,“火神爷”郑寿全看到李老先生的方子估计也会激动的从棺材里跳出来。笔者读过郑老先生的《医法圆通》,也很佩服其善用温补,但是郑先生是当补则补,绝对不是人人都要用温补(有兴趣的可以读一下)。

我也很赞同在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很讨厌因为学术问题实施人身攻击。也因为陈修园先生对李东垣进行过人身攻击,好长时间不读陈老的书,虽然现在也读了一些,感觉陈修园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对中医有其独到的见解,为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很是不幸,今天我对刘力红博士进行了人身攻击,首先向你表示歉意,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表达方式。刘博士以一本《思考中医》在当今中医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吸引了无数眼球,使许多学子又燃起了对中医的兴趣,起到的这些作用是无可厚非的,虽然《思考中医》中错漏百出,自相矛盾。在这里我就不说这本书了,已经有许多专家对这本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有兴趣的可以翻翻三月份的中国中医药报,有个学者(我记不清名字了)对该书进行了指正,写的不错。在这里我只是想说说刘博士的临床水平。刘博士在中医理论方面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有过人之处,但是其临床水平在下就不敢恭维了。去年广州中医药大学举行了一次经方学习研讨班,邀请了刘博士,笔者也怀着激动的心情听了刘博士的讲座,说句实在话,听完后感觉一般。这无所谓,陈景润先生不也是一肚子学问讲不出来吗?那个时候刘博士刚刚跟李可老先生学习了几天,我感觉刘博士的最大收获应该是在李可那里学到了一个方子“潜阳丹”,在他的讲座上对李老先生可畏是推崇备至,简直当成了是圣人(从那里我知道了李可)。讲座以后,还请刘博士进行了会诊。看了四个病人,一个是门诊的心绞痛的患者,读了刘博士的《思考中医》,对刘的理论和刘本人推崇备置,因此听说刘来讲座就慕名而来,花了二百块的诊金讨到一个方子;一个是一附院的医生,慢性乙型肝炎,转氨酶时而升高;两个是一附院的住院病人(慢性肾功能衰竭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四个病人开了三个潜阳丹,糖尿病那个病人开的是真武汤。开的方子俨然李可老先生再现,每味药的用量都在30g以上,附子用到60g。开完方子以后,给我的感觉是刘博士已经迷失了自我,他的脑子里除了李可和潜阳丹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对了,在讲座上刘博士还说,在来的火车上他的研究生给一个乘客开了潜阳丹,真是一师之徒呀)。后来,病房里那两个病人都没有吃他的药,因为主任都不敢在他的方子上签字。那个心绞痛的患者吃完药当天就住进了一附院急诊科,因为突发晕厥、心脏骤停,在急诊住了将近一周,心率一度在30次左右徘徊,差点没有装起搏器。本院的那个医生倒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症状没有改善,转氨酶飚升,而不得不停止了服药。呜呼!刘博士呀,你太可爱了,你怎么咬住“潜阳丹”就不放嘴呢?你不知道肝脏体阴而用阳,肝病患者不可过用热药吗?你难道就没有读过王旭高先生对治疗肝病的论述吗?你没有学过一贯煎吗?不知道治肝以养肝阴、调肝阳为首要吗?附子用到45g,嗨!我们中医未来的泰斗……

我写了这么多并不是仅仅对李可、刘力红担心,而是为我们的广大中医学子担心,现在李、刘的学说已经被传为了一个神话,我不仅想起了几年前的《发现黄帝内经》和胡万林,那个事件给多少人带了希望,又给多少人带来了痛苦呀!今天又出了《思考中医》和李可,虽然二者不同,但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呀!《内经》中说:调和阴阳,以平为期。中医的精髓是在调和平上,而不是一味的蛮补。圣人张仲景说:渴欲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也许老师没有给你仔细讲过,也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但是其中却包函着中医理论的最高境界,渴欲饮水,表明了患者体内津液亏损,因为缺少了才有这个欲望,少少与饮之,讲的是治疗的方法,其欲饮则予其饮,但是要少少,不可过多,为什么呢?担心其疾病初愈,脾胃的运化功能欠佳,水停为饮。令胃气和则愈,这是讲的目的,这句话的重点在“和”上,这正是《内经》中调和阴阳,以平为期的具体体现。在临床上无论针对什么病人,用何种疗法,都应该依次为标准,为目的,为准绳。仲景治病用水尚且这样谨慎,何况是用附子、大黄等有毒之品。不知道李可老先生,对《伤寒论》的见地已经到达了大师级高度的刘力红博士,对仲圣的这句话如何理解?也不知道仲圣看到刘博士这个传人的方子有何感想。

笔者祖国医学的精髓是和,是调。过寒、过热、过攻、过补都不是祖国医学的真谛。我们在历史上吃这个亏已经不少了。以刘完素为代表的“寒凉派”的兴起是为了纠正局方的温燥之弊,张从正倡汗吐下三法是因为时医补法盛行,生灵含冤,薛己、张景岳等倡温补流弊无穷,叶天士才作《景岳发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希望后学末导覆辙,中医是神奇的,也是平淡的,神奇是因为其疗效,平淡是因为其方法。不要刻意去追求方子的奇特,不是谁的胆子越大、谁敢开附子就是好的医生,而是谁能在损害患者身体最小的情况下治愈疾病才是好医生。学好中医没有什么捷径,好好读书,好好临证,多思考,多总结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