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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难探讨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61
另外,内经里面的各种经络流注(包括时辰)、五运六气(包括节气)、月相变化等等,都不是随意约定的,一部分是通过天文观测和地理观察,将天体变化,天气变化和地理物候以及自身的感受,用天人感应观的思维方式分析总结疾病的发作和产生规律;一部分则需要靠”内证“(与外证相对应,现代科学的方法就是外证的方法)的方法去研究,经络腑腧中气的流转,药物的作用,病的发展规律都要靠内证研究,所以现代科学无法找到经络和气之类的东西。只是中国古人写作都不注重这个推导过程,只喜欢将结论写下来(大概是因为竹简不便,文言简略去粗存精的缘故),以成为经典流传。

下面有个资料是关于内经中的天文学的,里面有许多图来说明。可以从中找到”南面而立“的一些相关信息,也能窥视一些内经文字的背后的东西。
http://www.docin.com/p-230209028.html
 
#62
中医本身就不是科学,用不着去贴金;科学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唯一正确方式,因此某个东西不是科学,不代表着它是错误的(这里指的是结果,而不是指手段、解释方法)。你自己去看看”科学“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来回答:孙子兵法是科学吗?中国画、书法、太极拳都是科学吗?
哈哈哈哈!先生终于暴露出了反中医科学的观点。目前网络上有不少人,打着支持中医的幌子,干着搅乱中医而否定中医的行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明科学为何物,也对中医也不甚了解,东拉西扯,不讲逻辑。
现在从来没有人在公开场合对科学做过正确的定义,因为科学从来不是一个“公共约定”。但爱因斯坦有这么一段话,实际上已对中国人说明了“科学”是什么:“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发现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这一段话提出了构成科学的两大必要条件:(1)逻辑,而且是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2)系统的实证。所谓“系统”,是说证物能够达成“证据链”(逻辑链)。只要谁的事情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谁就是符合科学的。
而由此也可看出,科学不是知识,而是探究自然的方法。
公检法机构断案,也是采用这种方法:以事实为根据,然后逻辑推导。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在逻辑推导的每一步,都必须有事实支持,也即证据链和逻辑链。
或许你会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一寻思就知道犯人是谁,我用其它方法也能把他揪出来!”啊呀你行,但既使你揪出了他,也不能判罪,因为“证据不足,不能服众”!如果你硬要这么干,那就如同文革一样,觉得谁不顺眼就揪出谁来,冤假错案满天飞!
认识自然界的方法固然不是唯一的,但科学的方法是最有说服力的方法。用之断案就能避免错案,用之探索自然就能得到准确的知识。
古代也有断案,也能部分运用“逻辑——实证”的推理,这都有据可查,宋朝还有人写过《洗冤录》,而这就是“科学的方法”,怎能说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只是运用的逻辑不够公开,也不够完整,所以这是部分的科学,参杂在其它东西里面。
中国之所以没有人写出系统的《逻辑学》,是因为专制皇权说一不二,排斥人们运用逻辑来鉴别言行,只能使用儒家的“约定”!所以爱因斯坦以为中国没有逻辑。
其实大凡写书,逻辑都是需要运用一部份的。《内经》就是这样,参杂着许多逻辑实证的内容,也参杂许多想当然的东西。所以中医并非不是科学,它自古以来就含有科学,我们的任务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中医的这种状态并不奇怪,因为即使西方的科学大作,也含有一些不科学而想当然的东西。奇怪的是kastin先生您的治学态度,完全无视《内经》中具有逻辑实证的内容,却大肆宣扬其中逻辑欠缺证据不足的东西,以此强调“中医不是科学”,意欲何为?
要知道,只有科学才是既能证实又能证伪,而非科学的东西是无法辩论真伪的!尊驾对于中医何必长篇大论,徒然无结果而何?
 
#63
我也从未隐藏过,何谈“暴露”呢?而且我从来就是这个观点,竟如此稀奇能博你一笑——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里的“笑”也有两层含义),大略如此吧。

中国古代没有逻辑,看来你需要多读读中国古代历代名家的议论散文,他们的引证、推理哪个不是层层递进,掷地有声?看看他们是不是“不讲逻辑,胡说一气”?如果他们真是不讲逻辑,那这样的文章竟能流传千古,可真奇怪。

你如果仔细去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就会明白,”逻辑“在中国早就存在,比如公孙龙“白马非马”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名实论》里讲的就是逻辑学基础,而在《公孙龙子》中就在其逻辑学基础上完整阐述了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名实论》里面,讲了形式逻辑里面的“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只是没有用公式表述而已。因为汉字的独特性,公式的表达显得非常不便,比如古代数学里面解方程都是平铺直叙:现将甲加上某某,然后加倍,再除某某,再如何如何;又比如“韩信点兵”问题,本质是同余方程组解法(中国剩余定理),里面给的是口诀的形式(从现代眼光来看,这些相当于“算法“,所以中国古代把数学叫做”算术“)。即使到了晚清,李善兰引进西方的微积分,与亚历山大合作翻译《代微分拾阶》一书里,其公式居然还是用双人旁("微“的左偏旁)表示微分符号d,用”禾“(”积“的左偏旁)表示积分符号(拉长的S),用十天干代表未知量。结果可想而知,这种生搬硬套”翻译“出来的西方数学公式,犹如天书一般难以记忆和理解。不过他老人家功劳也是有的,很多数学名词概念的翻译还沿用至今。

中国古代只是没有单独将“逻辑学”研究下去并形成一个严密完善的体系而已,但这并不说明中国没有逻辑。大概是因为在古代文人眼里,相比于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大学问,其他学问都属于末流。同样,工匠技艺、机械发明、乐律(音乐)也都被认为是末流,所以西方那种以形式逻辑为基础所建立的现代科学体系,在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对此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李约瑟对于中国科学问题的研究结果)。

爱因斯坦说中国没有逻辑,他有多了解中国?他一生只来过一次中国,而且还是在上海租界短暂的一次停留,他发表关于中国的言论可信吗?他人为中国没有逻辑,其逻辑依据是什么?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发表片面的断言,恐怕跟胡说没什么两样

逻辑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逻辑(推理逻辑),一种是辩证逻辑(辩证哲学就是辩证逻辑观)。在西方,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出现,后者直到黑格尔才才具备了比较完备的体系(见其《小逻辑》一书)。

所谓”形式逻辑“,是在“质”的规定不变的情况下,对“质”的同态性表述。形式逻辑的推演表现的是事物自身的等同性,即在推演的过程中,事物的质的规定不能从一种质的规定变化为另一种质的规定。以下棋为例,若规定中国象棋在下棋(对奕)的过程中“马走日字”,那么这个规定不能变。如果一个下棋的人一会马走”日“字,一会又走”田“字,对自己怎么有利就怎么走,这是不被允许的。

形式逻辑最基本的规则是三大规律——矛盾律: a ≠┐a ( a 不等于非 a );同一律:a = a ( a 等于 a );排中律:a 不能同时既等于 a 又不等于 a。由此衍生出各种命题推理规则。

最早表现形式是在土地测量中总结出的几何规律(“几何”的英文表达Geometry本来是“土地测量学”的意思),并演绎出了完备的体系——《几何原本》(按:即欧几里德几何,欧氏几何)。由于《几何原本》在中小学广泛使用,从而给人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仰——认为这几条公理规则是不变的永恒的真理——这种观念不变的思想就构成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发轫;同时也过渡弘扬了符号推理的精神。

当形式逻辑精确化而成为一个数学-符号系统之后,更杜绝了辩证性潜入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逻辑的产生无疑表明了人类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也不是毫无代价的。

比如在逻辑学和语义学中出现的各种悖论(比如”理发师悖论“、”谎言者悖论“、”阿基里斯悖论“、”飞矢不动悖论“等)。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传统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作思维方式。

此外,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很多科学事实也验证了原本的逻辑体系存在其固有的缺陷——比如量子物理里的“薛定谔的猫”实验以及光的衍射现象(相当于a可以同时以两种不同形式存在,打破了排中律);物理学中爱因斯坦提出发现时空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同时”概念)。几何学领域,平行公理的正确性也广泛受到质疑,从而发展出非欧几何(黎曼几何和罗巴切夫斯基几何),打破了几千年来奉为真理的欧氏几何。

但多年来,欧氏几何里的那种严密恢弘的逻辑体系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惯性思维,从而排斥“变 ”,因而排斥辩证的思维——这就使得西方人很难接受和学习中国人文化(易变之学)的原因。

所谓“辩证逻辑”,就是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不但认知事物当前的、现在的“质”的不变性(a = a),同时还要认识到这种不变性是暂时的:a 经过质的变化还可以等于非 a( a =┐a)——这就完全打破了形式逻辑中事物不变的观念。同时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变与不变不是孤立的,可以相互转化,同时也相互制约。

“天下之事没有常住性”,均是在变化中存在、在过程中存在,只有“变”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理”——也就是辩证哲学的观点。这个”理“也在人类实践的角度得到了体现,比如兵法、中医、烹饪、绘画、音乐、武术、书法、诗词等等。《易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辩证哲学的源头,也是辩证哲学公理体系较为全面表述。正因为辩证哲学观是对对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正确,因此它就构成了人们认识和分析事物的的前提。

辩证逻辑不是别的,正是形式逻辑突破自己的限制即自我否定的结果;它承认和正视形式逻辑的这种自否定的辩证本性,并将其用来深入理解形式逻辑的一切命题和规则,而不仅限于明显的悖论。

辩证逻辑正是形式逻辑自否定(自我破坏)及否定之否定(自我重建)的成果,因而两者不过是同一个逻辑在自我运动的上升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只有辩证逻辑达到了逻辑的自我意识,因为它反思到了逻辑的自否定的运动本性,并将自否定确立为逻辑更深层次的原则。

因此,形式逻辑正确并不代表立论一定正确,所以形式逻辑不代表真理;但是,荒谬的逻辑一定不能表述真理。机械地唯“形式逻辑”论就陷入了死胡同。

再来说说你的逻辑观。

学过形式逻辑的都清楚:命题的否定 不等于 否命题 。但你却很喜欢断章取义,极端推理到底(比如”我一寻思就知道犯人是谁“),可见处处强调要讲逻辑的你,为了对自己有利就不讲逻辑,你的逻辑水平有待提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操着的“不是白就是黑,不是黑就是白”这种二元化论思维观,实在是比较落后的。什么都按照一套标准(要么黑,要么白)的死板僵化观点,也再次表明你仍然没有进入辩证哲学的殿堂(仅仅门外窥见一点就以为尽得精髓)。

既然说到法律,那就跟你来谈谈法律。法律本身的目的是引导人们使之行为符合众人心中的”正义/正当/合理“的标准。由于这个”正义/正当/合理“的标准是以善良人心中的原则为标准的——也就是有良心的人的心中的标准。但问题在于,这个善良或者有良心的人的标准又是什么?

三皇五帝时期为何是禅让制?就是以此为标准之一在天下中选其”贤“者居之。这个”贤者“就是在道德和能力方面突出的人,所以在三皇五帝时期是以人治天下,即圣人治天下,故不需要法律——圣人本身道德是大众所推崇的,所以他的标准就是符合大众善良的标准的(因此是公正合理的)。

到了后来,道德沦丧,所以儒家才出现,主张”礼仪“。此时礼仪只是一种内在的约束,它只约束那些上层有文化和良知的读书人,下层百姓温饱尚且不能满足,怎么会去遵守这些(见”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所以,此时是以礼仪教化治天下

再往后,礼崩乐坏,人们不遵守礼仪。没办法,人们开始讲仁义、信用了(直到三国时期,许多人还保留着这些影子,哪怕是现代也讲职业道德和个人信用,但少有做到)。这时靠的不是礼仪,更不是道德操守,而是舆论和社会风气的监督作用。但是,一旦舆论不能保持正义性(或反为他人所用),社会风气变差,那么仁义信用也就丧失。比如现代的不良媒体各种宣传(露骨、炒作噱头、报道失实),社会风气浮躁(追捧金钱名利),此时只能靠法律的强行约束——因为人们为了利益,可以连良知都丧失(毒奶粉、地沟油),所以不能指望依靠内心的道德良知标准去约束他们,也不能指望靠皇帝(领导人)自己作为标准(因为他们不像三皇五帝那样的”圣贤“,容易出现不公平),所以就只能依靠法律通过文字的形式来确定所有人的行为准则,即法治天下。这也是直到现在一直在用的方式。

上面社会变化过程中制度的改变,法律的产生就体现了辩证哲学/辩证逻辑观——随着外部环境和条件,而用最恰当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任由个人发挥。

话说回来,法律本身也不是完美的。法律由于其不可随便更改(否则法不威而人不从),所以司法机构也只是遵从法律条文上的正义,它的结果是符合法律条文的正义标准的,但往往并不总能让人满意。比如,很多新闻案件中,罪犯庭审后判决结果出来,群众都觉得“判轻了”,该枪毙;甚至一些小孩凶残杀害父母,有人都觉得要判刑甚至判死刑。但事实上,法院只是根据法律条文“依法”判决而已,没有做任何手脚,程序上是符合”法律正义“标准的。但事实上,法律并不是普适的,一来是因为条文本身是死的,永远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现代很多人钻法律条文的漏洞,打擦边球,司法机构无可奈何);二来条文本身只是程序上逻辑正确,它只能保证最低的正义(因为不同文化和习惯以及观念对应标准不同,只能将就最低标准),不能保证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最高的、绝对的正义。比如下面的思想实验:
(实验一)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快驶向一个道路分叉口,恰好左侧道轨上绑着1个人,右侧道轨上绑着5个人,司机恰好有个拉杆能变轨,此时他应该向哪个方向拉动拉杆?是救一个人还是五个人?

面对这种难题,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主要分为两派——

道德主义派:强调众生平等,生命等价,即一条生命和几条生命是等价的,没有孰轻孰重,因此选择不作为。
功利主义派:以大多数人利益至上,所以该搬动拉杆牺牲一人而救五人。

然而,实验的最终目是解决现实问题。当理论放到现实,随着身份的变化,人们并不会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

首先从身份上来说,假若铁轨上都是平民,而司机的身份有些不同:

假定1:司机是军人或者有较高政治职务,通常这个阶层的本质是以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为基础,可能会选择救大多数人。
假定2:司机是平民,其选择大概率是舍少救多,小概率是听之任之(原来火车走那条道就走哪条)。
假定3:司机人格心理不正常,有可能选择扳动拉杆,碾压五人。


假定不同铁轨上的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又会有另一种不确定的选择:

假定1:左侧铁轨上绑着一个平民,右边为多个叛乱者,结果会是拯救一个平民,抉择会很决断。
假设2:左侧铁轨上绑着一个司机的亲人,右侧为平民,结果会是陷入两难,对于民主觉悟高的人会选择拯救多数平民,而觉悟不那么高的人则会选择救亲人。
假设3:左侧铁轨上绑着一个司机的亲人,右侧为叛乱者,则所有人都会选择救自己的亲人,但是会随着觉悟程度越高而出现较大迟疑。


此时上述情况下,作为法官的你该如何判决司机是否有罪?是按照功利主义者的逻辑还是道德主义者的逻辑来定罪?

换一个场景,看另一个类似的实验:

(实验二)你站在天桥上看到有一台刹车损坏的电车驶来,而在轨道前方有五个正在工作的人,他们并不知道电车正向他们冲来。你身边站着一个体形巨大(体重很重)的路人,若将其推下去,可以让电车出轨,从而不会撞上那五个工人。请问:你是否应该把这个很胖的路人从天桥上推落,以拯救那五个工人,还是应该坐视电车撞上那五个工人?

两个问题的选择,都是在一个人和五个人的生命之间的取舍。但是在上述情景中,大多数人在实验一中选择牺牲一人救五人,而在实验二中则选择牺牲五个工人,保住胖子。同样,你的身份以及胖子还有五个工人的身份也在上述变化情况下,你还会保持自己的选择不变吗?

再换一个场景:

(实验三)假设有一个人伤重医院努力救治后宣布无效,也就是他快死了,但另外一个地方有五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希望这个快死的人能捐献遗体器官,否则也快死了。假设这个伤重者意识已经不清,无法给出自己的选择,而他的家属也联系不上。作为医院决定者(或者主治医师),该决定捐献其遗体器官还是不捐献?

假若你捐献了,若干年后正好该捐献者的亲人知晓此事,告上法庭,作为法官,你会如何判决?假若选择不捐献,五人无法移植器官后死亡,其家属告上法庭,说该主治医生/医院属于不作为杀人,那法官该如何判决?又或者,那五个人中有一个是法官/主治医生的亲人呢?或者捐献者是法官或主治医生的亲人呢?

无论做出的是什么选择,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法理逻辑在上面任何场景中都站得住脚吗?
此外,你说"“系统”是逻辑严密而无懈可击的。谁能够指出它的逻辑错误,谁就可以推翻欧氏几何,震撼世界 ",其实早就有人推翻了,只是你没上过大学或者孤陋寡闻罢了。可以去了解一下非欧几何学(前面提到多次了,黎曼几何、罗巴切夫斯基几何,恐怕你都没听说过),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欧氏几何中的平行公理是站不住脚的,那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很多人觉得没问题,因为符合”直觉“——平行线之间就是永不相交的呀,你怎么知道是永不相交的?因为平行,所以永不相交;为何不相交,因为平行——典型的循环论证。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假定。也就是说,还存在可以相交的情形,这就是非欧几何体系。

人们觉得欧氏几何与现实空间几何非常符合,但殊不知,那只是一种错觉而已。在没有航海和没有卫星之前,人类怎会想到地球是圆的呢?大家都觉得大地是平的吧?在爱因斯坦没有发表相对论之前,都觉得光走直线吧,可是光的路径明明可以被空间扭曲,并非直线。同样,在欧氏空间中的直线,在其他非欧空间中是曲线,非欧空间中的直线在欧氏空间中是曲线。哪有什么绝对正确一成不变的东西。他欧氏空间只不过是在局部的一种近似而已(就好比在大家脚底下的土地,可以视为平的,不用考虑球面弯曲一样)。钻研学问要深入,浮于浅表难免贻笑大方。

”完全无视《内经》中具有逻辑实证的内容,却大肆宣扬其中逻辑欠缺证据不足的东西,以此强调“中医不是科学”,意欲何为?“

你的逻辑学学得不太精。首先,”完全无视《内经》中具有逻辑实证的内容“这句话的依据在哪?难道反对你的观点,就是无视《内经》的其逻辑实证了?也就是说你的观点代表了《内经》的真实本意?真实自大不可量。

其次,”以此强调“中医不是科学”“推理无效。这就好比你开始说了一句话,”我肚子不饿“,后面说了一句话“我是好人”,按照你的逻辑,是不是因为“你肚子不饿”,所以“你是好人”?逻辑混乱不堪,还满口强调逻辑,我都看不下去。

我说中医不是科学,是因为中医是在辩证哲学观指导下,通过中药、刮痧、按蹻、导引、拔罐、针、灸这些方式来进行养生治病的理论和实践应用,它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采用的“实验——理论假说”反复循环验证、修正的科学研究过程不一样。怎么就变成你嘴里的那样?前面举的唐诗宋词和英文的例子你看不懂吗?说的不就是中医的理论和西方科学的区别吗。看来你语文也得好好重新学学。
 
最后修改:
#64
内经跟几何原本不同,后者是以概念定义出发,运用形式逻辑推理出一系列的结论,然后在此结论上进行进一步推导出新的更复杂的结论,从而构建出大厦。但内经本质上只是秦汉时期医学论文集而已,系统性并不完整,也就是说,它并非一人一时所作,因此概念和定义性不完整,散见诸篇。很多定义和概念都比较模糊(甚至前后有矛盾,当然也不排除是传抄过程的讹误),这也很正常。想一想,一些论文集是发表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是给你普及基本概念的(想一想,现在的数学论文作者难道在写之前都得把几何原本里的定理和概念给你普及一下?),所以有的地方详细解释,有的地方简略带过(默认读者已经清楚)。

此外,中国古人写文章有个习惯,那就是喜欢摆结论,而轻视推导过程(证明过程),所以你看中国很多古代数学书籍中没有证明和推理过程,都是告诉你怎么算出答案。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早期没有纸张(即使有也印刷不如现代方便),因此惜字如金。另外,文言文句式也给阅读上产生一些不便,比如“xxx者,xxx也”这种句式,既可以是定义某个概念,也可以是断言句(下结论),所以在追根溯源找最原始定义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误判。就好比,“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这句话,作者到底是在定义“左右”的概念,还是定义阴阳之道路的概念,还只是陈述一个结论(即由某些经验事实,或者之前得到的结论推断而来的结论)?

所以,纵观内经整本书并不是一个体系很严谨的理论著作,概念和前提都不甚明确(文言句式的原因),并且前后篇章对于某些问题重复论述的地方也很多。总之,让人抓不住主干,没有顺序性。这也是习惯了欧氏几何的现代人,难以学习内经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意味者内经没有逻辑,不讲究实证。只要认真读过内经的,就知道里面是有逻辑的,只是没有形式逻辑那般清晰明了(因为上面说的成书行文的原因),并且很多推理过程都被省略了,只是给出结论。至于中医讲不讲实证,看看伤寒论就知道,人家这是在宗族几百人死了一大半人的伤寒横行的年代,在无数病人的临床检验下得到的宝贵经验,验效千年至今。如果是他瞎编乱造的,怎么可能称为经典流传到现在?
 
#66
内经的写作形,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你看史记也是这种形式,它并非是一个残缺的体系或多人写作。
1973年,在马王堆3号墓所出土的简帛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脉法》、《导引图》等14件医书,而墓主是西汉初年封于长沙的轪侯利仓之子,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些文献较为简略粗糙,例如只有十一经脉,而《黄帝内经》是十二经脉。从理论由简到繁、由粗略到完善的发展规律来看,十一经脉要早于十二经脉,也就是完整的《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要晚于公元前168年。

司马迁《史记》中记载不少当时的医学情况,如公乘阳庆、仓公、扁鹊等,但唯独没有记载这么重要的《黄帝内经》,因此成书年代也晚于公元前99年。

《内经》中的篇章既有写成于战国时期,又有成于秦、汉甚至更后。证据很多:

其一,《素问》的有些篇章用干支来表示时间,而采用干支纪年是东汉以后的事。又《素问·脉解篇》中”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此篇文字应为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所成。因秦代和汉初皆用颛顼历,而颛顼历是以亥月为岁首,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才改为以寅月为岁首。

其二,《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的“黔首”一词,是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呼,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相傅之官”和“州都之官”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素问·脏气法时》中的“夜半”、“平旦”、“日出”、“日中”、“日昳”、“下晡”,不用十二支,是秦人用语。《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有”美其食,任其服,乐其欲,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与老子《道德经》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欲“、”我无欲,而民自朴“非常相似。

其三,《黄帝内经》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如《上下经》、《睽度》等是战国甚至更早的著作。

其四,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压药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盘”和“太乙九宫占盘”相比较,可知《灵柩》中有些篇章写成于春秋战国时,有些写成于西汉更早。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张家山先后出土的《脉书》与《灵枢·经脉篇》相比较,发现二者许多词句、甚至大段落的句子都能对应上,但又可以看出二者歧异之处甚多。医学水平上后者明显高于前者。这充分说明《灵枢》是辑录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又吸取了当时的医学成就整理成书。

其五,先秦文体多韵语,而《黄帝内经》中一些篇章(如《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论》、《阴阳应象大论》、《脉要精微论》 )亦有不少韵语,这些章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还能看到更为早的“曰病无他”这种类似甲骨卜辞用语的文字 。

《素问》和《灵枢》在用语、理论取舍等方面有许多不同,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原来就应该是互不相关的两部独立著作。 《素问·针解》和《灵枢·小针解》分明是解释《灵枢·九针十二原》的。这表明,《针解》和《小针解》是在《九针十二原》之后成篇的。

由此可见,《内经》中各个篇章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内经》只是在大约西汉到东汉时期经人将流传的各篇整理到一起成书而已,形成的两本书分别叫《九卷》和《针经》,后来命名为《素问》、《灵枢》。故其中同时出现语言古朴,合于上古音韵,带有先秦习俗的成分,又有明显的东汉时代烙印(尤其是“心属火”说)。

唐代王冰在整理和保存《内经》上有功不可没的作用,但他当时所看到的版本也是残缺的,他说:”而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大意思是说,市面上流传的版本错误太多,篇目重叠,前后顺序错乱,意思不连贯清晰,很难实践应用,甚至理解都很困难,这样时间久了,沿袭下去成了坏事。这就清楚地告诉后人:这本书已经不是它最初的样子了,我也只是收集资料,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整理了一些残缺不齐或乱七八糟的地方。而其中关于运气学说的七篇大论也是他将先师所藏之卷加上去的,因为当时他看到流传的版本只有八卷(素问有九卷)

不过,王冰整理古籍也严肃认真的:”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庶厥昭彰圣旨,敷畅玄言。“他自己仿照所存文字的文风和格式,对其润色整理、使文意连贯,但将自己所加的字用红色字标出,以示区别。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冰用朱笔所加之字在流传后被混入正文,现在我们也分不清原文和他所添加的内容了。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都不是原来的面目,所以它只是残本的修复版而已。虽然王冰的学术水平很高,但毕竟他不是原作者,其对文字的理解发挥,我们也是需要审慎的。因此,《内经》的内容不应该偏信不疑,认为字字珠玑,至当不易。
 
#67
我也从未隐藏过,何谈“暴露”呢?而且我从来就是这个观点,竟如此稀奇能博你一笑——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里的“笑”也有两层含义),大略如此吧。
言外之意,您想声明的是,你谈的是“道”,而不是“科学”?是不是?
那我就和你说一下《老子》之道:“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现在就来翻译一下:因此,我们常常要向“无”处探寻,以穷其物理;又常要向“有”处分析,以获得实证。这两方面,出于同一个客观世界,只是方向各异,都需要深入,深入而再深入,才是获得一切真理的不二法门。”
向“无”处探寻,向“有”处求证,换言之,以“具体”验证“抽象“,由“已知”推导“未知”,这叫什么?只要运用了正确的逻辑,这就叫“科学的方法”!
《老子》早已认为,这种方法就是认识一切真理的不二法门,“道”必须用这种方法来获知和验证。中医《内经》所谈的正是这样的“道“:“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而你却认为,“中医不是科学”?“不用科学也能认识真理”?真是“不笑不足以为道”!
 
#68
我也从未隐藏过,何谈“暴露”呢?而且我从来就是这个观点,竟如此稀奇能博你一笑——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里的“笑”也有两层含义),大略如此吧。

中国古代没有逻辑,看来你需要多读读中国古代历代名家的议论散文,他们的引证、推理哪个不是层层递进,掷地有声?看看他们是不是“不讲逻辑,胡说一气”?如果他们真是不讲逻辑,那这样的文章竟能流传千古,可真奇怪。
我真要谢谢您替我举证,说明中国古代是可以运用逻辑的。只要运用的逻辑是以事实为根据,而逻辑本身并无错误,那么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为何古代的文学作品可以运用逻辑,古代的医学作品却没有运用逻辑?这不可能吧?既然这样,只要它以客观事实为前题而正确地运用了逻辑,中医就是科学的!
当今西方世界之所以否认中医为科学,一方面是他们不了解中医,另一方面是他们之中有人恶意贬低中医。一旦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显然不希望中国还有“中医”这个杀手锏。所以,希望阁下能够改变“中医不是科学”这一观点……
 
#69
逻辑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逻辑(推理逻辑),一种是辩证逻辑(辩证哲学就是辩证逻辑观)。在西方,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出现,后者直到黑格尔才才具备了比较完备的体系(见其《小逻辑》一书)。

形式逻辑最基本的规则是三大规律——矛盾律: a ≠┐a ( a 不等于非 a );同一律:a = a ( a 等于 a );排中律:a 不能同时既等于 a 又不等于 a。由此衍生出各种命题推理规则。

但多年来,欧氏几何里的那种严密恢弘的逻辑体系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惯性思维,从而排斥“变 ”,因而排斥辩证的思维——这就使得西方人很难接受和学习中国人文化(易变之学)的原因。

所谓“辩证逻辑”,就是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不但认知事物当前的、现在的“质”的不变性(a = a),同时还要认识到这种不变性是暂时的:a 经过质的变化还可以等于非 a( a =┐a)——这就完全打破了形式逻辑中事物不变的观念。同时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变与不变不是孤立的,可以相互转化,同时也相互制约。
我就不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不适合参杂在自然科学的讨论之中。
我就说一下“两种”逻辑的问题。大约您还不知道吧?所谓“辩证逻辑”,其实从没有人写过完整而系统的专著,也没有人提出过“辩证逻辑三段式”,敢问如何用它来严密推理?所以一切科学实验,都无法用“辩证逻辑”来进行设计!
但据我对古中国人的观察是:如果把逻辑论证的对象由“物质”转为“运动方式”,那么可以说这就是辩证逻辑了,其推理仍需依据形式逻辑!
比如古中国阴阳五行中的“木”,如果把它看作物质概念是没有“生克乘侮”的;如果把它看作“升发”的运动概念,便有了“水所生、能生火”和“方向与金逆反”的物理矢量特点,才能够进行“生克乘侮”的合乎逻辑的推导。
古中国八卦也是同样,如果把“山”看作物质的“山”是不行的,必须看作“收聚、上升、不横向移动”的三维动态组合,才有“易”的逻辑意义。
这并非逻辑有着两种,而是逻辑对象,或者说世界观有着两种!
西方人和您都没有领会古中国人的世界观,所以无法领会古中国人的逻辑性,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逻辑”,你认为“是辩证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这都是由于世界观的不同而产生的重大误解。
所以开国伟人一再强调,看书首先要看“立场”、“观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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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两位大侠:左耳听力很差,右耳好一点,但右耳常年耳鸣。怎么断?嗳气会有烧心,大便不成形。左尺有力带滑,关微,寸细;右寸偏浮滑细,关滑有力(右脉最强位),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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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yvf

声名鹊起
#71
两位大侠:左耳听力很差,右耳好一点,但右耳常年耳鸣。怎么断?嗳气会有烧心,大便不成形。左尺有力带滑,关微,寸细;右寸偏浮滑细,关滑有力(右脉最强位),尺平。
阴虚阳亢与肝郁脾虚同时存在。右关滑而有力,根据全息定律,属于肝胆阳实犯胃,故有有嗳气烧心。真阴不足,机体增水自救,导致脾虚生痰。脾虚则大便不成形,痰盛跟随肝胆之阳上亢(右升左降),则右耳呜甚。真阴不足,则左耳听力差。
注意:这里的“真阴”是指对于神经必须的特殊营养供应,这种真阴需要充足睡眠和长期积累,一旦耗竭,暂时是补不上的,机体不得不动用大量的一般营养替代,这就导致效率极差而又局部营养堆积,便 是“痰”!神经效率变差而机体又急需效率,就形成“肝阳上亢”。
所以,真阴不足为本,肝郁脾虚和痰蒙清窍皆为其标。
层主虽未提供详细化验指标,但只要明确阴阳本质,中医的病理分析就是这样,万变不离其踪。
这些分析,希望能对层主有益。
 

shenyvf

声名鹊起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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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关于阴阳“太少”的区分,有着两种模式。
一种四象模式:“阳中之太阳,心也”;“阴中之太阴,肾也”;“阳中之少阴,肺也”;“阴中之少阳,肝也”。
另一种是六经模式:“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
严格地说,二者逻辑不同,可以互相联想,但不可混称。
言及脏腑而称“阴虚阳亢”者,在脏腑而言是“阴中之少阳”,在经络而言分为两个矢量的结合,一为向头的厥阴;一为向背的太阳。若以物理分析,都是一个圆运动,但中医各派的名称叫法不同,主要是太极的认定不同。脏腑学说以“脏腑”也即人体重心为总太极;经络学说以地球(等效于圣人南面)为总太极。又以心脏和脑、手第二太极。于是脏腑理念的“肝阳上亢”,有一半属于经络理念的”厥阴病“。
费尔巴哈说过一句名言,世界中医大会上中国代表还引用了,那就是”东方人看到了统一,却忽略了差异;西方人看到了差异,却忘记了统一。“
可惜本山野草民无缘到场,不然就要好好说道说道这个问题。
中医的阴阳概念急需进行逻辑区分。
首先是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的区分,这是因为在物理上,阴阳矢量的绝对方向与矢量的变化率具有不同的数学意义,不可混为一谈;
其次是四象脏腑概念与六经经络概念的区分,因为阴阳除了具有绝对方向之外,由于太极(能量中心)层次的认定不同,还具有相对方向,在某种局部系统属阳的矢量,在更大层次的系统就有可能属阴。换言之,不同的系统和不同的视角不可混为一谈。
再次,由阴阳所衍生的五行,从《内经》开始就分为”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的河图模式;以及五饼二鱼的星式结构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一个表达宏观热运动空间规律,一个表达宏观热运动时间规律,不可混一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以河图模式展开思路的,这一模式与”六经“容易配合,故而有其卓越成就;后世则完全趋向星式结构,也就对六经理论不明所以,完全是背条文式的学习,以为这就是”真传“,实为退步极致!
我国中医至今,如果还不能区分上述差异,那么在重视逻辑分析的现代,最终将无立锥之地,废医存药为期不远矣!
 

shenyvf

声名鹊起
#76
伤寒论六经与素问阴阳离合论六经有差别吗?
谢谢关注。据我分析,仲景伤寒六经与素问阴阳离合论六经,至少一部份是同源的。之所以说“同源”,而不是“照本”,是因为阴阳离合论只说了六经的空间分布,并未说明六经的基本矢量。而仲景伤寒六经的基本矢量甚为明确,比如阳明的主矢量是向下(向尾)的:“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厥阴的主矢量是向上(向头)的:“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对此,阴阳离合论只言皆“根”于足穴,未言其方向差异。所以,伤寒六经必然另有所本,亦或伤寒、素问同本于某个已经矢传的阴阳专著,却各取所需。
这是一篇什么著作?《素问五运行》曾有这样一段话:“论言天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未知其所谓也?”
这个论是“阴阳应象大论”吗?我看不是,因为它引用不全,中间截留了“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为什么截留?我看是因为原文之“论”是一篇阴阳专著,并未用于医学,自然也不涉及“血气”,“阴阳应象大论”只不过引用该专著,再把生理医学穿插进去而已。于是,“阴阳应象”与“五运行”共同引用了该“论”,各取所需地进行了发挥,这才是正理。
那么,该《论》倒底是什么?可能已经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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