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不是中医的救命稻草

“国医大师”评定徒增中医学界腐败

作者:王世保

果不其然,第二届国医大师人选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官方媒体欣欣然出炉,又是30名。仅从国医大师的人数上,可以看出中医在当朝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几千年中医发展史所积累的大师人数还不及当朝这短短的10年,10年内就产生了蔚为可观的大师队伍。

“大师”与“名医”的称谓在历史上都是百姓自动给予的民间荣誉,被给予称号的中医家或是在中医学术上取得重大进步,或是给地方百姓带来福音。这些称号不受任何公权力的染指,所以显得尤其干净与神圣。当这些称号成为公权力定向给予或者分配给某省某个院校某个医家的官方荣誉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利益操控,进而滋生腐败。

古代老百姓评定的“大师”与“名医”只会青史留名,被后人师范和铭记,不会给当事人带来任何当下的利益。公权力授予的称号则不然,它能为当事人带来在评选前无法享受到的社会资源,包括现金奖励、项目研究经费及其在学术界无上的话语权地位。因此,“国医大师”的评选不会给中医行业的发展带来任何积极的促进作用,只会滋生行业腐败,制造出一批学霸。

真要是出于促进中医发展的初衷,与其评定100位国医大师,不如认定1位无证的民间中医。老百姓需要民间中医,中医的发展更需要那些热爱中医的民间人士。只有他们,才能不求名利、皓首穷经,利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去推动中医的学术进步。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60名“国医大师”所制造出来的繁荣景象背后,难掩中医空前衰败和堕落的现实。这正是:

大师名医满街走,百姓皆为疾病愁。若问尔等有何用,实验室里玩白鼠。

师承制创造不了复兴中医的神话

作者:王世保

中医的复兴在人才,而人才的出现在教育。自从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后期强力控制中医的方方面面以后,中医教育就被迫采用了西医式的规模化院校教育。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对中医院校教育的投资力度逐年增强,中医院校的数量越办越多、规模也是越建越大。按理说随着中医院校教育的走强,中医领域的人才队伍应该越来越庞大,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实际从事中医临床实践的中医家队伍却日益萎缩。这种让中国政府都是尴尬不已的现象充分说明了依靠国家财政操办的中医院校规模化教育已经彻底失败。

为了拯救中医于西化和后继无人的衰亡局面,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呼吁中医教育回归原生态的师承制,以便让更多的老中医临床经验得到继承,让更多合格的中医学人能够进入医疗阵地,进而延续频临断绝的中医血脉。面对中医家队伍日益凋零的现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近年来不得不出台了相应的扶持中医师承制的法规政策,期望以此带来中医的复兴。

就我个人看来,面对中医空前衰败的局面,中国医政管理部门对师承制寄予过多的厚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师承制在当前的环境中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要想复兴中医,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在中医家的来源方面还需要出台更加有效的措施。

一、师承制的局限性使其难以突破中医西化的困境

每一种文化都有符合自己文化特征的传承方式,这是由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决定的。中医和西医分属两种文化体系下的医学体系,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承方式。与西医在近代采取统一的规模化院校教育不同,师承教育在中医发展史上一直占主流地位,这是由中医著有显著的中医家诊疗个性化特征决定的。那些在临床实践中长期积累的诊疗经验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它更适合于在师徒之间进行口传心授,而不是统一的普及教育。

中医师承教育一般有三个要素:师徒共同尊奉的不易的经典,具有特定临床经验的老师,倾心中医学术的学生。在这三个要素之中,经典和老师的临床经验是要传承的对象,而传承的过程就是要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完成这个对象的复制和延续。由此可见,有什么样的带教老师和经典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学生。恰是这个师承制内在的规律在当前中医队伍普遍伪化的情况下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甲、师资的伪化

既然师承教育成败的关键在于被传承的经典和老师,那么有一个基于中医经典的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师资队伍将是中医师承教育成功的关键。目前的中医师承教育恰恰就在这个关键上出了问题,那就是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唯科学主义和现代西化政策的影响,中医家队伍普遍出现西化,伪化的中医家队伍对中医经典多数采取淡化的态度,进而不能深入地把握其中的内容。师资是源,学生是流,源不清,则流必浊。普遍伪化的中医家队伍能带出纯正的中医弟子来吗?

因此,与古代的中医师承教育相比,今天的中医师承教育传承的恐怕不再是万古不易的中医经典和具有诊疗个性化特征的有效临床经验,而是那些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唯科学主义和现代西化政策而产生的伪中医理论以及那些疗效水平甚差的个人经验。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西化的伪中医队伍即使采用固有的师承制也难以再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学生来。

乙、经验的固化

对于当前的中医现状而言,不仅需要传承既定的基本理论和已有的具有诊疗个性化特征的学派经验,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的疾病创新出更加有效的个性化诊疗途径,也就是要开创新的临床学派。过分地强调对现有的名老中医经验的传承显然不利于新学派的开创。

师承制传承的主要内容就是带徒老师的临床经验,而这些临床经验只是深深地打上中医家个人特征的个性化诊疗路径。无疑,这些个性化的诊疗经验会大大地缩短被带教学生的个性化诊疗特征形成的时间,但是它们对这些学生在临床实践中也容易形成思维定势,继而禁锢其开拓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师承制更适合于既存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师承制只是一种被动的传承方式,缺乏有效的创新主观能动性,而师资的伪化和经验的固化使其只能维持中医既定的现状。因此,在当前中医空前衰败的情况下,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寄希望于师承制能够培养出大量的合格中医人才来显然是不现实的。要想有效的复兴中医,在中医教育领域仅依靠师承制是显然不够的,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还须为中医的另一主要来源途径开通有效的合法路径,这就是自学中医的途径。自学中医是为中医的发展提供有生力量的成本最低也最有效的途径,但是它目前还是处在被国家医政管理部门牢牢地堵死的状态。

二、开通中医自学者进入医疗领域的合法途径

既然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难以为中医培养大量合格和具有开拓性的人才,那么能够推动中医发展的人才能从哪里获得呢?事实上,只要我们对中医发展史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历史上真正推动中医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今天被忽视甚至被愚蠢的医政管理部门给废除了,那就是自学中医。

古往今来,许多推动中医发展的大家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们如果对中医领域普遍存在着自学成才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是与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息息相关的。中医理论不仅适合于自学,而且自学者的情感趋向更能推动自学者对中医进行开拓性的创新。

甲、中医理论适合于自学

中医理论不像西医,它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特征。这是因为中医理论不是在实验室里利用那些抽象的人工器具进行理性建构出来的,而是通过对自然环境与人体进行切身地感知和直觉类比而获得的。中医研究如此,那么学习中医理论也是如此。学习中医者只要依据学习的基本理论,然后有意识地对自然环境和人体进行直观地观察,就能还原建构理论的经验,进而深入地把握对应的基本理论。

比如中医的基本理论阴阳五行理论就具有很容易理解的直观性。我们知道阴阳的原型就是日月,日月运行形成的时空特征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和生活。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周围的自然环境中直观地理解阴阳的内涵。例如冷热、昼夜等自然变化一直在为我们提供理解阴阳的经验,有了这些切身感受的经验,那么再去直观地理解阴阳就是很容易的事情。理解阴阳理论如此,把握五行理论也是如此。五行理论的原型是木火土金水五星,只要我们细致地观察每一个季节的变化以及对应的星辰,那么五行理论的真理性和普遍性也不是很难理解的。

中医理论的直观性不仅容易理解,其类比的形象性也是很容易进行直观理解的。比如对活血化瘀的形象性理解就很容易。我们知道导致血瘀的原因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气血亏需,一个就是寒邪。那么如何形象地理解这两个因素导致血瘀呢?我们把血脉比喻成水沟,气血亏需就好比水沟缺水,而水沟缺水就难以再冲走那些进入水沟里的障碍物,继而导致水沟淤堵;寒邪凝滞就好比天寒地冻导致水沟里的水凝固结冰,继而产生淤堵。这种直观形象地把握中医理论是容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悟知的。

正是中医理论的直观性和形象性,使得今天志于自学中医的人士根本不用进入基于现代物理和化学等专业知识的实验室里就能很容易理解与把握,继而在此基础上去学习和应用临床理论。

乙、自学者多有开创精神

与师承教育相比,自学中医者处于一种自由的学习环境,对学习内容的取舍完全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由于没有受到某种特定的个性化经验的禁锢,自学中医者往往能在医疗实践中依据自己的知识框架开创出新的个性化诊疗经验来,这就为开创新的中医临床理论学派和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提供了基础。

中医发展史印证了中医自学者多有开创精神的论断。远的不说,单是清末以来,自学成就中医大家者就不乏其人,比如徐大椿、陈修园、张锡纯、曹颖圃、金寿山、汪莲石、恽铁樵、岳美中和萧龙友等。在这个近现代自学成才的群星谱上,张锡纯和岳美中两位医家在近现代中医学发展史上更是具性开拓性的贡献。其中张锡纯开创了中西汇通学派,并创制了大量传世的经验方;岳美中则为中医理论的现代白话阐述开创了基本的框架,他们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医的发展方向。

此外,在今天中医日趋伪化的情况下,那些有志于中医的自学者更注重对中医经典的学习,更能在临床中保持中医的特色;而且与那些西化的伪中医相比,自学中医的人士基于爱好的情感,更愿意效忠于中医理论,发扬传承中医理论的主体精神。因此,在当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唯科学主义和现代西化政策强力控制的中医教育背景下,只有脱离官方控制的自学中医的路径才能为日益衰败的中医提供有生的纯正力量,这是中医走向新生的真正希望。师承制只有在这个通过自学而产生的纯正的中医家队伍基础上才能发挥真正的传承中医的作用。

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愚蠢地关闭了中医自学的大门,也就等于彻底扼杀了中医新生的基础和创新的动力。为了复兴中医,实现中医的创新,中国政府必须放开对中医自学的限制,为中医自学者进入医疗领域提供宽松和合法的途径。只有中医在中国真正回归到自己的原生态,它才能按着自己的发生规律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国医大师”只是蒙在中医衰败之上的遮羞布

作者:王世保

自古以来,“大师”的称谓都是世人对那些在某个文化领域里取得开创性成就的人士给予的至高荣誉,这份荣誉是民众自发为其授予的,而不是官方评定的。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在中医药领域里却出现了极其荒唐的一幕,那就是在中医面临空前衰败的情况下,国家多个部委联合医政管理部门煞有介事地评定出三十位所谓的“国医大师”。

那么国家医政管理部门为何要苦心计划出这三十位“国医大师”呢?我认为与其是说要树立中医行业的标杆,倒不与是说用这三十位依然健在的老中医去充当掩饰中医衰败状况的遮羞布。他们对外所要表达的信息无非是:谁说我们中医衰败了?看看这三十位“国医大师”吧!如今的中医学界大师辈出,哪个时代能拥有今天这么多的“国医大师”?这难道不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吗?

然而,正是这种依靠国家行政力量计划出来的“国医大师”,才间接地证明了中医发展跌入了空前的谷底,以致于依靠国家医政管理部门主观地制造出几十位“国医大师”去彰显自己苟延残喘的存在。与中医相比,西医可没有被国家计划出这么多的“大师”,但西医无疑在当前的中国医疗体系中处于统治地位,而且有着一百多万的庞大队伍,可谓欣欣向荣。

不难想象的是,我们国家从此开动了“国医大师”的制造机器,今年造评了三十位,下个五年还要造评三十位,第三个五年继续造评三十位……于是,五十年后的中国,国医大师就能达到三百位,那时必然会超过中医历经两千多年发展积聚的中医大师总和,现代中医大师的队伍真是巍然壮观!然而与古代中医大师不同的是,这些中医大师对中医学术开创性的贡献几乎是“空空如也”。因此,这边是巍然壮观的中医大师,那边的中医队伍却还在萎缩,中医学科还在被科学化。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却是中医无限荒凉和凄惨的真实状况。

“国医大师”的评选除了会制造中医虚假繁荣的局面进行自欺欺人之外,还有就是增加中医学界爱慕虚荣的名利之心,增加中医行业评比腐败的机会。毋庸置疑,为了能够进入这个衣食无忧的“国医大师”光荣榜,不知有多少准“国医大师”们要暂时放下手中的学术研究和诊疗活动,去不辞辛劳地拜访医政官员,为自己的前途进行游说!

“国医大师”的评选活动百害无一利,医政管理部门若真想推动中医的发展,还是要树立起中医文化主体意识,在中医教育和管理体制上下工夫,解除那些桎梏在中医脖子上的西医锁链,让更多的真正的国医大师从民间自由地生发出来。

为国医大师的出现营造良好的环境才是医政管理部门需要尽的义务,国医大师的评选就让民间自己去进行吧!

(本文为第一届“国医大师”评选时所写)

评选大师,本就是名利场的正常现象,例如评选院士一样,只是树立一个正面形象,不能把这个拒绝,,客观的评价即可,中医有好事应该上,对于中医西化的问题,也要正视,要解决问题还是多靠中医人自己,不能靠国家。因为多少外行领导内行的事,都是国家在推进,不是个人推进的,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恶果。所以真能解救中医的力量还是中医人,记得过去邓铁涛发现问题就尽自己最大努力来解决,于是创立了一大堆规则,如果只是靠国家,他不参与就没有很多事情和规则的产生了。于是得到一个结论,好的制度和规则靠自己,坏的都是把希望寄托给别人导致的,过去孙中山就是上书李鸿章要求富国强兵,把希望寄托给清政府寄托给李鸿章,但是一点用都没有,于是他自己跳出来,自己来解决问题,亲自领导国家,这样才有了新的制度,废除了很多不合理的制度。最典型的就是废除了皇帝专制制度。虽然他最终没有把全部不合理制度废除,那也是他把希望寄托给袁世凯导致的,所以看看孙中山的一生就知道,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