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宴请施金墨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