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
2009-06-09 02:41 2楼
开启国学之门的管钥:小学——姚奠中、刘毓庆国学…
2009年06月08日12:38 来源:山西日报 时间:2009-06-08 00:57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小学”是一条通向古典的道路。在中国所有的学问中,这是最基础的一门学问,因此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
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也称小学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由文字记载的。文字就是一个根本,由文字的形、音、义,便产生了“音韵学”;由文字古今辞义的变化,产生了“训诂学”。这是打开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小学”的基础,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殿堂中。
——编 者
刘:有一次我应邀到一个单位去讲国学。内容是他们定的,可见这单位的领导对国学是很有兴趣的。可是主持人在开场白中介绍国学说:“现在兴起了国学热。大家都知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是以前小学生的读物,这些就是我们的国学。”这个介绍让我吃了一惊。我想这位主持人的认识可能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认识,他们把《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小学生读物当作是国学的代表,虽说是对国学缺乏了解,但也反映了他们对传统的启蒙读物在道德精神与知识谱系上的充分肯定。
姚:这些读物是古代小孩子识字学习的,也可以姑且称作是“小学”嘛。不过我们所说的“国学以小学为基础”,小学可不是指这些东西,而是指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语言文字学”,因为这是古代小学生学习的东西,所以叫“小学”。据古书记载,古代小孩子是八岁上学的,上学后首先学习识字、算数、待人接物的礼节以及洒水、扫地之类的劳动技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识字。因为入学主要是读书,而读书必先识字,识字最好的办法是知道字的来龙去脉,这样便于懂,也便于记。所以《汉书·艺文志》提到了古代小孩子学习“六书”的事。所谓“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古人认为这是上古造字所依据的原则。
刘:但这一点现在人就不好理解了。因为这些东西,在现在是专家们才懂得的,为什么古代小孩子就要学习呢?他们能懂吗?人们不明白这是因为古今语言变化造成的隔阂。就拿《尚书》来说,这不过是古代的一些政治报告、告示之类的东西,它只能是当时的大白话,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听懂、能看懂的。可是在今天读来,却是那样艰涩。
姚:正是由于古今语言和文字的变化,才出现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这样的学问。古代在《四库全书总目》之类的目录学著作中,都把“小学”附在了“经部”后面,就是因为它是读经书的一个基础。要想读懂几千年前的经书,就要学习小学方面的知识,否则就无法入门。其实有些问题说破了很简单,比如读白话文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就感到别扭。但如果知道了这些不过是古人说话的一种习惯,就和今天的“啊吗呢吧”之类差不多,只不过是些话助词而已,没有实在意义,这样也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刘: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由文字记载的。文字就是一个根本,不识字就不能读懂文献。但文字是由形、音、义三个元素组成的,从字形上讲,古今字形在变化,为了解这种变化,更准确地认识文字,这便产生了“文字学”;从读音上讲,古今语音是有变化的,为了解语音变化所引起的语言词汇的变化,便产生了“音韵学”;从字义上讲,古今辞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用现代的词义去理解古书,必然会产生很大的误会,于是便产生了“训诂学”。但是经过了“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学问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被删除了。可是要知道,这是打开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小学”的基础,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殿堂中。
姚:你说得很对,“小学”是一条通向古典的道路。像清代以前的书,除了一些白话小说和通俗读物外,没有一点小学的基础很难真正读懂。在中国所有的学问中,这是最基础的一门学问,因此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也称小学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在给钟正懋的信中也曾明确地说过:“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基。”《说文》是最早的文字学著作,《尔雅》是最早的训诂学著作。在小学中,这两门学问最重要,而文字学尤为重要。汉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中华民族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这功劳第一就应该归于汉字。汉字有象形的特点,它不像西方文字那样是表音的,除了音就没有了意义。像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他们虽同属于印欧语系,却因语言不同、文字不同,也就分裂成了不同的国家。而中国,因为有汉字,这却不成问题了。尽管因为方言的原因,广州人说话北京人听不懂,上海人说话四川人像听外语。孟子当时就因为听不懂南方人说什么,就说他们是南蛮之人。可是这并阻挡不住南北文化的交流。像屈原是楚国人,说的一定是楚国方言,要他用他的家乡的音读《离骚》,恐怕像孟子那样的大学者也会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但只要写出来,大家一看就都清楚了,因为汉字的意义不只是在读音中,还储存在形象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每次分裂都会出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通过汉字“书同文”的文化整合,才保证了民族的完整性。汉字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没有汉字,就没有今天的大中华。
刘:说到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中期,有人提出中国文字要走世界文字拼音化的道路。当时在语言学界,有人还提出了汉字的拼音化方案。人们之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最主要的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认为汉字书写不方便,学习起来太困难。如果用拼音文字,只要学会56个字母,就能写成文章,这样就可以速成。可是要知道,常用汉字7000多个,读音只有四百来个,平均每个读音就有十七八个字义。比如一个“施”字,它的同音字就有80多个。假如汉字消灭了,要用一个“shi”的音,表达出这80多个不同的意思来,谈何容易!而且各地方言又如此复杂,要想全国用统一的拼音文字,首先就得消灭方言,这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更何况还有中国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存在,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呢?
姚:那样的话,只能是割断历史了。汉字所记载的文化典籍,无论是从历史的久远性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性上说,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据有人统计,仅清朝编辑的《四库全书》,就有36300册,全书的页数多达230万,连结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有余。这还只是中国全部文化典籍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国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是5000年文明、智慧的结晶。这些东西虽说对于今天人类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少用处,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看不到有多大意义来,但它却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要想得到快乐和幸福,物质只是一个条件,更多的则在精神方面。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是有精神的,有记忆的,有历史的。一个丧失了记忆的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生理上,都必然是不健全的。一个丧失了历史记忆的民族,他们的精神世界必然是空虚的,他们的文化也必然是低俗的,他们的人生境界也必然不会高,只能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伴随着因精神失落而带来的痛苦无目标地生存。
刘:当然也有些民族中途改变文字的,如朝鲜、越南,原先都是用汉字的,后来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说的是朝鲜语或越语,可用的是汉字,汉字无法准确地记录他们的语言,因此创造了能够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姚: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许多都是建立在汉字的基础上的,像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格律诗、回文诗、辞赋、词曲、对联、书法艺术等等,如果没有了汉字,这些都不会存在。
刘:就这一方面说起来,汉字真是其妙无穷的。我从清代人的笔记中看到了一条字谜,谜面是“无边落木萧萧下”,谜底是一个“日”字。“萧萧下”指的“陈”,南朝宋、齐、梁、陈,齐、梁都姓萧,二萧下来是“陈”,繁体作“陳”,“陳”去掉“阝”旁(即所谓“无边”)则为“東”,“東”去“木”(即所谓“落木”)则为“日”。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是绝对猜不出谜底的。像对联艺术,也非常能体现汉字象形独立的优势来。传说乾隆皇帝乔装改扮,与大臣张玉书在酒楼饮酒。席间,他乘着酒兴指着一姓倪的歌姬出上联说:“妙人兒(儿)倪氏少女。”最后两个字“少女”合起来就是第一个字“妙”;“人兒”合起来正好是“倪”字。未等张玉书想出来,歌姬随口答说:“大言者诸(諸)葛一人。”“一人”合起来是“大”字,“言者”合起来是“諸”字。像如此高深的谜语,如此精妙的对联,如此幽默的艺术,恐怕只有在汉字中才能找到。这种艺术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情趣。
姚:在抗战期间,我在安徵柏蒲办国学讲习会时,当时给学生们讲《说文》,讲到了“冘”字和“霍”字。“冘”由“冂”和“儿”两部分组成,“儿”代表人,“冂”代表远处的郊野,这个字的意思是人在野外行走的样子。“霍”由“雨”“隹”两部分组成,“隹”代表鸟,意思是鸟急飞发出的声音。有一个学生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话:“野阔冘冘人影缓,林深霍霍鸟飞轻。”把我讲的文字学的知识融到了诗中,感到很有味,也含蓄。汉字创造了中国文化,因此打开中国的大门,也少不了“小学”这把钥匙。像刚才举的学生的诗,如果没有文字学的知识,便理解不深、不透。
刘:可以说,汉字中藏着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中都有一个故事。我在国学大讲堂讲小学时,曾举过取、娶、耻、婚等字的例子。“取”字,在现代汉语中是获得、取得的意思,可是为什么要写作“耳”字边“又”呢?“又”代表右手。在上古时代,人们狩猎或作战时,要把捕获到的野兽或战俘的左耳割下来,以割取耳朵的多少来计功。因此“取”有捕获的意思。从这个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古代战争的习俗。农村中大人有时用割耳朵吓唬孩子,显然就是这一习俗在语言上的残存,因为割去耳朵,就意味着做了俘虏,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所以“耻”字半边有“耳”。从前体罚学生,也常采取揪耳朵的办法,在孩子们游戏中也有时用揪耳朵的方式羞辱对方。汉字中有个“聑”字,这就是“妥帖”之“帖”的本字,《说文》说:“聑,安也。”为什么能解释成安呢?因为战争结束,两只耳朵还好端端地长在头上,得以全身而归,表示安然无恙,没有被羞辱。这个意思也是由割左耳朵的战争习俗衍生来的。“取”由捕获的意思,引伸出了获得、收取的意思。“娶妇”原来写作“取妇”,后来因妇是女性,才加“女”字写作了“娶”。但为什么字从“取”呢?从取的“捕获”意义中不难发现,“取妇”与古代抢婚习俗是有关系的,是用暴力来取得妇女的。在《周易》爻辞中就有“匪寇,昏媾”的记载,意思是说:以为遇到了盗寇,结果不是,原来是为婚媾而来的。抢婚往往是在黄昏后视线模糊、认不清对方面孔时进行的,所以称作“昏媾”。由黄昏时抢婚演变为黄昏时举行婚礼,所以叫作“结婚”。“婚”加“女”旁,是为了表示所娶的是女性。我给他们这样讲,发现他们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发现了一些普普通通的汉字中所藏着的秘密。可以说每一个汉字中都藏着一份秘密,藏着一个充满趣味的世界。
姚:关于汉字,古人有“六书”的理论,其实这是后人对汉字的理论归纳。在这“六书”中,最重要的是象形、形声、会意三种,一般人都看重象形字和会意字,因为这两类字,最容易从形象中把握住它的意思,认为汉字的奥秘就藏在这两类字中。其实最值得研究的是形声字,形声字中的奥秘最多。你前面举到的“娶”“婚”就都是形声字,而它们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形符上,而在声符上。宋朝有个学者叫王子韶,他提出了“右文说”,谈的就是形声字的声符问题。因为汉字中形声字的偏旁多在文字的左边,声符多在文字的右边,所以称“右文”。他认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左边的偏旁部首,只是文字的一个分类,如水部字,“水”都在左边,只是表示与水有关。在右的声符不只是读音,也兼存着字的意义,如“戋”,是小的意思,由“戋”得声的字,便多有小的意思在内。像“浅”,表示水小;“钱”,表示小的金属;“贱”,表示贝小,贝大为贵,小自然就贱了。也就是说,声符是有义的。清代段玉裁也曾提出过“声与义同源”说,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往往声符相同的字,会形成一个意义相似的族群,如“乔”有高的意思,加木为“桥”,指高架于水上的桥梁;加马为“骄”,马高六尺为骄(“骄傲”即自高自大为骄,瞧不起别人为傲);加人则为“侨”,踩高跷的人为侨人;加车为“轿”,指人高扛于肩上面行的车舆。像“包”字,本意是像未成形的胎儿在娘胎中的形状,引伸有了包裹、鼓起的意思。加艹则为“苞”,指花未开放包裹着的花朵;加衣则为“袍”,指古代包裹在人体外的长衣服;加手则为“抱”,指用手臂抱物于怀,如包裹之状;加水旁则为“泡”,指水中鼓气的水泡;加食旁则为“饱”,吃足了食,肚子鼓起,故叫饱;加肉则为“胞”,指包裹胎儿的胎衣。形声字的数量在汉字中占得比重最大。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一方面的理论,确实等于把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汉字中很多意义之门,都能打开了。刘:不仅是汉字,在汉语词汇中也有一个丰富的世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每一个语言细胞中都可以看到。比如“胡乱”这个词,《红楼梦》中说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案”。为什么叫“胡乱”?如果从这两个汉字的本意上看,是很难发现它与现在所谓的任意、没有道理、随便之类意思有何联系的。但如果深入一步,便发现它与胡人有关。据明朝吕毖的《事物初略》说,五胡乱华时,汉族人为了逃避兵灾,凡事都不能认真办,都说“胡乱且罢”,于是胡乱便成了草率办事的代名词了。其实“胡”字系列的词,大都与胡人有关。杜甫《往在》诗说:“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胡人进了西京,到处放火,整个天空一片火光,这是很恐怖的。因为胡人入中原,行为暴横,在汉族人看来他们是不讲道理、没有章法的,于是出现了胡来、胡说、胡话、胡扯、胡混、胡作非为、胡思乱想等之类的词。在北方一些农村称男人为“汉家”,比如说“你的汉家”“我的汉家”,又叫男人作“汉子”“男子汉”,显然这种称呼也是来自胡人的。在汉语词汇中,像“胡”“夷”“戎”“蛮”等,一方面指的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而另一方面都有“大”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到一段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如果没有小学方面的知识,这些词都是平面的,空荡荡的,而一旦把握了它们的真实含义,这个世界就马上便成立体的、鲜活的了。
姚:这类例子很多。比如我们现在常说“受业”“毕业”“肄业”“学业”。为什么叫“受业”?“业”是什么意思?章太炎先生有个解释:业是古代师徒讲习用作誊写的木版。《尔雅》说:“大版谓之业。”《管子》说:“修业不息版。”修业就是修习版上所书的内容。
2009年06月08日12:38 来源:山西日报 时间:2009-06-08 00:57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小学”是一条通向古典的道路。在中国所有的学问中,这是最基础的一门学问,因此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
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也称小学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由文字记载的。文字就是一个根本,由文字的形、音、义,便产生了“音韵学”;由文字古今辞义的变化,产生了“训诂学”。这是打开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小学”的基础,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殿堂中。
——编 者
刘:有一次我应邀到一个单位去讲国学。内容是他们定的,可见这单位的领导对国学是很有兴趣的。可是主持人在开场白中介绍国学说:“现在兴起了国学热。大家都知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是以前小学生的读物,这些就是我们的国学。”这个介绍让我吃了一惊。我想这位主持人的认识可能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认识,他们把《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小学生读物当作是国学的代表,虽说是对国学缺乏了解,但也反映了他们对传统的启蒙读物在道德精神与知识谱系上的充分肯定。
姚:这些读物是古代小孩子识字学习的,也可以姑且称作是“小学”嘛。不过我们所说的“国学以小学为基础”,小学可不是指这些东西,而是指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语言文字学”,因为这是古代小学生学习的东西,所以叫“小学”。据古书记载,古代小孩子是八岁上学的,上学后首先学习识字、算数、待人接物的礼节以及洒水、扫地之类的劳动技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识字。因为入学主要是读书,而读书必先识字,识字最好的办法是知道字的来龙去脉,这样便于懂,也便于记。所以《汉书·艺文志》提到了古代小孩子学习“六书”的事。所谓“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古人认为这是上古造字所依据的原则。
刘:但这一点现在人就不好理解了。因为这些东西,在现在是专家们才懂得的,为什么古代小孩子就要学习呢?他们能懂吗?人们不明白这是因为古今语言变化造成的隔阂。就拿《尚书》来说,这不过是古代的一些政治报告、告示之类的东西,它只能是当时的大白话,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听懂、能看懂的。可是在今天读来,却是那样艰涩。
姚:正是由于古今语言和文字的变化,才出现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这样的学问。古代在《四库全书总目》之类的目录学著作中,都把“小学”附在了“经部”后面,就是因为它是读经书的一个基础。要想读懂几千年前的经书,就要学习小学方面的知识,否则就无法入门。其实有些问题说破了很简单,比如读白话文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就感到别扭。但如果知道了这些不过是古人说话的一种习惯,就和今天的“啊吗呢吧”之类差不多,只不过是些话助词而已,没有实在意义,这样也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刘: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由文字记载的。文字就是一个根本,不识字就不能读懂文献。但文字是由形、音、义三个元素组成的,从字形上讲,古今字形在变化,为了解这种变化,更准确地认识文字,这便产生了“文字学”;从读音上讲,古今语音是有变化的,为了解语音变化所引起的语言词汇的变化,便产生了“音韵学”;从字义上讲,古今辞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用现代的词义去理解古书,必然会产生很大的误会,于是便产生了“训诂学”。但是经过了“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学问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被删除了。可是要知道,这是打开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小学”的基础,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殿堂中。
姚:你说得很对,“小学”是一条通向古典的道路。像清代以前的书,除了一些白话小说和通俗读物外,没有一点小学的基础很难真正读懂。在中国所有的学问中,这是最基础的一门学问,因此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也称小学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在给钟正懋的信中也曾明确地说过:“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基。”《说文》是最早的文字学著作,《尔雅》是最早的训诂学著作。在小学中,这两门学问最重要,而文字学尤为重要。汉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中华民族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这功劳第一就应该归于汉字。汉字有象形的特点,它不像西方文字那样是表音的,除了音就没有了意义。像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他们虽同属于印欧语系,却因语言不同、文字不同,也就分裂成了不同的国家。而中国,因为有汉字,这却不成问题了。尽管因为方言的原因,广州人说话北京人听不懂,上海人说话四川人像听外语。孟子当时就因为听不懂南方人说什么,就说他们是南蛮之人。可是这并阻挡不住南北文化的交流。像屈原是楚国人,说的一定是楚国方言,要他用他的家乡的音读《离骚》,恐怕像孟子那样的大学者也会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但只要写出来,大家一看就都清楚了,因为汉字的意义不只是在读音中,还储存在形象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每次分裂都会出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通过汉字“书同文”的文化整合,才保证了民族的完整性。汉字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没有汉字,就没有今天的大中华。
刘:说到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中期,有人提出中国文字要走世界文字拼音化的道路。当时在语言学界,有人还提出了汉字的拼音化方案。人们之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最主要的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认为汉字书写不方便,学习起来太困难。如果用拼音文字,只要学会56个字母,就能写成文章,这样就可以速成。可是要知道,常用汉字7000多个,读音只有四百来个,平均每个读音就有十七八个字义。比如一个“施”字,它的同音字就有80多个。假如汉字消灭了,要用一个“shi”的音,表达出这80多个不同的意思来,谈何容易!而且各地方言又如此复杂,要想全国用统一的拼音文字,首先就得消灭方言,这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更何况还有中国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存在,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呢?
姚:那样的话,只能是割断历史了。汉字所记载的文化典籍,无论是从历史的久远性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性上说,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据有人统计,仅清朝编辑的《四库全书》,就有36300册,全书的页数多达230万,连结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有余。这还只是中国全部文化典籍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国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是5000年文明、智慧的结晶。这些东西虽说对于今天人类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少用处,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看不到有多大意义来,但它却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要想得到快乐和幸福,物质只是一个条件,更多的则在精神方面。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是有精神的,有记忆的,有历史的。一个丧失了记忆的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生理上,都必然是不健全的。一个丧失了历史记忆的民族,他们的精神世界必然是空虚的,他们的文化也必然是低俗的,他们的人生境界也必然不会高,只能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伴随着因精神失落而带来的痛苦无目标地生存。
刘:当然也有些民族中途改变文字的,如朝鲜、越南,原先都是用汉字的,后来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说的是朝鲜语或越语,可用的是汉字,汉字无法准确地记录他们的语言,因此创造了能够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姚: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许多都是建立在汉字的基础上的,像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格律诗、回文诗、辞赋、词曲、对联、书法艺术等等,如果没有了汉字,这些都不会存在。
刘:就这一方面说起来,汉字真是其妙无穷的。我从清代人的笔记中看到了一条字谜,谜面是“无边落木萧萧下”,谜底是一个“日”字。“萧萧下”指的“陈”,南朝宋、齐、梁、陈,齐、梁都姓萧,二萧下来是“陈”,繁体作“陳”,“陳”去掉“阝”旁(即所谓“无边”)则为“東”,“東”去“木”(即所谓“落木”)则为“日”。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是绝对猜不出谜底的。像对联艺术,也非常能体现汉字象形独立的优势来。传说乾隆皇帝乔装改扮,与大臣张玉书在酒楼饮酒。席间,他乘着酒兴指着一姓倪的歌姬出上联说:“妙人兒(儿)倪氏少女。”最后两个字“少女”合起来就是第一个字“妙”;“人兒”合起来正好是“倪”字。未等张玉书想出来,歌姬随口答说:“大言者诸(諸)葛一人。”“一人”合起来是“大”字,“言者”合起来是“諸”字。像如此高深的谜语,如此精妙的对联,如此幽默的艺术,恐怕只有在汉字中才能找到。这种艺术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情趣。
姚:在抗战期间,我在安徵柏蒲办国学讲习会时,当时给学生们讲《说文》,讲到了“冘”字和“霍”字。“冘”由“冂”和“儿”两部分组成,“儿”代表人,“冂”代表远处的郊野,这个字的意思是人在野外行走的样子。“霍”由“雨”“隹”两部分组成,“隹”代表鸟,意思是鸟急飞发出的声音。有一个学生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话:“野阔冘冘人影缓,林深霍霍鸟飞轻。”把我讲的文字学的知识融到了诗中,感到很有味,也含蓄。汉字创造了中国文化,因此打开中国的大门,也少不了“小学”这把钥匙。像刚才举的学生的诗,如果没有文字学的知识,便理解不深、不透。
刘:可以说,汉字中藏着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中都有一个故事。我在国学大讲堂讲小学时,曾举过取、娶、耻、婚等字的例子。“取”字,在现代汉语中是获得、取得的意思,可是为什么要写作“耳”字边“又”呢?“又”代表右手。在上古时代,人们狩猎或作战时,要把捕获到的野兽或战俘的左耳割下来,以割取耳朵的多少来计功。因此“取”有捕获的意思。从这个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古代战争的习俗。农村中大人有时用割耳朵吓唬孩子,显然就是这一习俗在语言上的残存,因为割去耳朵,就意味着做了俘虏,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所以“耻”字半边有“耳”。从前体罚学生,也常采取揪耳朵的办法,在孩子们游戏中也有时用揪耳朵的方式羞辱对方。汉字中有个“聑”字,这就是“妥帖”之“帖”的本字,《说文》说:“聑,安也。”为什么能解释成安呢?因为战争结束,两只耳朵还好端端地长在头上,得以全身而归,表示安然无恙,没有被羞辱。这个意思也是由割左耳朵的战争习俗衍生来的。“取”由捕获的意思,引伸出了获得、收取的意思。“娶妇”原来写作“取妇”,后来因妇是女性,才加“女”字写作了“娶”。但为什么字从“取”呢?从取的“捕获”意义中不难发现,“取妇”与古代抢婚习俗是有关系的,是用暴力来取得妇女的。在《周易》爻辞中就有“匪寇,昏媾”的记载,意思是说:以为遇到了盗寇,结果不是,原来是为婚媾而来的。抢婚往往是在黄昏后视线模糊、认不清对方面孔时进行的,所以称作“昏媾”。由黄昏时抢婚演变为黄昏时举行婚礼,所以叫作“结婚”。“婚”加“女”旁,是为了表示所娶的是女性。我给他们这样讲,发现他们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发现了一些普普通通的汉字中所藏着的秘密。可以说每一个汉字中都藏着一份秘密,藏着一个充满趣味的世界。
姚:关于汉字,古人有“六书”的理论,其实这是后人对汉字的理论归纳。在这“六书”中,最重要的是象形、形声、会意三种,一般人都看重象形字和会意字,因为这两类字,最容易从形象中把握住它的意思,认为汉字的奥秘就藏在这两类字中。其实最值得研究的是形声字,形声字中的奥秘最多。你前面举到的“娶”“婚”就都是形声字,而它们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形符上,而在声符上。宋朝有个学者叫王子韶,他提出了“右文说”,谈的就是形声字的声符问题。因为汉字中形声字的偏旁多在文字的左边,声符多在文字的右边,所以称“右文”。他认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左边的偏旁部首,只是文字的一个分类,如水部字,“水”都在左边,只是表示与水有关。在右的声符不只是读音,也兼存着字的意义,如“戋”,是小的意思,由“戋”得声的字,便多有小的意思在内。像“浅”,表示水小;“钱”,表示小的金属;“贱”,表示贝小,贝大为贵,小自然就贱了。也就是说,声符是有义的。清代段玉裁也曾提出过“声与义同源”说,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往往声符相同的字,会形成一个意义相似的族群,如“乔”有高的意思,加木为“桥”,指高架于水上的桥梁;加马为“骄”,马高六尺为骄(“骄傲”即自高自大为骄,瞧不起别人为傲);加人则为“侨”,踩高跷的人为侨人;加车为“轿”,指人高扛于肩上面行的车舆。像“包”字,本意是像未成形的胎儿在娘胎中的形状,引伸有了包裹、鼓起的意思。加艹则为“苞”,指花未开放包裹着的花朵;加衣则为“袍”,指古代包裹在人体外的长衣服;加手则为“抱”,指用手臂抱物于怀,如包裹之状;加水旁则为“泡”,指水中鼓气的水泡;加食旁则为“饱”,吃足了食,肚子鼓起,故叫饱;加肉则为“胞”,指包裹胎儿的胎衣。形声字的数量在汉字中占得比重最大。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一方面的理论,确实等于把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汉字中很多意义之门,都能打开了。刘:不仅是汉字,在汉语词汇中也有一个丰富的世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每一个语言细胞中都可以看到。比如“胡乱”这个词,《红楼梦》中说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案”。为什么叫“胡乱”?如果从这两个汉字的本意上看,是很难发现它与现在所谓的任意、没有道理、随便之类意思有何联系的。但如果深入一步,便发现它与胡人有关。据明朝吕毖的《事物初略》说,五胡乱华时,汉族人为了逃避兵灾,凡事都不能认真办,都说“胡乱且罢”,于是胡乱便成了草率办事的代名词了。其实“胡”字系列的词,大都与胡人有关。杜甫《往在》诗说:“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胡人进了西京,到处放火,整个天空一片火光,这是很恐怖的。因为胡人入中原,行为暴横,在汉族人看来他们是不讲道理、没有章法的,于是出现了胡来、胡说、胡话、胡扯、胡混、胡作非为、胡思乱想等之类的词。在北方一些农村称男人为“汉家”,比如说“你的汉家”“我的汉家”,又叫男人作“汉子”“男子汉”,显然这种称呼也是来自胡人的。在汉语词汇中,像“胡”“夷”“戎”“蛮”等,一方面指的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而另一方面都有“大”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到一段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如果没有小学方面的知识,这些词都是平面的,空荡荡的,而一旦把握了它们的真实含义,这个世界就马上便成立体的、鲜活的了。
姚:这类例子很多。比如我们现在常说“受业”“毕业”“肄业”“学业”。为什么叫“受业”?“业”是什么意思?章太炎先生有个解释:业是古代师徒讲习用作誊写的木版。《尔雅》说:“大版谓之业。”《管子》说:“修业不息版。”修业就是修习版上所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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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6月01日02:45 来源:山西日报 时间:2009-06-01 02:03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姚奠中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他的弟子刘毓庆是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他们因秉承太炎先生的真传,对国学有独到的理解。 他们师生关于国学的对话,对于廓清当前一般人对于国学的误解,加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很好的帮助。故而我们决定将他们的国学对话录整理后陆续发表。
——编 者
刘:当前学术界与社会上都在“炒国学”,不少大学成立了关于国学的研究机构。《国学论衡》《新国学》《国学丛书》《国学宝典》《国学备览》《国学》《国学驿馆》等刊物、丛书、电子图书、网站相继出现。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国学讲座与国学讲习班,有的地方还专门针对小学生设立了“国学馆”。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国学认识的分歧。请问老师您对“国学”是怎样认识的?
姚:我以前常自我介绍“我是搞国学的”,国学是“文史哲不分,以小学为基础”。章太炎先生说:“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说文》《尔雅》就是两部最权威的小学著作。而我在这里强调“文史哲不分”,主要是针对现在的学科分类而言的。因为“分”得太细了,所以我才用“不分”来解释“国学”。当然国学中也有分类,传统分经、史、子、集四部,小学包括在经部里。章太炎先生则将小学独立了出来,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但这只是文献的分类,并不是分科。而文、史、哲则是分科。
刘:章太炎先生将小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是非常合理的。我的理解:小学是开启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钥匙,经学是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与价值核心,史学是中国人的道德坚持与价值判断,诸子是中国人的治世思想与生存智慧,文学是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与人生情怀。这五个部分构成了国学的整体。
姚:解放后学科分得越来越细,不仅是文、史、哲分开了,文、史、哲中又要细分。如“中文”学科里一个古代文学,还有分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几个段落,每个人只搞一小段,搞“先秦文学”的不懂“唐宋文学”,搞“唐宋文学”的不懂小说戏剧,更不用说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了。在一个语言中,也要分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搞古汉语的人讲不了现代汉语,搞现代汉语的人读不了古文。而现代汉语中又要把语法、修辞、语言学概论分开。这样各自画地为牢,怎么有可能把问题搞通呢?
刘:我们现在讲国学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国学包括了文史哲在内。在学科分类上我是属于文学学科的,我要说搞国学研究,搞历史的人就会不满意,认为:“历史是我们搞的,你搞得了吗?”搞哲学的也会疑问:“你是搞文学的,能懂哲学吗?”虽然他们不说,可是我在好几个场合下却感觉到了他们的那种怀疑。同样一部分搞文学的人也把自己认定在了文学研究的领地内,对“国学研究”涉及到文史哲的问题,不敢轻谈。
姚:你搞历史,有什么权力限制文学学科的人研究历史?同样搞文学的人,你有什么权力限制历史学科的学者来研究文学?学术本来是应该相通的。《庄子·天下篇》说得很好。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了两个概念,这就是“道术”与“方术”。所谓“道术”就是研究事物全面性、整体性把握的学问,是对道的全面体认,所把握的是基本精神。而“方术”则是拘于一方的学问,它所得到的只是事物的局部,根本不能把握大道的基础精神。“方术”是由“道术”分裂而形成的。不能为“道术”,便只能为“方术”。方术之士各执一端,就像是耳目口鼻,虽都有各自的功能,却不能相通。鼻子能嗅到味,却不能嗅到颜色,嘴能尝出酸甜,却不能尝出声音。这样是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的,自然也不能得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庄子说:“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意思是说:“不能兼备,不能周全,只是拘于一隅的人。”把事物割裂开来认识,自然难以获得对事物的真正认识。现在这种过细的学科分类,其实就是庄子所说的“方术”,虽然有利于一得之见,但对学术整体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学科分细了,对于具体问题来说,可以研究得很深、很专,但要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则很困难,因为得出结论是需要全面、需要“通”的。国学则是要反回“道术”,拆除掉设置在文、史、哲之间的隔离墙,在“通”的思想指导下,打好学术基础。
刘:现在好多学校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多是把文、史、哲三方面的力量组合在一起,挂一个国学的牌子,表示这就是“国学研究中心”了。可是“国学中心”只是形式,是虚的,大家还各搞一套,互不相涉。有人问我:“你们的国学研究院是怎样组合文史哲力量的?”我说:“我们基本上没有组合,就是在原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表示怀疑,说:“那你们的历史、哲学两块由谁来搞?”从问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其实还是那种分科的思维,并不真正理解“国学”。我告诉他们:“我们有章太炎、姚奠中先生的传统,走的是文史哲融通的路,是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通文史的路。因此文史哲对垒的现象在我们这里本来就不存在。我们的研究针对的是问题,而不是学科,因此也不必要考虑何为文何为史的问题。”
姚:这种“分”的思想,弊端太多了。比如在中文系,古汉语选的古文篇目与古代文学所选的篇目,有好多是重复的。可是上课各自讲各自的,古汉语课讲了,古代文学课又讲,这样又浪费学生的时间,老师们也重复劳动。假如有合的思想,从国学的角度考虑,这种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以前有国文系,其实就相当于国学系,什么课都开,既讲专书,又讲小学及经、史、子、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都很好,国学功底都很扎实。
刘:现代这种学科分类,把国学的好多东西都给肢解了。比如国学中有小学、经学、史学、诸子、集部五大块,现在分成了历史系、哲学史、中文系三个系。搞中文的主要搞“集”,搞哲学的只是涉及到了“子”中的一部分,而诸子更多丰富的思想,却无法纳入哲学的概念中去。搞历史的注重研究“史”部的文献。这样国学中最核心的一块———“经”,则被当作边角料从现代学科分类中剔去了。“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离开经,中国文化精神还从何谈起呢?
姚:这种分类不仅抛弃了中国文化核心的东西,也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大师来。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哲学学科,都没有培养出一个像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郭沫若等那样大师级的人物来,什么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因为分科过细、各自画地为牢、学科视野过于狭窄造成的。虽然这样也能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但终难成为大家。比如某某教授,他是搞戏曲、词曲的,他还会唱,一上课就给学生来一段,他也培养了几个有点名头的弟子,但其它方面却所知甚少,因此成就很有限。我们以前常说到顾颉刚、鲁迅等人对传统史学及传统文化的冲击,认为他们的破坏力很大。其实破坏也是要有功底的,没有功底就没有能力破坏,他们对于传统的冲击,全赖于他们很好的国学功底,所以他们在破坏中也做出了很大成就。
刘:自去年以来,很多单位都请我给他们的职工开关于国学的讲座,而且往往要强调一点:让他们的职工接受一些传统道德的教育。还有党校、培训中心之类的单位,也来邀请开国学讲座,要求是:结合科学发展观来讲。还有不少人问我关于国学的知识,而提到的却是《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古代启蒙读物。老师刚才又特别强调了国学文史哲不分的性质。由此我对国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学不仅是一个知识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价值系统,也是一种治学门径与研究方法。而现在社会上国学热的兴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从文化上、道德价值上考虑的。
姚:“国学”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与价值意义的概念,它是在上一轮的世纪之交提出的,而且是与西学相对立提出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的侵略,同时西方文化也开始批量地输入中国。军事与文化的双重侵略,使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于是一批志士仁人在与“西学”的对抗中,提出了“国学”。章太炎先生就是代表。他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很显然,他强调的是一种文化传统,有这种文化传统,国家即便灭亡了,还有复兴的机会;如果连这个传统也亡了,那国家就彻底没有希望了。其实中国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像元灭宋、清灭明,宋和明两个汉族政权虽然都灭亡了,可是由于这个文化传统存在,汉族在发展中却更加强大了。
刘:上一个世纪之交的国学运动,主要面对的是民族的存亡问题。今天,世界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民族存亡问题已不再作为讨论的主题,人们所关注的则是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人类的存亡问题。目前在人类贪婪的物质利益追求中,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都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所以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就曾担忧地说:“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人类的种种危机,其实最根本的是人心危机、人性危机,用汤因比的话说,就是道德差距。而中国文化所谈的最主要的就是道德问题。因此在人类生存危机面前,中国的学人再一次关注到了“国学”。如果说章太炎先生他们那一代哲人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提出“国学”的话,那么当代的一批学人则是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下,发现的“国学”。在国学的倡导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责任感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
姚:西方有不少学者在人类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也在开始关注中国文化。
刘:看来从上个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就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意义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原初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僵死的走向死亡的文化,可是到晚年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他改变了看法,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他在一次报告中还提出:“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汤因比与池田大作有一番关于21世纪的对话,其中提到:“近代物质文明的危机,本质在于"道德差距"。就是说,"善性"衰退,人类的伦理、道德水准低下。要克服这些,提高人类伦理性,巨大的力量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世界精神"。”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他的《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中指出: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能,应该让他们放弃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这已导致千百万人付出生命。在1988年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著名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公元前六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在《儒学的复兴》一书序言中说:“北亚古老的神话和圣哲,看来更可能替代西方文化成为我们"地球村"未来的中心。”上一个世纪后期来自西方的声音,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姚: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前几天有人来,说起你办国学大讲堂的事,你在广告牌上写的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到“精神家园”,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守护”两个字显得保守了些,有人提出了意见。
刘: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再三琢磨过。我们开办国学大讲堂虽说有更为宏大的目标,但就当下来说,主要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确立东方价值观。”用“守护”两个字,意思是要说明我们原来有精神家园,只是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原来想用“修复”,有观点觉得“修复”不太好,因为修复就意味着破坏了,那么是谁破坏的呢?这样就会牵涉出复杂的一时难以说清的问题来。因此后来就改成了“守护”。现在看来,用“建设”或许更好些。
姚:精神家园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道德精神建设与信仰确立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库。它有五千年文明积累的智慧与成果,可以帮助人类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向,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但同时要看到在五千年的长途跋涉中,中国文化也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有些腐朽的东西存在。可是现在兴起的国学热中,有人就把传统的一切东西都看成了宝贝,把一些糟粕也翻腾了出来。比如说“二十四孝”,这其中好多是非常荒唐的故事,如“郭巨埋儿”,郭巨把父亲留下的家产分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则独自把老母亲供养起来。因为家境逐渐贫困下来,养活妻儿老母一家人有了困难,便要想着把儿子活埋了,减少一份负担,好来养活老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这不太残忍了吗?再如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王祥为了让继母吃到活鲤鱼,大冬天把衣服开解,卧在冰上,冰融化了,鲤鱼跳了出来。但冰化了,他自己不也掉下去了吗?而且这样他自己不也要冻死了吗?世界上还有这样愚笨的人吗?再怎么说,为了养活老人也不应该以幼小和年轻的生命为代价的。因为这样是不人道的。再如现在过清明节,修复传统节日,这是应该的。可是却要宣传介之推的故事,这就不太合适了。据传说在晋文公重耳流浪国外期间,介之推作为随从立下了汗马功劳。重耳被围绝粮的时候,介之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供重耳吃。晋文公归国后,封赏大功臣,忘了介之推。介之推一气之下,把老母背上入了山隐居起来。晋文公想起了介之推,便立即下令寻找。可是山那么大,到哪里找呢?文公便心生一计,放火烧山。火灭了,却发现介之推与他的母亲相抱而死。这故事同样是荒唐的,介之推能称孝吗?要老娘与自己一同烧死,这是大不孝,有什么值得宣传的?而且“割股奉君”,也是一种愚忠的行为,你大腿上的肉能够几顿吃?晋文公为了找一个人却要烧掉一座山,这是想让人活还是想让人死?像这种故事,本来编撰得就很不高明,不值得一提。即便是真有其事,也是糟粕,从介之推到晋文公,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可是现在却有人当做优秀传统来宏扬,这实在是很不好的。
刘:介之推的故事流传很广,《左传》上只是说他“遂隐而死。晋文公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并没有烧山的事。至于清明寒食与介之推的联系,看来是汉朝才出现的传说,显然是附会。汉朝人创造了不少神话,如关于“足下”一词的解释,汉朝人也与介之推附会在了一起。据晋朝嵇含《南方草木状》引按东方朔《琐语》说:介之推逃禄,抱树而死。公抚树哀叹,就用这树做了一双木屐,穿在脚上,每看到木屐,就会悲伤地说:“悲乎足下!”于是后人书信中就常以“足下”尊称对方。这故事实在太滑稽了,有点像乡村野老的杜撰。
姚:记得抗战时期,我在安徽第一中学教书,重庆来的督学要来听课。我当时讲的是丘迟《与陈伯之书》,文中有“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教材关于“足下”的注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传说。我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驳,结合麾下、殿下、陛下、阁下、膝下等表示尊称的词语对“足下”做了解释。下课后,督学很满意地点了点头离开了教室。让这种错误的知识进入教材,误人子弟,其害太大。
刘:其实老师所采用的就是一种融贯的办法,文史哲的融通与这有点相似。这就应了您前面所提到的观点:只有“通”,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要“通”就需要事物之间的比较。同样对国学价值的认识,也需要“通”。对东西方文化做全面了解就是“通”。只有在东西贯通中,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比较中,才能体现出国学的价值来。
姚:是的。比如中国文化,近百年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就是因为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发现了这种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但是我们又在比较中发现: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在五千年历史中未曾间断的文化。之所以没有间断,而且始终影响着历史,它顽强的生命来自何方,它对当代人类具有何种意义,这就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再如在中国文化的支配下,两千多年间,东方社会基本上是平稳发展的。尽管这期间也有战争,但不至于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而西方文化支配世界只有短短二百多年,却造成了人类对于继续生存的担忧。在这一比较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就体现了出来。
刘: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万世太平”,因而这一文化的优越性在于它对和平的追求与维护,保证人类生命的健康存在。尽管这一文化可能会远离现代科技,然而却能获得心灵的踏实与平稳。西方文化主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中,无休止地发展科技与经济,因而这一文化的优势在于极大地解除了人类肉体的重荷,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获得了空前的改善。但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危机。早在20世纪初,辜鸿铭在《春秋大义》导言中就说过:“我们要承认:现代的欧洲文化在制服自然方面已取得成效,是其它文化没有做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比自然物质力量更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中的**。……这**,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调理和节制,那就不要说文化,便是人类之生存也将不可能了。”但西方文化恰恰追求的就是**的满足,而不是节制**。在当前形势下,人类更需要的是中国文化。
姚: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强调国学,不能排斥西方文化,更不能一味地否定西方文化,而是要考虑到两种文化如何很好地结合。像20世纪一度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当作了封建文化给予抛弃。人们甚至不能读古书,要读也是偷偷读,被人发现了就会说是封建流毒,就会被烧掉,那显然是不对的。但一味地强调国学,就有可能走向复古。据说现在有人穿起了长袍马褂,其实这也不必要,这只是一种形式,更主要的是要真正认识中国文化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像你穿中式服,就有人说是在复古。
刘:其实我穿中式服,只是感觉穿上舒服,也简便,而且也不难看,并没有复古的意思。比如在一些正式场合,穿西服,就需要打领带,怪难受的。冬天穿上西服,脖子下露出一块,怪冷的。穿中式服就没有这些问题。
再如我穿布鞋,感觉不知比皮鞋舒服多少倍。尽管没有皮鞋好看,但我的脚不受罪,不像皮鞋那样不透气。说到这里,让人感到很难受,现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装,唯汉族没有了。中国传统的服饰只保存在了特殊行业中间,如和尚、道士、练太极拳的、餐饮业服务员等。普通人穿上,人们反而会看成另类。我穿中式服,不知有多少人在评论。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人,穿上了中国服,中国人反而看不惯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反映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人们崇洋心理的高涨,把中国传统当作了应该被淘汰的东西而被抛弃了。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把西方一些很不好的东西也接受了过来,取代了中国本来很优秀的东西。比如现在人见了面就要握手,以表示热情。其实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礼节,因为很容易传染疾病。特别是夏天,人们汗乎乎地握了手,不由的就想去洗手,可是当着客人的面又不好意思,很难受。像“非典”期间人们见面就感到很尴尬,要握手不敢握,不握手又觉得不礼貌。中国古代的鞠躬作揖就不存在这问题,而且也很简单。有十个人见面,深深的一躬一揖就解决了问题,不必要一个一个的来。中国传统礼仪其实有好多就很不错。在这方面,韩国与日本比我们保存的好。
姚: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五千年智慧、经验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有它种文化缺少的一些素质。像礼仪方面就很特别,因而有了“礼仪之邦”的美名。可是现在几乎丧失殆尽了。有一篇文章说:有一名韩国人到中国学习传统礼仪,结果非常失望,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就远没有韩国人讲究礼貌。但韩国的礼仪却是从中国学习来的。韩国人对传统很重视,像他们朋友相见鞠躬行礼、用太极图做国旗、将端阳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都反映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在这一点他们比我们强。
刘:我去年到韩国,感受最深的就是韩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存。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写着大大“孝”字的广告牌;大学的教学楼里,可以看到挂着仁义礼智内容的书法作品;在家里的墙壁上,挂着和亲睦友的条幅。我是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会议上有几位韩国学者穿着韩国的传统服装,还有的戴着传统的乌纱帽。有一位教授邀请我们到他的别墅做客。他第一天穿的是韩服,而第二天迎接我们时却穿上了中式服。他笑着对我说:“因为我看见您穿的是中国传统服装,所以今天我要穿传统服装来迎接您。”我很感动。他要我给他留下“墨宝”,我于是写了四句话:“天下礼仪邦,东方君子国。衣冠见古风,容止存王泽。”他很高兴,连口称谢谢。在另一个学者家,我们亲眼看到了他向自己父母行跪拜礼的场景。在那种温情脉脉的礼仪表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和谐的气氛。
姚:说到“和谐”,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我看到你在《国学概论讲义》里讲到了这一点,这很对。中国文化因为讲和谐,所以能与不同质的文化和平共处,即所谓“和而不同”,这非常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像西方文化中更多的讲利益竞争,这样就难免要打打杀杀了。人类交通、通讯的发展,使地球变小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碰撞、摩擦也加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及“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显得十分重要。西方霸权主义者想用拳头解决问题,消灭它种文明,这是很难办到的。世界上无论哪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的一份精神资源,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类未来的和平,在人类文化的相互理解、包容中,在世界各民族的和谐相处中,并不在霸权主义的拳头下。即使人类变成了清一色的西方文化的信徒,也难免个人、集团、国家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诉诸战争。只有和谐、和平才有保证。
刘:可以说,世界和平的希望,在于使多种不同质的文化能欢聚一堂。在目前看来,只有中国文化才具有促成世界文化大联合的素质。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就像是水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像是砖瓦,只有用这水泥,才能把这些砖瓦黏合起来,使新的文明大厦拔地而起,创造人类丰富多彩的未来。我们作为中国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者,应该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保护好人类的各种文化资源,为世界不同文化的共生、共存,为人类未来持久的和平、幸福、美满,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姚: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更多的人只知道发展经济,只懂得“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只看到了美国因科技、经济强大而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也只知道有了金钱就能改变命运,而却忽略了人文方面的素质培养,忽略了精神的提升。
刘:我从老师的身上就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像老师这样道德文章诗书画印,全面都能拿得起来的人,实在太少了。但老师并不是以此牟取银子,而完全是追求人格的完善与丰满,追求一种人生境界。人生是有层次的。人的素质、品位高低,不是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体现,而主要在精神表现上。像猴子,在物质生活上由于人的提供,它完全可以达到比一般人生活水平还高的享受,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空空荡荡的,它永远无法获得人的那一份精神愉悦。我们面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时候,可以走进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获得乐趣,可是猴子却不能,它只能看到白纸黑字,甚至不知道那是字。国学中有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陶冶,获得提升,获得无限乐趣。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就是从中获得的人生境界。我看到老师就是这样。
[补充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