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内科名著集成·前言
2011-06-02 08:23 14楼
关于明清时期在临床辩证治疗用药方面各具特色的医家医著,其数量不下数十家,其中关于内科杂病的内容可以认为是代表这一时期临床内科发展特色的主流。举其要者,如薛己《内科摘要》2卷,在内科杂病的治疗方法上受李果的影响而又有所创新,善于从脾、肾、肝三脏入手治疗内科杂病的虚损性病证,在脾多从脾虚辨治,善用补中益气汤而又能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随证加减,灵活运用,反映出自己的治病用药特点。在肾多从肾阴、肾阳的不足辨治,善用六味地黄丸和八味肾气丸等方。在肝多从肝血不足和肝经郁火两方面辨治,多以逍遥散加减运用。
周之干所著《周慎斋三书》、《慎斋遗书》等,在继承李杲调补脾胃的治病用药方法的基础上,在临床病理学上又明确提出“脾阴不足”的概念,并在脾阴不足的辨证治疗方面显示出自己的治病用药特点,且对26种临床治病方法做了详细的解释,其对于中风的治疗提出所谓“治痰先顺气,气顺痰自利;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大法,对后世的临床治疗学有较大的影响。
韩愗所著《韩氏医通》2卷,虽不是内科杂病的专著,却对内科临床病证的诊断、治疗方药及医案记载等方面均有所贡献。韩氏对于临床医疗,首先强调四诊的重要性,并在脉诊方面创制了独特的脉体形象模拟实验法,使初学切脉者可以借助此种方法体会和认识多种脉象的形态特点,这可以看做是中医在临床诊断方面的教学标本模型。在治病方药上,创制有三子养亲汤、交泰丸等后世常用方剂,在临床诊疗的医案记载方面,韩氏不仅比较全面具体地规定了医案的书写格式,而且还指出了医案记载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谓“凡治一病,用此式一纸为案……庶几病者持循待续,不为临敌易将之失,而医之心思既竭,百发百中矣。”说明韩氏已经意识到,详细填写记录病案,对医生周密思考,正确诊断和制定妥当的治疗方案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保存下来的诊疗记载可以为医生的继续治疗提供借鉴,避免失误,还可以使医生总结自己以往在临床诊断治疗方面的经验教训,这种做法的临床价值是巨大的。
繆希雍所著《先醒斋医学广笔记》4卷,在内科杂病的证治方面对吐血证的治疗提出了三种大法,即所谓“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然后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三种法则确立的依据,并分别指出其相应的常用药物,对血证的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又在临床诊断的腹诊方面,发现了相当于现在所谓右上腹部胆囊区压痛的临床特征,丰富了中医诊断的内容。
明末医家李中梓,在临床医学方面著有《医宗必读》、《删补颐生微论》等书。在内科杂病方面对中风昏迷的辨证分为“闭证”和“脱证”两种类型,治疗上提出闭证宜开、脱证宜补的原则大法,使中风昏迷的辨证治疗又进了一步,又在对腹泻的发病机理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腹泻的九种治法,分别为淡渗、升提、清凉、疏利、甘缓、酸收、燥脾、温肾和固涩,使腹泻的临床治法上升到了理论总结的高度。
周之干所著《周慎斋三书》、《慎斋遗书》等,在继承李杲调补脾胃的治病用药方法的基础上,在临床病理学上又明确提出“脾阴不足”的概念,并在脾阴不足的辨证治疗方面显示出自己的治病用药特点,且对26种临床治病方法做了详细的解释,其对于中风的治疗提出所谓“治痰先顺气,气顺痰自利;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大法,对后世的临床治疗学有较大的影响。
韩愗所著《韩氏医通》2卷,虽不是内科杂病的专著,却对内科临床病证的诊断、治疗方药及医案记载等方面均有所贡献。韩氏对于临床医疗,首先强调四诊的重要性,并在脉诊方面创制了独特的脉体形象模拟实验法,使初学切脉者可以借助此种方法体会和认识多种脉象的形态特点,这可以看做是中医在临床诊断方面的教学标本模型。在治病方药上,创制有三子养亲汤、交泰丸等后世常用方剂,在临床诊疗的医案记载方面,韩氏不仅比较全面具体地规定了医案的书写格式,而且还指出了医案记载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谓“凡治一病,用此式一纸为案……庶几病者持循待续,不为临敌易将之失,而医之心思既竭,百发百中矣。”说明韩氏已经意识到,详细填写记录病案,对医生周密思考,正确诊断和制定妥当的治疗方案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保存下来的诊疗记载可以为医生的继续治疗提供借鉴,避免失误,还可以使医生总结自己以往在临床诊断治疗方面的经验教训,这种做法的临床价值是巨大的。
繆希雍所著《先醒斋医学广笔记》4卷,在内科杂病的证治方面对吐血证的治疗提出了三种大法,即所谓“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然后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三种法则确立的依据,并分别指出其相应的常用药物,对血证的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又在临床诊断的腹诊方面,发现了相当于现在所谓右上腹部胆囊区压痛的临床特征,丰富了中医诊断的内容。
明末医家李中梓,在临床医学方面著有《医宗必读》、《删补颐生微论》等书。在内科杂病方面对中风昏迷的辨证分为“闭证”和“脱证”两种类型,治疗上提出闭证宜开、脱证宜补的原则大法,使中风昏迷的辨证治疗又进了一步,又在对腹泻的发病机理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腹泻的九种治法,分别为淡渗、升提、清凉、疏利、甘缓、酸收、燥脾、温肾和固涩,使腹泻的临床治法上升到了理论总结的高度。
2011-06-02 08:36 15楼
张凤逵所著《伤暑全书》,是专门辨治暑邪伤人的一部专书,认为暑病既不同于伤寒,又不同于温病。对于暑病的治疗,崇用六和汤一方,很切实用。书中又提出“暑疡”、“暑瘵”病名,为凤逵首创。
龚居中所著《痰火点雪》,是一部讨论虚损痨瘵证治的专书,书中对痨瘵病机的认识,以水亏、火炽、金伤立论,认为阴虚、痰火是其关键,脏腑方面主要影响肝肾二脏,治疗上以益水、清金、降火为原则。书中并对肺痨病的生活调理宜忌提出了告诫。
陈司成所著《霉疮秘录》,是我国临床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讨论梅毒病的专著。关于梅毒的传染及发病情况,书中指出有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不同,先天遗传系“原有父母禀受之遗毒而发,”后天获得者则为直接接触等途径传染。在梅毒的临床证候方面,指出了梅毒始发及发展各阶段的临床表现,在预防方面,提出了“亲戚不同居,饮食不同器”的隔离方法,治疗方面,主张化除毒邪与扶补正气兼顾的原则,制定了甲字化毒丸、养荣汤等化毒扶正的方剂。另外,书中还有以砒剂、汞剂等毒性药物治疗梅毒的记载。《霉疮秘录》的出现,是15世纪梅毒传入我国之后的产物,它是由于临床中医内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病种而产生的。
明末清初医家喻昌所著《医门法律》4卷,除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中的诊法、病证、方治等内容给予精深的研究之外,其对中医内科的最大贡献,是对燥邪为病的发病机理及临床特点作了深入的阐发,并在治疗方面自制了清燥救肺汤做为专门治疗燥邪伤肺之用。
清代医家陈士铎所著《辨证录》一书,主要记载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疾病的证治方药,而以内科杂病所占内容为多。该书对于临床病证的辨治特点是,对各种病证发病原理的认识和治疗方法的论述,多是以假定的医案或医话形式进行讨论,重视辨证而轻视辨脉,常常依据阴阳互根,五行生克的理论,结合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给予详细的论述,辨析证情,条条入理。而且将辨证与治疗连贯叙述,使理、法、方、药融为一体,其论病、制方,逻辑严谨,用心绵密,配伍组方之新巧,多能超乎常人意表。士铎治病用药,其总的特点是攻补兼施而又补重于攻,寓祛邪于扶正之中。书中所载众多方剂皆为陈氏自制,而且对每一首方剂的配伍关系及其治病原理都作细致的阐述,在明清时期的众多医家中可算是别开门面的一位。举例言之,如治疗中风手足麻木的舒怒益阴汤,治疗中风半身不遂的生血起废汤,治疗肝火痿证的伐木汤,治疗肺经生痈疡的清金消毒汤等,都能反映陈士铎辨证治病用药的特点。
李用粹所编著的《证治汇补》8卷,主要记载内科杂病的证治方药,其中多数内容系采收历代医籍的相关内容编排整理而成,但对于材料的选取繁简得宜,博采约收,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而尤其突出者,是书中对发热证候的辨析颇为精详,除外感发热以外,内伤发热中总计归纳了十一种证候类型,计有郁火发热、阳郁发热、骨蒸发热、内伤发热、阳虚发热、阴虚发热、血虚发热、痰证发热、伤食发热、瘀血发热和疮毒发热,对每种发热证型都论述其症状特点和治法方药,大大地丰富了发热证的辨证治疗内容。
程国彭所著《医学心悟》一书,说理论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其对中医内科的突出贡献是对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的八纲辨证作了详细的论述和归纳,又将治病的常用方法概括地总结为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种,这种系统地总结归纳使八纲辨证和治病方法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因而对临床辨证治病具有比较普遍的指导意义。在具体的治病用药方面,程氏能够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前人的治病方药去芜存精,加减化裁,书中所载治病方剂大多切合临床实用。
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10卷,主要记述内科杂病的证治方药。他受《易经》的影响,很重视人体
阳气的功能作用,对脏腑生理病理的认识多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对于遗精的病机分析,认为是肾寒脾湿,木郁风动所致,所制玉池汤一方,以甘草、获苓培土泄湿,以桂枝,芍药疏木清风,以附子,砂仁暖水行郁,以龙骨、牡蛎藏精敛神,全方配伍细密,精意入神。黄氏所论治病之法、方药之用,多自出胸臆,书中所载众多方剂,如治疗阳虚的天魂汤,治疗阴虚的地魄汤,治疗阴脱的乌肝汤,治疗阳脱的兔髓汤,治疗吐血、衄血的灵雨汤等,都能显示出其治病用药的独有特点。
龚居中所著《痰火点雪》,是一部讨论虚损痨瘵证治的专书,书中对痨瘵病机的认识,以水亏、火炽、金伤立论,认为阴虚、痰火是其关键,脏腑方面主要影响肝肾二脏,治疗上以益水、清金、降火为原则。书中并对肺痨病的生活调理宜忌提出了告诫。
陈司成所著《霉疮秘录》,是我国临床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讨论梅毒病的专著。关于梅毒的传染及发病情况,书中指出有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不同,先天遗传系“原有父母禀受之遗毒而发,”后天获得者则为直接接触等途径传染。在梅毒的临床证候方面,指出了梅毒始发及发展各阶段的临床表现,在预防方面,提出了“亲戚不同居,饮食不同器”的隔离方法,治疗方面,主张化除毒邪与扶补正气兼顾的原则,制定了甲字化毒丸、养荣汤等化毒扶正的方剂。另外,书中还有以砒剂、汞剂等毒性药物治疗梅毒的记载。《霉疮秘录》的出现,是15世纪梅毒传入我国之后的产物,它是由于临床中医内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病种而产生的。
明末清初医家喻昌所著《医门法律》4卷,除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中的诊法、病证、方治等内容给予精深的研究之外,其对中医内科的最大贡献,是对燥邪为病的发病机理及临床特点作了深入的阐发,并在治疗方面自制了清燥救肺汤做为专门治疗燥邪伤肺之用。
清代医家陈士铎所著《辨证录》一书,主要记载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疾病的证治方药,而以内科杂病所占内容为多。该书对于临床病证的辨治特点是,对各种病证发病原理的认识和治疗方法的论述,多是以假定的医案或医话形式进行讨论,重视辨证而轻视辨脉,常常依据阴阳互根,五行生克的理论,结合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给予详细的论述,辨析证情,条条入理。而且将辨证与治疗连贯叙述,使理、法、方、药融为一体,其论病、制方,逻辑严谨,用心绵密,配伍组方之新巧,多能超乎常人意表。士铎治病用药,其总的特点是攻补兼施而又补重于攻,寓祛邪于扶正之中。书中所载众多方剂皆为陈氏自制,而且对每一首方剂的配伍关系及其治病原理都作细致的阐述,在明清时期的众多医家中可算是别开门面的一位。举例言之,如治疗中风手足麻木的舒怒益阴汤,治疗中风半身不遂的生血起废汤,治疗肝火痿证的伐木汤,治疗肺经生痈疡的清金消毒汤等,都能反映陈士铎辨证治病用药的特点。
李用粹所编著的《证治汇补》8卷,主要记载内科杂病的证治方药,其中多数内容系采收历代医籍的相关内容编排整理而成,但对于材料的选取繁简得宜,博采约收,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而尤其突出者,是书中对发热证候的辨析颇为精详,除外感发热以外,内伤发热中总计归纳了十一种证候类型,计有郁火发热、阳郁发热、骨蒸发热、内伤发热、阳虚发热、阴虚发热、血虚发热、痰证发热、伤食发热、瘀血发热和疮毒发热,对每种发热证型都论述其症状特点和治法方药,大大地丰富了发热证的辨证治疗内容。
程国彭所著《医学心悟》一书,说理论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其对中医内科的突出贡献是对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的八纲辨证作了详细的论述和归纳,又将治病的常用方法概括地总结为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种,这种系统地总结归纳使八纲辨证和治病方法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因而对临床辨证治病具有比较普遍的指导意义。在具体的治病用药方面,程氏能够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前人的治病方药去芜存精,加减化裁,书中所载治病方剂大多切合临床实用。
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10卷,主要记述内科杂病的证治方药。他受《易经》的影响,很重视人体
阳气的功能作用,对脏腑生理病理的认识多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对于遗精的病机分析,认为是肾寒脾湿,木郁风动所致,所制玉池汤一方,以甘草、获苓培土泄湿,以桂枝,芍药疏木清风,以附子,砂仁暖水行郁,以龙骨、牡蛎藏精敛神,全方配伍细密,精意入神。黄氏所论治病之法、方药之用,多自出胸臆,书中所载众多方剂,如治疗阳虚的天魂汤,治疗阴虚的地魄汤,治疗阴脱的乌肝汤,治疗阳脱的兔髓汤,治疗吐血、衄血的灵雨汤等,都能显示出其治病用药的独有特点。
2011-06-02 08:47 16楼
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对瘀血证的辨证、诊断及治法方药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瘀血的辨证诊断方面,认为很多症状都与瘀血有关,如发热、腹痛、失眠、虚劳、积聚等病证都可因瘀血所造成,同时并对这些病证在临床表现方面与瘀血相关联的症状特征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大大地丰富了瘀血证的诊断学内容。关于瘀血证的治疗方药,王清任创制了血府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膈下逐瘀汤、通窍活血汤等以活血化瘀为主要功效的方剂,此外还有益气活血的补阳还五汤,助阳活血的急救回阳汤,祛风活血的身痛逐瘀汤,解毒活血的解毒活血汤等方,分别用于治疗气虚血瘀、阳虚血瘀、风痹血瘀和热毒血瘀之证,这些方剂都以其显著的疗效而成为后世医生的临床常用方。
吴澄所著《不居集》,是以讨论内科杂病的证治方药为主要内容的一部综合性临床医书,但本书的突出贡献,是在于对虚损性疾病的讨论和研究。他在虚损性疾病的病因观点上创“外损”学说,而与李果提出的脾胃内伤的病机学说相对立,认为外邪乘人体之虚而致病,可以出现类似虚劳内伤的临床表现,而治疗之法,又当与虚劳内伤区别对待,关于外损的形成,吴澄指出是外来的六淫之气侵犯人体所致,且以风、寒二气最为常见,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六淫伤人之病,属于“六淫中之类虚损者”。形成外损的具体情况,吴澄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病人不善养护,生活无节,“必其人平日不慎,口腹不谨,房劳,营卫失守”,然后感受外邪,“邪得乘虚而入,伏陷不能外出,入里渐深,变症渐重,此外损之因于病者不善调摄所致也”。二是医生认证不明,滥施治法,本属外感之证,却妄用吐、下、攻、消、清凉之剂,既不能治愈外邪表证,反而使元气中馁,不能抗邪外出,亦必渐成外损之证。三是病人体质素弱,思虑伤神,劳倦伤阴之人,表既不固,里又不充,于是六气之来,外不能御,内不能拒,表里俱受其伤;或有饮食内滞,与外邪蒸结而为热,则阳气郁闭于中宫。上述三种情况所导致的疾病,“外感不似外感,内伤不似内伤,举世模糊,人多不晓,殊不知此本外邪,非滋补所能治也”。可以看出,吴澄所谓的“外损”,实际上是属于外感兼夹内伤的一类病证。书中叙说外损的症状特点是,“但觉困惫,饮食不碍,只不知味,面带阴惨,肌肤萧索,有类乎阴亏,又有类乎气血两虚,忽内动蒸热,又有类乎痨瘵;见其神思不安,又有类乎心血不足,怔忡惊悸等症;见其寒热往来,又有类乎疟疾;见其骨胫瘦痿,又有类乎劳倦。”这些症状的出现,吴澄认为都是由于外邪郁遏所致,非真虚不足之证。在脉诊方面,吴澄指出,如果是单纯的虚损,则见虚细软弱等无力之脉,并不见弦急碍指紧数之象;而外损之脉则不同,常见脉细而弦,似数非数,硬小碍指之象,这是由于兼夹外邪所致。外损的治疗,吴澄指出不能单纯使用补虚之法,否则“欲敛汗而汗愈多,欲安神而神愈躁,欲滋阴而郁热愈甚,欲补气则月真胀愈加。”必须以扶正祛邪兼顾之法,“凡用补药,必兼驱邪,邪去则补亦得力。况余邪未清,不开一面之网,则贼无可出之路”。因此,在治法上吴澄创制了“解托”与“补托”二法,若内伤重而外感轻者,宜用补托之法,内伤轻而外感重者,宜用解托之法。其中意义,总以培护元气为主,元气一旺则轻轻和解,外邪必渐渐脱出,不争而自退矣。具体的治疗方剂,吴澄自制有柴陈解托汤、和中解托汤等,属“解托”类方剂;益营内托散,助卫内托散等,属“补托”类方剂。从其配伍的用意来看,解托类方剂以和中散邪为主,补托类方剂以扶正解表为主,而大法总不离祛除外邪与扶补正气兼顾的宗旨。按吴澄对“外损”的阐发是对李杲阐发脾胃内伤的一个发展,在外感与内伤兼有的这类证候上,李杲重视脾胃内伤,气血不足,吴澄则重视外邪郁闭,表证难以解除这一方面,二者虽然在病因与发病方面各有侧重,而本质上是并不矛盾的。可以说在辨治外感与内伤同时出现的一类内科杂病方面,吴澄的治病方法是对李杲治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和补充。
吴澄所著《不居集》,是以讨论内科杂病的证治方药为主要内容的一部综合性临床医书,但本书的突出贡献,是在于对虚损性疾病的讨论和研究。他在虚损性疾病的病因观点上创“外损”学说,而与李果提出的脾胃内伤的病机学说相对立,认为外邪乘人体之虚而致病,可以出现类似虚劳内伤的临床表现,而治疗之法,又当与虚劳内伤区别对待,关于外损的形成,吴澄指出是外来的六淫之气侵犯人体所致,且以风、寒二气最为常见,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六淫伤人之病,属于“六淫中之类虚损者”。形成外损的具体情况,吴澄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病人不善养护,生活无节,“必其人平日不慎,口腹不谨,房劳,营卫失守”,然后感受外邪,“邪得乘虚而入,伏陷不能外出,入里渐深,变症渐重,此外损之因于病者不善调摄所致也”。二是医生认证不明,滥施治法,本属外感之证,却妄用吐、下、攻、消、清凉之剂,既不能治愈外邪表证,反而使元气中馁,不能抗邪外出,亦必渐成外损之证。三是病人体质素弱,思虑伤神,劳倦伤阴之人,表既不固,里又不充,于是六气之来,外不能御,内不能拒,表里俱受其伤;或有饮食内滞,与外邪蒸结而为热,则阳气郁闭于中宫。上述三种情况所导致的疾病,“外感不似外感,内伤不似内伤,举世模糊,人多不晓,殊不知此本外邪,非滋补所能治也”。可以看出,吴澄所谓的“外损”,实际上是属于外感兼夹内伤的一类病证。书中叙说外损的症状特点是,“但觉困惫,饮食不碍,只不知味,面带阴惨,肌肤萧索,有类乎阴亏,又有类乎气血两虚,忽内动蒸热,又有类乎痨瘵;见其神思不安,又有类乎心血不足,怔忡惊悸等症;见其寒热往来,又有类乎疟疾;见其骨胫瘦痿,又有类乎劳倦。”这些症状的出现,吴澄认为都是由于外邪郁遏所致,非真虚不足之证。在脉诊方面,吴澄指出,如果是单纯的虚损,则见虚细软弱等无力之脉,并不见弦急碍指紧数之象;而外损之脉则不同,常见脉细而弦,似数非数,硬小碍指之象,这是由于兼夹外邪所致。外损的治疗,吴澄指出不能单纯使用补虚之法,否则“欲敛汗而汗愈多,欲安神而神愈躁,欲滋阴而郁热愈甚,欲补气则月真胀愈加。”必须以扶正祛邪兼顾之法,“凡用补药,必兼驱邪,邪去则补亦得力。况余邪未清,不开一面之网,则贼无可出之路”。因此,在治法上吴澄创制了“解托”与“补托”二法,若内伤重而外感轻者,宜用补托之法,内伤轻而外感重者,宜用解托之法。其中意义,总以培护元气为主,元气一旺则轻轻和解,外邪必渐渐脱出,不争而自退矣。具体的治疗方剂,吴澄自制有柴陈解托汤、和中解托汤等,属“解托”类方剂;益营内托散,助卫内托散等,属“补托”类方剂。从其配伍的用意来看,解托类方剂以和中散邪为主,补托类方剂以扶正解表为主,而大法总不离祛除外邪与扶补正气兼顾的宗旨。按吴澄对“外损”的阐发是对李杲阐发脾胃内伤的一个发展,在外感与内伤兼有的这类证候上,李杲重视脾胃内伤,气血不足,吴澄则重视外邪郁闭,表证难以解除这一方面,二者虽然在病因与发病方面各有侧重,而本质上是并不矛盾的。可以说在辨治外感与内伤同时出现的一类内科杂病方面,吴澄的治病方法是对李杲治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和补充。
2011-06-02 08:50 17楼
唐宗海所著《血证论》,是一部专门讨论出血性疾病的辩证和治疗的临床医书,书中将各种出血性疾病分为血上干证、血外渗证、血下泄证和血中瘀证四大类别,然后又细分为32证,并分别论述各种出血性疾病的证候和治疗方药。治疗方面,从总体上概括为血证治疗四法,即止血、消瘀、宁血、补虚,认为血证的治疗,首先以止血为第一要法;血止之后,则当消除体内离经之瘀血,以防变生他证;第三步宁血的治疗目的是使气血安宁顺遂,以防再次潮动出血;第四步补益血气之虚,使已伤之气血得以复元,做为收功之法。唐宗海所归纳的治疗出血性疾病的这四种步骤和方法,对后世医生治疗血证的影响很大。治疗的具体方药,止血多用仲景泻心汤,甘草干姜汤及葛可久十灰散。消瘀多用花蕊石散,或用三七、郁金、牛膝、醋炒大黄等药。宁血则根据血止以后的具体病情施以相应的调治方法,要在于使病体的阴阳、气血归于平和安宁为目的。补虚一法,宗海尤其重视调补肺、肝二脏,补肺多用葛可久辛字润肺膏,补肝多用四物汤加减。在四种治法的具体运用方面,宗海还经常将四种方法有所侧重地互相配合使用,或止血而兼消瘀,或宁血而兼补虚,或消瘀而兼宁血,总以血证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做为治法的依据。此外,宗海还指出了血证治疗的宜忌,认为最宜使用和法,最忌使用吐法,而汗法,下法等亦应谨慎使用,显示了唐宗海对血证治疗的丰富经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中医内科学的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代中医内科学发展的总结和继承,但继承的同时也有新的发展,众多医生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很多中医内科杂病辨证和治疗的理论观点和实际经验为明清时期中医内科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孙中堂
1997年6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中医内科学的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代中医内科学发展的总结和继承,但继承的同时也有新的发展,众多医生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很多中医内科杂病辨证和治疗的理论观点和实际经验为明清时期中医内科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孙中堂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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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内科杂病的辨证诊断和治疗方药,收采丰富,本末俱备,所述内容都以证候及其治疗为主,且条目分列清楚,有“博而不杂,详而有要”的特点。
武之望所编著的《济阳纲目》108卷,内容以内科杂病的证治方药为主,收载历代医家尤其是金元以后的医家医著关于内科杂病的内容达一百余家,载方七千余首。
张景岳所编著的《景岳全书》64卷,其中有《杂证谟》29卷,记载内科杂病的辩证诊断和治疗方法,《新方八阵》2卷、《古方八阵》9卷,记载病证的具体治疗方药。张景岳对于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以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为核心,主张不论对任何疾病,都要辨清其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及在气在血,在腑在脏,然后才能确定治法方药。例如对黄疸的辨证,将黄疸分为阴黄、阳黄、表邪发黄和胆黄四种证候类型,然后分别指出其不同的临床特征和治法方药。对水种的辨证,认为其病机总不外乎肺、脾、肾三脏的功能异常而又以肾脏为主。在方药治疗学方面,张景岳总的治病用药特点是善用温补。其具体的制方法则,有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种大法,也就是张景岳所称谓的“新方八阵”,《新方八阵》中张景岳对八种治法的功能和适应症都做了具体的解释,并分别载有治病方剂,总计186首,这些方剂基本上都是张景岳的经验心得之方,有些方剂的配伍和疗效确有张氏的独到发明之处,如补益精气的大补元煎,五脏俱补的五福饮,养阴清火的玉女煎,专补肾阴、肾阳的左归饮、右归饮,治疗肾虚咳嗽的金水六君煎、扶正解表的大温中饮等方剂,都很能反映张景岳治病用药的特点,也是后世医生常用的方剂。
清代医家沈金鳌,编著《沈氏尊生书》72卷,其中的《杂病源流犀烛》30卷,主要记述内科杂病和外科病的证治方药,且每种病证均叙述其发展源流,自《灵枢》、《素问》以迄宋、元、明诸医家医籍的有关内容,博观而约取之,又统会平日所读方书,研审其义理,或采前人之语,或揉一己之见,内容堪称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