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意也考
2009-07-07 12:53 2楼
五、医案与“意”
明代江瓘(1503～1565)自幼习儒,功名不利而业商。曾因呕血遍延名医,却屡治不效。乃自学其道,竟成名医。感《褚氏遗书》“博涉知病,多诊识脉”之论;念山居僻处,博历无由,故辑古来名医奇验之迹,撰成《名医类案》十二卷。此书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医案著作,流传至今。在《名医类案》的再刻序文中,可见以下论说 [50] :乾隆庚寅(1770)杭世骏序云,“医者意也,云云”;张一桂序云,“医者意也……夫法所以寄意,而意所以运法”。又清代名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 [51] 李治序中亦有类似之语:“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彼《灵》、《素》诸书具在,而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看来,医案也与“医者意也”的问题有关。
医案”即病历(case history),是患者情况与治疗经过的记录。从本质上讲,医案是一种“医事档案”和“医学资料”,故其用途亦不外这两大方面。就中国而言,医案作为档案的历史与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关医政管理者(医师)之职责的说明: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则稽 其医事以制其食”。
《史记·仓公传》载有汉代医家淳于意的“诊籍”,其中详细记述了医案25则。这是汉文帝四年(-176),淳于意因罪被解往长安之后,为回答 “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的垂问,而提供的说明材料。 [52] 其后,至宋代“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则可视为医案之始有专著。金元时医家每以医论、医案杂处。明清以还,医案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渐形成,医案著作大量出现” [53] 。曾有人统计,清代的医案有近300种 [54] 。此时的医案,大多是医家自录行医身验之作,或后人爬梳前贤记述而成,其目的在于供来人参考。故其性质主要是作为一种“医学资料”。
清末以来的医家对于“医案”这种医学资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极大的重视。例如“前清名医周澂之(即周学海)云: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多穿凿也。” [55] 章太炎亦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寻此钻研,事半功倍。” [56] 民国时期,不仅“医界均重研读医案”,而且将其引入教材,如“施今墨创华北国医,编《医案讲义》;张山雷执教黄墙中医学校,亦以讲解医案为课程。” [57] 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亦在高年级中开设了医案这门课程 [58] ,确实有达到了“逐渐形成独立学科”的味道。
然而在现代医学著作中,却似乎没有“医案”类的著作,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一生治病的经验与案例写成书;教学中也不会特别介绍某个医生如何“灵活处理”具体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却有成千上万的“医案”类著作;不仅教学中会有这门课程,甚至总有人力图否定仿效现代医学形成的院校教育与基本教材;以为只有耳提面命、随师学艺的传统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学到中医精髓的唯一途径。这不能说不是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又一重要区别。
中医“医案”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叶熙春专辑》之“编写说明”的如下之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医案”亦具有明显的“政策性”意味,被当作继承名老中医经验的一项具体措施:
“ 一九六五年,为了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在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和叶老亲自指导下,叶老的同事和学生杨继荪……等同志共同整理了《叶熙春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欢迎。行将完稿的《叶熙春医案续集》却毁于十年动乱,……近年来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省卫生厅再次成立‘叶熙春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对叶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独到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本辑。” [59]
与此书一样收录于“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的《金子久专辑》,其编辑者“收集到未发表的金氏医案抄本四十八冊,以及所有已刊行的医案等” [60] ,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政策因素的巨大作用。除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外,一些综合性出版社亦对编辑本地区名医的医案,怀有兴趣。例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临证偶拾》,“收载张羹梅医生有效医案八十余例” [61] ;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佩衡医案》,“是从他生前写下的临证验案及会诊记录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验案编辑而成” [62] 。另外,尽管当代中医亦是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仍保持有各种形式的师徒关系。或由弟子尊师、爱师之心愿;或因藉虎皮以出书、扬名之需要,为老师整理、出版医案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然而除去这些“政策性”、“社会性”因素,决定医案类著作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特点。即由“体”与“用”(理论与临床)间存在着的矛盾、差距所决定。近代医家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夏应堂序”中对此有所说明:
“盖以医虽小道,辄寄死生,不读书不足以明理,徒读书不足以成用;不读书不知规模,不临证不知变化。良以体质各异,病变不常,呆守成方,必多贻误。虽饱若孝先之腹笥,亦徒成赵括之兵书耳。案者治病之实录,临证之南针也。” [63]
概言之,医案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些具体办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明代医家聂尚恒在“奇效医述小引”中的说明可为代表:
“余究心于斯术,数十年来博取而精研之,深思而透悟之,自觉有如于神妙者。因病制方,不胶于古方;得心应手,不拘于成说。” [64]
用现代之语说,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综合、轻分析的特征;在医学中则表现为重整体状况,轻具体病症。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片面的成因,在于一般史学家、哲学家所能了解的大多是诸如汉代的阴阳五行、宋明的理气等一些类似“终极真理”的学说,极少能够深入我们今日所谓科学技术的领域,去观古人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例如明末清初的医家吴有性在研究瘟疫病的过程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不仅“格”出了:瘟疫与伤寒不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自口鼻而入以致病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等现象,分析出:“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并推论:如果能知道何物能制其气,则“ 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65]
较之于“医者意也”,当代医家更喜欢用“辨证施治”一词来表达中医的神韵,或者称其为中医“活的灵魂”。其要不外首先是对一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加以详尽透彻、触及本质的分析,然后灵活地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按图索骥地绳于经典、墨守成规地套用成方。的确,古今医家都极少妄发否定“古训经典、验方成法”之言,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结果,却在医案中得到了某种体现。他们引用经典之说来证明自创之法的合理性,用经学家的话说,这叫“六经注我”;与古训相悖时,则缄口不言,用史学家的话说,这叫“皮里春秋”。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了解中医学内部“旧瓶新酒”的变化、发展过程;了解医案中蕴涵的医家之“意”为何;了解医案的价值何在。
谈到医案与辨证施治,则还有一事不妨顺带说明。即当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自然引出国人对于两种医学体系之异同、短长的思考与比较。就异同而言,通常认为“ 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其重要区别之一(这或许可说是“辨证施治”一词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医界力陈“辨证”之科学与重要,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很难说清”。而医案的“档案”性质似乎在此又得到了某种发挥——让事实作为中医的科学性、辨证的必要性的证明!高辉远等整理的《蒲辅周医案》似乎就隐含着如此苦心。其“整理的几点说明”中谈到:
“ 整理形式仍以中医为主,多采用中医病名,……如中医一个病,可能包括西医的几个病,同是中医的眩晕,而西医则有美尼尔氏综合征或高血压之分。西医一个病,也可能包括中医几个病,同是西医的乙型脑炎,而中医则有暑温或湿温之分……”:“蒲老治病的特点,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个原则……” [66] 云云。
医案对于中医来说,无疑是一种教材。无论是自我研读,还是课堂授业,都不仅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而且还兼有通过“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学与社会证明这个医学体系之可信性、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六、反对者的意见
并非所有医家都支持“医者意也”的说法,然反对者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唐代医家孙思邈虽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医者意也”(见本文第三节的引用),但书中又有“医自以意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 [67] 的说法。无独有偶,《是斋百一选方》章楫序(1196)亦称:
“古人方书,一药对一病,非苟云尔也。后世医家者流,不深明夫百药和剂之所宜,猥曰医特意尔,往往出己见,尝试为之,以故用辄不效。甚者适以益其病,而杀其躯者有之。” [68]
这显示出古今医家对于“医方”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古人称方书中所载医方为“经方”,即行之有效的经验之方,故只能照本宣科地加以利用,不得随意加减;今日固然仍有此类人物存在,但为数极少 [69] ,而大多数的医家只不过是将方书作为临证处方的参考。换句话说,中医师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随意遣药、灵活组方”之画面,并非古代文物,而是后世医家的新作(当然,这个“新”只是相对于汉唐而言)。对此有所了解之后,反观六朝隋唐时期大量方书涌现这一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自然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二,则是对许胤宗“书不可著”观点的批评。如《幼幼新书》李庚序(1150)云:“或者乃谓,医特意耳,不庸著书,……或是一偏之论也。” [70] 又如《圣济总录纂要》吴山滔序(1681)亦云:“虽然医者意也,书不可尽废。” [71] 此乃显而易见之道理,不必多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源于感应论之“药物理论”的批判。在前引《东坡志林》有关“以意用药”的事例(参见注33),以及欧阳修“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的感想之后,还有一段苏轼的反驳之词:“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贫;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公遂大笑。” [72]
苏轼的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表露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悖的“科学倾向”。但遗憾的是,这种“科学”的倾向比较少见;且当出现时,受诘者亦不过是一笑了之。同样,定式化的医方固然具有刻板保守的一面,但在某些场合也有追求规范的性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倾向”。例如被“医者意也”的支持者朱震亨斥为“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参见注18)的《和剂局方》,实为宋代官药局生产成药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成药又当如何生产?因而有人认为:《和剂局方》具有典型的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堪称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药典学著作 [73] 。
今天,即便是对“医者意也”充分理解、满怀眷恋者,亦难免有下述感慨与批评:
坦率地说,“医者意也”是缺乏现代科学性的,它很容易暴露出种种破绽,甚至流于荒诞不经,然而回到中医的源流上来理解,又会感到它不仅仅是文人用来说故事的题目,而且代表了古典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时至今日,随着中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在越来越精细严密的医学科学分析和技术要求面前,中医的思想传统已经失去了存身的基础,经典表述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如果有谁还对你说“医者意也”,那么他一定就是最后的中医。反对中医现代化,绝对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念头,谁敢与科学较劲呢? [74]
这种思想方法真的失去了存身的基础,无法与科学较劲吗?
七、科学的难点
承认中医能够治病,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这对于大多数具有种种直接或间接感受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遗憾的是成千上万乐于承认这一事实的专家学者,却无法以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对这种感受的科学性、合理性加以证明,无法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理、本质、“所以然” 做出说明。这就是“科学的难点”。
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固然与几千年之经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但通过前面的论说,不难了解到中医的许多内容并非都来源于实践经验,而是与一些被近代自然科学排斥在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按道理讲,从这些被认为是属于“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出发,理应只能产生出伪科学与伪技艺——不真的认识与无效的操作。但在中医这片土地上,却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对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哲学家或科学史家给予了必要的承认:“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分不开的” [75] ;“无论这三者(巫术、宗教、科学)的实在关系如何,巫术好像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只不过“科学比巫术有更清晰的洞察力,它谦卑地学习自然的法则,通过服从这些法则而取得控制自然的能力” [76] 。
近代自然科学的确比巫术具有更清晰的洞察力,能够揭示许多自然现象与技术手段背后隐藏的“所以然”问题。例如在传统医学领域中,上述思维方式带来的最“伟大”成就,应该说是众所周知的“人痘接种法”。由于古时认为天花的病因在于人体内存在有先天的“胎毒”,欲要引出胎毒,就必需使用某种能与体内之胎毒产生“感应”的东西,于是便令小儿穿上病愈患儿之衣,或取病愈者的疮痂移植到未患过天花者身上,以实现“引胎毒外出 ”的目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虽然一直存在于中国医生的头脑中,但却丝毫不影响“人痘接种法”作为当时预防天花最有效之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即便是在牛痘法传入中国后,人们也还是以此作为其原理解释 [77] ;而且对于牛痘的安全、优越性,同样给予了类比式的解释:牛属土性、性情温顺,故用之万全。实际上,直到近代免疫学形成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种痘”何以能预防天花。同样,人们通常所说“吃什么,补什么”无疑也是来源于原始的类比思维方式,并成为食疗,以及许多“自然之物”被广泛用作药物的理论依据。“科学家”开始对此嗤之以鼻,且常常与前引苏东坡难欧阳修之例一样地加以驳斥:中医言“色赤入心、色赤补血”,那么吃只红色的袜子能治什么病呢?中医言“白糖补气、红糖补血”,然白糖与红糖乃是一物,只不过纯度不同、红糖含有些杂质而已。然而当科学家,或者说是医学家弄清了相同器官的化学构成极为相近时,市场上出售的“猪肚子”(胃)则往往被刮去了内膜——用于生产某种胃药;同样,当人们不再仅仅是从制糖工艺的角度去看待红糖与白糖的区别时,“杂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名分”——许许多多黑色食品的特殊营养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当我们了解到花中多含芳香烃、挥发油,具有扩张毛细血管(发散)的作用时,对于中医据比类之观而言“诸花皆升”,亦可理解;但对于那些至今还不能对其“所以然”做出解释的理论、技艺,又该如何对待呢?尽管从理论上讲,人类具有不断认识自然,逐步从“必然王国” 走向“自由王国”的能力,但又永远不可能穷尽因果之间的全部链接细节。这不正是“科学的难点”之所在吗?在此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之为“哲学的荣誉”的认知方法——紧紧抓住因果两端,而将期间的细节问题留给未来自然科学的方法,不是也永远会具有存在价值与生命力吗?中医之所以在当代还没有消亡的根本原因,恰在于此。
又如脉诊的问题,如果从血液循环的有关知识出发,将永远无法解释与承认:以手腕处的一截动脉作为人体的缩影;按上下顺序划分成“寸、关、尺”三部,并与五脏相配的理论有何道理。然而局部可以作为全局之缩影,且可给出整体像的所谓“生物全息现象”,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总之,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是否只有实验科学这一条路可走?或者说,以实验为特征之近代科学的局限性,是否可通过沿着自身轨迹的运动发展而被彻底克服,不能说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见《饮冰室合集》第14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华书局,1941。
[2] 费振钟《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p.76)指出:“医者意也”是“中医受到怀疑最多、责难最重的一个观点”。
[3] 直接之例如:“净苦法师认为:‘医者意也,意者医也’,全凭心意——佛慧佛德用功夫,不可执著,囿于成法”(见李良松、刘建忠《中华医药文化论丛》(鹭江出版社,1993);间接之例,详见后述。
[4] 前引费振钟《悬壶外谈》之封面,印着如下题记,展示着文人的特有视角: “医者,意也。”这句代表古典中医的话,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责难与否定。但若是少了这句话,不仅历代名医失去他们医学上自由创意的愉悦,所有那些精妙的医术都会变得黯然无色,便连今天对于中医的叙说,亦复没有多少趣味了。
[5] 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 p.2735.
[6] 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测量左右手之长度,得出结论:古代左利多于现代。
[7] 引自唐·王焘《外台秘要》卷十八,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496。
[8] 《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p.5091。
[9] 《千金要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3。
[10] 《千金翼方》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
[11] 《千金翼方》卷二十六,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308
[12]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92.
[13]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044.
[14]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98.
[15] 见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92—193.
[16]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507.
[17]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45.
[18] 《局方发挥》,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版,p.1.
[19] 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五0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12册,p.37。
[20]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09
[21] 引自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p.208。
[22]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010.
[23] 《珍本医书集成》第14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班。
[24] 《珍本医书集成》第14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班。
[25]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26.
[26] 关于此故事的来源,亦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27] 需要说明的是,《淮南子》言此之意在于解释食物鉴别知识的起源,而非指医药,即神农之所以称“农”的原因。其后才逐渐被解释成“识药”。
[28] 孔健民:《中国医学史纲》,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p.10。
[29]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p.6.
[30] 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p.2.
[31] 详见J.G.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对巫术思维规律的具体分析。
[32] 《灵枢·邪客》
[33] 《东坡志林》卷三。引自钱远铭主编《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p.276.
[34]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76。
[35] 山田庆儿:“《物类相感志》的产生及其思考方法”。见氏著《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p.126.
[36] 同上,p.125.
[37] 《二程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p.116.
[38]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唇口病诸候”,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158.
[39] 前引《后汉书·郭玉传》载:帝奇郭玉诊脉之神技,乃“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40] 因男女授受不亲,医家诊脉亦在忌避之列,故诊妇人时乃系一絲于患者手腕,引出室外,而仅令医者诊其絲。故事云:一医行悬絲诊脉后,断为有孕。主人大怒,言:“毁坏我家小姐名节,该当何罪?”医言:“愿以项上之物作保!”主人乃引其入室,见絲系桌脚,问曰:“更复何言?”医乃索刀,劈开桌脚,见中有一虫,蠕蠕而动。
[41] 《难经·十六难》
[42]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另版。
[43] 《素问》与《灵枢》间的种种区别,是研究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究竟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黄帝内经十八卷”,还是互不相干之两本独立著作的重要线索。在脉诊方面,“三部九候”法仅见于《素问》,且云:‘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灵枢》亦名《九针》)不必存。”可窥两书间的对立。
[44] 、45《灵枢·禁服》
[46] 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版,p.2794.
[47] 扁鹊脉学的内容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所著《脉经》中有所保存,可参。
[48] 《难经》提出一种新的学说:两肾左为肾,右为命门,后世遂有命门之说。左肾为“水”、属阴;右肾(命门)为“火”、属阳,仍不离阴阳学说的基本原则。
[49] 清代王九峰语,见《武进阳湖县志》,光绪五年木刻本,。引自《中华医史杂志》,1984,(2):65.
[50] 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版。
[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52] 详见《史记》卷一百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版,p.2794—2813.
[53] 明·聂尚恒《奇效医述》之出版者“前言”,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年。
[54] 高春媛:“中医医案发展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87,(4):207.
[55] 引自何廉臣选编《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绪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56] 同注54.
[57] 黄煌:“晚清名医柳宝诒及其学术成就”,《中华医史杂志》,1987,(1):23.
[58] 同注54.
[59] 浙江省中医学会、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编:《叶熙春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
[60]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浙江省嘉兴地区卫生局编:《金子久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
[61] 《临证偶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62] 《吴佩衡医案》,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63] 何廉臣选编:《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64] 明·聂尚恒:《奇效医述》,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年。
[65] 引自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p.1—3、211.
[66] 中医研究院主编:《蒲辅周医案》,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年。
[67] 《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10.
[68]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23.
[69] 此即所谓“经方派”人物,始于清末民初。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医方之经”;视其医方为“经典之方”;并以能守原方、原量,甚至原服法而自誉。详见《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p.78.
[70]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391.
[71]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23.
[72] 引自钱远铭主编《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p.276.
[73] 吴克让:“评‘我国药学史上的第一部药典’”,《中华医史杂志》,1984,(4):254.
[74] 费振钟:《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p.79.
[75] J.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二卷,p.36.
[76] W.C.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p.479。
[77] 最早介绍牛痘的著作名曰《引痘略》,显然是为了表述“引痘外出”之意。
明代江瓘(1503～1565)自幼习儒,功名不利而业商。曾因呕血遍延名医,却屡治不效。乃自学其道,竟成名医。感《褚氏遗书》“博涉知病,多诊识脉”之论;念山居僻处,博历无由,故辑古来名医奇验之迹,撰成《名医类案》十二卷。此书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医案著作,流传至今。在《名医类案》的再刻序文中,可见以下论说 [50] :乾隆庚寅(1770)杭世骏序云,“医者意也,云云”;张一桂序云,“医者意也……夫法所以寄意,而意所以运法”。又清代名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 [51] 李治序中亦有类似之语:“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彼《灵》、《素》诸书具在,而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看来,医案也与“医者意也”的问题有关。
医案”即病历(case history),是患者情况与治疗经过的记录。从本质上讲,医案是一种“医事档案”和“医学资料”,故其用途亦不外这两大方面。就中国而言,医案作为档案的历史与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关医政管理者(医师)之职责的说明: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则稽 其医事以制其食”。
《史记·仓公传》载有汉代医家淳于意的“诊籍”,其中详细记述了医案25则。这是汉文帝四年(-176),淳于意因罪被解往长安之后,为回答 “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的垂问,而提供的说明材料。 [52] 其后,至宋代“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则可视为医案之始有专著。金元时医家每以医论、医案杂处。明清以还,医案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渐形成,医案著作大量出现” [53] 。曾有人统计,清代的医案有近300种 [54] 。此时的医案,大多是医家自录行医身验之作,或后人爬梳前贤记述而成,其目的在于供来人参考。故其性质主要是作为一种“医学资料”。
清末以来的医家对于“医案”这种医学资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极大的重视。例如“前清名医周澂之(即周学海)云: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多穿凿也。” [55] 章太炎亦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寻此钻研,事半功倍。” [56] 民国时期,不仅“医界均重研读医案”,而且将其引入教材,如“施今墨创华北国医,编《医案讲义》;张山雷执教黄墙中医学校,亦以讲解医案为课程。” [57] 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亦在高年级中开设了医案这门课程 [58] ,确实有达到了“逐渐形成独立学科”的味道。
然而在现代医学著作中,却似乎没有“医案”类的著作,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一生治病的经验与案例写成书;教学中也不会特别介绍某个医生如何“灵活处理”具体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却有成千上万的“医案”类著作;不仅教学中会有这门课程,甚至总有人力图否定仿效现代医学形成的院校教育与基本教材;以为只有耳提面命、随师学艺的传统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学到中医精髓的唯一途径。这不能说不是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又一重要区别。
中医“医案”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叶熙春专辑》之“编写说明”的如下之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医案”亦具有明显的“政策性”意味,被当作继承名老中医经验的一项具体措施:
“ 一九六五年,为了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在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和叶老亲自指导下,叶老的同事和学生杨继荪……等同志共同整理了《叶熙春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欢迎。行将完稿的《叶熙春医案续集》却毁于十年动乱,……近年来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省卫生厅再次成立‘叶熙春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对叶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独到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本辑。” [59]
与此书一样收录于“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的《金子久专辑》,其编辑者“收集到未发表的金氏医案抄本四十八冊,以及所有已刊行的医案等” [60] ,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政策因素的巨大作用。除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外,一些综合性出版社亦对编辑本地区名医的医案,怀有兴趣。例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临证偶拾》,“收载张羹梅医生有效医案八十余例” [61] ;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佩衡医案》,“是从他生前写下的临证验案及会诊记录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验案编辑而成” [62] 。另外,尽管当代中医亦是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仍保持有各种形式的师徒关系。或由弟子尊师、爱师之心愿;或因藉虎皮以出书、扬名之需要,为老师整理、出版医案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然而除去这些“政策性”、“社会性”因素,决定医案类著作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特点。即由“体”与“用”(理论与临床)间存在着的矛盾、差距所决定。近代医家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夏应堂序”中对此有所说明:
“盖以医虽小道,辄寄死生,不读书不足以明理,徒读书不足以成用;不读书不知规模,不临证不知变化。良以体质各异,病变不常,呆守成方,必多贻误。虽饱若孝先之腹笥,亦徒成赵括之兵书耳。案者治病之实录,临证之南针也。” [63]
概言之,医案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些具体办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明代医家聂尚恒在“奇效医述小引”中的说明可为代表:
“余究心于斯术,数十年来博取而精研之,深思而透悟之,自觉有如于神妙者。因病制方,不胶于古方;得心应手,不拘于成说。” [64]
用现代之语说,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综合、轻分析的特征;在医学中则表现为重整体状况,轻具体病症。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片面的成因,在于一般史学家、哲学家所能了解的大多是诸如汉代的阴阳五行、宋明的理气等一些类似“终极真理”的学说,极少能够深入我们今日所谓科学技术的领域,去观古人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例如明末清初的医家吴有性在研究瘟疫病的过程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不仅“格”出了:瘟疫与伤寒不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自口鼻而入以致病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等现象,分析出:“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并推论:如果能知道何物能制其气,则“ 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65]
较之于“医者意也”,当代医家更喜欢用“辨证施治”一词来表达中医的神韵,或者称其为中医“活的灵魂”。其要不外首先是对一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加以详尽透彻、触及本质的分析,然后灵活地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按图索骥地绳于经典、墨守成规地套用成方。的确,古今医家都极少妄发否定“古训经典、验方成法”之言,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结果,却在医案中得到了某种体现。他们引用经典之说来证明自创之法的合理性,用经学家的话说,这叫“六经注我”;与古训相悖时,则缄口不言,用史学家的话说,这叫“皮里春秋”。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了解中医学内部“旧瓶新酒”的变化、发展过程;了解医案中蕴涵的医家之“意”为何;了解医案的价值何在。
谈到医案与辨证施治,则还有一事不妨顺带说明。即当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自然引出国人对于两种医学体系之异同、短长的思考与比较。就异同而言,通常认为“ 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其重要区别之一(这或许可说是“辨证施治”一词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医界力陈“辨证”之科学与重要,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很难说清”。而医案的“档案”性质似乎在此又得到了某种发挥——让事实作为中医的科学性、辨证的必要性的证明!高辉远等整理的《蒲辅周医案》似乎就隐含着如此苦心。其“整理的几点说明”中谈到:
“ 整理形式仍以中医为主,多采用中医病名,……如中医一个病,可能包括西医的几个病,同是中医的眩晕,而西医则有美尼尔氏综合征或高血压之分。西医一个病,也可能包括中医几个病,同是西医的乙型脑炎,而中医则有暑温或湿温之分……”:“蒲老治病的特点,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个原则……” [66] 云云。
医案对于中医来说,无疑是一种教材。无论是自我研读,还是课堂授业,都不仅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而且还兼有通过“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学与社会证明这个医学体系之可信性、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六、反对者的意见
并非所有医家都支持“医者意也”的说法,然反对者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唐代医家孙思邈虽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医者意也”(见本文第三节的引用),但书中又有“医自以意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 [67] 的说法。无独有偶,《是斋百一选方》章楫序(1196)亦称:
“古人方书,一药对一病,非苟云尔也。后世医家者流,不深明夫百药和剂之所宜,猥曰医特意尔,往往出己见,尝试为之,以故用辄不效。甚者适以益其病,而杀其躯者有之。” [68]
这显示出古今医家对于“医方”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古人称方书中所载医方为“经方”,即行之有效的经验之方,故只能照本宣科地加以利用,不得随意加减;今日固然仍有此类人物存在,但为数极少 [69] ,而大多数的医家只不过是将方书作为临证处方的参考。换句话说,中医师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随意遣药、灵活组方”之画面,并非古代文物,而是后世医家的新作(当然,这个“新”只是相对于汉唐而言)。对此有所了解之后,反观六朝隋唐时期大量方书涌现这一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自然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二,则是对许胤宗“书不可著”观点的批评。如《幼幼新书》李庚序(1150)云:“或者乃谓,医特意耳,不庸著书,……或是一偏之论也。” [70] 又如《圣济总录纂要》吴山滔序(1681)亦云:“虽然医者意也,书不可尽废。” [71] 此乃显而易见之道理,不必多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源于感应论之“药物理论”的批判。在前引《东坡志林》有关“以意用药”的事例(参见注33),以及欧阳修“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的感想之后,还有一段苏轼的反驳之词:“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贫;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公遂大笑。” [72]
苏轼的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表露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悖的“科学倾向”。但遗憾的是,这种“科学”的倾向比较少见;且当出现时,受诘者亦不过是一笑了之。同样,定式化的医方固然具有刻板保守的一面,但在某些场合也有追求规范的性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倾向”。例如被“医者意也”的支持者朱震亨斥为“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参见注18)的《和剂局方》,实为宋代官药局生产成药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成药又当如何生产?因而有人认为:《和剂局方》具有典型的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堪称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药典学著作 [73] 。
今天,即便是对“医者意也”充分理解、满怀眷恋者,亦难免有下述感慨与批评:
坦率地说,“医者意也”是缺乏现代科学性的,它很容易暴露出种种破绽,甚至流于荒诞不经,然而回到中医的源流上来理解,又会感到它不仅仅是文人用来说故事的题目,而且代表了古典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时至今日,随着中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在越来越精细严密的医学科学分析和技术要求面前,中医的思想传统已经失去了存身的基础,经典表述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如果有谁还对你说“医者意也”,那么他一定就是最后的中医。反对中医现代化,绝对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念头,谁敢与科学较劲呢? [74]
这种思想方法真的失去了存身的基础,无法与科学较劲吗?
七、科学的难点
承认中医能够治病,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这对于大多数具有种种直接或间接感受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遗憾的是成千上万乐于承认这一事实的专家学者,却无法以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对这种感受的科学性、合理性加以证明,无法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理、本质、“所以然” 做出说明。这就是“科学的难点”。
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固然与几千年之经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但通过前面的论说,不难了解到中医的许多内容并非都来源于实践经验,而是与一些被近代自然科学排斥在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按道理讲,从这些被认为是属于“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出发,理应只能产生出伪科学与伪技艺——不真的认识与无效的操作。但在中医这片土地上,却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对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哲学家或科学史家给予了必要的承认:“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分不开的” [75] ;“无论这三者(巫术、宗教、科学)的实在关系如何,巫术好像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只不过“科学比巫术有更清晰的洞察力,它谦卑地学习自然的法则,通过服从这些法则而取得控制自然的能力” [76] 。
近代自然科学的确比巫术具有更清晰的洞察力,能够揭示许多自然现象与技术手段背后隐藏的“所以然”问题。例如在传统医学领域中,上述思维方式带来的最“伟大”成就,应该说是众所周知的“人痘接种法”。由于古时认为天花的病因在于人体内存在有先天的“胎毒”,欲要引出胎毒,就必需使用某种能与体内之胎毒产生“感应”的东西,于是便令小儿穿上病愈患儿之衣,或取病愈者的疮痂移植到未患过天花者身上,以实现“引胎毒外出 ”的目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虽然一直存在于中国医生的头脑中,但却丝毫不影响“人痘接种法”作为当时预防天花最有效之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即便是在牛痘法传入中国后,人们也还是以此作为其原理解释 [77] ;而且对于牛痘的安全、优越性,同样给予了类比式的解释:牛属土性、性情温顺,故用之万全。实际上,直到近代免疫学形成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种痘”何以能预防天花。同样,人们通常所说“吃什么,补什么”无疑也是来源于原始的类比思维方式,并成为食疗,以及许多“自然之物”被广泛用作药物的理论依据。“科学家”开始对此嗤之以鼻,且常常与前引苏东坡难欧阳修之例一样地加以驳斥:中医言“色赤入心、色赤补血”,那么吃只红色的袜子能治什么病呢?中医言“白糖补气、红糖补血”,然白糖与红糖乃是一物,只不过纯度不同、红糖含有些杂质而已。然而当科学家,或者说是医学家弄清了相同器官的化学构成极为相近时,市场上出售的“猪肚子”(胃)则往往被刮去了内膜——用于生产某种胃药;同样,当人们不再仅仅是从制糖工艺的角度去看待红糖与白糖的区别时,“杂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名分”——许许多多黑色食品的特殊营养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当我们了解到花中多含芳香烃、挥发油,具有扩张毛细血管(发散)的作用时,对于中医据比类之观而言“诸花皆升”,亦可理解;但对于那些至今还不能对其“所以然”做出解释的理论、技艺,又该如何对待呢?尽管从理论上讲,人类具有不断认识自然,逐步从“必然王国” 走向“自由王国”的能力,但又永远不可能穷尽因果之间的全部链接细节。这不正是“科学的难点”之所在吗?在此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之为“哲学的荣誉”的认知方法——紧紧抓住因果两端,而将期间的细节问题留给未来自然科学的方法,不是也永远会具有存在价值与生命力吗?中医之所以在当代还没有消亡的根本原因,恰在于此。
又如脉诊的问题,如果从血液循环的有关知识出发,将永远无法解释与承认:以手腕处的一截动脉作为人体的缩影;按上下顺序划分成“寸、关、尺”三部,并与五脏相配的理论有何道理。然而局部可以作为全局之缩影,且可给出整体像的所谓“生物全息现象”,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总之,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是否只有实验科学这一条路可走?或者说,以实验为特征之近代科学的局限性,是否可通过沿着自身轨迹的运动发展而被彻底克服,不能说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见《饮冰室合集》第14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华书局,1941。
[2] 费振钟《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p.76)指出:“医者意也”是“中医受到怀疑最多、责难最重的一个观点”。
[3] 直接之例如:“净苦法师认为:‘医者意也,意者医也’,全凭心意——佛慧佛德用功夫,不可执著,囿于成法”(见李良松、刘建忠《中华医药文化论丛》(鹭江出版社,1993);间接之例,详见后述。
[4] 前引费振钟《悬壶外谈》之封面,印着如下题记,展示着文人的特有视角: “医者,意也。”这句代表古典中医的话,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责难与否定。但若是少了这句话,不仅历代名医失去他们医学上自由创意的愉悦,所有那些精妙的医术都会变得黯然无色,便连今天对于中医的叙说,亦复没有多少趣味了。
[5] 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 p.2735.
[6] 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测量左右手之长度,得出结论:古代左利多于现代。
[7] 引自唐·王焘《外台秘要》卷十八,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496。
[8] 《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p.5091。
[9] 《千金要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3。
[10] 《千金翼方》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
[11] 《千金翼方》卷二十六,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308
[12]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92.
[13]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044.
[14]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98.
[15] 见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92—193.
[16]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507.
[17]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45.
[18] 《局方发挥》,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版,p.1.
[19] 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五0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12册,p.37。
[20]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09
[21] 引自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p.208。
[22]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010.
[23] 《珍本医书集成》第14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班。
[24] 《珍本医书集成》第14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班。
[25]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26.
[26] 关于此故事的来源,亦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27] 需要说明的是,《淮南子》言此之意在于解释食物鉴别知识的起源,而非指医药,即神农之所以称“农”的原因。其后才逐渐被解释成“识药”。
[28] 孔健民:《中国医学史纲》,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p.10。
[29]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p.6.
[30] 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p.2.
[31] 详见J.G.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对巫术思维规律的具体分析。
[32] 《灵枢·邪客》
[33] 《东坡志林》卷三。引自钱远铭主编《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p.276.
[34]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76。
[35] 山田庆儿:“《物类相感志》的产生及其思考方法”。见氏著《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p.126.
[36] 同上,p.125.
[37] 《二程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p.116.
[38]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唇口病诸候”,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158.
[39] 前引《后汉书·郭玉传》载:帝奇郭玉诊脉之神技,乃“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40] 因男女授受不亲,医家诊脉亦在忌避之列,故诊妇人时乃系一絲于患者手腕,引出室外,而仅令医者诊其絲。故事云:一医行悬絲诊脉后,断为有孕。主人大怒,言:“毁坏我家小姐名节,该当何罪?”医言:“愿以项上之物作保!”主人乃引其入室,见絲系桌脚,问曰:“更复何言?”医乃索刀,劈开桌脚,见中有一虫,蠕蠕而动。
[41] 《难经·十六难》
[42]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另版。
[43] 《素问》与《灵枢》间的种种区别,是研究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究竟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黄帝内经十八卷”,还是互不相干之两本独立著作的重要线索。在脉诊方面,“三部九候”法仅见于《素问》,且云:‘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灵枢》亦名《九针》)不必存。”可窥两书间的对立。
[44] 、45《灵枢·禁服》
[46] 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版,p.2794.
[47] 扁鹊脉学的内容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所著《脉经》中有所保存,可参。
[48] 《难经》提出一种新的学说:两肾左为肾,右为命门,后世遂有命门之说。左肾为“水”、属阴;右肾(命门)为“火”、属阳,仍不离阴阳学说的基本原则。
[49] 清代王九峰语,见《武进阳湖县志》,光绪五年木刻本,。引自《中华医史杂志》,1984,(2):65.
[50] 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版。
[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52] 详见《史记》卷一百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版,p.2794—2813.
[53] 明·聂尚恒《奇效医述》之出版者“前言”,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年。
[54] 高春媛:“中医医案发展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87,(4):207.
[55] 引自何廉臣选编《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绪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56] 同注54.
[57] 黄煌:“晚清名医柳宝诒及其学术成就”,《中华医史杂志》,1987,(1):23.
[58] 同注54.
[59] 浙江省中医学会、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编:《叶熙春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
[60]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浙江省嘉兴地区卫生局编:《金子久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
[61] 《临证偶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62] 《吴佩衡医案》,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63] 何廉臣选编:《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64] 明·聂尚恒:《奇效医述》,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年。
[65] 引自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p.1—3、211.
[66] 中医研究院主编:《蒲辅周医案》,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年。
[67] 《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10.
[68]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23.
[69] 此即所谓“经方派”人物,始于清末民初。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医方之经”;视其医方为“经典之方”;并以能守原方、原量,甚至原服法而自誉。详见《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p.78.
[70]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391.
[71]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23.
[72] 引自钱远铭主编《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p.276.
[73] 吴克让:“评‘我国药学史上的第一部药典’”,《中华医史杂志》,1984,(4):254.
[74] 费振钟:《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p.79.
[75] J.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二卷,p.36.
[76] W.C.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p.479。
[77] 最早介绍牛痘的著作名曰《引痘略》,显然是为了表述“引痘外出”之意。
| ⬅ 现代针灸经络的七大误区 | 老茶馆 | 没有中医就不会有“道教” ➡ |
廖育群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时常可以见到“医者意也”的说法。好像医学理论的神秘性、治疗方法的灵活性、医家的悟性,都只能以一个“意”字来体现。换言之,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就蕴涵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那么一种“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味道当中。然而,医学毕竟是一门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医家究竟如何以“意”来构建这门学问,似乎并无人深究。
近代硕学梁启超曾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而其所举之例,即是“医学”http://www.ihns.ac.cn/members/liaoy.../yzyy.htm#_ftn49][49] 对于脉诊的如此赞誉,不过是这种心态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