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诊治传染病“顶层设计”浅议

中医诊治传染病“顶层设计”浅议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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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治传染病的经验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并且有热病、伤寒、瘟疫、温病不同学派,其防治传染病的辨证方法、诊治策略各有不同。在新时代传染病流行的时候,需要中医界积极参与救治。那么,中医诊治传染病的战略方针应该如何定?每次都由几个专家讨论,提出几个证型、治法、方剂的做法,尽管有统一行动,便于观察的便利之处,但是,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是这些方剂如何与历史经验对接?继承的是哪一派的精华?这很难说清楚。再就是,如何与西医沟通,如何让人民大众明白为何要这样做,也不容易说清楚。笔者认为,制定这样几个固定证型方药,不利于解放中医界的思想,难以启迪学术创新,让一线中医对号入座,把辨证论治简单化,长此以往,经历几次传染病之后,中医界将难有收获,甚至会使伤寒温病的理论因为被闲置而不能很好传承。
因此,现阶段中医诊治传染病的“顶层设计”,已经是一个很迫切的任务。
所谓“顶层设计”是工程学的术语,现在大量使用在各个领域,被作为战略构想而受到重视。
中医诊治传染病的战略构想,需要突出中医特色。尽管传染病的病原体一般为细菌,或者是病毒,但是中医诊治的指导理论,不能是“杀菌、抗病毒、提高免疫力”,而应该是中医的传统理论。这倒不是硬性规定中医必须以传统理论为指导,而是现代理论做不了“事前引领”,只能勉强做“事后说明”。假如以“杀菌、抗病毒、提高免疫力”为理论指导,就必须“先实验室,后临床”,这样一来就无法使用汤药进行防治传染病的预防服药和临床治疗,而必须使用中成药。因为,有些中成药事前做过一些实验,有一些数据勉强可以应对,而辨证之后组合起来的汤药,就没有这些数据。并且,假如陷入“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所谓标准之中,就会被这些框框束缚手脚,不能“药随证转,随证治之”了。中医临床灵活使用汤药的方法,就将变得不符合要求,而大有被废止的危险。
因此说,在指导思想上,西医的理论不可做“事前引领”,只能勉强做中医所以有效的“事后说明”。
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首先应该是能够承接历史精华,便于继承前人经验。伤寒温病学派相争几百年,在现代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应该放弃相互之间的论争,共同协同起来进行有效防治。因为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已经不再是“病”的区别,而是发病类型、证候表现、治疗法则、应用方药的差异。也就是说,伤寒与温病学派的争鸣,仅仅是“方法之争”,不是不同疾病的“领域之争”。
把伤寒与温病逐渐融合为热病,是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的一个理想。也就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待伤寒与温病之争,把它们统一到热病的旗帜之下,就可以“优势互补”,各尽所长。举例来说,不论是SARS,还是甲流,它们的区别不是伤寒与温病的区别,而是发病类型与理法方药的差异。
这样就为伤寒与温病的融合创立了条件,也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因为,新研制的清开灵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参脉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等,都是中医现时代的成果,也应该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法则,将其纳入传染病的诊治活动之中。它们每一种新药的使用,不是按照某种传染病来用,不是始终用一种药,而是按照证情需要,有选择、有阶段地使用,使用的根据就是针对病机,而不是针对病原微生物。
国医大师郭子光教授日前在“重庆首届国医名师大讲堂”提出,寒温统一,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将会水到渠成。随着传染病防治实践的不断深入,也就为寒温统一提供了条件。每一位参与一线防治的中医人员,都应该能够根据自己对伤寒温病理论的学习与应用经验,开出符合病情的汤药,而不必经常翻阅专家们提供的几个方剂。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在2003年中医界迎战非典的时候,大声疾呼“战胜非典,我们有一个武器库!”这个武器库里,包含了历代医家的学术成就,而不仅仅是某几个证型方药。
中医历代医家的经验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他们的探索精神。张仲景、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面对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做出了他们的成就,今后的中医人,也应该在防治传染病的过程里,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我们有了西医提供的微观便利条件,也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
20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