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名医——张从正
2011-09-02 20:33 2楼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朝睢州考城县部城(今民权县王庄寨乡吴屯)人。位居金代四大名医之首。 他对于汗、吐、下三法的运用具有独到的见解,并在临床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形成了以攻邪治病的独特风格,为祖国医学的病机理论和治疗方法做出贡献,被后世列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为“攻下派”的代表。著有《儒门事亲》。
张从正自幼年时便跟随父亲学医,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采众家之长。年纪轻轻便极有出息,中年时便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名医。他行医奔波于陈州介徐州、开封、归德数十府、州、县,医疾救亡,功绩卓著,深得人民敬仰。金宣宗兴定年间,皇帝诏他做御医。他应诏复命。但因为不喜欢官场的污浊之气,不久他便辞职回乡了。后来他与麻知几、常仲明等讲研医理,著书传世。约在公元1220年前后编成《儒门事亲》这部经典著作。
此书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是有用意的,即儒者能明事理,事亲的人就应当知医道。全书各卷由诸篇论文汇编而成,每卷含数篇论述,有说、辨、记、解、诫、笺、诠、式、断、论、疏、述、衍、诀等体裁。包括:“事亲”本书。治百病法,十形三疗,杂记九门,撮要图,百法心要,三法六门,“三消论”(刘完素),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要,世传神效方等几部分内容。 该书注重阐发邪实为病的理论,倡导攻下三法治疗诸病。书中以六邪归纳诸病之因,以三法治之,名之为“六门三法”,此即为该书创立的“攻邪论”的主要思想。 在具体应用汗吐下三法时,作者从治法范围,适应证、禁忌证等方面作了系统阐述,较前人认识有了较大的扩充。三法均有具体用法、注意事项、禁忌证,应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所用药物遵崇完素,偏于寒凉,颇有心得。 同时书中对应用补法有独到见解,认为邪去后才可言补,重在以五谷、五菜、五果、五畜、五菜充养之,并批评世风好补之偏。后人对该书突出的攻邪论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因为该书治病偏于攻邪,也受到一些医家如朱丹溪的批评。
张从正在治病上不侧重于火热病机,而对于刘氏祛邪的观点很有体会,并结合前人的治疗经验,以及个人临床的体会,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并在理论上有所阐发,形成了以攻邪法治病的独特风格,为祖国医学的病机理论和治疗方法做出贡献,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为“攻下派”的代表。《金史本传》对其评价很高,称赞他“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张从正在前人理论与临床的启示下,为纠正时弊,提出一整套攻邪祛病的理论,并为中医的治疗学充实了很多丰富的内容,成为独具风格的一代名医,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深入研究。
张从正自幼年时便跟随父亲学医,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采众家之长。年纪轻轻便极有出息,中年时便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名医。他行医奔波于陈州介徐州、开封、归德数十府、州、县,医疾救亡,功绩卓著,深得人民敬仰。金宣宗兴定年间,皇帝诏他做御医。他应诏复命。但因为不喜欢官场的污浊之气,不久他便辞职回乡了。后来他与麻知几、常仲明等讲研医理,著书传世。约在公元1220年前后编成《儒门事亲》这部经典著作。
此书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是有用意的,即儒者能明事理,事亲的人就应当知医道。全书各卷由诸篇论文汇编而成,每卷含数篇论述,有说、辨、记、解、诫、笺、诠、式、断、论、疏、述、衍、诀等体裁。包括:“事亲”本书。治百病法,十形三疗,杂记九门,撮要图,百法心要,三法六门,“三消论”(刘完素),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要,世传神效方等几部分内容。 该书注重阐发邪实为病的理论,倡导攻下三法治疗诸病。书中以六邪归纳诸病之因,以三法治之,名之为“六门三法”,此即为该书创立的“攻邪论”的主要思想。 在具体应用汗吐下三法时,作者从治法范围,适应证、禁忌证等方面作了系统阐述,较前人认识有了较大的扩充。三法均有具体用法、注意事项、禁忌证,应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所用药物遵崇完素,偏于寒凉,颇有心得。 同时书中对应用补法有独到见解,认为邪去后才可言补,重在以五谷、五菜、五果、五畜、五菜充养之,并批评世风好补之偏。后人对该书突出的攻邪论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因为该书治病偏于攻邪,也受到一些医家如朱丹溪的批评。
张从正在治病上不侧重于火热病机,而对于刘氏祛邪的观点很有体会,并结合前人的治疗经验,以及个人临床的体会,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并在理论上有所阐发,形成了以攻邪法治病的独特风格,为祖国医学的病机理论和治疗方法做出贡献,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为“攻下派”的代表。《金史本传》对其评价很高,称赞他“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张从正在前人理论与临床的启示下,为纠正时弊,提出一整套攻邪祛病的理论,并为中医的治疗学充实了很多丰富的内容,成为独具风格的一代名医,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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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上,张从正精于《内经》、《难经》、《伤寒》,同时也提出了“古方不能尽愈今病”的著名论点。张从正对于疾病的认识很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治病应着重祛邪,祛邪就是补正,不能因害怕使用攻下药而一味用补,因而创立了独特的“汗、吐、下”攻下法,并能运用自如,治好病人无数。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并非单纯的发汗、呕吐、泄下三种具体治法,而是分别代表着三类驱邪外出的途径。汗法,是指用药发汗,以及用针灸、洗熏、熨络、推拿、体操、气功等方法达到祛除表邪目的的方法;吐法,不单是指摧吐,凡豁痰、引诞、催泪、喷嚏等上行的治疗方法都属此类;下法,不单指泄下,其他像行气、通经、消积、利水等能够驱除里邪的方法亦尽属此类。因此,张从正归纳的“汗、吐、下”祛邪法,实际上是中医理论中“扶正祛邪”大法中以祛邪为主的这部分内容。而他认为先“祛邪”,才能扶正,邪去则正自安,对于实证阳证,这种方法也是非常奏效的。
他还主张治疗以食补为主,并反对乱用温热药物峻补的方法。可以说,张从正的理论是建立在刘河间的“火热论”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人体诸邪皆易化火,一味地温通峻补只能使人体的痰热实邪壅滞,引发更多的疾病。这种论点,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医学风气而言的。而张从正本人也十分重视辨证论治,并非见病即攻,在治疗过程中也一定要视病人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年岁较高的老人,身体羸弱的儿童,都是他强调不可乱攻的对象。
张从正创立了“攻下派”,疗效颇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他医术精湛,辨证准确的见证。历来,医家对于“下品”药物的使用都十分谨慎,而他能够对于这类药物娴熟使用、准确把握和对各种病证的应对自如,足见他深通医理,熟识药性,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反观今天,对于中医学尚未达到一定熟练程度的初学者和年轻医生,切不可一味地模仿和追求新奇,简单而无辨证的照搬张从正的治法和方药。一旦辨证失误或者用药不慎,很容易造成医疗事故,十分危险。所谓“艺高人胆大”,这也是后世医家虽不敢尽取其方,却十分肯定张从正本人在医学上的造诣,并敬佩他的胆识和学问的原因。
张从正一生著述颇多,最著名的就是他弃官之后与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共同写成的《儒门事亲》一书,书中记述了他的主要学术观点。而该书收载的文章中,有许多是辩论性的文章,像《高技常孤》、《群言难证——谤吐》、《谤三法》、《谤峻药》、《同类谤才——群口诬戴人》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在学术上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他敢于直言当时医界妄用温补的弊端,触动了许多不学无术者的利益,因此他们嫉妒他,怨恨、围攻、嘲笑,甚至诽谤他,但他从不妥协,刚正耿直,并以精深的学识力辩群医。当时,来到张从正家中的有识之士络绎不绝,高人才子日不离门,这也是对那些庸才最有力的抨击。
《金史》称: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张从正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二法”之目,存于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