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发展简史

一、先秦时期
先民们在长期人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药物知识。随着意识利用药物的不断发展,自然涉及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逐渐产生了方剂。可见,方剂是中药应用的基本形式。
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将两种或两种以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提高疗效,并减轻不良反应和毒性,无疑是古代医药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周礼》中已有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还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食医掌和王之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等内容。《史记》中还提到:“战国时扁鹊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减之齐”。上述所称的“齐”,即后世之“剂”,显然是指和合、调配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可以应用。西汉初年,淳于意的《诊籍》中,提到“火之汤”等四个方剂,惜于年代久远,其具体组成药物已无从考证。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汉初残简130余片,名曰《万物》,其中有用商陆、羊头治鼓胀,理石、茱萸治劳损,这是迄今通过考古获得的最早的复方文献资料。由此不难看出,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而复方的出现,最迟应在春秋战国时期。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等方书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内容多,而且保存较好。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内容分52题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全书共有医方283个,涉及临床各科病证100余种。诸方用药242种,有不少品种是《神农本草经》中所未收载的。药方的用法,既有内服,也有外用。内服有丸、汤、饮、散等剂型,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之法,而无剂型名称;外有敷、浴、蒸、熨等。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规定。该帛书的出土,也充分说明了迟至战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就已初具规模。

二、两汉时期
这一时期,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则和治法,并提出了对组方的基本结构要求,从而初步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其二是决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方剂学的基础理论,主要集中地反映在《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之中,而这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用品,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此书在治则和治法方面,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察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期属”以及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则的理论。书中总结的大量治法内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理论基础;在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此书虽是专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作,但亦载有生铁落饮、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等13首方剂。所附方剂数目虽少,但剂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二分讲究。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方书十分可观,仅《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274卷之多,但俱已亡佚。但仅从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文物《治百病方》来看,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及到内、外、妇、五官诸科,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充分反映出不时对方剂已有相当高的运用水平。
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果,方剂的质量随之提高。汉末,由于疫病肆虐,张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经晋·王叔和及宋·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和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这些方剂,大多有理有法,组方谨严、选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分明、变化巧妙,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如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四逆汤、茵陈蒿汤、桂枝汤、五苓散、大承气汤、白虎汤、当归芍药散等基础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后世大量常用名方,大多是以这些方剂为基础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药物配伍组合规律,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所以,《伤寒杂病论》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在这300多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方书,可惜大多已经失传,目前保存较好,且影响较大者,仅有《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和《刘涓子鬼遗方》。
《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葛洪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其医方之书,大多亡佚。《肘后求卒方》系从《金匮药方》100卷中摘录3卷而成。其目的是便于随身携带,此乃“肘后”的由来。该书后由陶弘景增补,题名《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再经金人杨用道将《证类本草》部分药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广肘后方》,成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祖本。葛区所集之方,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又出“救卒”,其所收方剂,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该书共收单方510首、复方494首,论述文字十分简要,载录之药方及用法,又为葛氏“皆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备急方》的显著特点。
陈延之所撰《小品方》,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行了系统整理,在隋唐时期与仲景之书齐名。原书约亡于唐末至宋初之战乱,但不少本草和方书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发现其五卷。今人汤万春先生从中外文献中广收《小品方》之佚文,共得资料880余条,另加注文770余条,辑成《小品方辑录笺注》一册,于1990年出版。现有内容涉及临床各科,理、法、方、药俱论,亦重点收录简、便、廉、效之方。陈氏清楚认识到“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所感,共病因不同,方药各异。前者多用麻、桂之辛温,后者多用葛根、白薇、黄连、黄芩之辛凉和清热解毒。其疗“伤寒及温病……内瘀有蓄血者”之芍药地黄汤,即日后之犀角地黄汤,首开温热病解毒、凉血、化瘀之先河。
《刘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刘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疹癣、汤火伤等外科方剂,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现在最早的外科方书。

四、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内各民族的新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唐代除朝庭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行为急时之需。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及。
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方书256种,4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在2600卷。唐代除《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档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及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
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则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的力作。《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为综合类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部分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给嗣后脏腑辨证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3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1卷,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的防治特别重视;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对温病的治疗,孙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天花粉、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验药与羊肉、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书中还收录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等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医家所常用。
《外台秘要》是继孙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河南临章县一带)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本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唐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范汪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广济方》《近效方》等。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

五、宋元时期
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并亲自收集验方1000多首。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行。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当时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宋代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集大成巨著,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苏东坡及沈括《苏沈良方》、杨土瀛《仁斋直指方》以及《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
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宝贵资料。
北宋政府官办药局“太平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
金元时期的战争,给方剂学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许多临床医家仍潜心于医方的研究和总结,只是除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之外,方剂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临床医学著作之中。其他医方专书还有:刘完素《宣明论方》、张从正《经验方》《秘录奇方》、李东垣《东垣试效方》、杨用道《附广肘后方》、朱丹溪《局方发挥》、许国祯《御药院方》、孙允贤《医方集成》、李仲南《永类钤方》、陈子靖《医方大成》等。
在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医方义理的探讨。金人成无己之《伤寒明理论》系统阐述了张仲景《伤寒论》常用方20首的组方原理及方、药间的配伍关系,开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的学术领域。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还留下了不少新颖而灵验的方剂,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地黄丸、导赤散、泻白散,刘完素《宣明论方》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王好古《此事难知》引张元素的九味羌活汤,李东垣《脾胃论》的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东垣试效方》的普济消毒饮,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补阴丸、二妙散等。

六、明清时期
方剂学和本草学的发展,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明代不仅本草学大盛,方剂学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搜罗广博、规模宏大的官修巨著,即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大全《普济方》,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有的以收集前人用方为主旨,有的则以记录时下验方和个人心得为侧重;有的着意于释方训义,出现了第一部方论专著——吴昆的《医方考》;有的立足于追溯诸方的衍化源流,如施沛的《祖剂》。整个方剂之学,不仅体现在方书卷帙之浩繁、方剂数目之巨大,而且论方质量提高,理、法、方、药日臻成熟,更加融为一体。
明代的临床医学著述中,也有丰富的方剂学内容。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其收方之广,向为医界所称道;张介宾《景岳全书》,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所创制的部分方剂,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外,吴又可《温疫论》、虞抟《医学正传》、龚廷贤《万病回春》、秦景明《症因脉治》、绮石《理虚元鉴》、薛己《外科发挥》、陈实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济阴纲目》等,均对方剂学有其特殊贡献,留下了许多传世的新方。如王肯堂的芍药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汤,洪九有的天王补心丹,韩懋的三子养亲汤,吴又可的达原饮,陈实功的透脓散、消风散、玉真散,虞抟的九仙散,缪希雍的竹叶柳蒡汤等,至今仍很常用。
这一时期本草书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观。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有简便而灵验的单方 11000多首。这些内容,不但是方剂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加强了方和药的有机结合。
清代未能留下鸿篇巨制的方书,但方剂学仍有若干特色和成就。
首先,清代的方书,无意求其赅备,而趋向于由博返约。博采众家良方的实用性医方,使便于诵读和记忆的入门方歌大量出现,并深受医药生徒和临床医生欢迎,盛行不衰,有的至今仍广为流传,使方剂知识进一步普及。各种验方、单方辑本亦不断增多,达300余种,成为清代方书的一大特点。不过其中不少为质量平平之作。
其次,清人继《医方考》之后,又将制方理论、方义分析、配伍关系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成绩裴然。除《医方集解》等实用类方书潜心于这些阐发外,医经学派对仲景方的推崇和钻研,也直接促进了方剂释义的深入和实用化。如柯韵伯《伤寒论翼》所附“制方大法”,对《伤寒论》方的辨证、立法和制方的深入讨论;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关于方剂的六篇论文对方剂理论的发挥,都可谓新见迭出,至今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这一时期的众多本草,不再满足于药后简单的收载附方,而是将方融于论药之中,加以分析比较,从而改变了方药分离的不良状况。黄元御的《长沙药解》《玉楸药解》及周岩的《本草思辨录》等,名虽论药,实多解方。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清人阐释方义已蔚然成风,同时也反映出方剂学的发展。
其三,随着明末清初中药功用项目的确立,功用与主治含义的廓清,以及治法理论的发展,清代方书的书写格式亦相应出现了先言功用、后列主治的变化。方书的分类,也引入了按功用分类和按治法分类的方法。现代方剂学的雏形,于此出现。此外,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宗金鉴》《温病条辨》《医学心悟》等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类书和临床著作,在保存方剂文献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如前述之《普济方》有赖《四库全书》转引而幸存;在发展方剂理论、创制新方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温病学派的辛凉解表、清营凉血、熄风潜阳、解毒开窍等治法,以及银翘散、清营汤、止嗽散、补阳还五汤、通窍活血汤、阳和汤等,无一不是近、现代方剂学发展的源泉。
清代的实用性方书主要有《医方集解》和《成方切用》。
《医方集解》,清初汪昂著。作者出于诸家方书但言某方治某病,“未尝发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经某络……亦未尝发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的现状,为使方书不致徒设,选择“古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数过之”,“先评受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又博采硕论名言,分别宜用宜忌”,详加论述。该书收录之方,组成不繁,凡“药过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选录”,大多切于实用,疗效肯定。各类正方在前,功用相似的附方罗列其后,主次分明,沿革清楚,加减有法,便于触类旁通。诸方以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等功用为主,分为21剂。其分类独辟蹊径,以治法、病因并结合专科用方,首开综合分类方剂的先例。汪氏论方,其证候、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无不毕备,折衷取约,文字通俗流畅,为入门便读方书的佳作,流传极广。
其后,吴仪洛兼取《医方集解》和《医方考》二书之长,予以删繁补要,收方1000余首,仍以汪氏分类法为主,列为24门,辑成《成方切用》,同样广为流传。
此外,还有陈修园《时方歌括》《时方妙用》《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及张秉成《成方便读》等,亦多已成为现代学习方剂学的参考用书。
清代还出现了一大批方论性专著,如罗美《古今名医方论》、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费伯雄《医方论》、吴谦等《删补名医方论》等。

七、近现代时期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剂学更加迅速发展。50年来,对一大批古代的重要方书,如《肘后方》《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方》等,进行了校刊出版、影印或辑复,为古方和方剂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重新编辑的古今医方、验方、方书辞典及其他方剂工具书亦大量涌现,其中尤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最具代表性。此书分11个分册,共1800万字,收录历代方剂96592首,汇集了古今方剂学研究的成果,内容浩瀚,考订严谨,填补了自明初《普济方》问世以来缺少大型方书的空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医药院校不同层次使用的方剂教材、教学参考书,更是不断更新;同时,有关治则、治法及组方原理、配伍规律和复方效用的研究,既有文献的整理、临床的观察,又有大量现代实验研究。方剂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方剂应用范围更加扩大。中药制剂学的分化,中成药在生产工艺、剂型改进、药效、药理、毒理、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新的产品不断研制成功,剂型不断改进和更新,设备、技术和检测手段更加先进,疗效可靠而安全的法定处方、协定处方不断增加。随着中医学的全面发展,方剂学中的独特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并对人类的健康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