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名医——吴有性
2011-08-23 18:27 2楼
吴有性
明代医学家。字又可,江苏吴县人。居于太湖纲庭山。精医术,尤擅长温病。明末崇祯年间,北方大疫,死者枕藉,人多以伤寒治法治之而不效。有性怀革新之思想,推究其病源,察其传变。认为温病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温非暑,而是由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或称疠气、杂气,与伤寒不同。其病系口鼻内,伏于膜原,其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其戾气具有特适性、偏中性,乃指某种动物于某种戾气有亲和力,而其他动物则不病;对侵入的某一动物的一种器官有亲和力,则不侵犯其他器官。而戾气之侵入是否有发病之可能,则与机体之强弱相关。此论点于吴氏之著作《瘟疫论》中表达无遗。另又提出其特殊的“三消”、“达原”等疗法,以治疗瘟疫证。其学说为后世所推崇,亦是后代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故《四库全书总目》谓其“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现《瘟疫论》有多种版本行世。
明代医学家。字又可,江苏吴县人。居于太湖纲庭山。精医术,尤擅长温病。明末崇祯年间,北方大疫,死者枕藉,人多以伤寒治法治之而不效。有性怀革新之思想,推究其病源,察其传变。认为温病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温非暑,而是由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或称疠气、杂气,与伤寒不同。其病系口鼻内,伏于膜原,其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其戾气具有特适性、偏中性,乃指某种动物于某种戾气有亲和力,而其他动物则不病;对侵入的某一动物的一种器官有亲和力,则不侵犯其他器官。而戾气之侵入是否有发病之可能,则与机体之强弱相关。此论点于吴氏之著作《瘟疫论》中表达无遗。另又提出其特殊的“三消”、“达原”等疗法,以治疗瘟疫证。其学说为后世所推崇,亦是后代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故《四库全书总目》谓其“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现《瘟疫论》有多种版本行世。
2011-09-02 19:45 3楼
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江苏震泽人。他生活在明末战乱之时,瘟疫流行,很多人为此丧生。为了解决人民的病患,他潜心钻研医学,提出了一套新的温病理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著有《温疫论》,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传染病的专著。
在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患者甚多,甚至延及全家。由于医家当时用一般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甚至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致使枉死者不可胜数。
为了解除人民的病患,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他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著有《温疫论》。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吴有性的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见解,充实了祖国医学温热病学的内容。他的邪气侵犯途径对叶天士的温热学说有一定的启示。其学术思想使温疫学说独立成体系,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在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患者甚多,甚至延及全家。由于医家当时用一般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甚至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致使枉死者不可胜数。
为了解除人民的病患,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他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著有《温疫论》。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吴有性的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见解,充实了祖国医学温热病学的内容。他的邪气侵犯途径对叶天士的温热学说有一定的启示。其学术思想使温疫学说独立成体系,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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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性(1561～1661?),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明代多次温疫流行,是推动吴氏研究温疫的客观动因。当时医学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的现象,强有力地推动他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决心探索温病。瘟疫流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者。有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者,“比比皆是”,使吴氏痛心疾首,于1642年写成《瘟疫论》。
《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
《瘟疫论》是中医发展中一次重大突破,为以后温病学派开辟了道路。他的创新精神受到广泛赞扬。吴有性实际上已走到细菌病原说的面前,他所谓的戾气,有质、有特异性、有偏中性、有特殊致病性,只须沿着它再前进,寻找出这种物质本体,便会作出历史的突破。一则受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二则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的后继者们在这方面部明显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