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医——庞安时

2011-08-22 19:00 楼主
宋代医学家。字安常。蕲州蕲水(今湖北浠水)人。幼颖敏,过目不忘。世医,其父以《脉诀》教授,嫌浅近不足取。复钻研黄帝、扁鹊脉书,及《甲乙经》、《太素》诸书,汇通百家,尤尚《难经》。好学,善向贤能者求学。后耳聋,惟笔谈可也。诊脉重视人迎、寸口并用,擅治伤寒。遇不可疗救者,必告以实情,活人无数。著作甚丰,仅存《伤寒总病论》六卷。书中提出温病不能全用伤寒汗下法治疗的新观点,对后世温病学派有所启迪。另著《难经解义》、《主对集》、《本草拾遗》、《庞氏家藏秘宝方》、《验方书》等,均佚。门人甚众,弟子六十人中,以张扩、李百全等最为优秀。 4_100928111435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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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29 21:39 2楼
庞安时(约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被誉为“北宋医王”。著有《难经辨》、《主对集》、《本草补遗》等书,皆散佚,仅存《伤寒总病论》一书传世。


庞安时画像

一、生平简介

庞安时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取黄帝、扁鹊脉书研读,不久即通晓其说,并能阐发新义,时年不满20,后安时病耳聋,进一步钻研《灵枢》、《太素》、《甲乙经)等医籍,经传百家与医药有关者,亦无不涉猎,融会贯通。庞安时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6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安时少时即喜医方,潜心研究《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旁涉经史百家,融会贯通,排除理学思想的干扰,因而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上有许多真知灼见,尤其是在伤寒病上有卓越的贡献。他因其苦钻古典医学和大胆实践探索,表现在临床时无论医药针摩,都“挥洒自如”,疗效显著。但他也是一个典型的不受前人的理论束缚,坚持苦学多思,大胆探索,因而在中医事业有许多建树、许多创新。象开设病坊,留诊病人,这是北宋时期中医的一个创举。他还根据医药事业的需要,减少病人负担,为病人生产药材,实施药物产、供、用一条龙。坚持为医“不致于利”,其高尚的医德医风,对今天仍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既精于伤寒,也熟谙温病,内妇儿科,皆有研究;是一位拥有广泛实践经验的医家,其于伤寒与温病尤有发挥。

二、个人著作

庞氏对《难经》非常推崇,著有《难经辨》、《主对集》、《本草补遗》,因年代久远,这些医学著作现在大多遗失,仅存着一部《伤寒总病论》。

三、伤寒学说观点

庞安时治伤寒主要是从病因、发病入手,并结合体质、地理、气候等进行探讨,他承前人之说,认为伤寒的病因是“寒毒”,只不过是由于感受邪气的时间、地域、体质不同,而表现出伤寒(指狭义伤寒)、中风、风温、温病、湿病、暑病等不同的证候。

他在《伤寒例》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予以发挥,强调一切外感热病的共同病因是“毒”,虽然“毒”有阴阳寒热的不同属性,临床表现也有中风、温热、暑湿与急缓轻重等多种多样,但只要抓住了“毒”,就抓住了一切外感热病的共性,说明治疗外感热病应重视“解毒”法。另外,他又指出“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寒毒与营互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己,怯者则著而成病矣”。认为寒毒虽已侵袭人体,但其能否发病,则取决于素体强弱与正气盛衰,而且在毒气“从化”的倾向上,庞安时也强调了素体的决定意义,认为“假令素有寒者,多变阳虚阴盛之疾,或变阴毒也;素有热者,多变阳盛阴虚之疾,或变阴毒也”。他对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以内因为根据的认识,颇有辩证法思想。同时,他还认识到外感发病与四时气候、地域居处密切相关,同是感受寒毒,冬时即发为伤寒,因春温气诱发而为温病,因夏暑气诱发而为热病,因暑湿诱发而为湿病等,都因四时气候变迁而发生不同的病证。不仅如此,居住在山较多地区的患者多中风中寒之疾,平居者多中湿中暑之疾,说明发病与地域居处也有关系。

庞安时对伤寒治疗,虽宗仲景法则,而善于灵活变化,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治,在治疗上也有不少宝贵经验,丰富了伤寒病的治疗方法。

四、温病学说观点

对于温热病,他基本上分为伏气和天行两类。前者是冬时中寒,随时而变病,如春之“温病”、夏之“热病”,以及“中风”、“湿病”、“风温”等,“其病本因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耳,故大医通谓之伤寒焉”。伏气又可有伏寒与伏热之分,但均不同于天行温病。因此他指出:“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认为天行温病是感受毒性很强的异气引起,颇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病证,是外感热病中另一类性质不同的病证,其治疗与伤寒不同,伤寒“有可汗可下之理”,“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提出了温病与伤寒分治,这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庞安时从其丰富的临证实践中观察到,温病一类以温毒最为重险,他将温毒五大证与四时、五行、经络脏腑联系起来辨证论治,有一定见解,指出“自受乖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者,则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秋有自气狸,各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治疗各有各法”。对温毒五大证的治疗,他着眼一个“毒”字,使用大剂量清热解毒,辛温散毒之品,处方多以大量石膏为主,实为后来余师愚治温疫开了门径。另外,他还专立《辟温疫论》列举“疗疫气令人不染”方,有辟温粉,雄黄嚏法,千敷散等,体现出他治温病着重预防的思想。

庞安时治伤寒是从病因、发病着手,强调体质因素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广义伤寒的病因是“寒毒”,而天行温病则由“异气”引起,提出温病与伤寒分治,指出温病中以温毒最为重险,对温毒五大证的治法遣方颇具特色,其重视预防的思想,也实为可贵。不仅如此,其高尚的医德也是可取的,为医药界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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