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帝内经》的学术宗旨和创作背景

我们都知道,《黄帝内经》作为华夏民族医学之发端,集古代科技知识之大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医学专著,它分为《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是篇帙浩繁的巨著,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它的创作必然是一项非常浩大的系统工程,而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编撰完成。当然,对此一点,后世学者基本上也都认同。

然而,又有许多后世学者据此认为《黄帝内经》这样的大型著作绝非一时之作,而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朝代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从西周、春秋、战国直至嬴秦、两汉),总之是由不同年代的许多人陆陆续续不断增益补充而成。似乎是说不同朝代的人完全可以下意识地参与一项系统工程,并且刚好完成了这项工程(刚好拼凑出一部完整的大型医学著作),即嘎然而止。这就显得有点虚妄了。

其实只要粗粗浏览,就不难看出,《素问》与《灵枢》属于同一个体系,其内容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对应关系,即:在一个统一的学术宗旨和方法论的框架之内,《素问》侧重于对自然规律和生理规律的阐释和说明,《灵枢》侧重于对各类疾病的分析和治疗。这就类似于一套服装,有上衣,有下裳,有外氅,有内衬,搭配得非常精当。那么,就如同一身套装必然出自于同一个裁缝的设计与制作一样,《黄帝内经》的写作和编纂必然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也就是说,必须是在一个总编辑的统一策划和领导之下,这两部论著才可能既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同时又默契配合,宛若天衣无缝。另外,这两部著作在文体上都是采用黄帝君臣的问答形式,在体裁上又都是各自分为九卷八十一篇,这种形式和体裁上的整齐划一,也能够充分证明,如果在整部书的写作编篡过程中,没有一个事先的筹划设计,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结论应该是:《素问》与《灵枢》既然是姊妹篇,那就离不开一个总编辑,而总编辑的存在,就意味着《内经》这部书从筹划设计到组织写作再到编辑完成,充其量是一代人(二、三十年之内)的事情,而无须耗用数百上千年的漫长历程。

再就其具体内容来看,《素问》的重点在于归纳总结,主要讲述一般性概括性的理论,似乎是《黄帝内经》的头半部分;《灵枢》的重点则在于临床实用,主要讲述具体的经脉腧穴以及各种病症的临床表现及对症治疗,似乎是《黄帝内经》的后半部分。但是,如果从认识论的基本规律来看,《灵枢》的创作应该先于《素问》。这是因为,最初的理论只能晚于实践,而不可能早于实践,尤其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更不可能先验地产生。也就是说,必须是先有了大量的医疗实践,并从中摸索出一系列成功的经验,才可能被提炼为系统的理论。因此,实际上,《素问》必须在《灵枢》众多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概括和总结,故只能晚于《灵枢》。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灵枢》才是《黄帝内经》的灵魂和中枢,其所以名为“灵枢”者,大概应该是这个缘故。

另外,《素问》这个名称其实没有什么逻辑性,后人往往从微言大义角度,广泛联想,委实牵强难通。其实古人对书名没有什么刻意讲究,只求简单直白,有个标记就行,比如《灵枢》最初的书名就是《针经》,既浅显又贴切。所以我认为这个“素”字很可能是后人的传写之误,其本来是一个“索”字,则今之所谓《素问》者,当初很可能是《索问》。
盖“索”的本义是线索,即一团线绳的头绪,所以又有求索、探询、刨根问底等诸种引申含义,故“索”与“问”存在确切的逻辑关联,合起来就是为求索真理而孜孜询问的意思。则“索问”即相当于由结果探询其原因,由知其然探索其所以然,这才能够体现出古代医家先是从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再提炼为系统理论的实际过程。所以,若以“素”字强解《素问》这个书名,我恐怕终究不合古人的初衷。不过,《素问》之名既流传日久,早就约定俗成,很难遽然改易,只是专业学者总该知道这个书名的确切来历。

所谓宗旨者,其实是使命和目的的意思,而一部著作的使命和目的,只能取决于它的内容。那么,由《黄帝内经》的文字内容,便足以认定,这其实只是一部关于针刺治病的学术专著。《素问》总结的所有医学理论都只是关于针刺治病的理论,《灵枢》摸索的所有临床经验都只是关于针刺治病的经验,所有这些都与方脉学(中草药治疗学)毫不相干。因此,《黄帝内经》的学术宗旨就是针刺治病。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灵枢》在卷首第一篇的开篇即对这部著作的创作目的表明了态度:“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这就已经表明,当初一日,编撰《黄帝内经》的目的,只是为了介绍和推广针刺治病的理论和方法。毫无疑问,正是针刺治病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才促使了针刺理论的诞生。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内经》以后的医学家们,凡是专业的针医(譬如皇甫谧),都必须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内经》的理论以及各种具体的操作要领,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寸步难行。而如果单纯地开展药物治病的方脉医(譬如张仲景),或者单纯地开展中草药的实验与研究(譬如李时珍),那就完全可以撇开《内经》,不受《灵》《素》的束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必须另僻蹊径。

最后必须明确的是,《黄帝内经》肯定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无关。我们只要把《内经》的文字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商王朝后半期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遗物,时在公元前1339年—前1066年之间)加以对照,便不难看出,《内经》文已经接近白话,非常成熟,绝不可能比殷商还早。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应该比商王朝下限至少要早两千年,那时即便有文字,也肯定比甲骨文更为原始,而言辞亦肯定比甲骨卜辞更为拙朴,然而那就绝对不会是今天所见到的有大量双音节词汇和复杂排比句,蕴含丰富感情色彩的《内经》了。另外,既然殷商晚期的王室还在甲骨上刻字,那么两千年前的轩辕黄帝时期肯定还没有发明比甲骨更为方便实用的文字载体,当然也就无法记录诺大篇幅的文字,则即便历史上确有轩辕黄帝其人,当时也不可能有任何书籍典册传世,所以《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人托名所作,可无疑问。

然而著书立说之所以托名“黄帝”,而非另外的上古神圣,比如盘古、女娲、有巢、神农、尧舜、禹汤等等,又必然与“黄帝”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受到特别的推崇和敬奉有关。那就无须繁琐地考证,《黄帝内经》的写作只能是西汉早期的事情。

原始人类普遍信奉万物有灵,但其中最崇拜最敬畏的还是上天,他们普遍认为上天有人格有意志并且无所不能,更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所以尊上天为“帝神”,也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神。

甲骨卜辞即有“帝令其风”、“帝令其雨”的记录,意思是一切自然现象都在“帝”的掌控之中。

《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诗经•大雅》:“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上述这些“帝”,都是指神化了的上天,故又有“天神”、“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多种称谓。

春秋时期的道家学者也承认“帝”的存在,只不过在他们看来,与“道”相比,“帝”还算不上最伟大。如《老子•四章》:“道……吾不知孰子,象帝之先。”即是说“道”这种东西根本没有起源,它的存在似乎比“帝”还要更早,可见“道”是多么的伟大和悠远。

但是从《尚书》到《诗经》再到《老子》,在那个漫长的年代里,人们只承认“帝”,还没有“黄帝”这个概念。

及至战国时期,有人发明出青赤黄白黑“五帝”之说,乃是把“帝”一分为五,以轮流坐庄之意。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政权轮替已成大势所趋,而对地理方位的认识亦较之上古时代更为明晰,故理论上就认为天上应该有五位上帝,各自管辖东南西北中五方,并轮流主宰整个天下,则黄帝即乃五方居中的一个上帝。

因此,作为凡夫的世人,哪怕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最多也只能居于“天子”之位,即昊天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必须主动攀援上帝这门亲戚,并且把上帝奉为自己的直系祖先,如此才能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统治权受命于天,从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礼记•王制》:“天子将出,类乎上帝。”

然而按照始于战国末期的五行轮回说,周朝为火运,应南方赤帝,秦朝为水运,应北方黑帝,由于水能克火,故秦能代周。及至后来秦朝又为汉朝所灭,则理论上就必须认为汉朝属土运当旺,因此其色尚黄,其数尚五,其位居中,故汉朝的“天子”也就想当然地认定“黄帝”为自己的帝神和直系祖先。

因此,在西汉建政初期,这个“黄帝”既是五帝之中碰巧正该轮值的一个帝神,同时也是西汉天子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必须刻意攀附的一个祖先,然而无论如何,这个“黄帝”与现代人想象中的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风马牛不相干。司马迁作《史记》,首先编造一个荒诞无稽的“轩辕黄帝”世系,作为人文历史的开端,那不是出于对历史的考证,而是在皇权专制的淫威下,一个御用历史学家必须首先证明当朝天子的来历的合法性,以表达自己的认同和拥戴。

一旦确立了“黄帝”这个帝神,《黄帝内经》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知道,西汉政权的建立过程,经历了抗击暴秦与楚汉相争连续两场大规模战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满目创痍,民不聊生。因此西汉建政初期,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就是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然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前提,就是必须抑制统治阶级的掠夺本性,必须实施一种与民无争的策略,以尽可能地减少各级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这就与老庄道家的恬淡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正好合拍,因此,道家学派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西汉早期统治者的青睐和眷顾。而当时的道家学者亦为了迎合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心理,遂在老子之上又供奉一个黄帝,而自称为“黄老道”。这样一来,黄帝就不仅仅是当朝天子的直系鼻祖,同时还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于是这个学派就堂而皇之地与西汉朝廷拉上了宗脉关系。这种明显的与强权套近乎的小把戏,居然被西汉朝廷当真了,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对道派人士格外开恩,礼遇优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以政权与学术相结合的方式,成就了盛极一时的“黄老学派”。所以,在西汉早期,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打着“黄帝”旗号,其实是宣扬道家思想的学术著作,这其中就包括《黄帝内经》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此无他,就是因为“黄帝”是当朝天子的帝神,而打着“黄帝”旗号的“黄老道”又与当朝天子沾亲带故,深受朝廷的庇护,特别吃香的缘故。
这种由道家主导整个学术界,打着“黄帝”旗号大行其道的盛况,在西汉以前是不曾有过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黄老道不但失去了政治庇护,其头面人物还遭到无情打压,其学术著作尽被销毁,则打着“黄帝”名义的著作热潮从此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目前残存的除了马王堆发掘出来的《黄老帛书》,就是这部《黄帝内经》。
由此看来,《黄帝内经》的具体写作年代,不会早于吕后执政时期,亦不会晚于武帝罢黜百家之后,而最大的可能则是文景时期。实际上,现在回头一望,史称“文景之治”的那三十多年,由于朝廷实行道家的无为政治和一系列开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发展,正是华夏历史上最为光彩辉煌的一页,而这也正是医学家潜心钻研医学,进而创新发明的必要条件。

综合上述,大约可以归纳出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无论干什么事情,总要先认清事发当时的时间与空间。毫无疑问,任何知识都只能来源于对事实的了解,而时间与空间就是最基本的事实,那么如果连时间和空间都弄不清楚,还想探讨深奥的学问,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的时空观念发生了错位,那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