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医札记之经方与时方之争(何绍奇作品)

经方与时方之争
“经方”一词,本来的意思是指“方术”,但后来却成为仲景方的专称。“时方”之名,则出于清人著作,顾名思义是“时下盛行之方”,实际上泛指仲景以后的历代医方。所谓“经方与时方之争”,我认为主要是唐宋以来以孙思邈、许叔微、金元四家以及明清医家对当时墨守前人成方的风气的批评和清代以徐灵胎、陈修园为代表的医家对仲景方之外医方的摒斥和非议。
医之有方,从现存文献看,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内经》载有药物的处方13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西北出土的《流沙坠简》、《武威汉代医简》、《居延汉简甲篇》,载方更多。从《汉书》所载“经方”(经验方)“十一家”这个数字看,可知汉以前的方术著作是相当多的。仲景《伤寒论》原序所说的“博采众方”之

“方”,除当时的方之外,也应该包括前人的经验方在内。而且正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仲景才写出了不朽巨著《伤寒杂病论》,并锤炼出他的200多首理法明晰、结构严谨、疗效卓著的处方来。皇甫谧说:“仲景垂妙于定方”,不是说仲景之前无方,而是说仲最方的价值足以为后世法。所以对于仲景方,后世一直是尊崇的。但是尊崇不等于照搬,更不意味着有了仲景这些方就可以不再前进,不再创造。所以,历代具有革新精神的医家,既重视学习仲景医方,也珍视时下的包括自己的经验良方,反对株守一家之学,一人之方。如唐·孙思邈《千金要方》既对仲景之书探抱敬仰,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至于仲景,特有神功”,“行之以来,未有不效”,又指出“处方用药,皆须临事制宜”,如果不分地域所宜,不辨男女之殊,无论病情轻重,“多从旧方,不假增损”,则“其弊万端”,“徒自误也”。许叔微既精于伤寒之学,但是他宣称“予读仲景书,用仲景法,然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金元医家学术思想活跃,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就更为突出,如刘河间说:“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河间此论,是就热病证治而言,他认为“六气皆能化火”,即病之在表者,也是“怫热郁结”,当用辛凉甘寒以解表泄热,若用麻桂则不啻火上添油。与河间同时的张洁古云;“前人方法,即当时对证之药也,后人用之,当体指下脉气,从而加减,否则不效”,“余非鄙乎前人而自用也……验脉取方,亦前人之成例也。”《金史·方伎传》说他“治病不用古方,其说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自为家法云。”但从他自己讲的话看,却并没有那么偏搬。他的学生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临病制方》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易水张先生曰,仲景为万世法,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张的再传弟子罗天益,亦自谓其生平用方,“有古方,有自制方。”可见《金史》所云有所夸大。,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格致余论》

曾引其师罗太无的话说“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也无非是告诫门人不要死搬古方而不知变通。金元医家所说的“古方”,是包括仲景方在内的宋以前的医方,名之“古方”者,无非是用以区别于自制新方的意思。
特别应当指出:从金元医家著作看,当时就有不少墨守前人成方以应万病的风气,反而对人家的自制方看不惯。如张子和说;“刘河间自制通圣散加益元散,名为双解……然今之议者,谤议纷纷……立毁其非仲景之药也。”朱丹溪更是目击神伤;“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加之《局方》中多载温燥香药,甚至一方集诸香药十余味之多,又往往以“一方通治诸病”,所以他针对其“立方以待病”的荒谬.提出了“因病以制方”的主张。李东垣也有“临病制方”的话。由上述可知,他们所反对的不过是墨守前人一成不变的医风,他们不但没有说仲景之方不好,而且就连《局方》所载方,也经常援用,如刘河间常用的凉膈散,李东垣常用的双和散、胃风汤,罗天益《卫生宝鉴》所载之真人养脏汤、黄芪鳖甲散、秦艽鳖甲散,丹溪常用的二陈汤、四君子汤、四物汤、失笑散、平胃散,葛可久之花蕊石散等等,都出自《局方》。只不过是辨证而用罢了。医学总是发展的,有因有革,是科学发展史上必有之事,因此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是先进的,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明清两代名医辈出,在杂病方面的温补与滋阴学说,热病方面的瘟疫与温病学说,先后崛起。此期许多著名医家,对于方之古近,都没有偏见,既采用仲景及前人方.也自制了若干新方,或因证立法,融古昔名方一炉共冶,如张介宾《景岳全书》既有“古方八阵”,又有“新方八阵”,张璐《医通》以仲景方为“祖方”,同时又大量选用后世方,仅于《千金要方》一书就选进100余首;吴又可《温疫论》全书44方中有仲景方19首,《临证指南医案》中,全用仲景方者约
60余首,《温病条辨》193方用仲景方40余首,《温热经纬》113方载仲景方52首。可以说毫无偏见。但对于执方应病的流风,他们也是反对的。明·孙一奎曾经指出:前人成方成法可用不可泥。清初顾松园更一针见血地批评“好高之辈,又辄自称读《金匮》书,遵仲景法,偏执不化,是好高偏执之杀人与庸浅不学之杀人等耳。”痛快淋漓,切中时弊。叶天士“治方不拘成见”,近人程门雪说叶案,“每含古昔名方敷种于一炉冶”,“加减变幻之美,从来所无”。的确如此,引临证指南医案》中,肺虚久咳用建中汤甘温益气,补土生金;用栀子豉汤加味,解其郁热,发其陈腐,以治喘、黄疽、吐血、肠痹、脘闷、胃痛;以甘麦大枣汤养心气、滋营阴,治心虚怔忡、惊悸、多梦,神烦、健忘……,真是举不胜举,决非食古不化,胶柱鼓瑟者所可比拟。又如王清任从气血立论而创制的诸逐瘀方,亦多独到之处。而“方论”专著亦自明清而大盛,“方论”主要是研究立方之法,用药之理的,如吴昆的《医方考》、王晋三的《古方新注》、王旭高的《医书六种》中的歌诀注解,费伯雄的《医方论》等等,都是这一类著作,而汪昂的《医方集解》、《汤头歌诀》,张秉成的《成方切用》等普及性的方书,在选方时也是古方今方并存,既没有重今轻古,也没有厚古薄今,惟求其实用而已。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复古保守思想比较浓厚的医家,以卫道者自居,掀起了一股尊经方、贬时方之风。徐灵胎实开其先,他说:“昔者圣人之制方也……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圣人之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心思所及也。”这就说得有些“神乎其神了”。而他认为《伤寒》、《金匮》之方,又是“集干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范围”,故说:“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言必本于圣经,法必遵乎古法”;“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乏化机;至于末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余绪而已”。‘后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当然,徐氏之医学自有其一定的成就,他之论制方、用方也不无可取之处,他还说过后世之方“其间亦有奇巧之法,用药之妙,未必不能补古人之所末及,可备参考者”,可见也非是一概抹煞。但其厚古薄今的思想却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在徐氏之后,又有陈修园氏自称“读《灵》《素》,宗仲景”数十年,而其学术见解其实平平,在医学史观上则基本上是因袭徐氏之沦。在古方今方的问题上,他也附合徐氏,对后世方大加攻击,以“经方”为仲景方,“时方”为后世方的名义.就是他正式提出来的,他说“经方尚矣,唐宋以后始有通行之时方”;“唐宋以后,诸家之异说盛行,全违经训”,“药味愈多,而圣经日晦。”又说仲景为“医中之圣人也,儒者不能舍至圣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师之书以治疗”,而仲景之方,“非南阳所自造,乃上古圣人所传之方”,“俱原本于神农,黄帝相传”。视之徐氏,可谓变本加厉了。徐氏作《医贯贬》,多少还有些学术见解,他的《景岳新方贬》则完全以口齿胜人,说“左归丸即厨子所造八仙菜”,说张景岳是“厨中好手,医中坏手”。徐氏作《兰台轨范》,他作《时方妙用》、《时方歌诀》,白云只是为了“投时好”,“为中下人以下立法”,其间尊贬之意,相当明显,此外,还有黄元御、张隐庵、陆九芝等人,复古卫道的思想也相当浓重。黄氏力主“贵阳贱阴”之论,而且自视甚高,竟谓仲景之后,除孙思邈外,“并无一线可通者”;张氏则侈谈医理,复古遵经,而其所沦,率多凭空臆想之词,脱离实际;陆氏继乃舅王朴庄之后,痛诋温热之学为“离经叛道”,其方自然也就被他日为卑不足道,无一可取了。清末以来,在他们这些论调的影响下,“经方派”,“时方派”之名义渐出。“经方派”多是自封的,“时方派”的帽子则是强加于人的。尊“经方派”,贬“时方派”之风,也就一直延续至今。
总之,在“经方”与“时方”的问题上,是非直曲,应该很清楚。方之好坏,不在于时代远近,也不在于是否出自圣人之手,而在于其制方之法是否合理,是否真有疗效。仲景方固多精当名方,但后世也有数量远远超过仲景方的若干好方。同时还应该看到,经方是后世方的源头,时方是经方的发展。历代医家对仲景审疾认证之精确,组方之严谨,都是十分敬仰的;更有不少方子是从仲景方嬗变而出。在仲景之后1000多年里,随着人们对于疾病认识的进步,病种既愈来愈多,分科亦更细,经验也更加丰富,加之医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服务对象不一,临床体会、学术见解也不尽一致,因此不能以仲景一人之方为标准去衡量干余年间无数医家的医方。以此而论,“经方”、“时方”之名义就不科学;“古方”,“今方”之名,也早就失去了意义;“经方派”与“时方派”的提法更是无益有害,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同学术派别”的问题。我们看自诩为“经方派”者,说什么“经方以不加减为可贵”,“终身对桑叶菊花深恶痛绝”,“宋以后无医书”,“仲景以下书不许一字入目”,不是极明显的复古卫道的偏见么?再看被他们目为“时方派”者,叶天士每将古昔名方一炉共冶;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吴坤安《伤寒指掌》融伤寒、温热之学于一体。何秀山主张“博采众法,不执古入之成法”;何廉臣《通俗伤寒论·后序》引俞惺斋语云:“读书与治病,时合时离。古法与今方,有因有革。善读书斯善治病,非读死书之谓也;用古法须用今方,非执板方之谓也”;“古方不能尽中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这些都是通达之论,既是对所谓“经方派”一种含蓄的批评,也表明了他们在对待经方、时方的问题上比较正确的认识。
简评:观点鲜明,论述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