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学派
2008-05-10 17:43 2楼
河间学派是以宋金时期河北河间著名医家刘完素为代表的一个医学流派,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而著称于世。学派形成之初侧重于外感病的火热病机、病证,其后则渐及内伤杂病之火热病机、病证,或涉及各种外感、内伤之实证,而分别另成一派,故该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河间学派的形成
宋代,《和剂局方》盛行,“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由于《局方》用药多偏温燥,故对于温热病人或阳盛阴虚患者,不但于事无补,反因滥用而成弊,造成热病丛生。此种现象在北方亦很明显,因北方气候干燥,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即使外感风寒亦往往容易化热生燥,不耐《局方》药物助热劫阴之苦,何况感受温热呢?另外,这一时期的医学界,因循守旧之风仍很强劲,一些人墨守张仲景《伤寒论》陈规,不问伤寒还是温病,治辄投以辛温,每每贻误病人,助热为患。除此之外,宋金之际,战乱频繁,北
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战场,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加之天气炎热,致使温疫病不断流行,众医束手无策,亦非局方、经方所能奏效。
面对这样的形势,生活于北方的刘完素(字守真)在当时社会革新思想的冲击下,首先起而探讨解决这些内外伤热性病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他在运气学说的影响下.潜心钻研《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发现六气之中,火居其二,病机十九条中,火热居其九,认识到火与热是导致人体上述病变的重要因素。于是用它来阐发这些疾病的机理,不仅扩大了《内经》中火、热邪气致病的范围,而且形成了以火热为核心的学术观点(即火热论)。在病机上,力倡“六气皆能化火”说,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说,在治疗上,力主寒凉之剂解表攻里,或降心益肾,分别适用于外感、内伤热性病。其中尤殚心于六气化火说及寒凉解表攻里的治法(即侧重于外感热性病)。自此,刘完素始与局方、经方立异,形成对峙之势,而成为主火论、寒凉派的开山。
二、河间学派的发展与演变
自刘完素创火热论独树一帜后,承袭其术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亲炙(直接受到教诲或传授)其学者,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等。
穆大黄,姓穆,人以大黄称之,其为善用寒凉者无疑,名字、里籍及著作俱无从考证。惟《三消论》锦溪野叟跋云:“麻征君止取《三消论}即付友人穆子昭,子昭乃河间门人穆大黄之后也。”
马宗素,金代平阳人。 《宋以前医籍考》云: “按《医学源流}引《列代名医图》曰:‘金有何公务、侯德和、马宗素、杨从正、袁景安’。而是书又载正治反治之法,曰闻诸守真之言,则宗素亦金人,当得亲炙于守真之门者。”著有《伤寒医鉴》一书,从伤寒病的角度来宣扬刘完素的火热论,并有所发挥,详细内容见温病学派。
荆山浮屠,姓氏、里籍与著作亦无从考。《明史·方技·戴思恭传》云:“震亨……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可知其学一传于罗知悌,再传于朱震亨,使河间之说由北方而传到南方。
罗知悌,字子敬,号太无,元代钱塘人,著作不详。宋濂《丹溪先生墓表》云:“罗司徒知悌,宋宝佑中寺人,精于医,得金士刘完素之学,而旁参于李呆、张从正二家。尝言医学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病方有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知悉其学传至朱震亨时已非刘完素一家之说,实融三家之说于一炉。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世居丹溪,后人尊称为丹溪翁。其沿袭罗氏之学,尤重相火为病最多之说,大倡“阳有余阴不足论”,治疗肝肾相火妄动的病证强调滋阴降火,而开后世滋阴一派的先河。此外还擅长气、血、痰、郁等杂病的论治。足见刘完素之学传至朱震亨已渐变矣。
传朱震亨学说的门人,主要有赵道震、赵良仁、戴奸、戴思恭、王履、刘叔渊等。最有成就者,当推戴思恭、王履。
赵道震,字处仁,明代金华人。(定远县志》谓其“凡轩岐以下诸书,靡不精究。受学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远,活人频多,未尝言利”。著有《伤寒类证》一书,可惜未见有传本,其学术思想,难以测知。
赵良仁,字以德,明代吴人,后挈家去浙。《苏州府志》载其“少试吏宪司,即弃去,从丹溪朱彦修学医,治疗多有奇效,名动浙东西,所著{医学宗旨》《金匮方衍义》,并《丹溪药要》等书”。《宗旨》《药要》两书均未见,《衍义》亦未能梓行,直至清代康熙朝经周扬俊补注,名为《金匮玉函经二注》之后,始有传本,该书系研究仲景学说的专著。
戴*(音尧),字仲积,浦江人。因母病死于庸医之手而弃儒从医,率子戴思恭(宇元礼)徒步至义乌,受业于朱震亨。朱氏“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当时游丹溪之门者,弟子颇多,惟元礼父子最得其传”,而戴思恭更是高足。可惜戴虫未见有著作传世,其学术思想不可得知。而戴思恭则著有《推求师意》,《证治要诀》等书,畅发其师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及论治杂病的心法。他所发挥的气血盛衰论(即“气属阳动作火论”与“血属阴难成易亏论),可谓发展了朱丹溪乃至刘河间研究火热的学术思想,并对后学汪机的学术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别号抱独老人,明代江苏昆山人。《明史列朝诗集》述其“精医药,从金华朱彦修游,尽得其传”,著有《医经溯洄集》等书。其学术思想一本朱丹溪“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之说,对《内经》《难经》的理论多有独到见解。此外还倡伤寒温暑为治不同论,实属对刘河间火热论的发挥。
刘叔渊,字橘泉,明代吴陵人。其子刘纯(字宗厚)著《医经小学》序云:“昔丹溪朱先生以医鸣江右,家君亲从之游,领其心授。纯生晚学陋,承亲之训有年矣。”可惜刘叔渊之学不传,惟从刘纯著作中窥测。刘纯实为朱丹溪的再传弟子。其著作尚有{玉机微义》等,反映了朱氏论治杂病的学术思想。
私淑(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朱震亨,竞传其学的,则有汪机、王纶、虞抟、徐彦纯等,尤以汪机、王纶成就最著。
汪机,字省之,明代安徽祁门人,世居石山,因自号石山居士,人称汪石山。著有《石山医案》等书。其服膺丹溪之学,并受到戴思恭观点的影响,而倡卫有余营不足论,认为卫有余无待于补,而营不足则以人参、黄芪补之,补营之气即补营也。实与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及滋阴降火之旨,面目全非。
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明代浙江慈溪人,著有《明医杂著》等书。其传扬丹溪之学,尤对丹溪论治杂病的心法体会深刻,强调“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有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临床治病常“以郁法参之”,如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痰病亦如此。不愧为学丹溪而最著成就者。
虞抟,字天民,号花溪恒德老人,明代浙江义乌人。其曾叔祖虞诚斋“与丹溪生同世,居同乡,于是获沾亲炙之化,亦以其术鸣于世”。虞氏遂世代相传,皆以丹溪为宗,至虞抟时亦“承祖父之家学,私淑丹溪之遗风”。其对朱丹溪治杂病的心法,理解较深,在所著《医学正传》的各个病症里,都列有“丹溪要语”、“丹溪心法”、“丹溪活套”等内容,可惜高明之见不多。
徐彦纯,宇用诚,明代浙江会稽人。 《玉机微义》杨士奇序中谓其私淑朱彦修。著有《医学折衷》,《本草发挥》等,前者言杂病证治,多采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等诸家之说,可见其师丹溪而尤重丹溪治杂病之心法,但仅仅是阐扬而已,缺乏独到之见。该书后经刘纯续编,更名为《玉机微义》。
略早于朱震亨而私淑刘完索之学的,有葛雍、镏洪、张从正及弟子麻九畴常德等。
葛雍,字仲穆,号华盖山樵,金代临川人。《医籍考》谓其“亦为传河间之学者”,著有《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简称《伤寒直格》。
镏洪,号瑞泉野叟,金代都梁人,著有《伤寒心要》一书。《伤寒辨注》云
寒,大率以热病为主,此得河间之一偏。”
以上二家,虽非刘完素门人,但确是最守刘完素火热沦的,其著作之篇幅,
殊,然立论之旨意,与马宗素之《伤寒医鉴》几无二致,详细内容见温病学派。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人,久居宛丘,故人称张宛丘。《金史·本传》载:“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曾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论,以阐发河间六气化火病机之旨,并认为风、火、湿、燥皆为邪气,邪留正伤,邪去正安,故治法一以攻邪为主,遂成为攻邪派的师祖。可见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变矣。
张从正的人室弟子有麻九畴、常德。
麻九畴,初名文纯,宇知几,人称麻征君,金代易州人。擅长经史,《归潜志》云:“晚更好医方,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张子和所著医书,多半出于麻知几之手。张颐斋为《儒门事亲》作序曰:“宛丘张子和,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求去,盖非好也。于是退而与麻征君知几、常公仲明辈,日游滁上,相与讲明奥义,辨析至理,一法一论,其大义皆子和发之,至于博之于文,则征君所不辞焉。议者咸谓:非宛丘之术,不足以称征君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三绝。”惟本人并无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常德,宇仲明,金代镇阳人,与麻知几同师承于张子和,亦参与了《儒门事亲》一书的编撰。此外,尚著有《张子和心镜》(又名《伤寒心镜》),首论刘河间双解散,及张从正增减之法,其余都属于刘、张二家的学术观点,不难看出,本书实为发挥刘河间火热论者。
私淑张从正之学的有李子范。
李子范,字林虑,里籍、著作俱不详,惟《儒门事亲·后序》云:“有隐士林虑李君子范者,以其有老母在,刻意岐黄,及得是书,喜而不舍,遂尽得宛丘之传。”得知李子范为私淑张从正之学而有心得者。
总之,河间学派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初期以发明火热病机、善用寒凉药物而名噪一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又先后以攻邪、滋阴而闻名于世,从而由寒凉派又分化出攻邪派、滋阴派。该派所研究的内容,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临证上有重要成果,促进了中医病机学和治疗学的发展,并为明清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学派之一。
一、河间学派的形成
宋代,《和剂局方》盛行,“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由于《局方》用药多偏温燥,故对于温热病人或阳盛阴虚患者,不但于事无补,反因滥用而成弊,造成热病丛生。此种现象在北方亦很明显,因北方气候干燥,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即使外感风寒亦往往容易化热生燥,不耐《局方》药物助热劫阴之苦,何况感受温热呢?另外,这一时期的医学界,因循守旧之风仍很强劲,一些人墨守张仲景《伤寒论》陈规,不问伤寒还是温病,治辄投以辛温,每每贻误病人,助热为患。除此之外,宋金之际,战乱频繁,北
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战场,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加之天气炎热,致使温疫病不断流行,众医束手无策,亦非局方、经方所能奏效。
面对这样的形势,生活于北方的刘完素(字守真)在当时社会革新思想的冲击下,首先起而探讨解决这些内外伤热性病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他在运气学说的影响下.潜心钻研《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发现六气之中,火居其二,病机十九条中,火热居其九,认识到火与热是导致人体上述病变的重要因素。于是用它来阐发这些疾病的机理,不仅扩大了《内经》中火、热邪气致病的范围,而且形成了以火热为核心的学术观点(即火热论)。在病机上,力倡“六气皆能化火”说,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说,在治疗上,力主寒凉之剂解表攻里,或降心益肾,分别适用于外感、内伤热性病。其中尤殚心于六气化火说及寒凉解表攻里的治法(即侧重于外感热性病)。自此,刘完素始与局方、经方立异,形成对峙之势,而成为主火论、寒凉派的开山。
二、河间学派的发展与演变
自刘完素创火热论独树一帜后,承袭其术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亲炙(直接受到教诲或传授)其学者,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等。
穆大黄,姓穆,人以大黄称之,其为善用寒凉者无疑,名字、里籍及著作俱无从考证。惟《三消论》锦溪野叟跋云:“麻征君止取《三消论}即付友人穆子昭,子昭乃河间门人穆大黄之后也。”
马宗素,金代平阳人。 《宋以前医籍考》云: “按《医学源流}引《列代名医图》曰:‘金有何公务、侯德和、马宗素、杨从正、袁景安’。而是书又载正治反治之法,曰闻诸守真之言,则宗素亦金人,当得亲炙于守真之门者。”著有《伤寒医鉴》一书,从伤寒病的角度来宣扬刘完素的火热论,并有所发挥,详细内容见温病学派。
荆山浮屠,姓氏、里籍与著作亦无从考。《明史·方技·戴思恭传》云:“震亨……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可知其学一传于罗知悌,再传于朱震亨,使河间之说由北方而传到南方。
罗知悌,字子敬,号太无,元代钱塘人,著作不详。宋濂《丹溪先生墓表》云:“罗司徒知悌,宋宝佑中寺人,精于医,得金士刘完素之学,而旁参于李呆、张从正二家。尝言医学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病方有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知悉其学传至朱震亨时已非刘完素一家之说,实融三家之说于一炉。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世居丹溪,后人尊称为丹溪翁。其沿袭罗氏之学,尤重相火为病最多之说,大倡“阳有余阴不足论”,治疗肝肾相火妄动的病证强调滋阴降火,而开后世滋阴一派的先河。此外还擅长气、血、痰、郁等杂病的论治。足见刘完素之学传至朱震亨已渐变矣。
传朱震亨学说的门人,主要有赵道震、赵良仁、戴奸、戴思恭、王履、刘叔渊等。最有成就者,当推戴思恭、王履。
赵道震,字处仁,明代金华人。(定远县志》谓其“凡轩岐以下诸书,靡不精究。受学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远,活人频多,未尝言利”。著有《伤寒类证》一书,可惜未见有传本,其学术思想,难以测知。
赵良仁,字以德,明代吴人,后挈家去浙。《苏州府志》载其“少试吏宪司,即弃去,从丹溪朱彦修学医,治疗多有奇效,名动浙东西,所著{医学宗旨》《金匮方衍义》,并《丹溪药要》等书”。《宗旨》《药要》两书均未见,《衍义》亦未能梓行,直至清代康熙朝经周扬俊补注,名为《金匮玉函经二注》之后,始有传本,该书系研究仲景学说的专著。
戴*(音尧),字仲积,浦江人。因母病死于庸医之手而弃儒从医,率子戴思恭(宇元礼)徒步至义乌,受业于朱震亨。朱氏“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当时游丹溪之门者,弟子颇多,惟元礼父子最得其传”,而戴思恭更是高足。可惜戴虫未见有著作传世,其学术思想不可得知。而戴思恭则著有《推求师意》,《证治要诀》等书,畅发其师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及论治杂病的心法。他所发挥的气血盛衰论(即“气属阳动作火论”与“血属阴难成易亏论),可谓发展了朱丹溪乃至刘河间研究火热的学术思想,并对后学汪机的学术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别号抱独老人,明代江苏昆山人。《明史列朝诗集》述其“精医药,从金华朱彦修游,尽得其传”,著有《医经溯洄集》等书。其学术思想一本朱丹溪“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之说,对《内经》《难经》的理论多有独到见解。此外还倡伤寒温暑为治不同论,实属对刘河间火热论的发挥。
刘叔渊,字橘泉,明代吴陵人。其子刘纯(字宗厚)著《医经小学》序云:“昔丹溪朱先生以医鸣江右,家君亲从之游,领其心授。纯生晚学陋,承亲之训有年矣。”可惜刘叔渊之学不传,惟从刘纯著作中窥测。刘纯实为朱丹溪的再传弟子。其著作尚有{玉机微义》等,反映了朱氏论治杂病的学术思想。
私淑(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朱震亨,竞传其学的,则有汪机、王纶、虞抟、徐彦纯等,尤以汪机、王纶成就最著。
汪机,字省之,明代安徽祁门人,世居石山,因自号石山居士,人称汪石山。著有《石山医案》等书。其服膺丹溪之学,并受到戴思恭观点的影响,而倡卫有余营不足论,认为卫有余无待于补,而营不足则以人参、黄芪补之,补营之气即补营也。实与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及滋阴降火之旨,面目全非。
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明代浙江慈溪人,著有《明医杂著》等书。其传扬丹溪之学,尤对丹溪论治杂病的心法体会深刻,强调“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有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临床治病常“以郁法参之”,如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痰病亦如此。不愧为学丹溪而最著成就者。
虞抟,字天民,号花溪恒德老人,明代浙江义乌人。其曾叔祖虞诚斋“与丹溪生同世,居同乡,于是获沾亲炙之化,亦以其术鸣于世”。虞氏遂世代相传,皆以丹溪为宗,至虞抟时亦“承祖父之家学,私淑丹溪之遗风”。其对朱丹溪治杂病的心法,理解较深,在所著《医学正传》的各个病症里,都列有“丹溪要语”、“丹溪心法”、“丹溪活套”等内容,可惜高明之见不多。
徐彦纯,宇用诚,明代浙江会稽人。 《玉机微义》杨士奇序中谓其私淑朱彦修。著有《医学折衷》,《本草发挥》等,前者言杂病证治,多采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等诸家之说,可见其师丹溪而尤重丹溪治杂病之心法,但仅仅是阐扬而已,缺乏独到之见。该书后经刘纯续编,更名为《玉机微义》。
略早于朱震亨而私淑刘完索之学的,有葛雍、镏洪、张从正及弟子麻九畴常德等。
葛雍,字仲穆,号华盖山樵,金代临川人。《医籍考》谓其“亦为传河间之学者”,著有《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简称《伤寒直格》。
镏洪,号瑞泉野叟,金代都梁人,著有《伤寒心要》一书。《伤寒辨注》云
寒,大率以热病为主,此得河间之一偏。”
以上二家,虽非刘完素门人,但确是最守刘完素火热沦的,其著作之篇幅,
殊,然立论之旨意,与马宗素之《伤寒医鉴》几无二致,详细内容见温病学派。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人,久居宛丘,故人称张宛丘。《金史·本传》载:“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曾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论,以阐发河间六气化火病机之旨,并认为风、火、湿、燥皆为邪气,邪留正伤,邪去正安,故治法一以攻邪为主,遂成为攻邪派的师祖。可见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变矣。
张从正的人室弟子有麻九畴、常德。
麻九畴,初名文纯,宇知几,人称麻征君,金代易州人。擅长经史,《归潜志》云:“晚更好医方,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张子和所著医书,多半出于麻知几之手。张颐斋为《儒门事亲》作序曰:“宛丘张子和,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求去,盖非好也。于是退而与麻征君知几、常公仲明辈,日游滁上,相与讲明奥义,辨析至理,一法一论,其大义皆子和发之,至于博之于文,则征君所不辞焉。议者咸谓:非宛丘之术,不足以称征君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三绝。”惟本人并无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常德,宇仲明,金代镇阳人,与麻知几同师承于张子和,亦参与了《儒门事亲》一书的编撰。此外,尚著有《张子和心镜》(又名《伤寒心镜》),首论刘河间双解散,及张从正增减之法,其余都属于刘、张二家的学术观点,不难看出,本书实为发挥刘河间火热论者。
私淑张从正之学的有李子范。
李子范,字林虑,里籍、著作俱不详,惟《儒门事亲·后序》云:“有隐士林虑李君子范者,以其有老母在,刻意岐黄,及得是书,喜而不舍,遂尽得宛丘之传。”得知李子范为私淑张从正之学而有心得者。
总之,河间学派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初期以发明火热病机、善用寒凉药物而名噪一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又先后以攻邪、滋阴而闻名于世,从而由寒凉派又分化出攻邪派、滋阴派。该派所研究的内容,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临证上有重要成果,促进了中医病机学和治疗学的发展,并为明清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学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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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间学派的形成
宋代,《和剂局方》盛行,“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由于《局方》用药多偏温燥,故对于温热病人或阳盛阴虚患者,不但于事无补,反因滥用而成弊,造成热病丛生。此种现象在北方亦很明显,因北方气候干燥,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即使外感风寒亦往往容易化热生燥,不耐《局方》药物助热劫阴之苦,何况感受温热呢?另外,这一时期的医学界,因循守旧之风仍很强劲,一些人墨守张仲景《伤寒论》陈规,不问伤寒还是温病,治辄投以辛温,每每贻误病人,助热为患。除此之外,宋金之际,战乱频繁,北
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战场,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加之天气炎热,致使温疫病不断流行,众医束手无策,亦非局方、经方所能奏效。
面对这样的形势,生活于北方的刘完素(字守真)在当时社会革新思想的冲击下,首先起而探讨解决这些内外伤热性病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他在运气学说的影响下.潜心钻研《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发现六气之中,火居其二,病机十九条中,火热居其九,认识到火与热是导致人体上述病变的重要因素。于是用它来阐发这些疾病的机理,不仅扩大了《内经》中火、热邪气致病的范围,而且形成了以火热为核心的学术观点(即火热论)。在病机上,力倡“六气皆能化火”说,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说,在治疗上,力主寒凉之剂解表攻里,或降心益肾,分别适用于外感、内伤热性病。其中尤殚心于六气化火说及寒凉解表攻里的治法(即侧重于外感热性病)。自此,刘完素始与局方、经方立异,形成对峙之势,而成为主火论、寒凉派的开山。
二、河间学派的发展与演变
自刘完素创火热论独树一帜后,承袭其术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亲炙(直接受到教诲或传授)其学者,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等。
穆大黄,姓穆,人以大黄称之,其为善用寒凉者无疑,名字、里籍及著作俱无从考证。惟《三消论》锦溪野叟跋云:“麻征君止取《三消论}即付友人穆子昭,子昭乃河间门人穆大黄之后也。”
马宗素,金代平阳人。 《宋以前医籍考》云: “按《医学源流}引《列代名医图》曰:‘金有何公务、侯德和、马宗素、杨从正、袁景安’。而是书又载正治反治之法,曰闻诸守真之言,则宗素亦金人,当得亲炙于守真之门者。”著有《伤寒医鉴》一书,从伤寒病的角度来宣扬刘完素的火热论,并有所发挥,详细内容见温病学派。
荆山浮屠,姓氏、里籍与著作亦无从考。《明史·方技·戴思恭传》云:“震亨……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可知其学一传于罗知悌,再传于朱震亨,使河间之说由北方而传到南方。
罗知悌,字子敬,号太无,元代钱塘人,著作不详。宋濂《丹溪先生墓表》云:“罗司徒知悌,宋宝佑中寺人,精于医,得金士刘完素之学,而旁参于李呆、张从正二家。尝言医学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病方有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知悉其学传至朱震亨时已非刘完素一家之说,实融三家之说于一炉。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世居丹溪,后人尊称为丹溪翁。其沿袭罗氏之学,尤重相火为病最多之说,大倡“阳有余阴不足论”,治疗肝肾相火妄动的病证强调滋阴降火,而开后世滋阴一派的先河。此外还擅长气、血、痰、郁等杂病的论治。足见刘完素之学传至朱震亨已渐变矣。
传朱震亨学说的门人,主要有赵道震、赵良仁、戴奸、戴思恭、王履、刘叔渊等。最有成就者,当推戴思恭、王履。
赵道震,字处仁,明代金华人。(定远县志》谓其“凡轩岐以下诸书,靡不精究。受学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远,活人频多,未尝言利”。著有《伤寒类证》一书,可惜未见有传本,其学术思想,难以测知。
赵良仁,字以德,明代吴人,后挈家去浙。《苏州府志》载其“少试吏宪司,即弃去,从丹溪朱彦修学医,治疗多有奇效,名动浙东西,所著{医学宗旨》《金匮方衍义》,并《丹溪药要》等书”。《宗旨》《药要》两书均未见,《衍义》亦未能梓行,直至清代康熙朝经周扬俊补注,名为《金匮玉函经二注》之后,始有传本,该书系研究仲景学说的专著。
戴*(音尧),字仲积,浦江人。因母病死于庸医之手而弃儒从医,率子戴思恭(宇元礼)徒步至义乌,受业于朱震亨。朱氏“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当时游丹溪之门者,弟子颇多,惟元礼父子最得其传”,而戴思恭更是高足。可惜戴虫未见有著作传世,其学术思想不可得知。而戴思恭则著有《推求师意》,《证治要诀》等书,畅发其师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及论治杂病的心法。他所发挥的气血盛衰论(即“气属阳动作火论”与“血属阴难成易亏论),可谓发展了朱丹溪乃至刘河间研究火热的学术思想,并对后学汪机的学术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别号抱独老人,明代江苏昆山人。《明史列朝诗集》述其“精医药,从金华朱彦修游,尽得其传”,著有《医经溯洄集》等书。其学术思想一本朱丹溪“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之说,对《内经》《难经》的理论多有独到见解。此外还倡伤寒温暑为治不同论,实属对刘河间火热论的发挥。
刘叔渊,字橘泉,明代吴陵人。其子刘纯(字宗厚)著《医经小学》序云:“昔丹溪朱先生以医鸣江右,家君亲从之游,领其心授。纯生晚学陋,承亲之训有年矣。”可惜刘叔渊之学不传,惟从刘纯著作中窥测。刘纯实为朱丹溪的再传弟子。其著作尚有{玉机微义》等,反映了朱氏论治杂病的学术思想。
私淑(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朱震亨,竞传其学的,则有汪机、王纶、虞抟、徐彦纯等,尤以汪机、王纶成就最著。
汪机,字省之,明代安徽祁门人,世居石山,因自号石山居士,人称汪石山。著有《石山医案》等书。其服膺丹溪之学,并受到戴思恭观点的影响,而倡卫有余营不足论,认为卫有余无待于补,而营不足则以人参、黄芪补之,补营之气即补营也。实与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及滋阴降火之旨,面目全非。
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明代浙江慈溪人,著有《明医杂著》等书。其传扬丹溪之学,尤对丹溪论治杂病的心法体会深刻,强调“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有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临床治病常“以郁法参之”,如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痰病亦如此。不愧为学丹溪而最著成就者。
虞抟,字天民,号花溪恒德老人,明代浙江义乌人。其曾叔祖虞诚斋“与丹溪生同世,居同乡,于是获沾亲炙之化,亦以其术鸣于世”。虞氏遂世代相传,皆以丹溪为宗,至虞抟时亦“承祖父之家学,私淑丹溪之遗风”。其对朱丹溪治杂病的心法,理解较深,在所著《医学正传》的各个病症里,都列有“丹溪要语”、“丹溪心法”、“丹溪活套”等内容,可惜高明之见不多。
徐彦纯,宇用诚,明代浙江会稽人。 《玉机微义》杨士奇序中谓其私淑朱彦修。著有《医学折衷》,《本草发挥》等,前者言杂病证治,多采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等诸家之说,可见其师丹溪而尤重丹溪治杂病之心法,但仅仅是阐扬而已,缺乏独到之见。该书后经刘纯续编,更名为《玉机微义》。
略早于朱震亨而私淑刘完索之学的,有葛雍、镏洪、张从正及弟子麻九畴常德等。
葛雍,字仲穆,号华盖山樵,金代临川人。《医籍考》谓其“亦为传河间之学者”,著有《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简称《伤寒直格》。
镏洪,号瑞泉野叟,金代都梁人,著有《伤寒心要》一书。《伤寒辨注》云
寒,大率以热病为主,此得河间之一偏。”
以上二家,虽非刘完素门人,但确是最守刘完素火热沦的,其著作之篇幅,
殊,然立论之旨意,与马宗素之《伤寒医鉴》几无二致,详细内容见温病学派。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人,久居宛丘,故人称张宛丘。《金史·本传》载:“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曾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论,以阐发河间六气化火病机之旨,并认为风、火、湿、燥皆为邪气,邪留正伤,邪去正安,故治法一以攻邪为主,遂成为攻邪派的师祖。可见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变矣。
张从正的人室弟子有麻九畴、常德。
麻九畴,初名文纯,宇知几,人称麻征君,金代易州人。擅长经史,《归潜志》云:“晚更好医方,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张子和所著医书,多半出于麻知几之手。张颐斋为《儒门事亲》作序曰:“宛丘张子和,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求去,盖非好也。于是退而与麻征君知几、常公仲明辈,日游滁上,相与讲明奥义,辨析至理,一法一论,其大义皆子和发之,至于博之于文,则征君所不辞焉。议者咸谓:非宛丘之术,不足以称征君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三绝。”惟本人并无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常德,宇仲明,金代镇阳人,与麻知几同师承于张子和,亦参与了《儒门事亲》一书的编撰。此外,尚著有《张子和心镜》(又名《伤寒心镜》),首论刘河间双解散,及张从正增减之法,其余都属于刘、张二家的学术观点,不难看出,本书实为发挥刘河间火热论者。
私淑张从正之学的有李子范。
李子范,字林虑,里籍、著作俱不详,惟《儒门事亲·后序》云:“有隐士林虑李君子范者,以其有老母在,刻意岐黄,及得是书,喜而不舍,遂尽得宛丘之传。”得知李子范为私淑张从正之学而有心得者。
总之,河间学派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初期以发明火热病机、善用寒凉药物而名噪一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又先后以攻邪、滋阴而闻名于世,从而由寒凉派又分化出攻邪派、滋阴派。该派所研究的内容,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临证上有重要成果,促进了中医病机学和治疗学的发展,并为明清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学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