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知堂:兼听难明

早年,读鲁迅的书,以为鲁迅所记之幼年情形毋庸置疑。不料,今读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却发现知堂所记与鲁迅颇有分歧。

常言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原本是极有道理的话,然而,将鲁迅与周作人的回忆文字作比照,反觉得兼听难明。

周氏兄弟的分歧,略陈如下。

一、关于避难外家

因祖父科场舞弊一案,鲁迅兄弟有一段避难外家的生活经历。这段经历,给兄弟二人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怎样的烙印呢?

鲁迅说:“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可见,避难外家,鲁迅有寄人篱下之感,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

周作人说:“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

避难外家愉快不愉快,两人各有感触,印象不通;而最终离开外家,鲁迅说是因为自己不愿再遭人白眼而决心回家,周作人说恐怕是因为外家典的房屋期限已满。

二、关于种痘

鲁迅说:“我的种痘却很迟了,以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幅墨晶的大眼镜。”

周作人说:“鲁迅在种痘的时候,也只有两三岁光景,但他对于当时的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连医官的墨晶大眼镜和他的官话,都还不曾忘记。我出天花是四五岁,比他那时要大两三岁,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听大人赘述,这才知道一点,据说因为病人发热怕光,一半也因了迷信关系,把房间窗门都用红纸糊封,而且还把眼睛也糊了红纸。这当时不晓得是否玩笑话,但听去又像在讲真话……”

这个问题上,周作人对鲁迅的记述有所怀疑,他种痘时比鲁迅年龄还大,却毫无印象,不知鲁迅怎么能记的清清楚楚?再说,周作人说话有依据——听大人们追述——种痘时要糊封窗门,还要糊小孩的眼睛,即使相信鲁迅的记忆力超常,可他是如何看见的?

三、关于药引子

鲁迅的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除了祖父的原因,还有一个要因,就是鲁迅父亲的病。

鲁迅父亲的病,经由当时绍兴城里两位名医的疗治而终至于死去。这两位中医开方,都有药引,且都奇特。尤其是何廉臣(即鲁迅文中倒过来称的陈莲荷),开什么“蟋蟀一队”,“要原配”,这还差不多,鲁迅觉得:“但这差事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还有什么“平地木十株”,鲁迅就觉得不好办了:“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家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对此,周作人回忆说,百草园的菜地里,“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棉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至于“平地木十株”,周作人说,“这就毫不费寻找的工夫了”,因为家里的书《花镜》里就有介绍,并且是“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在家里”,自己家里就有。还说:“这是一切药引之中,可以说是访求最不费力的了。”

鲁迅印象中抓蟋蟀是容易的,周作人却说那是不容易的;鲁迅印象中寻找平地木是大费周折的,周作人却说那是最不费力气的。且在父亲的病一节中,周作人明白指出,鲁迅是在做“诗的描写”,是不大真实的。

四、关于父亲的临终

鲁迅与周作人的父亲,虽然经两位名医诊治数年,却终于亡故了。父亲临终的情形,兄弟二人的回忆更是大相径庭。

鲁迅说,在父亲临终时,气喘的难受,“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有时竟闪出一个念头,“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他在为这一思想感到有犯罪感的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因为他爱自己的父亲,不愿看到父亲受此折磨。鲁迅记得,父亲的临终在早晨,一位远房叔祖的女人“衍太太”来了,她看到鲁迅的父亲快不行了,就怂恿鼓动鲁迅:“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鲁迅便大叫父亲,结果却徒增了父亲临终的苦痛,鲁迅颇为后悔:“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周作人却说,父亲的临终“时候是晚上”,“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那也是“是时照例”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与鲁迅分歧更大的是“衍太太”,周作人说,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因为按照民间习俗,“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是鲁迅父亲同曾祖的叔母,“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周作人认为,鲁迅“请她出台”,“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

对这一分歧,周作人指出,这里没有什么诗意,他自己“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而鲁迅对父亲临终的记述,是用小说笔法。

读罢周氏兄弟相去甚远的记忆,不禁想问,到底谁说的话是可信的?这个问题难以找到答案。然而,读出这种差异,却也是耐人寻味的。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的“缘起”和“后记”中,一再强调,他想记下的是朴素的真实,是不追求“诗意”的,而鲁迅的记述,往往是“诗意”的。这也就不言而喻,鲁迅为了“诗意”,所记便与事实有出入。若鲁迅真的如同周作人说的那样,以小说笔法写回忆文章,那可是对读者的“忽悠”,是令读者感到很不愉快的事情。那么,究竟谁说的是事实呢?

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不和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其是非恩怨外人难以了断,不过揣摩一下周作人后来读鲁迅的书时的心绪及写到鲁迅时的心态,那一定是很微妙的。他是以严谨的态度不为尊者讳呢,还是被兄长的光芒遮蔽数十年后终于可以吐一吐闷气呢?抑或心里别有什么酸涩?在那样的心态下写出来的文字,一定也有奇妙的味道。

鲁迅的回忆在前,知堂的回想在后,知堂写作时有了放矢之的;知堂对鲁迅指指点点的时候,鲁迅早已作古,无以回应,若鲁迅有知,会是保持沉默呢还是有话要说?若有话要说,不知又会有何说?

读周氏兄弟的文章,最终还是兼听难明,却能读出某种微妙,某种趣味,引发某种玄想。这阅读,也就别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