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医学与中国古典文化的关系
2010-01-08 01:19 2楼
现举几个书名,与大家同享其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
《儒门事亲》,张从正撰,十五卷,成书于1228年。书中前三卷为张从正亲撰。其余各卷由张氏口述,经麻知几、常仲明记录整理而完书。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此时的儒理已深入医学,儒医业已形成。
《格致余论》,元朝朱震亨撰于1374年。朱氏精研医理取“格物致知”之意为本书命名。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金匮钩玄》,元朝朱震亨撰,明代戴元礼校补。因避康熙讳,将“钩玄”改为“钩元”。所谓“钩玄“,指探求精深的道理。唐·韩愈《进学解》有云:“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简言之,提要就是挈其纲领,钩玄就是取其精华。
《标幽赋》,针灸歌赋名,全名《针经标幽赋》。金元间窦汉卿撰,包括经络、气血、刺法、配穴等。是一篇影响较大的针灸歌赋,为《针灸大成》等书所收载,并有多种注释。标幽,是把幽微、深奥的针灸原理标而明之的意思,即用浅近易诵的语句表述《针经》中较为深奥的内容。
《邯郸遗稿》,赵献可晚年所作,书名典于《史记》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取此名有两层含义,其一谓书乃妇科专著。其二谓作者愿效扁鹊,为“带下医”。
《推篷寤语》,明李豫亨撰。自序谓舟之亡所见者,篷蔽之;人之懵所知者,寐障之。舟匪篷,则丹崖碧流在望矣;人匪寐,则开户发牖昭如矣。非心目不及也,物翳之也。物翳去,则心光目色朗然畅矣。此书欲启昔之寐,为今之觉,故曰《推篷寤语》。
《银海精微》出现于明代,是驰名中外的眼科著作。作者不明,后世托称唐代孙思邈撰。道家以目为银海,书中论五轮八廓及各种眼病的证治,并附多种眼病图。《银海精微》寓本书乃富含眼科理法方药微妙精华之意。
《审视瑶函》又名《眼科大全》,是明代著名眼科医家傅仁宇纂辑的专著。书名《审视瑶函》,没有直言眼科,有些别开生面,带给人们很多想像空间。“审视”两字应该说与眼科较为贴近,通常泛指用一种特别专注的眼光来观察和审阅事物,并不一定专门限定于医学。就此书而言,用此两字作为书名,作者明显借用其狭义概念,专指目疾诊治需要“审轮定廓,察色观形”的过程,这就离不开用眼来观看和辨别,由此自然会联想到眼的功能,并进一步涉及眼目患病及治疗等问题,故“审视”这两个字最终所暗寓的含义是指眼科;瑶函,本义指瞳仁犹如一函清澈的神水,引申为银海秘籍之书。二者合起来,指此书是一部珍贵的眼科著作。书名没有使用“眼科”、“银海”等常用的专科语言,表达得比较委婉、含蓄,很动了一番心思。
《重楼玉钥》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喉科专著。作者郑宏纲,为“西园喉科”世家创始人郑于丰之子,是公认的清代喉科名家。《重楼玉钥》是郑宏纲根据江西黄明生授徒秘本,参以自己临床经验增订而成。道家称咽喉为“重楼”,“玉钥”喻为“入门”的工具。该书上卷论述喉症病因证治17则,又列36种喉风(将咽喉、口齿、唇舌诸症均以“风”为名),治方则以紫地汤化裁。
《兰台轨范》,徐灵胎著,综合性医书。谓时医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经方,不明法度也,故作《兰台轨范》八卷。汉代宫内藏书之处,以御史中丞掌之,后世因称御史台为“兰台”。东汉时班固曾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故后世亦称史官为兰台。又唐中宗曾改“秘书省”为兰台。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现在,“兰台”一词已成为用来泛指档案保管机构和档案工作的代名词,档案工作者也就被称为“兰台人”。
《理瀹骈文》是清代医家吴师机所著,原名叫《外治医说》,刊于1870年。作者因取“医者理也,药者瀹也”之意,瀹乃疏通之意。又因正文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故刊成后,改名为《理瀹骈文》。
《医法圆通》为清代名医郑寿全所著,四卷。以讨论杂病和常见病症为题目,辨明内外虚实,经方时方之要,再结合时弊详加论说,颇切临床实用。“圆通”一词为佛教术语,意思是不偏不倚,无阻无碍。郑氏意欲示人以圆机活法,故只以医论为主却不载方剂,取古人师其法而不泥其方之意
《儒门事亲》,张从正撰,十五卷,成书于1228年。书中前三卷为张从正亲撰。其余各卷由张氏口述,经麻知几、常仲明记录整理而完书。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此时的儒理已深入医学,儒医业已形成。
《格致余论》,元朝朱震亨撰于1374年。朱氏精研医理取“格物致知”之意为本书命名。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金匮钩玄》,元朝朱震亨撰,明代戴元礼校补。因避康熙讳,将“钩玄”改为“钩元”。所谓“钩玄“,指探求精深的道理。唐·韩愈《进学解》有云:“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简言之,提要就是挈其纲领,钩玄就是取其精华。
《标幽赋》,针灸歌赋名,全名《针经标幽赋》。金元间窦汉卿撰,包括经络、气血、刺法、配穴等。是一篇影响较大的针灸歌赋,为《针灸大成》等书所收载,并有多种注释。标幽,是把幽微、深奥的针灸原理标而明之的意思,即用浅近易诵的语句表述《针经》中较为深奥的内容。
《邯郸遗稿》,赵献可晚年所作,书名典于《史记》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取此名有两层含义,其一谓书乃妇科专著。其二谓作者愿效扁鹊,为“带下医”。
《推篷寤语》,明李豫亨撰。自序谓舟之亡所见者,篷蔽之;人之懵所知者,寐障之。舟匪篷,则丹崖碧流在望矣;人匪寐,则开户发牖昭如矣。非心目不及也,物翳之也。物翳去,则心光目色朗然畅矣。此书欲启昔之寐,为今之觉,故曰《推篷寤语》。
《银海精微》出现于明代,是驰名中外的眼科著作。作者不明,后世托称唐代孙思邈撰。道家以目为银海,书中论五轮八廓及各种眼病的证治,并附多种眼病图。《银海精微》寓本书乃富含眼科理法方药微妙精华之意。
《审视瑶函》又名《眼科大全》,是明代著名眼科医家傅仁宇纂辑的专著。书名《审视瑶函》,没有直言眼科,有些别开生面,带给人们很多想像空间。“审视”两字应该说与眼科较为贴近,通常泛指用一种特别专注的眼光来观察和审阅事物,并不一定专门限定于医学。就此书而言,用此两字作为书名,作者明显借用其狭义概念,专指目疾诊治需要“审轮定廓,察色观形”的过程,这就离不开用眼来观看和辨别,由此自然会联想到眼的功能,并进一步涉及眼目患病及治疗等问题,故“审视”这两个字最终所暗寓的含义是指眼科;瑶函,本义指瞳仁犹如一函清澈的神水,引申为银海秘籍之书。二者合起来,指此书是一部珍贵的眼科著作。书名没有使用“眼科”、“银海”等常用的专科语言,表达得比较委婉、含蓄,很动了一番心思。
《重楼玉钥》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喉科专著。作者郑宏纲,为“西园喉科”世家创始人郑于丰之子,是公认的清代喉科名家。《重楼玉钥》是郑宏纲根据江西黄明生授徒秘本,参以自己临床经验增订而成。道家称咽喉为“重楼”,“玉钥”喻为“入门”的工具。该书上卷论述喉症病因证治17则,又列36种喉风(将咽喉、口齿、唇舌诸症均以“风”为名),治方则以紫地汤化裁。
《兰台轨范》,徐灵胎著,综合性医书。谓时医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经方,不明法度也,故作《兰台轨范》八卷。汉代宫内藏书之处,以御史中丞掌之,后世因称御史台为“兰台”。东汉时班固曾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故后世亦称史官为兰台。又唐中宗曾改“秘书省”为兰台。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现在,“兰台”一词已成为用来泛指档案保管机构和档案工作的代名词,档案工作者也就被称为“兰台人”。
《理瀹骈文》是清代医家吴师机所著,原名叫《外治医说》,刊于1870年。作者因取“医者理也,药者瀹也”之意,瀹乃疏通之意。又因正文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故刊成后,改名为《理瀹骈文》。
《医法圆通》为清代名医郑寿全所著,四卷。以讨论杂病和常见病症为题目,辨明内外虚实,经方时方之要,再结合时弊详加论说,颇切临床实用。“圆通”一词为佛教术语,意思是不偏不倚,无阻无碍。郑氏意欲示人以圆机活法,故只以医论为主却不载方剂,取古人师其法而不泥其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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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运用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文学艺术家在构思和创作作品时,头脑中始终不脱离感性的,个别的具体的形象。这些形象不断地在他们的脑海中活动,经过艺术的创造,然后孕育成生动完整的艺术形象。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形 象思维的产物,来反映客观世界,帮助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
一殷情况下,形象思维主要用于文学艺术创作,而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抽象思维。科学家通常都是运用定义严格的概念来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论证。虽然他们有时也借助想象等形象 思维的方法,但这只是辅助手段而已。然而产生于古代的中医学,却与现代自然科学不同,它的思维方式带有强烈的形象思维色彩,具备了形象思维的主要特征。
形象思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整个思维过程中始终不脱离具体的感性的形象。中医无论是在把握医学对象的本质、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状况,还是在概括疾病的诊治规律时,大多是从 感性的形象出发来进行思维,而很少从概念出发来思维。举例来说,中医对于人的生命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就是通过对人的生长发育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形象进行长期观察以后,在思维中形成 了一幅关于人的一些活生生的形象图景,然后再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出来的,而不是归纳概括为抽象的概念和判断。
在论述人的五脏的平脉、病脉和死脉时,就是采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把脉寄富于具体的形象之中:正常的脾脉,和柔相济,就像鸡足落地一样和缓;有病的脾脉,充盈而频数,就像鸡举足一样急疾;脾的死脉,呈坚硬锐利之状,就像乌鸦的嘴,鸟的爪子一样;又像屋漏一样点滴不断,像水流一样去而不返。在写这段话的医家头脑中,脾脉的不同表现,是与具体的物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医思维中像这样寄寓于形象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中医理论很少有抽象的论述,它对事物特点、规律的把握,大多寓于物象的描述之中。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取象比类”。所谓“取象比类”,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语言修辞上简单的类比,同时也是指中医在思维过程中始终伴随具体的形象。中医的理论大多只是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很少讲到为什么会这样,这也是因为它的思维主要依靠形象而不是依据抽象概念来进行逻辑推论的结果。
中医思维模式之所以会形成以形象思维为主,主要原因是受到古代自然哲学的影响。中医的理论有许多直接导源于古代的自然哲学,而古代自然哲学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主要是采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周易》的不少内容就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古代的哲学家不擅于抽象的思辨,而是常常将抽象的哲理寓于具体的物象之中。
有的学者提出,古典文学对中医的形象思维也有影响,理由是文学在古代文化中比重最大,占主导地位;加上文学家从医的很多,主体的渗透把文学的形象思维方式带入了中医学。应该说,这两种情况,尤其是后者对中医形象思维或多或少有影响,虽然它们不是中医形成形象思维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中医学对古典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古典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找到中医学渗透的痕迹。中医学影响古典文学的最重要表现,是她为古典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开拓了古典文学题材的领域。在古代,中医学是一门比较发达的学问,又是一门很实用的技术,社会影响很大。她不仅在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还广泛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习俗。人们即使不生病,不求医问药,平时的衣食住行也免不了要同中医药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饮食为例, 由于药食同源,许多食物同时也有药用功效。因此人们在品尝食物的美味时,往往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它们的药用价值,区分它们的寒热温凉之性;有时则刻意在饮食中再添加适当的药物,用以滋体强身,或祛邪治病。一个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中国人,大都懂得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性味合适的食物,以免以热益热、以寒增寒。
中医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高度融合,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描写的对象。中医药既然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然会进入文学家的视野,在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医学的内容很丰富,医家的医学活动、疾病卫生的状况、医方药物的奇功神效、养生保健的方法,都是中医学为古典文学提供的常见素材。
例如古典文学中有大量的咏药诗赋,以中药为吟咏的对象。在这类作品中,诗人们用生动优美的笔触,描绘各种药物的形态、色泽、性味、功用,礼赞它们为人类健康长寿所作的贡献,有时还把它们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或思想感情的寄托。而在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就很少见到类似的作品,这与中药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中药绝大多数为天然药物,来自大自然。这些药物特别是其中的植物类药物,有的生性奇特,有的形态可人,有的色泽艳丽,有的气味芬香,除了有祛病强身之功外,多数还有观赏的价值,可以作为人们审美的对象,因此古诗中常有“花药”之称。例如唐代孟浩然就作有“曲岛寻花药”的诗句。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创造了品类繁多的药物,既丰富了中药宝库,也充实了诗人的吟咏物象。
又如中医有一套较为完善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养生观和养生术,创造了独特的养生文化。在古典文学中,也有大量的诗歌散文表现养生,形成一类独特的养生诗文作品,这也是外国文学和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罕见的。总之,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大大丰富了古典文学的表现内容。
中医古籍是众多先贤穷其一生的经验总结,他们希望在有限的印刷空间里,留给后人最大量的信息,总是言简意赅,尤其在书名的选择上,更是殚精竭虑。我们后人读古籍,领会文意的同时,不能忽视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