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嘉陵:到国外去培养“纯中医”

兴办“中医少年班”已迫在眉睫

中医 教育 人才 纯中医 中医少年班

毛嘉陵文化 分类: 东方科学→《第三只眼看中医》


-----

附:最新报道
美国Bastyr大学教授刘崇云谈“纯中医”在美国

-----

毛嘉陵 撰文

中国是中医药的故乡,也是中医药最大的市场。几千年来中国人治病的惟一选择就是中医药,当然,历史悠久并不能成为人们永远的惟一选择。也就在百年前西医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后,独霸中国医疗市场几千年的中医一下就被贬为“封建糟粕”,解放前还几度险些被取消。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逐渐在全国建立起了在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传统医疗临床机构和规范的传统医药高等教育机构。中医与西医在中国同属于主流医学,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硬件条件和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应该说中医药进入到了有史以来最为“炫耀”的时期。

近百年来中医药的发展主要走过了两条路:

一条是结合包括西医在内的现代科技和采用现代管理方式的发展之路,即所谓的“新中医”,这也是中医药目前的主流路线,得到了国家的强有力支持,其经费虽然与西医相比还微不足道,但与上千年来历代中医学家所能“享用的”科研经费相比,那也是惊人的数字。

另一条是按照中医自身学术特点的发展之路,即所谓的“纯中医”,这也是中医药目前的非主流路线,如果说中医与西医相比已处于弱势,那么,“纯中医”则是中医中的弱势,也就是“弱中之弱”。其实,当年毛泽东在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加以发掘和提高”时,所指的应当是“纯中医”,因为当时还没有“新中医”。

谁也没有明确反对不能搞“纯中医”,但从具体的管理措施上却经常对其亮起“红灯”:

如果非要坚持“纯中医”科研,就难以争取到科研经费;

如果非要坚持“纯中医”的医疗临床,就要承担医疗纠纷及其责任的风险,而且还赚不到钱;

如果非要坚持“纯中医”的教育,就会害了中医大学生,因为中医大学生可以不懂辨证施治、但不可以不掌握西医技能,否则就难以找到工作……

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医药现实。

几十年过去了,中医药的学术却始终振而不兴,临床疗效并未得到显著性的提高,甚至还存在着普遍下降的趋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全国3009所中医院在2005年度的统计数字表明:平均每家医院的药品销售为西药占总销售额的67%,中药占33%。这些数字显示不少中医院已开始西化,并且已经在“挂羊头卖狗肉”……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非常严峻的现实:

“中医药发展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医药在得到了国家如此强大的支持下,“回报”的却是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到底是谁之过?如果在中医药管理体制上不从深层次上去认识东西方两种知识体系的本质差异,并加以分别对待,却简单地让中医药穿上“西装”、贴上现代科学的术语“标签”和“新概念”,然后再“邀请”小白鼠一起做实验,这样虽然看上去很时髦、很“科学”,但其结果却是令人遗憾的“事与愿违”,在花掉大量科研经费后,并未给中医药学术带来实质性的突破,可谓是“现代化没有真正‘化’起来,而经典的学术精髓又被‘化’掉了”。如果这种主流路线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医药的疗效,还会有人不断提出“取消中医”吗?因此,我们不能总是指责反中医人士批评中医,尽管他们是别有用心的“谩骂”中医,而且说了很多也并不符合事实的话,甚至还有不少歪曲之处,但中医自身确实不是没有问题,而且“病”得还很严重。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该不该修正这种偏离目标的现代化“飞行”?

“表面辉煌,内涵衰微”,这就是中医药令人十分尴尬的现实。中医药现在暴露出来的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没有真正做好继承工作”。道理很简单,没有坚实根基、只贴有华丽外墙砖的大厦迟早是要跨掉的,没有继承的发扬是不可能真正“扬”起来的。我不是顽固的“中医卫道士”,而且一直主张“中医要创新”、“中医要发展”、“中医要革命”。然而,中医药界主流路线几十年来创造的“成就”,不但没有让我们感到“欣慰”、感到这种“革命有理”,却反而使我们的内心越来越强烈地喷出了一个呼唤之声:

“纯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正统的中医,你在哪里?你还能回来吗?”……

一、中医医疗现状迫使中医人才培养“异化”

中医医疗机构西化的情况多年来不断蔓延,不仅导致了中医医疗整体水平的下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反过来又误导了中医药教育。以至于有中医学院院长也认为,中医学生不学西医在医院里能行吗?由此,我们不得不问:如果中医真的不能治病,或者治不了几种病,还需要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吗?既然国家要发展中医药,就说明中医药能够治病是得到了认可的,那么,为何又不去为培养“真正的中医”而努力呢?

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创立,标志着中医药从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师带徒”的传统教育方式,进入到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使大批量培养中医药人才成为了可能。然而,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全盘借鉴和采用了西医的教育模式,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扭曲”中医人才的“祸根”。因此,现在就有专家说中医药大学教的是“伪中医”,这是“误人子弟”,没有培养出“纯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和“优秀的中医”。

中医现代高等教育50多年来,虽然培养出了大批本科生、硕士、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导、博导等人才,但真正精通中医药理论、能够熟练掌握辨证施治的人才又有多少呢?中医医疗在全国医疗市场上的占有率不断下滑就最能说明问题,以至于有老专家哀叹:“辛辛苦苦几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

在新一代中医中的佼佼者,当以院士和新一代的知名专家为代表,他们与其老师相比,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就其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掌握运用而言,学生显然远胜于先生;但就中医临床与传统学术的造诣而言,学生是青出于蓝,但是否已“胜过了蓝”,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当“新中医”这种形式还处于一种培养的“探索”阶段时,就将其作为一种主流方式来发展,必然会增大发展的“风险”,也必然容易出现“败局”,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医药发展战略上的最大“失误”。

二、错选中医人才种苗必然结下“恶果”

我国小学、初中、高中等基础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为基础,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在高中毕业时,即已初步具备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所必须的认识观和思维方式,为进入大学学习奠定了基础。近几十年来,中医药大学生都是从受过现代知识体系训练的初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由于中医药学与现代知识这两种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兼容性”,以及中医药高等教育中课程设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很难迅速改变或逆转他们已初步形成的认识观和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不少学生对中医药教育存在强烈的“抵触反抗”情绪,在临床中对运用中医药诊疗技术治病缺乏信心,这也是不少中医药大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固的最根本原因。

选用经过现代知识训练而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学生素材,来培养中医药高级人才,如同利用生产现代家具的复合材料来生产中国古典式家具,这种选材方式合适吗?无论生产产品,还是人才培养,只要用材不当,至多只能是“貌似”,而很难“神合”。

如果失去了对中医学独有的思维方式的认同和理解,则很难深入学习和领悟中医学的知识体系,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住中医学的理论精髓,更不可能运用中医药独有的学术语言和思维方式进行中医学的创新。

纵观现代最有成就的老一辈名老中医药专家,他们很多从小接受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和熏陶,因此他们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把握和思维方式的运用,更符合中医药学科的本质规律。20世纪的蒲辅周、施今墨、陆瘦燕、董建华、姜春华、钱伯煊、时逸人、王渭川、魏长春等著名中医药专家,都是在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西式基础教育训练的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中医药,从而为其奠定了中国式思维方式的基础。

既然社会需要中医药,我们就必须千方百计搞好中医药工作,抓好中医药人才培养,从目前中医药高等教育的理念、课程设置、学生来源等方面存在的严峻现实来看,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培养不出真正精通中医药知识体系且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人才,而且继承型的人才也会严重缺乏,“香火难续”的场面也许迟早会出现。因此,我们不应忽视中医药人才“种苗”的选择。

2002年6月,我曾在中国中医药报上撰文呼吁“中医药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要根据中医药的学科特点,在青少年中尽早地进行中医药教育,接受这种东方式的思维训练。因此建议参照一些艺术院校开办附中的做法,在中医药大学中也设立附中或兴办中医少年班。

三、将纯中医的“根”暂时借种在国外土壤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科技大国对中医药态度发生转变,而国内则进一步西化,由此变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外中医药稳步发展,在国内中医药虽然目前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传统医药市场,但却在逐步萎缩。一些国家要么对中医药不予限制,任其像野生植物一样到处生根、开花、结果;要么逐步采取一些管理措施,甚至立法来强化管理。但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允许中医与西医的处方权滥用。这样虽然限制了中医去发西医西药的“财”,但却“逼着”中医去走自己的路,结果反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具有较高临床治疗水平的“纯中医”出来。

长期以来,国内中医与西医的处方权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限制,相互滥用,不懂中医的西医可以开中药处方,不懂西医的中医也可以开西药处方,这种状况的危害程度,无异于假冒伪劣医师行医,也如同没有驾驶执照的人将车开上了高速公路。医疗行业的这种混乱现状,在我国却似乎是“合法的”,有时候还被冠以冠冕堂皇的“中西医结合”的帽子,实际上这也玷污了中西医结合。前些年不断出现的中药安全性问题,其实,很多都是不懂中医的西医滥用中药造成的,出了问题不仅没有谁去追究这些非正常、非合理使用中药的西医师的责任,却反过来给中医药“敲警钟”,认为中医药的安全存在严重问题,并将一个个中药列入“黑名单”,这无异是中医药的一大现代“冤案”。西医滥用中药处方权会造成医疗事故,中医滥用西药处方权也同样会出现这些严重后果,但同时还会进一步导致中医丧失更多的临床实践机会和影响临床技能的提高。

2007年9月6日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的博士生唐铁军在英国给邓老的一封信中写到:“在英国有许多中医同道,这里的中医与国内中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实践并传承着纯粹的传统中医。目前国内大多数的中医,包括我出国以前很难做到完全不用西药。在国外治病,我们只能应用纯中药,汤剂或丸散剂居多,均为纯中药制剂。英国对中成药的进口限制非常严格,任何含有西药成分的中成药都无法进入英国。中医在这里没有西药的处方权,完全不可以使用西药治疗病人。因此,我们所用的药物只有纯中药。尽管这是被动的,但正是由于这种迫不得已,恰好使我们摆脱了对西药的依赖,充分体现纯中医治疗疾病的特色。事实证明,没有西药我们同样可以有很好的疗效,成功的病例不胜枚举。”

前不久,我在与美国从事针灸教育的一位知名教授通电话时,他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在美国搞的都是‘纯中医’,要搞‘纯中医’到国外来,”。

我的一位原来在国内一家中医院工作了近20年的朋友,后来到了国外一家开设有针灸科的西医院工作,这个医院不仅不准中医师开西药处方,而且只要是与西医沾得上一点边的器具都不允许用,只能使用“纯中医”的方式。他告诉我:“由于在国内中医院工作时一般都要开西药处方,所以,刚开始受限制不能开西药时还很不适应,后来逼着按‘纯中医’方式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原来纯中医也是能治病的”。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了,中医药是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虽然不能包揽所有的疾病治疗,但在其所擅长的范围内还是完全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政府怎么去引导和管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医不是万能的,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专注于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应去处处与西医比高低,更不能在中药不行时通过混用西药来掩饰自己的不足。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为何不到国外去培养“纯中医”人才?为何不到国外去搞“纯中医”临床?这不仅可以暂时借用国外的土壤,先将纯中医的“根”留住,等到国内的土壤适宜后再移植回来?这种不得已的做法,虽然多多少少有些凄凉悲哀,但总比眼睁睁地看着纯中医“绝种”了要好。古人云:“医者,仁术也”。其实,医生在哪儿都是治病救人,因此,将“纯中医”发展到国外去,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体验中医药的神奇,有不失为一件大好事、大善事。

当然,这样说话并非就彻底否定国内就不能培养“纯中医”,更不意味着我就反动继续办现在这种中医药大学,但是还需要有一个“文化回归”的过程、一个“政策调整”的过程。

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已在酝酿培养“纯中医”人才的解决方案:

①整合国内和国外的中医药资源,通过开办“中医少年班”或“中医药大学附中”,培养“纯中医”人才。

②借国外的土壤保留下“纯中医”的“根”,培养出“真正的中医”。让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年轻人到国外去行医,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中医师”、“国际针灸师”。

③在国外发展和经营“纯中医”医疗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