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钜献:更加迷惑与迷恋的中国药业史

作者:谭勇

可走的路,可能比想到的更窄——更加迷惑与迷恋的2009药业史

这是荣耀的一年,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这个甲子的一端,更加艰苦卓绝的一代人在这个60年里改天换地。“中国药业60年·60人”注定只能在这一年诞生!

这是等待的一年,“新医改”方案千呼万呼始出来,“基本药物目录”犹抱琵琶半遮面。医改为什么这么难,十几个部委讨论两年多时间,在关键问题上仍不能统一。这中间,部门利益是绊脚石!

这是危机四伏的一年,只要有一点关于药品安全的风吹草动,整个医药行业就可能面临千夫所指。中药注射剂尚未解冻,感冒药危机山雨欲来,中国本土药企最大单品复方丹参滴丸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诞生世界级药企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对消费者是否心存敬畏!

这是憋气的一年,国药、华药、上药各大巨头纷纷换帅,目标直指做强做大。国药控股上市后更是位列全球医药分销领域市值前三甲。但企业家们仍要追问:为什么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近邻印度可以用10年时间培育出产值超过50亿美元的医药企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不是我们的企业家不努力,是国家产业制度设计层面有重大缺陷!

这是黑马横空的一年,在光线不那么强烈的地方,有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康弘、绿叶、金赛、誉衡,他们默默无闻但立志高远,他们不单是闷声发大财,最重要的是他们意志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伟大者的心灵永远是安静的!

大佬相聚

2009年11月24日上午10点30分,七十高龄的赵步长轻快的走上主席台,然后是七十三岁的徐孝先,接下来相继上台的是徐镜人、李伯涛、贺端湜、杨伟强、娄丹、刘维志、刘宝林等,年轻一代的企业家有汪群斌、李振江、刘殿波、郭振宇等。他们中年长一代的企业家在台上都用各自的方言发表讲话,会场内700人只能安静地忍受或是享受这样的时刻。

这是由《医药经理人》杂志联合搜狐健康承办,由十三家医药行业协会主办的“中国药业60年·60人”颁奖现场。亲自到场领奖的有42位。这是中国医药产业人的盛会,是中国医药产业60年发展骄傲的浓缩,是历史的总结与展望的交汇点,是当代中国医药产业人给历史的交代和对未来的承诺的时刻。

记住历史,最鲜亮的就是历史中的人物。这场活动的最大意义是对医药产业史的一次大抢救。在历时6个月的评审中,有的人在我们收集整理评选材料的时候活着,但当评选结果出来准备通知他时,得到的消息是他去了。

这是我在主持活动现场的最后总结。任何伟大的庆典几乎都会喜极而泣,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发动我们冲向更远大的未来。未来因为充满希望而又尤其需要我们当下冷静。

2009年3月8日下午3时。同样是由《医药经理人》杂志承办的全国医药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恳谈会硝烟弥漫。我们从4000多名代表委员中寻找到了与医药产业紧密相关的61人,并邀请到了28位代表委员亲临现场。彼时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医药产业为何没进国家十大振兴产业规划?中药注射剂为何雪上加霜?新医改能否改善药品价格机制?

天才演说家大输液巨头刘革新首先受不了会议开始大家礼节性、不着边际的发言,提出应该搞清楚三个数据:医药产业究竟占GDP多少比重?是否超过了GDP平均增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情况如何?中药注射剂领头羊萧伟直陈相关部门对待医院和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态度就像对待亲生孩子和捡来的孩子一样;老字号大王王明辉叩问:为什么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近邻印度可以用10年时间培育出产值超过50亿美元的医药企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中药现代化旗手闫希军迫不及待:自从取消了医药管理局,药企仿佛一下失去娘家,必须从关系13亿人的大健康着手,说清楚保障这么多人安全用药的产业需要怎样发展?需要怎样的政策配套?大国企成功转制者蔡东晨微观入手:为什么同一个头孢曲松,合资的98元,国产的10.4元,医院用合资药的利润可能是国产药的10倍?我得承认,这是我所参加到的医药业一次最具思辨性的份量最重的会议。他们不愧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理论上这个国家手握权力的重臣。

会场内的问题显然需要会场外的无数艰难才能了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在2009年的多种场合谈到,美国医药相关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在2003年就达到了15%,美国药企许多CEO能直接进入白宫议会会场,提出影响政府决策的建议,奥巴马的4位科技顾问中,3位来自生物领域。而我国目前这一指标只有4.7%。好消息是2009年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即将突破万亿,过去1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达20%,高于GDP增速10个百分点。

受此利好,特别是医药产业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坚挺表现,药界巨头们摩拳擦掌,频繁换帅,只为迅速做强做大。2009年6月,担任华药5年董事长的常幸低调卸任,随之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华药与复星合作成为泡影。当地大型国企冀中能源全盘接手华药。10月,华药与帝斯曼5年合资路宣告破裂,华药同时提出年销售从目前的60亿元在未来5年突破到年销售300亿元。为表决心,财大气粗的新东家在华药2009前三季度巨额亏损之下给每位员工上涨了400元月工资。

在华东,上药试图将上海一地全部医药产业的家底组合成一家全国第二大的医药类综合企业,涉及250亿元国有医药资产的上实集团和上药集团医药业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10月尘埃落定。

危机四伏

在《医药经理人》杂志2009年度封面会上,我们为前来演讲的6位企业家准备了10个关键词,他们选择了责任、信心、创新、整合等,但他们都没有选择危机感这个词。这其实有些出乎我们意料。

从3年前的鱼腥草注射剂,到2009年初的刺五加、茵栀黄、双黄连注射剂频发安全隐患,中药注射剂厂家一直紧绷着一根弦,只要有任何药品安全事件发生,他们都是直接和最大的牵连者。

中药注射剂事故不断的核心秘密被一位药企博士老板公开:将基原不同、价格偏低的药物代替地道药材入药;中药注射剂厂家没有GAP基地或建立GAP基地,药材在产量、质量上不完全符合企业的要求;辅料无注射用标准,质量难以控制;基础研究薄弱,成分不明,多数品种可测成分占固含物不到10%;多数注射剂只对个别成分进行定性、定量,缺乏指纹图谱难以全面控制产品质量。

发现了问题出在那里,并不等于就真的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特别是在中国的医药行业。专家直陈,因为历史、文化、产业发展、民生等多方面原因,监管部门是不可能对中药注射剂轻言禁废,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保障药品质量、用药安全和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中间寻找着平衡。但让监管部门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质量标准,并不现实。

早在3年前的“两会”期间,当了20年政协委员的国家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周超凡向“两会”提交了一份他长达3个月的研究提案,主要内容就是要重视日益严重的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启动中药注射剂上市后再评价。当时,周超凡提出了影响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的几大隐患:药味组成有待精简、制备工艺落后、质量标准欠缺、临床应用不合理。

可见,从中药注射剂诞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有意无意的忘记了反思与自省,改进与完善。而任何事物在诞生的一刻就理应开始与自己的抗争与较量,只有不断战胜自己,才可能基业长青。

作为中药现代化旗手,天士力一直严苛管理着自己的产品从研发、产地到生产的整个产业链。但就是这样一家旗帜性企业,在2009年初却遭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旗下中国最大单品复方丹参滴丸被质疑夸大疗效并有严重副作用,质疑者为中药界重量级院士李连达。一时间,整个制药界气氛凝重。大家都在看着这个被怀疑的旗帜如何应对。

闫希军在对事件不多的评论中表达了一点重要信息,就是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做得足够好的,从研发到生产的严苛要求和不断升级,但现在感到还应该更高地要求自己,要做得更多。他的内心对市场和消费者怀有一种敬畏。

在整个应急事件中,除了常规的危机应对,天士力强大的终端控制,和消费者有效的沟通与信任大大缓解了渠道商的紧迫感。尽管此事最后得以平稳度过,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假想,如果不是天士力,一个院士足以毁掉这个企业。而更深层的追问是:天士力究竟靠什么度过此险?中国药企是否建立起了以价值为推动的可持续增长?

2009年,是山雨欲来,还是波澜不惊?市场是公平的,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会打开另一扇窗。动荡其实只说明了一点,有什么样的危难就同时创造什么样的机会。2月英国药品和医疗产品管理中心(MHRA)发表评估报告,警惕大多数感冒咳嗽药含有的15种成分所带来的危险副作用。

此消息经国内大众媒体广泛轰炸后,化学类感冒药陷入空前危机。中药类感冒药更是借机抢占份额。但事后的结果我们看到:中药感冒药生产企业和外企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竞争观念和市场运作水平上,更表现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上。最严重的是,中药特别是含西药成分的中西结合类感冒药并非绝对安全,出现安全问题不是没有可能,到时候,中药企业是否准备充分,现在是否有足够认识和改善?

等待医改

《激荡三十年》作者吴晓波在新中国60年接受媒体访谈时,就如何看待当下中国企业成长问题时如此作答:我们现在评价中国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的成长,往往是在一个花园去看各种各样的花,说这个花它长的好不好,开得鲜不鲜艳。其实你最终会发现,所有的问题是与土壤有关的问题。

类似的话扎根10年基层医疗市场的企业家耿福能说过,如果一家药企长不大,那是个案。如果是群体性的长不大,那肯定是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居多。这也是医药界普遍感受到的困惑——为什么中国至今出不了跨国巨头药企?为什么中国药企集中度问题始终难以推进?小药厂的旺盛生命力究竟是制度缺陷的产物还是充分竞争的产物?

中国商业史60年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我们的增长主要来自资源存量的释放,而不是能力增量的驱动。医药企业更甚!2009年,不少药企更是对新医改带来的8000亿市场增量满怀激动。

4月,新医改方案正式公布,距医改征求意见稿对公众发布刚好6个月。方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这意味着新医改已经超过政府层面,亦成为执政党的方针,进一步凸显出新医改的重要性。与此相适应,意见稿中提及的“各级政府”也改为“各级党委、政府”。

从读不懂的征求意见稿到不得不读懂的最终稿,问题逐渐清晰——一部好经给歪嘴和尚念歪了。

医药产业链的命门在使用和支付。新医改方案中,关于体制设计的一个重大分歧就是:政府加大投入的医疗保障资金交给谁?此前的60多年间,这不成为问题,因为医改之前,政府投入资金交给卫生部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已经焕然一新,但是卫生体制改革是滞后的。公众对医疗保障的需求是迅速增长的,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初步健全了,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对医疗保障一包到底。

过去的实践证明,国家拨款给卫生部门,是一个低效率的,受到公众越来越激烈批评的计划经济的落后体制。在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必须顺应社情民意,我们必须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起“政府购买服务”即“补需方”的新体制,需方是人民群众,而代表公众医保利益的机构是各个保险公司,这是体现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新体制,是推动医改的动力。然而这样一个重大的改革投入机制的政策,一直是有关部门争论的一个焦点,部门总认为只有自己最胜任,国家的钱交给自己最放心。他们特别不希望有来自外部的制约机制。

而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从公众利益出发,有制约比没有制约好!有竞争比相对垄断好!补贴需方(参保人即社保执行机构)比补贴供方(医院)好!

难道当事人真的不明白大多数人赞同的这个道理吗?不是的!是既得利益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希望像过去那样,把人、财、物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希望从制度上没有人能对医疗服务说不!这就是利益的根源!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强调:“有人说为了保障国家基本药物中廉价药的供应,要由国家实行定点生产、统一配送、统一使用。我认为廉价药的缺失绝对不是生产问题,而是以药养医体制所致!”全国药品生产能力二分之一闲置的情况下,只要合理定价,正常按需使用,任何一种廉价药都不会缺失!但是医院对卖药有巨大利益追求,所以医院本身就不愿买“空间”极小的廉价药,提出定点生产是掩盖真相,是“头痛医脚”的做法。那么捞起这样一个“定点生产”的题目,实行新的“统购统销”,人为制造一些不公平竞争,给医改添乱,是为了什么呢?

这样的为什么一直在医药产业持续,直至我们开始麻木。为什么招标采购原本是引入竞争机制,但最后却瓦解了“公平、公开、公正”?为什么带金销售这种违法的商业贿赂行为打不死?为什么中国制药企业普遍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这与仿制和创新无关,而是缺乏对质量和生命的敬畏。为什么那些制度设计层的和尚敢于把好经念歪?

在密集地参加了多家2009年终医药企业客户答谢谢会后,我记住了其中一位老板的这样的声音—这个世界,要做成一件事情的决断依据有三个,把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办起事情来就水到渠成了。

第一是道理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

第二是规律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

第三是现实告诉我们只能做什么!

大约30年前,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到的更窄。

来源:《医药经理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