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药方剂的历史渊源

[导语]中药方剂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很早已使用单味药物治疗疾病。战国时期的《内经》虽仅载方13首,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
《隋书·经籍志》:“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者也。”剂,古作齐,指调剂。《汉书·艺文志》:“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方剂是治法的体现,是根据配伍原则,总结临床经验,以若干药物配合组成的药方。

战国时期的《内经》虽仅载方13首,但对中医治疗原则、方剂的组成结构、药物的配伍规律以及服药宜忌等方面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书中收载临床各科医方283首, 还记述有汤、丸、散等剂型。在《汉书·艺文志》中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除有大量当时医家的经验方外,还有方剂专著《汤液经法》,对方剂理论进行了初步总结。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关于如何选择剂型的理论。张仲景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由于组方合法,选药精当,用量准确,变化巧妙,疗效卓著,被后世尊为经方。在伤寒方中所使用的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栓剂、软膏剂、酒剂、醋剂、灌肠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等,几乎包括了除注射剂以外的所有传统剂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方书著述的数量倍增,但多已亡佚。晋代仅存的葛洪《肘后方》中收载了大量验、便、廉的有效方剂,并首次提出成品药的概念,主张将药物加工成一定剂型,贮之以备急用,隋代的《四海类聚方》多达2600卷,《四海类聚单方》300卷,足见方剂发展之迅速。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载方5300首。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方6000多首。宋代出现了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 载方16834首,《圣济总录》载方2万余首,《和剂局方》载方297首,是官方和剂局制售中药成药的处方和制剂规范,也是第一部由朝廷颁发的成药典。金元时期有刘、张、朱、李四大家。刘河间善用寒凉,著有《宣明论方》、《伤寒直格方》等;张子和主张攻下,著有《儒门事亲》;朱丹溪长于滋阴,著有《丹溪心法》、《格致余论》等;李东垣专于补益脾胃,著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都对方剂的运用有所创建和发挥。宋元时期局方盛行,金元诸家又提倡不泥古方,主张临证拟方,出现了与经方对峙的时方。金代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药方论》,选伤寒方20首,依《内经》理论为之作解,首开为方作论之先河。明代朱组织编著《普济方》,载方61739首,为方书之最。吴《医方考》综编历代医家名方,并对其方药、见证一一作考,详析方义,为第一部方论专著。清代,方论专著大量涌现,如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罗美的《名医方论》、吴谦的《删补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丰富了研讨方剂的理论。为了便于阅读和记忆,这时还出现了大量方歌手册,如汪昂的《汤头歌诀》(张秉承的《成方便读》、 陈修园的 《伤寒方歌括》、《长沙方歌括》、《时方歌括》等。以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等医家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建立,创制了大量治疗温热病的有效方剂,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界出现了中西汇通的新思潮,如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载方160首,立法处方均有新见解,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古代方书和民间秘方、验方进行了大量发掘、整理,并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在古方新用和创制新方方面都有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