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效霞:中医古今学术流派研究管见

中医古今学术流派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且难度很大的课题,并非一篇或几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现谈几点看法。 育是学术流派形成的关键因素 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出现过众多的学术流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医学是以学术流派作为基本单元而发展的,中国医学史实际上是各个学术流派发展的历史。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由于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人们各自的局限性,在对客观真理的探求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存独到之处,又各有未必精到之处,从而相互质疑问难,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存在着便于学术流派形成与发展的特殊原因。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造成了“学而优则仕”与学而优不得仕并存、朝士与隐士并存的局面,在知识和人才贫乏的背景上造成知识相对过剩,人才相对过剩,使一大批散落在民间的知识分子把收徒讲学、著书立说看作是惟一的出路和理想的归宿,使一大批士人走上了一条因学而官、辞宫为学的道路。这些人构成了古代各种学术流派的基本力量和社会基础。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体制,由师长提出某种学说,众多弟子接受、坚持和奉行这种学说,这样便自然地形成了以师长为奠基人和核心的学派。因此,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的学术流派一般都是师徒结合型的,师承教育是学术流派形成的关键因素。 仿西学统一学制与教材是现代中医学术流派几近消亡的原因 建国以来,中医学术研究表面上看去,似乎是万马齐鸣,但实际上是教科书一家之言独尊的局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两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中,由于形而上学的束缚和“左倾”偏见的干扰,人们往往讳言学派,把学派看成是“拉帮结派”,视为“不安定的因素”。其结果是导致不同的学术见解得不到酣畅的切磋琢磨,似乎只有权威人物的话才是真理。此正如马克思所责问的那样:“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干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都要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从晚清到民国,中医学始终难以以自身的完整体系进入中国现代学科体制,近代中医学界为了迎合、顺应西方教育模式要求具有统一的学制、教材、教学计划等最基本的条件,需要在对整个中医理论体的过程中。以“科学”的方法,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物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体系。而这一体系被现代中医高等教育继承和沿袭了下来。 早在汉代的王充指出:“两刀相割,乃见利钝;两论相打,乃见是非。”胡适先生也曾比较尖锐地说过:“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周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 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与中医发展的辩证关系 从世界自然科学发展的众多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进步的发展形式只能也必须是,不同的学术流派通过自由讨论,正确克服错误,或者共同发展,互相提高,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从而推动科学理论向前发展。因此,中医的发展,同样也要有新的思潮和学术流派为其鸣锣开道,要有更多的学术流派为其回答、解决、阐明和论证实践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因此,鼓励和支持发展现代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继承、发展与创新应有之义。 学术流派的兴旺发达虽是学术繁荣昌盛的一种标志。但决不能把流派林立看作繁荣学术的先决条件或主要手段。若是颠倒过来,把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放在一边,离开了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的前提,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预立门户,自封或互相吹捧就是建立了什么新的“学派”,甚至以为只有建立了众多的学术流派才能够繁荣学术,那就必然适得其反。 学派虽然是基于一定学术观点、风格的差异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学术流派,但它本身不应成为固步自封、僵化、封闭的体系。而应是勇于吸收其他学术流派的合理因素.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丰富自己。不仅根据新的成果和实践检验来修改,甚至敢于根本否定自己的观点,而重新作出新的结论来。 在各个具体学术领域中的学术问题上,底哪一派是正确的,要靠广大的学者进行探索、研究和商榷,并靠实践的反复验证.才能确定。而且,结果往往不是某一学派完全正确,而某一学派则一无是处。 最后,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动辄就冠人以“学派”的封号,谁只要是发表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学术见解,就成为“某某派”、“某某家”。如果这样的话,势必要把中医学术流派研究引向庸俗化、极端化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