灸法简史

秦汉时期

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医学巨著《黄帝黄帝内经》,把灸疗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强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灵枢·官能》)。它首先指出“灸火芮者亦从北方来”。因为“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野处而乳食,藏(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明灸疗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居住条件、生活习俗和发病特点有关。灸疗的适应证包括外感病、内伤病、脏病、寒热病、痈疽、癫狂等。灸疗的作用具有起陷下、补阴阳、逐寒邪、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黄帝黄帝内经》还提到灸的补泻之法:“以火补者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灵枢·背腧》)。最后,指出艾灸之禁忌证为: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阳盛亢热及息积等。《黄帝黄帝内经》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疗法的基础。

东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尽管针灸条文不多,其中《伤寒论》载灸疗7条,《金匮要略》2条,复出2条,实为7条,但是,对灸疗的应用和禁忌症有所发挥。在应用上,仲景指出灸疗宜于三阴经病,或于少阴病初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阴;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升阳补阴。或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之以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灸疗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症、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这些,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晋唐宋时期

从两晋至唐宋,是我国针灸医学史上灸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灸疗专著大量出现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疗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曹操之子)所撰写的《曹氏灸方》,共有七卷,惜已佚。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新集备急灸经》,则至迟是在唐·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依照刊本抄录的,原刻印本,初刊于唐代京都长安,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敦煌类遗书中,尚有我国首部人体穴位灸疗图谱《灸法图》和《灸经明堂》,其作者及成书年代虽难以确知,但据文体和内容来看,多为唐代或以前的的作品。上述敦煌卷子均被劫往国外,目前分别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博物馆。另有唐·崔知悌之《骨蒸病灸方》一卷,记载专病灸治经验,原书虽已佚,但尚收存于《外台秘要》及《苏沈良方》之中。另有《黄帝明堂灸经》(分一卷本和三卷本二种,内容相同),为唐代佚名氏撰。后由北宋书商改题此名刊行,至元代此书辑入《针灸四书》中。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如闻人耆年之《备急灸法》一卷,是我国首部灸治急性病证的专著;而庄绰《灸膏肓俞穴法》一卷,则是防病保健灸法的专门典籍;另有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等。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疗经验。

二、医籍中灸法占据重要地位

在晋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和针灸书籍中,灸法都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晋·葛洪之《肘后备急方》,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全书共109条针灸医方,灸方就占94条之多。除继承《黄帝内经》及《针灸甲乙经》的直接灸疗外,首创隔物灸疗,包括隔盐灸、隔蒜灸、川椒灸等。另外尚应用蜡灸,及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熏灸等。在病证救治上,《肘后备急方》载有卒死、尸厥、卒客忤死、霍乱、中风等28种急症的救治灸方达102首。

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是提倡灸疗的先驱之一,所撰《小品方》(现已佚)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对灸疗也多有论述。他指出“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由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表明灸疗简便有效易于推广。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取穴少而精,强调灸前刺去恶血,用灸壮数多达50～100壮,也有用随年壮。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认为《黄帝内经》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并提出直接灸要“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以疮瘢为害耳”等。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可取。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疗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疗,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厉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其次,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疗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另如对黄疸、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证等,均用灸疗取效。这显然是对《伤寒论》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在灸疗的方法上也强调操作 的正确性“炷令平正着肉,火势乃至病所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五》)。同时代的王焘,更是重灸轻针,提出灸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外台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在《外台秘要》一书中,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当然属于偏见,但是可证明当时对灸疗的重视。

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并记载了灸劳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疗、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如“予尝患溏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针灸资生经·第三》)。另外,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针灸资生经·第四》)。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如许叔微强调阴毒、阴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创隔巴豆、黄连灸疗,方法是“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普济本事方·卷九》)。由于直接灸法烧灼较为疼痛,使人临医畏灸,南宋·窦材在其所撰之《扁鹊心书》中,首载了“睡圣散”,服后施灸,“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

三、灸疗应用的专业化和普及化

在唐宋时期,随着灸疗的专门化,出现了以施行灸疗为业的灸师。如唐·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昌黎先生集·卷七》),生动地按期绘了大炷艾灼的场面。宋·张杲《医说》中,也曾有灸师之称。除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外,鉴于当时盛行灸疗,非医者对灸疗也加以应用。《南史·齐本记》载,有人自北方学得灸术,因治有效验,迅速推广,一时间都中大为盛行,被称之为圣火,甚至诏禁不止。《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也提到:“吴蜀多行灸疗。”表明此法在民间中已颇为普及。另外,宋“太宗病亟,帝(指宋太祖)往视之,亲为灼艾”。宋·苏东坡写有《灼艾帖》,李唐画有《灸艾图》,更证实了灸疗在唐宋之际流传之广。

金元时期

金元时期,由于针法研究的崛起和针法应用的日益推广,灸法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不少医家,在灸法的巩固和完善方面,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刘河间不囿于仲景热证忌灸之说,明确指出“骨热……灸百会、大椎”等,并总结了引热外出,引热下行及泻督脉等诸种灸疗,罗天益则主张用灸疗温补中焦,多取气海、中脘、足三里三穴施灸,认为可“生发元气”、“滋荣百脉”等。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验案的记载,如“一妇人久积怒,病痫,目上视,扬手掷足,筋牵,喉声流涎,定时昏昧,腹胀痛冲心,头至胸大汗,痫与痛间作,……乘痛时灸大敦、行间、中脘,……又灸太冲、然谷、巨阙及大指甲内间,又灸鬼哭穴,余证调理而妥”(《丹溪心法》)。另如元代名医危亦林,在其所著《世医得效方》载述刺灸治疗的56个病证中,灸疗约占十分之八,且多涉及各科急性热病,时令病及惊、厥、损伤等症。并提出“阴毒疾势困重,……则灼艾法惟良。”(《世医得效方·集论说》)导阴毒宜灸的观点。在施灸方法方面,则不采用晋唐时期动辄百壮的做法,常因病证、因部位而用竹筋大、麦粒大、绿豆大、雀粪大,或灵活地“大小以意斟量”,以定艾炷之大小。且多数用七壮、二七壮、三五壮等。还重视对于灸后的护理,“以温汤浸手帕拭之”,“以柳枝煎汤洗后灸之”,防止感染,确为经验之谈。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我国针灸医学从成熟而又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偏重针法的应用,但灸法也有一定的进展。

一、灸法论著明显增多

明代是我国针灸史上重要的文献总结时期。据史料记载及现存的医籍统计,明代以前有关灸疗的专著相对较少。以明代为界,根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医籍考》、《中国医籍通考》、《中国针灸医籍荟粹》等书的考证:明代以前的灸疗书籍,包括史书上有记载但已亡佚了的有:《歧伯灸经》(宋史)、《亡名氏灸经》(隋志)、《曹氏灸方》(隋志)、《曹氏灸经》(隋志)、《雷氏灸经》(新唐志)、《崔氏骨蒸病方》(宋志)。《亡名氏新集明堂灸法》、《杨氏灸经》(崇文总目)、《黄帝灸经明堂》(宋志)、《亡名氏灸经背相》(宋志)。目前现存的灸疗医籍仅有:战国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敦煌石室医方残卷《新集备急灸经》;唐代《灸法图残卷》、《黄帝明堂灸经》;宋代《膏肓腧穴灸法》、《实验特效灸法》、《备急灸法》、《西方子明堂灸经》;元代《痈疽神妙灸经》、《痈疽神秘灸经》10种。明清两代以清代专著较丰,著有《采艾编》、《太乙神针心法》、《采艾编翼》、《太乙神针附方》、《太乙离火感应神针》、《灸法篡要》、《太乙神针》(范毓[香奇]编)、《仙传神针》、《神灸经纶》。《太乙神针集解》。《传悟灵济录》、《卷怀灸镜》、《太乙神针》(松亭居士传)、《灸法秘传》、《灸法心传》、《太乙神针十六部》、《灸法集验》、《太乙神针》(作者不详,叶圭序跋)、《经验灸法独本》、《延寿针治病穴道图》、《灸法篡要》等21种。此外,还有大量有关论述灸法的篇章,散在于明清两代有关针灸著作或医籍中。如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在所著《类经图翼·卷十一》中,专门辑录明以前几百个灸疗验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几十种病证。另在《景岳全书》9～36卷所论述各科70余类病证中,有二十类提到针灸疗法,其中涉及灸方的达十五类,并详细论述了灸疗的治疗作用。因此,可以说是对明以前灸疗临床经验的一次总结。明代伟大针灸学家杨继洲,也重视灸疗的研究和实践,强调针灸并重。《针灸大成》第九卷,论述灸疗凡四十一节,内容涉及广泛,有灸疗、取膏肓穴法、相天时、发灸疗及艾灸补泻等,以及灸治各种急慢疾病二十余种。

特别是清代,更可以认为是对我国灸疗法的总结时期。灸疗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为清·咸丰时医家吴亦鼎所撰的《神灸经纶》一书,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灸疗亦与地并重,而其要在审穴,审得其穴,立可起死回生”,说明灸疗之重要。《神灸经纶》全面总结了清以前有关灸疗的理论和实践,并参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临床经验。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疗专著。另如清·廖鸿润的《针灸集成》也收载了大量灸疗的历代文献,予以分类编排,如制艾法一节,就选录了《医学入门》、《医方类聚》、《局方》等多种前人著作的论述。对“发灸疮法”、“疗灸疮法”、“调养法”等都作详细的介绍。

二、施灸方法的不断革新

首先是对传统灸法的改革创新。明清两代医家在继承前人灸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产生了艾条灸、雷火神针、太乙神针、桃枝灸。桑枝灸、药锭灸等新的灸疗方法。值得一提的是艾条灸疗的创用。此法最早记载于明初朱权之《寿域神方·卷三》,其云:“用纸实卷艾,以纸隔之点穴,于隔纸上用力实按之,待腹内觉热,汗出即差”。这时的艾条灸还是属于实按灸,即艾条隔纸按压于穴位,隔纸仍为减少患者的痛楚,以后又改为悬灸法,即离开皮肤一定距离灸烤,这种方法既宏扬了艾灸之长;又避免了烧灼之苦。同时,凡是艾炷灸的适应证均可以使用艾条灸,它操作简便,疗效颇佳,倍受患者的欢迎,故而一直延用至今。艾条灸出现后,为提高疗效,医家又在艾绒内加入药物,制成卷状,用以灸疗。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在《神农皇帝真传针灸图》一书中,首次提到 了掺入药品的艾条灸疗。名为火雷针,后又命名为“雷火针”。这是艾条灸的进一步发展。“雷火针”后来又称“雷火神针”,明代的《本草纲目》记载其艾灸的药物组成为:“艾绒一两,沉香、乳香、茵陈、羌活、干姜、穿山甲各三线,麝香少许”。这里所谓的针,其实是灸,因它操作之法类似针法——隔几层纸或布,实按在穴位上之故。艾条灸操作方便,痛苦又较小,且可随意调节热力,故很快得以推广。故《仙传神针》中形容其:“欲求其所以治痛之神与去病之速,莫若针灸。第针砭之法,有用铁针者,有用金石者,有用艾灸灯灼者,种种不一,虽有急救之功,恐伤肌肤,是一痛未除,又增一病,亦非善道,惟有雷火针一法,针即非铁,且不着肉,最为善治”。除此之外,明代还有灯火灸的记载,系指用灯草蘸油点燃直接烧灼穴区肌肤的一种灸疗;也有利用铜镜集聚“光作为施灸热源的“阳燧灸”等。在施灸的方法上,此时又出现一种叫“太乙神针”的掺药艾条灸疗。用法与雷火神针同,但在处方中不用毒性较大的药品,药性平和,适应证也雷火神针广泛。并有《太乙神针心法》(韩贻丰)、《太乙神针》(范毓香奇、周壅和编)等专书出现和流传。清代韩贻丰《太乙神针心法》一书,又在雷火针的基础上,加减了一些药物,称之为“太乙神针”,二者均用于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等证。其后,赵学敏又创出了“百发神针”用治偏正头风、漏肩风、鹤膝风、半身不逐、疝气等;“消癖神火针”用治偏食、消瘦,积聚痞块;“阴症散毒针”用治痈疽症等病。

其次是创制新的灸疗方法,除了以艾为主的施灸方法之外,明清时期还创出了其它的一些灸法。如“桃枝灸”又名“神火灸”。其用法与“雷火神针”相似,用桃枝蘸麻油点燃后吹灭,乘热垫棉纸三、五层熨灸患处。《本草纲目》记载治心腹冷痛、风寒湿痹。桑枝灸又叫“桑柴火”。“桑枝针”。即用桑枝点燃吹熄用火头灸患处。又自从隋代的《黄帝虾蟆经》主张“辨灸八木法”以来,医家灸病忌松、柏、枳、椐、榆、桑、枣、竹8种木火,认为此8种木火:“皆伤血脉肌肉骨髓”。《外台秘要·卷十九》也明确指出:“凡八木之火,皆不可用也”。而明代医家却独取桑枝用于灸法,以祛风活络、通利关节。《医学入门》用其治发背不起。《本草纲目》用其治阴疮、瘰疬、流注、臁疮、顽疮等。《理瀹骈文续增略言》则用其治风痹。药锭灸则为清代独创的灸法。如清代名医叶日士不仅在湿病学上成就显著,而且在针灸方面也颇有建树,“香硫饼灸”即为他所创。另外,还有《医宗金鉴》的“阳遂锭灸”;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的“硫朱灸”。这3种药锭在制法和功用上都很相似,均以硫黄为主,配以麝香、朱砂以及其他药物而制成。与艾灸不同的是:艾火以其辛香走窜通行十二经,调理五脏六脏,偏于治内,而药锭灸重用硫黄,火燃烟熏以治外为主,对于痈疽肿毒、跌仆损伤、风湿痹痛等症又开拓了新的治疗方法。

另外,明清时期开始注重使用灸疗器械。使用灸器施灸虽可追溯到晋唐,但或采用代用物而非专用灸器,或结构十分简单如苇管等。至明清,逐步出现了专门制作的灸器。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中以铜钱为灸器,清代李宗先在《针灸易学》中使用了泥钱作灸器。高文晋在《外科图说》中又作了进一步改进,使用了灸板、灸罩;叶天士先是用面碗作灸器,以后制成了专用灸器:“银灸盏”等。现代用的温灸杯、温灸筒、温灸盒等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温灸器的使用与改革,使灸法更为安全、无痛、不会灼伤皮肤,尤其适用于老人、妇女、儿童、体弱者,成为病家所乐于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

明清时期,随着灸法日益走向民间,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赵学敏所撰的《串雅外编》一书中,介绍了不少民间灸法,如鸡子灸,其法为“鸡子煮熟,对劈去黄,用半个合毒上,以艾灸”(《串雅外编·卷二》),另如碗灸、麻叶灸、桑木灸等,应视为是对丰富多彩的灸法的一种补充。

三.隔物灸进一步广泛应用

自晋代出现隔物灸的灸疗方法后,历代在隔物的选择上都有所增加。明以前的隔物灸有:隔蒜、姜、附子、豆豉饼、盐、黄土、面、蛴螬、葶苈饼、皂角、薤实、商陆饼、桃叶、头垢灸等等。

明清以后的隔物灸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又推出了大量的隔衬药物,使艾灸治疗疾病的范围更加扩大。例如:明代刘纯在《玉机微义》中指出,用隔葱灸治疗疝气;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用隔巴豆饼灸治心腹诸疾、泄泻、便秘;杨继洲在《针灸大成》则用此法治疗阴毒结胸;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用隔甘遂灸治二便不通;《扬起简便方》中载:用隔白附子灸治偏坠疝气;张介宾在《类经图翼》用隔蟾灸治瘰疬;楼英在《医学纲目》中用隔苍术灸治耳暴聋;朱橚在《普济方》中用隔桃树皮、隔莨菪根灸、隔蚯蚓泥灸治瘰疬,用隔苦瓠灸治痈疽,用隔纸灸治咳痰喘、咯脓血;龚信在《古今医鉴》中用隔花椒饼灸治心腹胸腰背痛。清代的顾世澄在《疡医大全》中用韭菜灸治疮疡;许g昌在《外科证治全书》中用隔香附饼灸治痰核、瘰疬,用隔木香饼灸治仆损闪挫,气滞血瘀;赵学敏在《串雅外编》中用隔土瓜灸治耳聋,隔鸡子灸治痈疽红肿无头,隔碗灸治乳痈;吴尚先在《理瀹骈文》中用隔槟榔灸治暴聋,隔核桃灸治风湿骨痛;窦梦麟在《疮疡经验全书》中用隔酱灸治脱肛;吴亦鼎在《神灸经纶》中用隔矾灸治痔瘘。此外,还有隔胡椒饼灸治风寒湿痹、麻木不仁;隔蚯蚓灸治疮疡;隔陈皮灸治呕吐呃逆;隔厚朴灸治胸腹疼痛;隔蓖麻仁灸治内脏下垂、脱肛等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明清两代的医家应用隔物灸所选择的间隔药物种类繁多,扩大了灸法的适应范围。

四.将局麻应用于灸法

灸法古称灸火芮,火芮即点燃、焚烧之意,因施灸的材料多为艾叶,故常称为艾灸。古代灸法一般采用将艾炷直接置于肌肤上点燃施灸,故称直接灸。其又分为“非化脓灸”和“化脓灸”两种,化脓灸又称为“瘢痕灸”。古代医家认为灸疮化脓,方可治病愈疾,提高疗效。如《小品方》云:“灸得脓坏,风寒乃出,不坏则病不除也”。《黄帝明堂灸经》云:“凡着火疗病,历春夏秋冬不效者,灸炷虽然数足,得疮发脓坏所患即差,如不得疮发脓坏,其疾不愈”。直接灸,化脓灸虽具有很好的疗效,备受古人推崇,然而因其直接灼伤皮肉,疼痛剧烈,使患者难以接受。宋代闻人耆年在《备急灸法》中讲:“富贵骄奢之人,动辄惧痛,闻说火艾,嗔努叱去,是盖自暴自弃之甚者,苟不避人神,能忍一倾之灸,便有再生之理,自当坚状此心,向前取法,以全肤体,不致枉夭,岂不诚大夫欤”。文中批评了因惧怕艾火之苦,而拒绝灸疗的作法,鼓励人们要忍受一时之痛苦,敢于使用灸法以愈疾。但是,由于化脓灸用艾绒直接烧灼皮肤,毕竟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痛苦。因此,宋代《扁鹊心书》提出:“如颠狂之人不可灸及膏梁之人怕痛者,先服‘睡圣散’,然后灸之,一服止可灸五十壮,醒后再服,再灸”。睡圣散是由八月采收的曼陀罗花和七月采收的火麻花,阴干后等分为末,用时取酒调服三钱即可。书中云:“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睡,不知痛亦不伤人”,从而达到既治病,又不疼痛的目的。然而,这种在患者完全麻醉状态下的施灸,止痛效果固然可靠,但它需要等患者服药失去知觉时方能灸灼,非常不便,因而未能推广。

明代医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地改革,采用了局部麻醉方法。龚信在《古今医鉴》卷十三“挑筋灸癖法”中指出:“用药制过的纸擦之,使皮肉麻木,用艾灸一炷……制纸法:用花椒树上马蜂窝为未,用黄蜡蘸未并香油频擦纸,将此纸擦患处皮上,即麻木不知痛。”用花椒树上的马蜂窝是取两药的止痛作用。花椒辛温、有毒,具有止痛之功。据《中药大辞典》记载;花椒稀醇液有局部麻醉的作用。实验证明:用其进行表面麻醉,效力较地卡因稍弱;用于浸润麻醉效力强于普鲁卡因。马蜂窝,又名露蜂房,苦辛平、有毒,具有止痛作用。《中药大辞典》记载:蜂房煎水外用可消炎止痛。香油也有一定的止痛作用。诸药同用制成药纸,擦试皮肤,使局部皮肤麻木,不知疼痛,然后施针挑和艾灸。这种局部麻醉的方法,变内服为外用,较服睡圣散有了很大改进,使麻醉更为简便、实用,且宜为病家所接受。

针灸疗法的发展在清代中后期,由于统治者的偏见受到了限制。清代后期的统治者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清政府太医院等官方机构中废止针灸,导致了整个针灸学的衰落。但是,由于灸法简便易行,安全效佳,经济实用,深受黎民百姓的欢迎,故在民间仍广泛流行,使得灸法不但得以保存下来,还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现代概况

自20世纪50年代起,灸法又开始引起医学界的注意,而且被用于治疗脾肿大、骨结核及药物毒性反应等多种病证。20世纪60～70年代,有关灸疗的临床报道急剧增加,据统计,这一时期,单纯用灸或以灸为主治疗的病种就达一百余种之多,而真正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则是在近二十余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灸疗防治范围进一步扩大

灸疗防治范围的扩大,首先是防治病种的迅速增多,载至2000年底,有关文献载述的用灸法防治各类病证超过二百种,遍布于人体各个系统。其次是,防治的病种已突破灸治传统病证和一般常见病,已开始用于不少难治性疾病的灸治。以免疫性疾病为例,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一种异常的的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的甲状腺病,目前尚无有效疗法,用隔附子灸法,不仅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而且能明显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和甲状腺机能;又如硬皮病,属自身免疫性的结缔组织疾患,隔附子饼灸后症状减轻,微循环障碍及免疫功能均得到明显改善。除此之外,灸法尚被用于抗癌、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类风湿关节炎、精虫减少症等多种现代医学为之束手的疑难病证。都具有较为确切的效果。

二、临床观察不断趋向深入

临床观察的日益科学化、客观化,是近年灸法进展的又一个特点。对一些主要病证,往往采用大样本多指标进行研究,以探求其治疗规律。艾灸休g在20世纪60年代已有应用,但局限于一般证候变化的观察,近十年来则在临床和实验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不仅观察到灸治后患者收缩压、脉压显著增加,指尖温度上升,肛-指温度下降,外周毛细血管灌流改善等;还在动物实验上观察了艾灸关元对失血性休g家犬血流动力学和动脉血氧运输量的影响,从而获得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另如,应用麦粒灸与隔附子饼灸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通过多指标大样本的反复研究,揭示出艾灸可有效地调整此类患者免疫系统功能,从而抑制HBV复制,减轻或修复肝细胞病理损害,促进病情改善。在辨证施灸治疗原发性高血压预防中风的过程中,通过系统观察,发现灸治3个月后患者血压下降并保持相对稳定,全血比黏度改善、纤维蛋白溶解系统恢复平衡,从而预防中风的发生。隔药饼灸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灸,在肯定临床疗效的基础上,通过动物研究表明:隔药灸可以抑制模型大鼠脾脏、结肠黏膜炎性细胞的基因表达,纠正异常的免疫功能,降低免疫细胞对炎症的反应性,从而有利于炎症的消除,组织的修复。正是经过上述这样的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不仅肯定了灸法的确切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和发现了灸治的临床规律。加强灸疗补泻在临床上的运用

三、灸治方法日益丰富

在灸疗法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先辈们已创制了各种各样的灸治之法。由于多种原因,其中不少灸疗已湮没不彰。近几十年来,在灸治方法的发展上,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继承发掘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核桃壳灸和苇管灸,前者载于《理瀹骈文》,后者首见于《备急千金要方》,但古籍中有关记述很少,近人亦未见再有应用。近年来,通过对上述两法的发掘和改进,发现对眼底疾病及面神经麻痹等,有较好的效果。除了对古代灸疗继承外,还对其他民族的灸疗进行验证和推广,如流行于广西壮族民间的药线灸,应用于多种常见或难治病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结合现代科技创制新的灸疗,如光灸、冷冻灸、电热灸、铝灸等等。另外,在灸疗仪方面十余年来也有较大进展,且大多已成商品应用于临床。如药灸器、中频灸疗仪、固定式艾条熏灸器、近红外灸疗仪、远红外灸疗仪等。

四、机理研究系统开展

近十年来,在灸法机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并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结果。在灸法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上,已证实,艾灸对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这种调节作用是双向的。在血液系统方面,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发现,灸后可增加白细胞和红细胞的数量。艾灸对微循环功能、血液流变学和血液动力学均有明显的影响。并可缩短血液凝固时间和提高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在对代谢谢作用的影响方面,动物实验发现,艾灸对注入大量氢化可的松所致的核酸和蛋白质代谢谢混乱有改善作用,艾灸还可抑制脂肪变性的进程及调节微量元素的代谢谢等。

国外概况

一、西方灸法概况

西方的灸法,至少是现代意义上的灸法,是由中国传入的。灸疗法,在西方称 Moxa 或 moxibustion,据文献记载,该词是荷兰人旁特(Dane Jacob Bontl)及赖尼(William Ten Rhyne)等人创造,并由他们将灸疗于17世纪中叶经由日本介绍至欧洲的。赖尼在其1693年出版的《论关节炎》一书中对艾灸疗就有明确的记载:“采集艾的头和嫩叶,阴干后在手中揉搓,除去纤维杂质,留下绒状物质备用。……将艾炷安放于需要灸的病痛,和引火物点燃其顶端。燃烧和缓进行,最后在皮肤上引起一个小泡。……中国和日本的医师们从简单的图画中就能看出应该施灸的部位。图中画有简单的经络循行路线并用朱笔点明可以施灸的部位。”然而开始时,欧洲人在灸灼材料的使用上十分混乱,很多材料都被用来施灸,如丝、羊毛、火绒、棉布、棉絮、纸条、向日葵的髓质等。其中尤以棉絮灸在法国最为流行,即将棉絮用布裹紧,切成约3cm 直径1～3cm不等的圆柱体,作为灸炷。有的医生在用前先将其在硝酸钾中浸过,以促进其燃烧。德国人甘弗(Engelbert Kampfer)在灸术的特别是艾灸的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并在日本工作过,对灸法有过接触,他在《海外珍闻录》一书中明确主张用艾绒施灸,因为“在中国和日本常用作施灸的材料是艾绒”,在书中他画了一幅图,标明了施灸的穴位和灸术的适应证。

灸法传至西方以后并未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施灸者多为从亚洲返回欧洲的医师。在灸法的推广应用中,较为出色的是法国医师拉兰,拉兰是拿破仑军中的外科主任,在行军作战过程中,他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灸法。他用艾灸治疗麻痹、破伤风、眼疾、关节病、脊椎损伤等。特别是骨科疾病,他认为“根椐我们所进行大量观察,治疗这种凶恶疾病的一般方法就是重复施行灸疗”。由于他的出色工作,使灸疗在欧洲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推广。

早期西方在灸术的应用上有其自身的特色。在选穴上,由于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中医的理论,故多取病痛处或其附近的部位。在方法上,多先将施灸部位剃毛,在上面放一块湿布,中间开一个小孔作为安放灸炷之用。灸炷固定后施灸者往往采用不同方式促进艾炷燃烧:如用嘴吹火,或用玻璃管吹火,甚至用风箱吹火。具体做法是:一人扶住灸炷,另一人坐在椅子上,右手拉动风箱,左手持吹风管对准灸炷顶端吹。通过吹风管的来回移动以及控制吹风管的风力,使燃烧尽可能缓慢均匀的进行。这一灸法类似于中国的化脓灸,灸后,在形成的水疱或灸斑上敷以铅膏。如要短期化脓,只要像包扎普通伤口一样敷上一块油纱布;如果要长期化脓,可敷以发泡药膏或者在伤口的中央放一粒豌豆以形成人造溃疡。

除上述灸疗外,西方早期的施灸者还创制了多种灸治之法。常 用的有以下几种:

1、棉絮温和灸 即以一条长12～15mm,直径8～10mm的圆柱状棉絮施温和灸,多用于头部,灸处仅要求出现一红斑。

2、铁锤灸 灸具为一个有木柄的铁锤,锤的两端是直径2～3cm的圆面,与艾炷底面直径相当。施灸时,先将两个铁锤的金属部分浸入沸水中约一个小时,然后取出,立即置于施灸的部位,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取掉。如出现明显的红斑,即已达到灸治的目的,如红斑不显,可放置第二个铁锤。

3、石灰灸 将一块新鲜的生石灰置于一张硬纸中央的小孔上,放在需施灸的部位,然后在石灰上洒水数滴,这样即可按照要求产生一定深度的皮肤灼伤,达到类似直接灸的效果。

4、火药灸 在一块木板上敷一层火药,宽约3cm,长度与患肢相等。将患肢移近火药,相隔约18cm许,然后将火药点燃。伤口用白菜叶敷裹。此法多用于麻痹症患者。

5、棉布灸 取洗去胶质的棉布一块,浸于碱式醋酸铅的溶液中,浸泡后取出晾干,剪成宽度相等于艾炷高的小条。将其卷起,缝成布袋条状。用阿拉伯树胶粘于施灸处灸治。

6、灸器灸 其中以法国拉兰氏研制的执灸器较为有名:为一金属环,环上附有针二枚,可将灸炷十字形地固定于环中,环下有三个不易传热的乌木小球作为支持,使环不与皮肤接触;环后有一木柄,供施灸者执持。

我国的灸法传入西方后,曾在18世纪一度风行,但从19世纪中叶起逐步衰退。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近现代西方医学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还可能与传向西方的灸疗法本身不完善有关,如:在选穴配方上,不明白辨证论治,完全按病痛处施灸;在施灸材料上,五花八门,随心所欲;在施灸方法上,一味强调损伤重、痛苦大的着肤灸。

二、日本灸法概况

在璀灿夺目的祖国医学对外交流中,针灸医学一直充当着排头兵的作用。公元514年,针灸学首先传到朝鲜;公元550年,我国的灸法由朝鲜传入日本,从此 它就在东瀛这块土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日本和中国均属于东方文化,而从区域文化圈来说则都更趋向于汉(儒、道)文化圈。所以灸法在日本基本上承袭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法,但也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近现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灸治扩展到灸防、保健 在我国,尽管在《备急千金要方》、《扁鹊新书》、《针灸资生经》、《针灸大成》等均提及灸疗预防、保健之法,但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古代日本民间应用灸疗法预防保健、延年益寿一直是作为一年中的一件大事来行使,一般人中,普遍施行养生灸,并流行“勿与不灸足三里之人行旅”,“风门之穴人人灸”等谚语。在日本,无论男女,一生中都必须灸治4次:十七、八岁时灸风门,据说是预防感冒,古代日本人认为感冒是万病之首;二十四、五岁,灸三阴交,意在增强生殖能力;三、四十岁,则灸足三里,认为可以促进脾胃功能、防止疾病、增加寿命;到了老年,为了防止视力衰退,一般多采取与足三里兼灸曲池,灸曲池目的在于使眼睛明亮,牙齿坚固。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前夕。实际上,采用灸疗法防病保健,在近现代仍然得到重视,如日本从1937年元旦起,掀起所谓全民三里灸健康运动。特别是近年来灸疗法在这方面的价值正越来越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医家和患者的重视。

2.重视灸法的实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日本不仅起步早,而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约在明治45年(1912年)前后,日本医家开始对灸法进行现代研究,将实验动物学引入针灸学领域。早期主要从艾炷大小、重量、艾的燃烧程度、各种艾炷灸疗时的皮下深达作用等,探讨施灸原料的物理学特性;同时,也观察了灸疗对血液、血管、血压、肠蠕动及疲劳曲线的影晌。之后,灸法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大,不仅系统地研究灸法对血液、脉管、消化、呼吸、泌尿、运动等各系统的作用原理,而且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如从海特氏带与针灸术的关系来探索灸疗的治病机理;对施灸后皮肤组织学的改变,从生理、病理、生化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观察。近十余年来,日本在灸疗实验研究方面又取得新的进展。与我国重视临床研究不同,它侧重灸法,尤其是直接灸的基础研究,不少工作的研究角度新颖,研究结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对施灸材料艾的研究发现,把艾放在玻璃板上燃烧,可见褐色焦油样物质附着,称“艾燃烧生成物”,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艾燃烧生成物可通过灸热损伤的皮肤处渗透进去,从而起到某种作用。又如对施灸局部的影晌的研究表明:灸刺激可诱导局部肌肉产生某种物质,而施灸部位产生的这种物质可作为免疫原而激活免疫系统,从而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

除上述外,日本医家在施灸材料的改良、施灸方法的革新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综上所述,起源于远古、形成于秦汉、发展于晋唐宋、成熟于明代而衰落于清季的灸疗法,于公元6世纪东渡日本,公元17世纪西传欧洲,历经曲折,在现代获得极大进展,并已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从不少研究工作来看,今后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更进一步探讨,如艾绒在不同灸法中的作用,单纯热刺激是否可代替艾灸;隔物灸的隔衬物在施灸过程中,除了预防灸火灼伤外,是否还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防治疾病的作用;不同的刺激方式(高温、化学、低温)对疗效的影晌如何;灸量与疗效的科学关系,灸量参数的客观化问题,如此等等,均有待针灸界同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