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学的中西比观

人应该活到的寿数,《左传》称:“上寿百二十年,中寿百岁,下寿八十”;《素问》也有“尽终天年,度百岁乃去”的记载。这与西方学者的认识:人类寿命相当于其性成熟期(14～15岁)的8～10倍,或细胞分袭50代时,大约110～150岁差不多。然而,实际上能享尽天年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是未老先衰而死,而且年岁的个体差异也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才能延缓衰老?一直是中西方古今学者十分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养生学的中西比观,揭示其不同之处,认为二者互补也许相得益彰。

一、哲学原则与方法论差别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辐射到古代各门不科领域,而对养生学的影响最深。“养生”一词,首见于《吕氏春秋·节丧》所云:“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往后,代有专著专篇,早已形成一门以形神精气为基本理论的独立学科。养生学涉及古代预防、保健、心理、行为、伦理、社会医学等多学科领域,始终贯穿着古代的哲学原则与方法论,实际上是一个古代多学科群的综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二家为主线,在养生学上他们所支持的多维观察与整体观念是一致的,都认为人体生命由生理的机体与精神的活动两部分结合而成。寿夭的原因,不是仅仅存在于生理的机体之内,更重要的因素是在精神活动之中,所以都十分强调精神生活的优化与物质生活的超越,追求道德“至善”的理想境界,以保持人体内在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社会的和谐,达到尽终天年的目的。此即《孟子》所谓:“夭寿不贰,修身而俟之,所以立命也。”朱子解释“立命”时说:“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儒道二家目标一致,但途径不同,各有主张。大体儒家主动,倾向于精神振作,积极进取为法,故《周易》乾卦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后来《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都是提倡积极养生;道家主静,以消极、无为为特点,故《道德经》第十六章提倡:“至虚极,守静笃”,《庄子·在宥》中讲得更明白:“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长生。”体现其无欲、无知、无为,“归真返朴”养生原则。杂家与医家兼取儒道二家之意,主张动静结合。《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谓:“法于阴阳”、“调于四时”、“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以炼形、保精、裕气、养神,达到“益寿而有极时”的目的,就是其刚柔相济,不偏不倚,进退有道,顺应自然,无过与不及的养生原则。西方学者关于衰老和抗衰老的研究,主要还是以机械论、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紧紧注视着人体内部细胞、器官、系统的衰老变化,力图从中找出衰老的原因,从而采取抗衰措施。就近,现代而言,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40年代,大都着重病理形态与生理功能的研究,50年代则以生理功能和生物化学研究为主,目前的研究多以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为重点,研究者提出的衰老学说不下数十百种,在阐明衰老的物质基础和具体机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总的来说,中西方养生的观点,存在系统论与还原论,整体相关与局部定位,多维视野的综合观察与单一器官、系统的个别分析,重精神、气化与重物质、形态等不同。

二、寿夭原因的不同认识

中医养生学关于人寿夭衰老的原因的认识,历代著述比较一致,大约包括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两个方面。

(一)先天禀赋是寿夭衰老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有体质学说和命门学说。体质学说认为,由先天禀赋所形成的体质强弱,决定着人体的寿夭衰老,只有五脏坚固,形气协调,血脉和畅,各部器官配合匀称,形体壮实坚健才寿,反之则夭。这如王充《论衡·气寿》篇所云:“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休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又如《灵枢·寿夭刚柔》篇:“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气而视寿夭者。”命门学说为历代养生家所认同。认为命门为“立命之门”,所以主宰人的寿夭生死,在于其中所藏元精、元气和元神。精气神为生命活动的三大物质要素,最初禀受于父母构精之时,由于三者不断地、有规律地生生化化,便构成人体各部形质器官,同时供给所需要的能量,从而产生生命过程的各处功能活动,这叫做“先天生后天”;及至出生以后,命门的精气神复得五脏剩余真精的不断补充和滋养,叫做“后天生先天”。由此可见,精气是促进形体化和推动各种功能活动的原力,一旦因为任何原因造成精气神的形成障碍或严重耗损,生命也就衰退甚至夭亡。清代徐灵胎《元气存亡论》、《肾藏精论》等著述中对命门学说进一步发挥,认为精气神中主要是元气主宰人的寿夭生死,而元气之量是“当其受生之时,已有定分……故终生无病者,待元气之自尽而死,此所谓终其天年者也。”换言之,人体寿夭生死取决于元气之多少,而元气之多少是先天遗传的,其量是不能在后天增加的,这意味着寿命的极限是先天遗传定了的,人们只能在后天调摄保养,尽量避免元气的额外消耗,争取达到极限,而不能超过极限。由于先天赋予每个人元气之量不同,以及人们在后天调摄保养不同,因而对元气耗损不同,于是便形成了寿夭的个体差异现象。命门既然是生命之根蒂与原力,形体之强弱,脏腑之坚脆等,无不由命门的功能状态所决定,故命门学说实际上取代了体质学说,为养生家所崇奉,而居于主要地位。

(二)后天因素对寿夭衰老的重要影响,包括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疾病损伤等。以古养生家十分强调的生活方式而言,其内容就很多,包括诸如饮食、起居、工作、劳逸、寒温、嗜好、思想、行为等,合理则寿,不合理则夭,但都是通过对精气神的耗损而施加影响的。西方学者对后天致衰因素也有所关注,但更重视个别器官、系统并深入到细胞、分子水平的探索,力图找出形态结构与物质原因。提出的学说很多,其主要者有遗传学说(包括遗传基因安排学说和遗传错误论、密码限制学说等)、自由基学说、内分泌功能减退学说(包括性腺、胸腺、脑垂体、甲状腺、胰腺、肾上腺等)、中枢神经系统衰退学说、免疫学说、细胞结构改变和蛋白质变性学说、溶酶体膜损伤学说、自体中毒学说等。这些学说从不同的角度为阐明衰老的本质,无疑积累了可贵的资料,而其所指是原因还是结果,实际上不清楚。就以最时兴的遗传误差论来说,认为遗传信息存储在细胞核内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内,而DNA具有复制下一代细胞中核糖核酸及合成蛋白质的作用。因此,母代DNA的变化可能引起子代细胞功能的变化。如果每次复制时发生小的误差,反复积累就会导致大的改变,甚至发生细胞死亡,于是便使人进入衰老状态,据此,便提出通过修复DNA分子破坏,可能延缓甚至逆转衰老的见解。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复制时会发生误差?已发生误差的蛋白质为什么不能全部转化掉?显然,其复制误差是结果,并非原始动因。所谓主宰生物形态与功能的DNA之谜,尚有待进一步探索。新近,郑集氏在《衰老与抗衰老》一书中,提出“代谢谢失调学说”来解释衰老的机理,认为影响人体代谢谢并促进衰老的因素,包括生理的、精神的、环境的和社会的诸方面,还注意到传统养生学的一些观点,在认识上是进了一步。总之,迄今中西方关于衰老的原因与机理的研究,大体都在各自的模式中运行,尚未见两者结合研究的报告。比如把命门学说与遗传学说结合起来探索,也许有互补作用。

三养生方法的异同

中西方在探索延年益寿的方法上,有许多相近相似的主张,比如都强调合理的生活方式,适当的运动锻炼,良好的饮食习惯,稳定的思想情绪,卫生的居住环境以及和谐的社会生活,也都积极寻求抗衰老的药物等。但因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指导思想不同,在具体方法上则各有特点,存在显著差别。

(一)养生之道,修德为先

这是中国养生学最具特色之点。孔子《中庸》云:“大德必得其寿”,故“仁者寿”。《素问·上古天真论》亦云:“淳德全道……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唐代养生家孙思邈《千金方》专列“养性”篇,说:“夫养性者,所以习以成性,性自为善……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不悉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径也。”清代石金成《长生秘诀》更讲得明白:“寿之切要,惟以德善为主,调养为佐”坚信“德可延年”。可见养生当从修德入手,养德养生无二术,是历代养生家遵循的准则。修德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实际也是儒道二家“安身立命”的学问。所谓“安身”实即“安心”,重在一个“安”字,即在动荡、变易与纷扰的社会事物中,在内心深处建立起稳固的价值观,以使身心安而不乱,处之泰然。儒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提倡修仁爱之心,“仁民爱物”、“止于至善”,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心地安乐的表现。道家从消极的立场出发,极力主张修无为之德,“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从间世》)“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儒道二家,殊途同归,都是主张超越物质情欲层次,建设高尚人生,追求内心解脱,达到与社会和谐相处,正是养生之上举。西方学者也重视恶劣情绪,如忧虑、沮丧、恐惧、怯弱、紧张、急躁、激动、贪求、不满、厌恶、屈辱、嫉妒、烦恼、羞愧等,对健康长寿的影响,甚至视之为“促癌剂”、“催命剂”,呼吁抵制与化解,但没有提到修养德性高度来解决。在物质化、功利化的世界上,一切以“钱”为人生价值取向,若不从提倡修养德性入手,而言抵制与化解等于空谈。事实是目前临床上70%以上的病人,寻根到底皆因恶劣情绪所致。

(二)顺应自然,人与天调

人是自然万物的组成部分,故顺应天地万自物变化的规律以养生,便成为养生学的基本法则。此即《管子·五行》所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养生”,马王堆简书《十问》也说:“君若欲寿,则察天地之道。”“道”即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养生,具体包括顺应四时、因地制宜等丰富内容。大自然的显著变化,莫过于阴阳离合引起的春夏秋冬,四时交替,太阳升落,月廓盈亏,呈有序性、节律性演变,这种变化,人的力量就改造不了,只有顺应这种变化规律而养生,叫做顺应四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所谓四时变化的规律,一是指四时阴阳寒暑更迭,二是指四时生长收藏规律。各种生物包括人体生理活动,也随着季节、昼夜循环交替呈有序性、节律性演变而与自然同步。人体与自然的这种同步变化,古称“天人相当”。顺应四时养生的主旨,就是根据这种同步变化规律,安排起居劳逸,练形调神,进食进补。西方学者也创立了时间生物学,但不没有具体运用到延缓衰老上来。

(三)抗衰方药,因人而异

中国古代著名的抗衰防老方药,如八仙长寿丸、还少丹、打老儿丸、加减神仙既济丸、何首乌丸、坎离丸、延寿酒、彭祖延年柏子仁丸等,是作为复方使用的。近年来也对延缓衰老的单味中药进行了研究,发现制首乌、鹿茸、山楂、人参、黄精、淫羊藿等,能减轻神经递质的损伤,延缓下丘脑“生物钟”的衰老;三七、首乌、人参、附子、蜂乳、巴戟、枸杞、淫羊藿、鹿茸、蛇床子、地黄等,对肾上腺皮质功能、甲状腺轴功能、性腺功能有良好影响;黄芪、人参、刺五加、灵芝、仙灵脾、胡桃仁、首乌等,能调节人体免疫功能;人参能促进蛋白质、核酸合成,刺五加、灵芝可提高DNA代谢谢功能;人参、山楂、三七、黄芪、白术、麦冬、天冬、黄精、女贞、地黄、茯苓、补骨脂、牛膝等,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黄芪、首乌等有延长细胞寿命的作用等等。这些单味抗衰中药,实际上都是古代抗衰复方中的组成成分。针对西方学者提出的致衰原因进行研究而已,尚未见实际用于人体抗衰效果的报告。不过,中国养生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衰老是一个多因素所致,多层次受累的结果,抗衰方药只能作为养生延年的一种辅助方法,而且还当“辨证施养”,审证遣方,因人而异,才能更具有针对性。因此,几乎不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抗衰老特效药。西方学者从上世纪使用睾丸提取物,到目前倡用的维生素E等,都是企图找出单一的抗衰老特效药,结果是疗效皆不肯定。

(四)特殊的养生方法如气功、导引、针灸、推拿等,则是中国特有,西方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