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胡76 说: 如果老人家在中国各行各业决不会是现状
眞理弗眞 说: 毛泽东主席发展了中国的中医这是事实,但他不是了解中医的人,【金针剥障】也从来就没有失传过,也不是什么
眞理弗眞 说: 会复冰水百合;谢谢您的理解!与回复,
毛泽东学贯古今,对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与实践自然有着很深的研究。他曾多次在写作与谈话中谈到过中医,多次接受中医治疗,并与不少中医名家交往过。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陕北著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开了四服中药。毛泽东吃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谢觉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所取得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曾谈笑风生地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可见他对中医的看重。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12月成立,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同年,毛泽东还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不仅对中医药情有独钟,而且还与许多中医名家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中医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建国后,毛泽东还几次接受中医治疗。1950年,毛主席发烧,一个多星期了,打了些针,吃了些药,烧还是不退。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给毛主席诊了脉,看了病,开好药方,请毛主席吃两到三服。结果,毛主席吃了两服,烧就完全退了。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服用刘惠民开的药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闭上眼睛在听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