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4次中医存废之争(一)
2010-02-18 12:39 2楼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1929年的“废除旧医案”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可见,“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然而“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1929年的“废除旧医案”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可见,“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然而“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2010-02-18 12:40 3楼
自2006年开始,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和生物化学博士、自由撰稿人方舟子等不断抨击“中医是伪科学”,提议“废除中医”,在学界掀起狂澜。
面对张功耀、何祚庥和方舟子等人发起的又一次中西医之争,令中医学界德高望重的邓铁涛很生气,他在2006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卖祖宗的人,阻挡不了21世纪人类医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张功耀这样的博导多了,是国家的危险!”他把高叫废除中医的人比作“嗡嗡叫的苍蝇”。
90高龄的邓铁涛曾在1962年和1978年两度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在他看来,所谓“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很无聊,因为这已经是个“画上了句号的问题,2005年国家已经把中医药研究院改为中医药科学院”。
在中医存废之争中,南粤大地选择了坚守和支持。2003年在抗击“非典”中,广东最早推动中医介入,病死率最低,后遗症最少,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
2006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决定建设中医药强省。至今基本实现了中医药强省建设“三年初见成效”的预期目标。建成了20所中医名院、20个中医名科、40个基层中医药特色示范单位。84名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出师,数量居全国第一。
中医学博士、中药学博士后张永涛对于中医之所以受到冲击分析说:“中西医之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性上。中医虽然有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预防疾病经验,但始终无法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诠释清楚。而现在,中医界也越来越不了解真正的中医文化。气·元论(太极图式)和阴阳五行学,可以说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源,但是,现在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能够说清楚?”
确实,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冲击与漠视中,中医已经大伤元气。维护中医者认为,方舟子等人是把中医中的庸医当成了中医的全部,但是,热爱中医的人也在担忧真正的中医已死。曾注释《黄帝内经》的学者刘明武说,“在今天的中医大学里,讲不了《黄帝内经》,已经成了普遍现象。试问,世界上有讲不了《圣经》的神学院吗?有讲不了佛经的佛学院吗?有不讲经典力学、相对论的物理学院吗?”所以,中医“受指责,实属正常”。
也许原因有很多,对策不计其数,争论将无尽无穷,但只要有普通百姓和中医学者对中医不灭的热情,有陈李济和潘高寿这样的中医药企业执著的求索,总会有那样一天,中医药终于能够反击西医的傲慢,传承祖先好的,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真正地证明自身而不是“一肚子理说不出来”。
面对张功耀、何祚庥和方舟子等人发起的又一次中西医之争,令中医学界德高望重的邓铁涛很生气,他在2006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卖祖宗的人,阻挡不了21世纪人类医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张功耀这样的博导多了,是国家的危险!”他把高叫废除中医的人比作“嗡嗡叫的苍蝇”。
90高龄的邓铁涛曾在1962年和1978年两度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在他看来,所谓“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很无聊,因为这已经是个“画上了句号的问题,2005年国家已经把中医药研究院改为中医药科学院”。
在中医存废之争中,南粤大地选择了坚守和支持。2003年在抗击“非典”中,广东最早推动中医介入,病死率最低,后遗症最少,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
2006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决定建设中医药强省。至今基本实现了中医药强省建设“三年初见成效”的预期目标。建成了20所中医名院、20个中医名科、40个基层中医药特色示范单位。84名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出师,数量居全国第一。
中医学博士、中药学博士后张永涛对于中医之所以受到冲击分析说:“中西医之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性上。中医虽然有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预防疾病经验,但始终无法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诠释清楚。而现在,中医界也越来越不了解真正的中医文化。气·元论(太极图式)和阴阳五行学,可以说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源,但是,现在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能够说清楚?”
确实,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冲击与漠视中,中医已经大伤元气。维护中医者认为,方舟子等人是把中医中的庸医当成了中医的全部,但是,热爱中医的人也在担忧真正的中医已死。曾注释《黄帝内经》的学者刘明武说,“在今天的中医大学里,讲不了《黄帝内经》,已经成了普遍现象。试问,世界上有讲不了《圣经》的神学院吗?有讲不了佛经的佛学院吗?有不讲经典力学、相对论的物理学院吗?”所以,中医“受指责,实属正常”。
也许原因有很多,对策不计其数,争论将无尽无穷,但只要有普通百姓和中医学者对中医不灭的热情,有陈李济和潘高寿这样的中医药企业执著的求索,总会有那样一天,中医药终于能够反击西医的傲慢,传承祖先好的,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真正地证明自身而不是“一肚子理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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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受辱挨骂的时候,有一片地方对她的热情却始终不减,这就是广东。在这里,保健找中医,有病看中医,已成为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生活习惯。进补分“春夏秋冬”,进食讲“寒热温平”,湿滞热气找中医把个脉,开剂药;腰酸背痛做一下推拿针灸;头痛脑热就去拔拔火罐、刮刮痧……广东省中医院有传统疗法中心,门庭若市;老城荔湾,旨在恢复传统中医看病模式的“国医馆”,遍地开花,挺进大街小巷,不但吸引了众多街坊,还招来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
单是两家中药老字号的故事,也足以让你了解中医在广东的深厚传统和旺盛的生命活力。
秦统一岭南后,中原的中医药文化渐传入岭南。明、清两代,岭南名医辈出,逐步形成有岭南特色的中医医派。其中在1600年创立的“陈李济”,就是中国最早的制药企业之一,比北京同仁堂还早69年,比胡庆余堂早274年。清朝末期,全国形成了“北有同仁堂、东有胡庆余堂、南有陈李济”的中医药文化格局。
据史书记载,同治皇帝偶患感冒,腹痛、吐泻不止,御医合议最终试服陈李济出品的“追风苏合丸”,马上就令同治皇帝康复。同治大悦,遂钦赐“杏和堂”三字为封号,同时钦准“陈李济”储藏广东三宝之一的“陈皮”(广东三宝:陈皮、老姜、禾秆草)当作贡品长期向朝廷进贡。因此,在清朝同治年代,“陈李济”又称为“陈李济杏和堂药厂”,是全国响当当的“老字号”药店。
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彭湃并称“工家革命两巨头”的杨殷烈士就是“陈李济”中李家女婿。他在大革命时期到陈李济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并把它作为大后方,领导了1927年的广州起义。“陈李济,神龙茶,发烧感冒有揸拿(揸拿:把握)!”一首陈李济神龙茶的广告歌谣,不仅老少皆知,更是当年广州起义接头的暗号之一。
1912年,国内第一次中西医之争开始,1929年,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又以中医无法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欲废止中医, 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面对西医冲击的压力,广州潘高寿的四子潘郁生在1929年苦心研究出“镇店之宝”——“潘高寿川贝枇杷露”,成为广州乃至全国家喻户晓的止咳药。
一个潘高寿反击西药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别具深味。上世纪30年代初,德国某厂出品的“赫利西佛”的止咳药也进入了中国市场。由于“潘高寿川贝枇杷露”疗效好,销量佳,“赫利西佛”在华南地区的代理商便不惜投入重金开展宣传攻势,煞费苦心地在报纸上刊登“穿背琵琶,焉能弹高调”的征联启事,矛头直指“潘高寿川贝枇杷露”。面对挑战,潘郁生也不甘示弱,在同一报纸刊登“黑脷史弗,那得有良心”(“脷”是粤语“舌头”之意,“史弗”与粤语中的“屁股”相谐)。一时间,“洋西药”的挑衅在坊间被传为笑柄,反而令“潘高寿”更加深入人心。
20世纪前的“一枝独秀”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远古讲起。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
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论争:中医告负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