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是奠定中醫辨證論治的基石

朱良春
中醫藥通報2007年4月第6卷第2期
張仲景《傷寒論》是中醫辨證論治理論體系的奠基之作。眾所周知,此書之全名應為《傷寒雜病論》。由於歷史的原因,仲景的原作被“一分為二”,初經晉王叔和編次整理,將《傷寒論》部分單獨分出來,後來《傷寒論》又經宋代林億等校訂,即從宋代起留傳下來的《傷寒論》和《金匾要略方論》兩本書,其內容十分豐富和精湛,言簡意賅,法簡完備。本文僅就《傷寒論》一書中有關的理論,談談個人的臨床體會。
1《傷寒論》理論對前人的繼承和發展
《傷寒論》不是一部醫學理論專著,而是一部臨床經驗結晶之作。在仲景筆下,沒有一條專門講理論的條文,但並不意味著《傷寒論》沒有理論,不講理論。仲景是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融理論於實踐之中,以實踐體現理論的。它揭示了疾病的變化規律,把理、法、方、藥一線貫穿。如果這樣說沒錯的話,那麼,也可以說,398條條文,無一不是理論。
《傷寒論》裏所包含的理論,都是仲景對《內經》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過去,國內外有不少學者,在研究仲景學說時,往往把《內經》與仲景著作割裂開,甚至妄加褒貶。這與仲景在《原序》中講到的“勤求古訓”及“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這些話是違背的,不符合科學發展的規律,也不符合客觀事實。即以《傷寒論》的基礎框架—六經而論,很顯然,就是從《素問•熱論》“六經”框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只不過仲景賦予了它新的內容,使之更加豐富和完善,從而更能指導臨床實踐。不看到仲景的創造發展是不對的;只看到創造發展而否定他對前人理論的繼承,也是不對的。即仲景《傷寒論》所包含的理論,不是憑空臆想的,而是對《內經》、《難經》等醫學經典著作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他天才地採用了歸納法和類比法的邏輯方法,以六經、氣血、八綱、八法為骨幹而創立了辨證論治的醫學推理體系,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和實用價值,從而為後世尊之為醫聖。這樣,我們在研究《傷寒論》理論的時候,才能腳踏實地,做到心中有數,不致迷失方向、不得要領。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就是此意。
《傷寒論》中涉及的臨床理論內容很多,舉例如下。
1.1外感熱病中“先表後裏”的原則
仲景指出:“表未解,未可攻裏。”這就是外感病治療上的一個重要理論。因為無論表也好,裏也好,都反映了正邪鬥爭的一定部位所在。治療上就應該因勢利導,如果病在表,卻誤用攻裏,就會削弱在表抗邪的正氣,從而助長邪氣,為它人裏創造了條件。
初涉臨床時,曾治一人,症見惡寒、發熱、口渴、脈洪數、身有微汗,便認為當清裏熱,用白虎湯加味,結果兩進而熱不退,轉而考慮到前人所謂:“一分惡寒未罷,便有一分表邪未解”,改用辛涼宣疏劑,一藥即獲暢汗,表解熱退。這就證實了仲景之說,確系經驗的總結。
當然,仲景既提出“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又指出“急當救裏”、“急當救表”,明明示人如果裏證為急,就可先救其裏,後治其表。仲景對表裏同病,也有表裏同治之法(如桂枝加大黃湯),都說明了在這一問題上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
1.2重視“因人制宜”原則
《內經》很強調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則,仲景雖未說明,但可以看出他在三者的關係上,強調的是人。因為時(氣候條件)也好,地(居住環境條件)也好,所影響的是人,所以《傷寒論》對於因人制宜,有許多論述。他雖然講了什麼情況可以發汗用什麼方,但接著逐條地指出:尺中遲、尺中微者不可發汗,瘡家、衄家、汗家、亡血家、胃中冷者不可發汗,就是充分考慮到陽虛、血虛、陰虛、中陽不足的體質。後世醫家理解了仲景的意思,於是而擬出再造散(陽虛體質兼表證者)、藏羹湯、七味蔥白飲(陰虛、血虛體質兼表證者)這樣的處方。這些理論性的東西,仲景都是通過臨床實際體現出來的,我們不妨稱之為“辨證論治理論”。而仲景的辨證論治理論,又是通過“六經”這個框架來展現的。當然,“六經”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框架,而是有它的實質性內容的。
2“六經”理論
什麼是“六經”?也就是說,“六經”的實質是什麼?這是數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我個人認為:“六經”與“六經病”是不同的概念。“六經”這個名詞,早在《內經》中就有了,《內經》的原意是指經絡。仲景之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意義有所擴大,不單指經絡,而是包括了既是臟腑經絡功能活動的產物,又是臟腑經絡物質基礎的氣、血、營、衛、津、液在內。這實際上就代表了正常機體的實質和功能。“六經”就是用於概括整個機體的六個生理單位,當病邪侵犯人體時,“六經”又是具體的受病、抗病之所。“六經病”如“太陽之為病”、“陽明之為病”⋯⋯仲景已經說得很明白,就是“太陽”、“陽明”••一發生了病變。機體在病理狀態下,也就是說,在正邪鬥爭的過程中,當然會出現若干症狀和體征,而這些症狀和體征,可以用寒熱、虛實、表裏、陰陽來加以本質的概括,所以“六經病”就不再是單純的生理的概念,而是病理的概念了。既是辨證之綱領,又是論治的準則。
如果按照這樣的認識,那麼,仲景的“六經病”證治的內容,便包括①疾病所在的部位(經絡、臟腑);②疾病的性質(寒熱、虛實、表裏、陰陽);③在對疾病進行定位與定性的基礎上確定治療上的大綱大法。由於這三個方面都是辨證論治的基本內容,因此,“六經證治”在臨床上就具有了普遍性的意義。有什麼病不是臟腑、經脈、氣血、津液的病變?沒有。有什麼病的性質能出於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之外?也沒有。就由於仲景由“六經”而突出了“證”,不同的病,有相同的“證”,可以按“證”治療,這就是“異病同治”,亦即是“同證同治”;相同的病有不同的“證”,則按不同的“證”治療,這就是“同病異治”,亦即是“異證異治”。也因為如此,所以柯韻伯才有“六經鈴百病”之說,陸九芝才有“廢六經則百病失傳”之說。的確,懂得了上述“六經證治”的精神,則不僅可用以治傷寒、治溫病,也可以用以治雜病、治百病。近賢劉渡舟教授說:“把《傷寒論》看做治傷寒的專書,還不十分恰當,應該說,這是一本辨證論治的書”。任應秋學兄也說過:“《傷寒論》實際上是一本疾病論”。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話,確實懂得了《傷寒論》的真正價值所在。我認為,六經的框架,源於《熱論》而高於《熱論》,六經證治的內容,則是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的結果,正是它奠定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基礎。這是仲景的最大功績,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並用其嶄新的內容去豐富理論,指導實踐,能歷1800多年而不衰,這在人類科學史上也算是一個奇跡吧。
3“六經證治”在臨床上的應用
3.1六經理論用於溫病
清人陸九芝、近人張錫純對溫病的認識和治療,都遵循了《傷寒論》陽明病治法。陸氏認為“陽明為成溫之數”。張氏對衛氣營血、三焦之說,基本態度是不接受,當然,他們的認識,不一定對,沒有看到溫熱之學是對仲景之學的繼續與發展。但是在臨床經驗上,陸氏善用梔、豉、大黃,張錫純更以善用白虎湯著稱,他以白虎湯加減衍化的方劑就有鎮逆白虎湯、仙露湯、寒解湯、涼解湯、和解湯等5首變方,治各有主,層次井然,別具匠心,可謂戛戛獨造。1959年,河北石家莊郭可明大夫治療乙腦用白虎湯的經驗,就是用的張錫純之法。郭可明乃張老之門人。更早一些的,比較系統地用六經來統一衛氣營血,合寒溫於一爐者,則有吳坤安著《傷寒指掌》、俞根初著《通俗傷寒論》,先師章次公先生,也早就指出:“要能認識傷寒、溫病的統一性,在矛盾中求統一,在繼承中取得發展。”近年來不少人主張“寒溫統一”,如廣州鄧鐵濤教授、江西萬友生教授,就主張用“六經來統一”。這都可以看作是“六經”在包括溫病在內的急性熱病證治上的運用。
3.2六經理論用於雜病
據近代經方大師曹穎甫說:丁甘仁先生“每當診治,規定六經綱要”,“故其醫案,胸痹用瓜萎蓬白,水氣用麻黃、附子、甘草,血證見黑色用附子理中,寒濕下利用桃花湯,濕熱則用白頭翁湯,陽明腑氣不實則用白虎,胃家實用調胃承氣,黃疸則用梔子柏皮,陰黃則用附子”(《丁甘仁醫案》序)丁先生是近代上海名醫,曹先生是丁的好友。一讀丁案,便知曹氏所言,確屬事實。又曹作《丁甘仁先生別傳》,謂丁氏曾問業于汪蓮石,“汪令治傷寒學,于舒氏集注,最有心得”,可知其淵源有自。《別傳》中還說丁氏“凡遇雜證,輒先規定六經,然後施治,嘗謂腦疽屬少陰,發背屬太陽,皆不當誤投寒涼”云云,再次肯定了丁氏臨證善於運用六經理論指導的特點。曹氏這兩篇文字,與丁氏的大量治驗,有力地證明了“六經”不僅為傷寒而設,也完全能用以指導治療雜證。
成都著名眼科專家陳達夫先生,曾著《眼科六經法要》一書,即用六經來辨治眼病。江西著名老中醫楊志一先生,對血吸蟲病的治療,也用六經理論為指導(詳見《楊志一醫案醫話集》一書)。
至於急腹症的非手朮治療,近30年來進展很大,究其基礎,主要還在於仲景陽明篇的有關論述,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
4個人的臨床體會
我治病既用《傷寒論》方,也採用時方,由於實際情況的需要,還有些自擬方。在這方面,我沒有偏見,也沒有偏好。宋代傷寒大師,我們江蘇的許叔微說過:“師仲景心,用仲景法,而未嘗泥仲景之方”。我想這個態度是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
茲依六經病順序列述臨床應用:
4.1太陽病方包括:
一是桂枝證類,一是麻黃證類,一是五苓證類,以此三類為主,如再加上葛根湯類,就是四類方。其他有的是變證、壞病、兼證,實際上已不是太陽範圍,或不是單純的太陽病了。有人說,太陽病篇幅最大,證治內容也最多,所以太陽病也最多,這是不對的。如“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6條),說的是汗後出現的病變,還是太陽本身的病呢?又如著名的瀉心湯,除生薑瀉心湯是由於汗後胃不和外,都是由於誤治而成,五瀉心證的病位都已不復在太陽,而在胃、脾、腸了。
桂枝湯證的特點是營衛不和。“營衛不和”之表證,是仲景的一個新總結,要說理論,這就是一個創造性的理論,桂枝湯能通陰和陽,調和營衛,發中有斂,以補為通。臨床上根據這個特點,我用桂枝湯治雜病的汗出異常,包括多汗、自汗、無汗、某處多汗或某處汗閉,以及凍瘡、低熱、蕁麻疹、冬季皮炎、皮膚疹癢症、鼻炎(特別是過敏性鼻炎)等,只要符合營衛不和的診斷,無裏熱,苔薄白者,均有良效。此外,隨證加減應用,更為廣泛,如本方加龍骨、牡蠣名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原治男子遺精,女子夢交,現用於治療神經症、性神經衰弱、遺尿等,可益真陰、斂浮陽、調開合。小兒支氣管炎後期,體虛邪戀,營虛衛弱,症見發熱、咳嗽、多汗、面色蒼白、精神萎靡、舌淡嫩、苔薄白,而出現心陽不振之變證者,採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以補虛扶陽,調和營衛,亦變法也。桂枝加葛根湯,除用於表寒虛證兼有項背強痛,轉側不利者外,如重用白芍、葛根,並加赭石、龍骨、牡蠣,對伴有頭項強痛的高血壓患者,能顯著改善症狀,並能治療落枕。原發性坐骨神經痛,乃風寒濕邪侵襲太陽經絡所致,可用本方加附子以溫陽驅寒,加重芍藥、甘草之量以濡筋緩急,取芍藥甘草湯意,對腿有縮短感之患者效佳。手朮後腸粘連引起慢性不完全性腸梗阻,出現腹痛、腹脹、氣上沖者,中醫責之氣機不暢,予桂枝湯加重桂枝量以溫通氣機,氣機通暢,則痛脹自解,其劇者可加九香蟲、蛻螂蟲,當可速解。心律不齊伴有胸滿者,用桂枝湯去芍藥治之,因其為陽氣虛弱不能為血帥,而治節無權,遂成心律不齊,出現脈結代,伴見胸悶之候,有溫陽通脈之功,因胸悶為陰盛,故去芍藥。胃院寒痛用桂枝湯加高良薑、香附、蘇葉能和營溫中,行氣止痛。本方加當歸身、從蓉、杏仁、白蜜治老年習慣性便秘,能和胃養血,潤腸通便。本方加黃耆、飴糖,即黃耆建中湯,對胃肮疼痛、喜溫喜按、暖氣吞酸、大便稀溏,面色少華、神倦肢軟、舌淡脈弱之脾胃虛寒型之潰瘍病及慢性胃炎、慢性消化不良,有補氣建中、緩急止痛之功。本方加鹿角片善通督脈而治腎虛腰痛。本方加土茯苓、豨簽草、地鱉蟲、尋骨風、炙蜂房治類風濕性關節炎而關節變形者,能溫經通絡,泄化疲毒,而消腫定痛。本方去芍藥加五味子、乾姜、細辛治寒咳氣逆,能溫肺定咳。本方加佛手、砂仁善治體虛婦女妊娠嘔吐,有和營調氣、安胃降逆之功。本方加附片、瓜萎、薤白治陽虛型冠心病胸痛,能溫陽宣痹,通絡止痛。本方去芍藥加黃耆、地龍、歸尾、紅花治腦血管意外後遺症偏癱,有化瘀通絡,振頹起廢之功。本方加歸身、天麻,重用大棗治貧血眩暈,有養血和營,補氣定眩之效。總之,是以營衛不和(桂枝法)、中陽不運(建中法)為主要目標。
麻黃湯的特點是無汗表實、表寒。麻黃湯是辛溫解表、發汗定喘之重劑。凡肺炎初起、上感、喘息型支氣管炎和支氣管哮喘者均可使用。外有風寒,裏有鬱熱,用麻杏石甘湯,為治療肺炎、支氣管感染、百日咳、急性喉炎等肺系疾病的有效良方。對外有風寒裏有水飲之哮喘實證,小青龍湯有特效。對腎小球腎炎初起,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加茅根、益母草有效,方中生薑可改為生薑皮,梓白皮改為桑皮。本方加白朮名麻黃加朮湯,治風濕在表、一身重痛之慢性風濕關節炎、風濕性肌炎,以及蕁麻疹之遇寒即發者,得微汗即愈。同時寒濕之邪侵襲太陽經脈,使經氣不舒,陽氣不能外達而上背冷者,服此可以散寒濕,舒經氣,陽氣外達,則背冷自除。本方去桂枝,加慧該仁,名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用於一身盡痛,發熱、日哺所劇者的慢性風濕關節炎、風濕性肌炎,有散寒、除濕、利氣、和絡之功。對於發熱,關節紅腫熱痛之急性風濕病,應加秦艽、忍冬藤、連翹、石膏、知母以泄邪熱。本方加黃芩、魚腥草、桃仁等治療乳幼兒病毒性肺炎,有宣洩清解、定喘止咳之功。
以上均屬太陽經證。治太陽腑證的五苓散,可用於腎炎、尿儲留、顱內壓增高綜合征、梅尼埃病、鞘膜積液,能溫陽化氣,健脾利水。至於陰虛水熱互結於膀恍者,則用豬苓湯。
4.2陽明病方
陽明病也分經腑二證。在經者為無形熱邪彌漫上、中二焦,當清,用白虎或人參白虎。這在急性熱性病中應用的機會很多,熱甚必然耗津傷氣,所以仲景用白虎加參的處方,比單用白虎者為多。清代顧松園不用參,用麥冬、竹葉。歷代善用石膏者,明代有繆仲淳,清代有餘師愚、江筆花、顧松園、吳鞠通以及近代的張錫純。他們之用石膏,雖各有體會,但無不以仲景為宗。白虎湯多用於急性傳染病或非感染急性熱病之極期階段,如乙腦、流腦、流行性出血熱、大葉性肺炎、敗血症等,以清熱生津,除煩止渴,控制病情之進展。白虎湯也用於雜病,如胃有鬱熱之胃炎、糖尿病、曆節病之屬熱屬實者(多見於急性風濕熱),本方加蒼朮名白虎加蒼朮湯,加桂枝名白虎加桂枝湯,此二方近代多用於治療急性風濕熱之關節疼痛明顯者,有較佳之療效。在腑者,為熱邪與燥屎相合,搏結於裏,此時用清法,則無異揚湯止沸,必須釜底抽薪,才能解決問題。三承氣湯及後世的三一承氣湯(實即3個承氣湯同用,其藥物組成,也就是大承氣湯加甘草)、增液承氣、黃龍湯等,都是臨床治療急性熱病裏熱實證常用之方。在雜證方面,則尤以急腹症時應用它的機會為多,如急性闌尾炎、腸梗阻等,均可服用之,能峻下熱結,解除梗阻。
4.3少陽病方
如果說,太陽為表,陽明為裏,那麼,少陽處於半表半裏。實際上少陽主要是以正虛邪戀為其病機,所以所謂“和解”也主要是指扶正達邪的治法。和法的代表方小柴胡湯在臨床上應用也很廣泛,如肝炎、慢性膽囊炎、瘧疾、腮腺炎、低熱、鼻病,梅尼埃病,只要符合往來寒熱、心煩喜嘔、默默不欲食、胸脅苦滿(悶)中之一二條,投之均有良效。至於小柴胡湯證兼太陽之表者,則用柴胡桂枝湯;兼陽明之裏的,則用大柴胡湯。前者常用於流感發熱,後者常用於膽囊炎、膽石症、急性胰腺炎等。又日本學者常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療癲癇,老友周康用此方去人參、大棗、生薑、加桃仁、紅花治療精神分裂症,有較佳療效。
4.4太陰病方
太陰病為脾胃虛寒證,但也有熱證,由於太陰屬脾土,故多為濕熱。如果說太陰只有虛寒而無實熱,就太絕對了。有人說三陽為表證、熱證、實證,三陰為裏證、寒證、虛證,這也太簡單化了。三陽也有裏證、寒證、虛證,三陰也有表證、熱證、實證,這就是事物的多樣性,一般中的特殊。當然原文說過“自利不渴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而且提出“宜服四逆輩”,但是僅就“自利不渴”而言,原文中沒有的,我認為可在太陽篇以及與太陰為表裏的陽明篇裏找。如瀉心湯證,就是治脾胃濕熱的方子,而不見於本篇,見於太陽篇,不能說凡是在太陽篇的就一定是太陽病。只能說放在太陽篇,以示其病之來路而已,或者說是被整理者搞亂了,也未可知。太陰病本無理中方,理中一方見於霍亂篇。臨床上理中湯、丸常用於治療虛寒性胃炎、潰瘍病、慢性腸炎。太陰實熱證,多為濕熱阻于中焦,仲景的生薑、半夏、甘草三個瀉心湯,以苦降辛開為組方宗旨,大大啟發了後人治濕熱之法。臨床用以治療胃腸疾患濕熱俱盛者,如胃炎、潰瘍病、腸炎等,都可以加減使用之。
4.5少陰病方
少陰為水火之臟。水臟指腎屬足少陰,火臟指心屬手少陰。少陰篇的四逆湯、四逆加人參湯古稱回陽救逆,實際上是強心劑。先師章次公先生對仲景治療熱病考慮到心力衰竭這一點,曾多次撰文稱道。20世紀80年代天津南開醫院將四逆湯改成注射液,用於搶救休克,收到很好的效果。認為四逆湯有升壓、改善微循環、強心、鎮靜的作用。至於附子的用量,當因時、因人制宜(不僅是四逆湯)。我的經驗,可從小劑量(6g、9g)開始,如無反應,可以遞增,並宜用制附子,或先煎半小時始妥。近年來與山西李可老大夫交往,很有啟發。他對《傷寒論》做過精深的研究,特別是使用附子,大大突破常規用藥,並取得顯著的療效。他認為凡是有陽虛徵象者,必重用附子,不得少於45g,視病情可用至90g,150g,200g。四逆湯救治心衰,確有回陽救逆之功。但他認為四逆湯雖補陽而救脫不足,需配合張錫純救脫而補陽不足的“來復湯”,才能互補而臻完善。他創“破格救心湯”重用制附子、山萸肉後發生了質變,更增入磁石,吸納上下,維繫陰陽;麝香開竅強神,開中有補,是扶正固脫,救治心衰,乃至全身衰竭的效方。方中關鍵是附子非重用不足以奏功,伍以炙甘草,既可解附子之毒,又可以甘緩之性使姜附逗留於中,則溫暖之力綿長而擴達於外,使逐陰回陽之力持久。(請閱山西科學技朮出版社印行的《李可老中醫急危重症疑難病經驗專輯》)李老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但必須認證準確,始可放膽用之,不可孟浪也。(破格救心湯:制附子30一100一200g,生薑60g,炙甘草60g,高麗參10一30g,另煎濃汁兌服,山萸肉60一12g,生龍牡粉、活磁石粉各30g,庸香0.5g,分次沖服。加水2000ml,文火煮取1000ml,5次分服,2小時1次)
炙甘草湯也見於太陽篇,我認為應該是少陰病,其治在心。此方的加減方,可用於急性熱病後期心陰損傷,如葉天士、吳鞠通的復脈法(即本方去參、桂、薑,加三甲);也可用于陰虛型虛勞。各種原因引起的心律失常而證見陰虛或氣陰兩虛者,用仲景原方有良效,可以補氣滋陰,養血復脈,同時還可以用於心房顫動及心房撲動、風濕性心臟病而出現心律不齊,伴見心悸氣短、脈細弱結代者;也可用於手心多汗(手心為心包絡所主,心包絡為心之外衛,與心並論,汗為心液,多汗乃心陰不足,故宜益氣斂陰以止汗)及舌裂(舌為心苗,陰血不足,則舌生裂紋),亦有佳效。方中人參不宜入煎劑,而以研粉吞服為好,除急救用大劑量煎湯服,其他不必用大量,一般每次以1.5一3g即可。
少陰篇的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都可用于急性腎炎初起而見脈沉弱、面色蒼白、舌淡的患者。而真武湯又為慢性腎炎、心衰、肺心病常用之方。真武去生薑加人參,名附子湯,用於心衰患者,更為恰當。
4.6厥陰病方
厥陰篇情況比較復雜。陸淵雷先生曾稱厥陰病是千古疑案。近閱忘年交劉力紅教授所著《思考中醫》(即《傷寒論導論》)一書,對厥陰病之闡發,可謂是“破千古之疑”也。他認為消渴是厥陰病最重要的一個證。三陽之渴,多有特徵(太陽之渴用五苓散,陽明之渴用白虎湯,少陽之渴用小柴胡湯化裁);三陰病中,太陰沒有渴,即使有渴,也不欲飲,所以三陰只有少陰與厥陰有渴。少陰之渴是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小便色白,一派陰寒之象,其渴需用四逆湯類。除此四經之外的。一切不典型的口渴,皆屬於厥陰渴的範疇。凡是口渴而不具備上述四經特徵表現的,可以大致判斷這是與厥陰相關的疾病。因此,口渴,特別是渴而不欲飲,渴而能消者,對於厥陰的診斷無疑就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厥陰病治渴的專方,則非烏梅丸莫屬。消渴包括糖尿病在內,最新研究表明,胰島素的不足,僅僅是一個方面,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機體組織細胞對糖的利用發生障礙,血糖高,不是糖太多了,卻是機體組織處於缺糖的狀態。正是由於不足,為了不足,所以才出現易饑的現象,實質上應該設法解決糖利用過程中的障礙,糖尿病的諸多問題,才會迎刃而解。糖的代謝、利用障礙,是“土”系統的障礙,而根本則在“木”系統,而木又為“水”所生,涉及肝、脾、腎三臟,所以烏梅丸的組合,溫熱藥占七味,寒涼藥僅三味,且重用烏梅,“將欲升發之,必固酸斂之”。該丸除治蛔厥、久利、消渴,尚可用於巔頂頭痛、睪丸腫痛等病。這些見解,很有啟迪。個人認為,厥陰病的主要病機是寒熱錯雜,主要病變臟器是足厥陰肝。其治法,寒熱錯雜者,寒熱並用,熱勝清熱。熱而實者,清而兼下,寒勝溫臟。虛而寒者,用溫而兼補,大率不過如此。對急性熱病人於肝經而見高熱、驚厥、動風、傷陰者,原書沒有明確描述與方治(335條“厥應下之”,350條白虎湯,可能有關,但亦語焉不詳),後世羚羊鉤藤湯可以補充。至於篇中的烏梅丸,除常用於膽道蛔蟲症見寒熱錯雜者外,還可用於慢性痢疾、滴蟲性腸炎,腦震盪頭痛(乃外傷後引起氣血紊亂,陰陽不相順接所致,與厥陰病之病機相符,故取本方,使氣血平順,陰陽順接,其恙自除)等疾患。四逆散用於肋間神經痛、膽道蛔蟲症偏氣鬱者(加烏梅、川楝子)、泄利後重(加薤白),以及慢性肝炎、膽囊炎、膽石症、乳腺炎、胃炎等疾患。白頭翁湯用於急性腸炎、痢疚,先師章次公先生常用此方治痢,重用秦皮,加白謹花、木香、紅茶、檳榔、地榆等,收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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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的理論,簡言之,就是辨證論治的理論,它是通過“六經證治”具體表現出來的。千百年來,一直指導著中醫臨床實踐,後世許多新的總結和新的框架,前者為八綱八法,後者為溫熱病的衛氣營血、三焦辨證方法,都是在六經證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六經證治的實質,主要包括了對疾病按照經絡、臟腑定位和按照表裏虛實寒熱陰陽定性以及在這兩個基礎之上確定的治療大法。這三者構成了辨證論治的基本內容。六經辨證體現了中醫學理、法、方、藥的一致性,論證立法,以法組方,相當嚴謹,往往不容絲毫假借。當然,由於時代的發展,對於疾病的認識更加深人準確,治療手段也有所發展,新的藥物和新的方劑不斷湧現,大大補充了仲景之學。但仲景的《傷寒論》不僅仍是中醫臨床體系的奠基石,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其辨證論治的法度,足資後世學習研究,更具現實意義。師仲景之意,用仲景之法,得仲景之心,對今日臨床水準的提高,仍然是必要的。《皇漢醫學叢書》在“醫戒十則”裏指出:“醫有上工,有下工。對病欲愈,執方欲加者,謂之下工。臨證察機,使藥要和者,謂之上工。夫察機要和者,似迂而反捷。此賢者之所得。愚者之所失也。”要做到臨證察機,使藥要和,就學習《傷寒論》來說,不僅要辨病脈證並治,還要“審察病機,勿失氣宜”。我們一般對病機比較重視,但對“氣宜”則往往注意不夠,也就是對時相、運氣不僅不重視,而且知之甚少,就距“上工”很遠了。就很難成為“蒼生大醫”。為了深入學習《傷寒論》,更靈活地運用《傷寒論》之方,解決更多疑難雜症,建議中青年同道,利用時間讀一讀《思考中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一本好書,必得大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