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伤寒论文献通考》的两点疑议

钱超尘先生之《伤寒论文献通考》,资料广博。论据充分,论述严谨,是第一部从文献方面系统研究《伤寒论》的著作,笔者读之,受益非浅。但是在研读的过程中,笔者对两处论述稍存疑议。不揣鄙陋,请试言之。

叔和整理仲景遗文于220～235年?

钱超尘先生据“近代”二字和从史志中推断《魏中经薄》载有仲景著作,以及对魏国社会治安文化建设的考证,认为叔和整理仲景遗文的时间可缩小范围至220～235年(235年为《魏中经薄》成书年代)。笔者认为钱超尘先生此番论证之论据说服力稍嫌不够。

其一,皇甫谧之“近代太医令”数字推出王叔和整理时间在其《针灸甲乙经》成书之二十三、四年之前,难令人信服。钱超尘先生认为:根据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和人们的共识,称“近代”人者,至迟在二十至三十年以上,取其中,为二十三、四年。我们知道,古人称“近代”为多少年的时间跨度我们很难推断,而现代人称“近代”,是四五十年甚至近百年也有可能。笔者认为皇甫谧称王叔和为“近代”,以区别于汉之华佗、张仲景,且于序中提及(序写于魏甘露元年),当理解为王叔和与皇甫谧同处于汉代以后之魏,且长于后者。在皇甫谧写序之前,王叔和已整理仲景著作完毕。

其二,魏文帝、明帝时期对社会治安和文化施行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从客观上为书籍的整理撰次提供了某些条件。这一论据只能说明王叔和可能整理仲景遗著于文、明二帝时期。魏国存于220～265年,魏文帝、魏明帝时为220～237年,这一时期因为二帝的积极措施,使魏国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二帝之后,其实施的政策对魏国的影响仍然存在,魏国的社会状况仍较稳定。齐王等帝承袭先祖遗制,尚重视经济文化的发展。则叔和于文、明二帝之后整理仲景遗文不无可能。又皇甫谧于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前后仍整理编著《甲乙经》,文、明二帝之后叔和为什么不可能整理仲景遗文呢?

其三,《魏中经薄》不一定载仲景著作。《魏中经薄》成书于235年,若王叔和在235年之前尚没有完成整理工作,则《魏中经薄》不可能收载。若取马继兴先生的观点(见《中医文献学》1990年10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第114页),将王叔和整理仲景遗文之下限定为公元256年,则其距荀勖撰《晋中经薄》时间颇近(《晋中经薄》撰成于公元279年),《晋中经薄》很有可能收录王叔和整理的仲景著作。故笔者认为当分两种情况:叔和为太医令,其整理之著作宫中当有收藏。若叔和于公元235年之前已整理仲景著作完毕,作为秘书郎的郑默撰《魏中经薄》,很可能收录王叔和整理的著作。如果王叔和在公元235年尚未完成整理工作,或直至皇甫谧撰《甲乙经序》之前不久方整理完毕,则距荀勖之《晋中经薄》撰成之日(公元279年)不远,《晋中经薄》当收录有王叔和整理仲景遗文的著作。其后的《晋中帝四部目录》、《七志》、《七录》均在前代目录学著作之上加编时人新著及遗文旧书而成,直至《隋书·经籍志》。其中的承接关系,钱超尘先生在《伤寒论文献通考》中已阐述十分清楚,兹不赘述。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王叔和整理后的仲景著作有所离析,到《隋志》则有数种书籍记载了。所以笔者以为,王叔和整理仲景遗文而成的著作,或首载于《魏中经薄》,或首载于《晋中经薄》,二者当居其一。《晋元帝四部目录》之后,皆袭而录之,且收载各时期离析了的各本。至于离析于何时,钱超尘先生有所论述,可参而阅之。

总而言之,笔者以为将王叔和整理仲景遗文的时间缩为公元220～235年还须更详实可靠的资料进一步论证,暂取马继兴先生之观点为妥。

《金匮玉函经》等于《辨伤寒》?

钱超尘先生在《伤寒论文献通考》中言:“《金匮玉函经》在东晋以前称为《辨伤寒》,在东晋葛洪以后,称为《金匮玉函经》”(第44页),也就是说《金匮玉函经》和《辨伤寒》是同一本书,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即《金匮玉函经》等于《辨伤寒》。笔者对此也有疑议。

钱超尘先生在阐述仲景著作源流关系时已考证出:《隋志》中已有《张仲景方》十五卷和《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并载,这说明《辨伤寒》在隋之前早就离析出来了。据其论述,此书可能在《张仲景方》撰次以后不久即析出。而《金匮玉函经》,到《宋史·艺文志》中方有记载:“……张仲景《伤寒论》十卷。……《金匮玉函经》八卷,王叔和集。”此处,《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并列。钱超尘先生又考证出《伤寒论》即前之《辨伤寒》,又曰:林亿等校正《伤寒论》之底本,推其原始,亦为《辨伤寒》,故《辨伤寒》作为仲景著作之伤寒部分,自析出后一直流传,经宋臣校正,流传至今。钱超尘先生在文中也一直强调这一点。至于《金匮玉函经》,其析出较《辨伤寒》晚。如《伤寒论文献通考》中记:《伤寒论》早就单独传抄流行,在其后的演变和流传过程中已不包括在《张仲景方》十五卷之内。而《金匮玉函经》在后唐长兴三年被离析之前一直是《张仲景方》的组成部分。在《宋志》中也是《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二者并列记载。可知后唐之后《辨伤寒》和《金匮玉函经》并而流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二书出处相同,析出时间不一。应是一书之两种传本,而不是完全相等。也就是说,二者内容相似,但析出后流传体系不一。故不能说《金匮玉函经》在东晋以前称《辨伤寒》,之后称《金匮玉函经》。

马继兴先生更提出《金匮玉函经》之传本体系可能有二:其一之祖本与传世《伤寒论》同,其二之祖本为《伤寒杂病论》(《中医文献学》第121页)。“祖本与《伤寒论》同”之论据为:将《千金翼方》中(卷9～10)的《伤寒论》佚文与今之《金匮玉函经》和宋本《伤寒论》比较发现内容大同,但文字与前者更为接近。故《千金翼方》中的《伤寒论》佚文底本应为《金匮玉函经》,而三者之祖本是一致的。“祖本为《伤寒杂病论》”之论据为:唐慎微《证类本草》中引用了一种《金匮玉函经》古本,其中有5条条文即:治误饮馔中毒者方,治小儿撮口方,治小儿中蛊方,治小儿羸瘦方,治五噎心膈气方。可见此种传本中还包括杂病部分(五噎心膈气)、小儿病部分和食禁部分内容,且多为传世它本所缺者。故唐氏《证类本草》所引《金匮玉函》本之祖本当为《伤寒杂病论》。当然其内容主要为伤寒部分,仅有少量其他佚文。

由马继兴先生的考证可知《金匮玉函经》之传本至少有二,其中一种传本之祖本和《伤寒论》同,与钱超尘先生之《金匮玉函经》东晋以前为《辨伤寒》,东晋以后为《金匮玉函经》的观点相异。故《金匮玉函经》和《辨伤寒》不是一本书。

笔者以为,《辨伤寒》是从《伤寒杂病论》中早期析出的、单独流传至今的一种伤寒传本,《金匮玉函经》为后唐之际离析的又一传本,其流传体系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