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文章:王教授现象说明中医教育亟待改革
2012-02-27 00:50 6楼
邓老判定王教授“不称职”
邓老没有指出“王教授”对中医的哪一个理论、哪一条知识缺乏了解掌握,
也没有指出“王教授”对中医的哪一项技术不够熟练,
更没有指出“王教授”对患者的治疗比哪一位称职教授差。
那么邓老究竟依据什么来判定“王教授”不称职?
看来只有一个原因:
“王教授”对自己所掌握的理论和知识提出了质疑,
“王教授”对自己所掌握的中医技术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王教授”对自己的治疗效果提出了质疑。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王教授”干的比“称职”的差、只是对中医提出质疑,于是就被扣上了“不称职”的帽子
这可就是个大问题了。
“王教授”在退休前不敢发表这样的言论,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现在的事实证明了“王教授”的担心是事实。
不允许质疑、只允许相信,让人首先想到的是“邪教”?
“对质疑者的所提质疑不予回应、只会给人扣上大帽子”的方法,让人首先想到的是“恐怖”!
邓老没有指出“王教授”对中医的哪一个理论、哪一条知识缺乏了解掌握,
也没有指出“王教授”对中医的哪一项技术不够熟练,
更没有指出“王教授”对患者的治疗比哪一位称职教授差。
那么邓老究竟依据什么来判定“王教授”不称职?
看来只有一个原因:
“王教授”对自己所掌握的理论和知识提出了质疑,
“王教授”对自己所掌握的中医技术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王教授”对自己的治疗效果提出了质疑。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王教授”干的比“称职”的差、只是对中医提出质疑,于是就被扣上了“不称职”的帽子
这可就是个大问题了。
“王教授”在退休前不敢发表这样的言论,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现在的事实证明了“王教授”的担心是事实。
不允许质疑、只允许相信,让人首先想到的是“邪教”?
“对质疑者的所提质疑不予回应、只会给人扣上大帽子”的方法,让人首先想到的是“恐怖”!
2012-02-27 08:35 8楼
北京晨报:方舟子称中国人不缺“敬畏”——是易轻信 甚至迷信
敬畏,一个神圣的字眼,敬畏祖先、敬畏神灵、敬畏自然、敬畏公平正义……
特别是百年以来,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建设国家,抑或是重建道德,敬畏总是绕不开的话题。
然而,现代化的到来,总是伴随着对传统价值的冲击,从启蒙运动开始,敬畏和现代性似乎一直都冲突不止、纠缠不清。现代化的建立,曾经以“去敬畏化”为基础。
敬畏与道德无关
北京晨报:很多人说今天的中国缺乏敬畏,你认同吗?
方舟子:我不赞同。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敬畏,而是太容易轻信,是什么都信。可能中国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统一的敬畏,但却从来不缺乏敬畏,从古至今,中国人信神、信命、信祖先、信圣人、信书,乃至信金钱、信风水……所以说,没有敬畏的说法不对,相反的是信得太多了,甚至迷信得太多了。
北京晨报:不少人认为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骗子横行、##成风等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敬畏缺失,你怎么看?
方舟子:我也反对。这是两回事。一个人有没有敬畏,和他有没有道德是不相干的,没敬畏的人未必就没有道德观念,有敬畏的人,也未必就道德高尚。实际上,有敬畏而干坏事的还少吗?希特勒也有敬畏,恐怖分子也有敬畏。
缺的是理性思维
北京晨报:那么在你看来,当今社会缺少的是什么?
方舟子:缺的是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敬畏,往往是没有证据、甚至是有相反证据,但他仍旧相信,无条件地信,并且为之辩护。这跟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相悖,理性的思维要求逻辑严密的论证,以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科学精神则要求不断地怀疑、求证。所以说,敬畏和理性、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敬畏的传统,但是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读中国的古书,其中有不少逻辑很混乱,其实就连逻辑这个词也是外来的。
北京晨报: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又和当代的社会问题有什么关系?
方舟子: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人们遇事就容易轻信,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问题的蔓延,比如说骗子横行,人们倘若都有怀疑和求证的精神,恐怕就要少很多,再比如##,如果人们对于ZF官员的行为有追根究底的观念,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贪污##。凡此种种,许多问题,就是由于轻信,不去挖掘他,不去认真思考,结果才会发生。
培育理性的思维、科学的精神,才是真正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道路,敬畏固然可以让人向善,但同样也有它的负面性。更重要的是,敬畏和理性思维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对的观念,因此,通过敬畏改世界,未必就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现代化世界。
现代化需要理性思维
北京晨报:敬畏和现代化是矛盾的吗?
方舟子:现代化的建立,必须要有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自然的认识,从敬畏角度来说,可以认为万物有灵,风有风神,雨有雨师,这就可以了,不会有更深的认识。但是如果用科学精神和理性的思维去考虑,就会去探究自然的奥秘,人对于自然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如此,理性的思维、科学精神,让人不断地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人类发展的,社会制度的架构、法律的制定、社会关系的规范等,就会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体系,现代化依此而生,也因此而得以发展。
北京晨报:那么,现代人不需要敬畏吗?
方舟子:敬畏应该是自由的,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敬畏,那是不对的,反之亦然,必须不信什么,也是不对的。自由的敬畏是现代化的特征之一,种种推动、号召、甚至强制性的敬畏,并不符合现代规则。
现代化没有捷径
北京晨报:既然敬畏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还一直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此?
方舟子: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懒惰的方法,可能提倡敬畏的人觉得,如果大家都相信某一个东西,某一种价值,那么社会就会变好。他们把敬畏当作一种捷径,因为建立一种敬畏,要比培养一个人的理性思维容易得多,特别是在没有理性思维传统的中国,让一个人敬畏什么东西容易,让他有怀疑和求证的精神难。
北京晨报:那么,重建敬畏究竟能否让社会变得更好?
方舟子:有敬畏,或者说有共同敬畏,可能真的会变好,但也可能走上另外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这并非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社会所必需的。理性思维才是基础的现代观念。这是无法通过敬畏来建立的,只有一步一步慢慢走,没有捷径。
去敬畏化才现代化
北京晨报:理性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方舟子:理性的思维,追根溯源,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已然存在。但直到启蒙运动开始,方才发扬光大。西方在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入,带动了对于社会科学的思考,很多原本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被推翻,人们不再盲信,而是要问为什么。典型的理论,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合理性,他将合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其中的工具理性,正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
北京晨报:相较于敬畏,理性的好处是什么?
方舟子:理性思维最大的特点,是使人们不再盲信,甚至迷信。在现代化理论之中,理性和敬畏可以说是相对的两面。敬畏是不讲证据的,只要信就好,不会去推敲,不管为什么。而理性则讲证据,要符合逻辑,经得起推敲。无论科学的发展,还是社会制度的演变,其实都不能缺少理性的思维。所以,去敬畏化才能现代化,这是有道理的。
理性意味着进步
北京晨报:敬畏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吗?
方舟子: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世俗,超现实层面的东西并非完全消失,但是也在逐渐去除掉神秘力量的作用。同样是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去魅”,他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北京晨报:理性意味着人类的进步?
方舟子:是的。集体的盲信会产生集体的无意识。理性思维则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独立思考。从大处说,它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探求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从小处说,它至少让人不再轻易上当受骗。
敬畏与社会问题无关
北京晨报:我们知道,即便是现代西方,也存在着普遍的敬畏,这难道不能说明敬畏的重要性吗?
方舟子:敬畏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它包含两个方面,敬畏的自由,不敬畏的自由。敬畏这个的自由,敬畏那个的自由。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批判的自由,这涉及言论自由。现代很多人一说到敬畏,就不准批判,这与现代性是相违背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才算好,没敬畏就有问题,这种观念显然也不对。
北京晨报:有没有敬畏是不是并非社会问题的原因?
方舟子:是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世俗化的,去宗教化的,开放的自由的。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本身是对思想的一种束缚。特别是坚定地敬畏某种东西就是对的,不论是理性的角度,还是科学的精神,都不该如此。人可以有敬畏,也完全可以没有敬畏,这都取决于一个人本身的选择,而且是思想成熟之后的选择,和社会问题没有关系。
敬畏不是救命稻草
北京晨报:敬畏不是必须的,但有敬畏的人是不是更好呢?
方舟子:不一定。没敬畏的人未必就一定是坏人,有敬畏的人也未必一定就是好人。敬畏从来都有两面性,它既可能让人向善,也可能给坏人提供心理安慰。黑手党中很多人在犯罪之后又去忏悔,忏悔完了可能就会觉得心安理得,下一次接着犯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也经常能看到,可以说,在这种人身上,敬畏不仅仅是安慰,还给他们提供了支持。美国有一个调查,在美国的罪犯里面,没有敬畏的人不到百分之一,而在普通的美国人中,没有敬畏的占百分之十几。
北京晨报: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方舟子:一个人犯罪,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敬畏,但更多的,是他对法律的不尊重,对社会秩序的轻视,对公众谴责的不在乎等。大到社会问题,原因各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等,但不大可能是因为没有敬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文革”的时候人们都说敬畏,那个时候比现在好吗?
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
北京晨报:犯罪、诈骗、贪腐等和敬畏无关,但是道德伦理也和敬畏无关吗?
方舟子:我认为是的。道德是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是一个群体在漫长的时间里共同选择的最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规则,因此,它也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之一。所以说,道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敬畏更多是感性的。这两者不同。没有敬畏的人,也有道德感,有敬畏的,也未必全都遵循道德。特别是敬畏非常虔诚的,往往会做出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这样的例子不少。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反而在有的人身上会冲突。
北京晨报:冲突是如何产生的?
方舟子:这就是需要注意的问题。道德伦理等,都有它的时代性,它会根据时代、社会环境、历史发展等而随之变化。所以并非所有的道德都是合适的,比如三从四德,在古代是金科玉律,在现代显然不合适了。人类的道德总是在汰旧换新,有不适合的,就会被摒弃,有新的,会纳入。但是有敬畏的,往往不会考虑道德本身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原则往往是很难变化的。
盲信为负面现象提供土壤
北京晨报:既然理性思维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却一直缺失呢?
方舟子: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后天的培养。现代社会中理性思维的崛起源自启蒙运动,是建立在人性的解放,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并没有人性解放的基础。近代以来,虽然逐渐开始现代化的社会体系,但时间毕竟太短。
北京晨报:理性缺失的后果是什么呢?
方舟子:恰恰就是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比如骗术横行,假货充斥、贪腐、不诚信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咎为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人们的轻信,甚至盲信给这些负面现象提供了土壤,让它们得以成功、蔓延。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敬畏并不能治病,理性思维才可以?
方舟子:是的。理性思维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理性思维,即便是一时解决了问题,但依旧会重蹈覆辙,上一次当,还会再上第二次、第三次。
科学和理性应该是主流
北京晨报:如何建立理性的思维呢?
方舟子:首先应该从基础教育做起,现代的教育中,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甚至相反,教人盲从、轻信,教人尊重权威、尊重已有的结论、知识等,这不应该是现代教育的状态。古人尚且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尚且知道当仁不让于师,现代人怎么反倒教人盲信呢?基础教育之外,社会环境的培养也同样重要,应该更多地通过科学普及,现代知识的普及,增强理性精神的培育,让科学和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流。
北京晨报:这种精神的建立需要多久?
方舟子: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说启蒙中国,也100多年了,但是为什么理性思维的建立这么艰难?还是因为有很多人相信敬畏是改变社会的捷径,相信敬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本身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理性思维的普及,首先需要改变这种观念,然后才能谈到成功的时间问题。
敬畏,一个神圣的字眼,敬畏祖先、敬畏神灵、敬畏自然、敬畏公平正义……
特别是百年以来,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建设国家,抑或是重建道德,敬畏总是绕不开的话题。
然而,现代化的到来,总是伴随着对传统价值的冲击,从启蒙运动开始,敬畏和现代性似乎一直都冲突不止、纠缠不清。现代化的建立,曾经以“去敬畏化”为基础。
敬畏与道德无关
北京晨报:很多人说今天的中国缺乏敬畏,你认同吗?
方舟子:我不赞同。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敬畏,而是太容易轻信,是什么都信。可能中国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统一的敬畏,但却从来不缺乏敬畏,从古至今,中国人信神、信命、信祖先、信圣人、信书,乃至信金钱、信风水……所以说,没有敬畏的说法不对,相反的是信得太多了,甚至迷信得太多了。
北京晨报:不少人认为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骗子横行、##成风等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敬畏缺失,你怎么看?
方舟子:我也反对。这是两回事。一个人有没有敬畏,和他有没有道德是不相干的,没敬畏的人未必就没有道德观念,有敬畏的人,也未必就道德高尚。实际上,有敬畏而干坏事的还少吗?希特勒也有敬畏,恐怖分子也有敬畏。
缺的是理性思维
北京晨报:那么在你看来,当今社会缺少的是什么?
方舟子:缺的是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敬畏,往往是没有证据、甚至是有相反证据,但他仍旧相信,无条件地信,并且为之辩护。这跟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相悖,理性的思维要求逻辑严密的论证,以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科学精神则要求不断地怀疑、求证。所以说,敬畏和理性、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敬畏的传统,但是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读中国的古书,其中有不少逻辑很混乱,其实就连逻辑这个词也是外来的。
北京晨报: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又和当代的社会问题有什么关系?
方舟子: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人们遇事就容易轻信,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问题的蔓延,比如说骗子横行,人们倘若都有怀疑和求证的精神,恐怕就要少很多,再比如##,如果人们对于ZF官员的行为有追根究底的观念,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贪污##。凡此种种,许多问题,就是由于轻信,不去挖掘他,不去认真思考,结果才会发生。
培育理性的思维、科学的精神,才是真正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道路,敬畏固然可以让人向善,但同样也有它的负面性。更重要的是,敬畏和理性思维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对的观念,因此,通过敬畏改世界,未必就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现代化世界。
现代化需要理性思维
北京晨报:敬畏和现代化是矛盾的吗?
方舟子:现代化的建立,必须要有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自然的认识,从敬畏角度来说,可以认为万物有灵,风有风神,雨有雨师,这就可以了,不会有更深的认识。但是如果用科学精神和理性的思维去考虑,就会去探究自然的奥秘,人对于自然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如此,理性的思维、科学精神,让人不断地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人类发展的,社会制度的架构、法律的制定、社会关系的规范等,就会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体系,现代化依此而生,也因此而得以发展。
北京晨报:那么,现代人不需要敬畏吗?
方舟子:敬畏应该是自由的,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敬畏,那是不对的,反之亦然,必须不信什么,也是不对的。自由的敬畏是现代化的特征之一,种种推动、号召、甚至强制性的敬畏,并不符合现代规则。
现代化没有捷径
北京晨报:既然敬畏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还一直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此?
方舟子: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懒惰的方法,可能提倡敬畏的人觉得,如果大家都相信某一个东西,某一种价值,那么社会就会变好。他们把敬畏当作一种捷径,因为建立一种敬畏,要比培养一个人的理性思维容易得多,特别是在没有理性思维传统的中国,让一个人敬畏什么东西容易,让他有怀疑和求证的精神难。
北京晨报:那么,重建敬畏究竟能否让社会变得更好?
方舟子:有敬畏,或者说有共同敬畏,可能真的会变好,但也可能走上另外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这并非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社会所必需的。理性思维才是基础的现代观念。这是无法通过敬畏来建立的,只有一步一步慢慢走,没有捷径。
去敬畏化才现代化
北京晨报:理性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方舟子:理性的思维,追根溯源,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已然存在。但直到启蒙运动开始,方才发扬光大。西方在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入,带动了对于社会科学的思考,很多原本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被推翻,人们不再盲信,而是要问为什么。典型的理论,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合理性,他将合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其中的工具理性,正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
北京晨报:相较于敬畏,理性的好处是什么?
方舟子:理性思维最大的特点,是使人们不再盲信,甚至迷信。在现代化理论之中,理性和敬畏可以说是相对的两面。敬畏是不讲证据的,只要信就好,不会去推敲,不管为什么。而理性则讲证据,要符合逻辑,经得起推敲。无论科学的发展,还是社会制度的演变,其实都不能缺少理性的思维。所以,去敬畏化才能现代化,这是有道理的。
理性意味着进步
北京晨报:敬畏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吗?
方舟子: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世俗,超现实层面的东西并非完全消失,但是也在逐渐去除掉神秘力量的作用。同样是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去魅”,他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北京晨报:理性意味着人类的进步?
方舟子:是的。集体的盲信会产生集体的无意识。理性思维则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独立思考。从大处说,它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探求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从小处说,它至少让人不再轻易上当受骗。
敬畏与社会问题无关
北京晨报:我们知道,即便是现代西方,也存在着普遍的敬畏,这难道不能说明敬畏的重要性吗?
方舟子:敬畏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它包含两个方面,敬畏的自由,不敬畏的自由。敬畏这个的自由,敬畏那个的自由。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批判的自由,这涉及言论自由。现代很多人一说到敬畏,就不准批判,这与现代性是相违背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才算好,没敬畏就有问题,这种观念显然也不对。
北京晨报:有没有敬畏是不是并非社会问题的原因?
方舟子:是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世俗化的,去宗教化的,开放的自由的。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本身是对思想的一种束缚。特别是坚定地敬畏某种东西就是对的,不论是理性的角度,还是科学的精神,都不该如此。人可以有敬畏,也完全可以没有敬畏,这都取决于一个人本身的选择,而且是思想成熟之后的选择,和社会问题没有关系。
敬畏不是救命稻草
北京晨报:敬畏不是必须的,但有敬畏的人是不是更好呢?
方舟子:不一定。没敬畏的人未必就一定是坏人,有敬畏的人也未必一定就是好人。敬畏从来都有两面性,它既可能让人向善,也可能给坏人提供心理安慰。黑手党中很多人在犯罪之后又去忏悔,忏悔完了可能就会觉得心安理得,下一次接着犯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也经常能看到,可以说,在这种人身上,敬畏不仅仅是安慰,还给他们提供了支持。美国有一个调查,在美国的罪犯里面,没有敬畏的人不到百分之一,而在普通的美国人中,没有敬畏的占百分之十几。
北京晨报: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方舟子:一个人犯罪,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敬畏,但更多的,是他对法律的不尊重,对社会秩序的轻视,对公众谴责的不在乎等。大到社会问题,原因各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等,但不大可能是因为没有敬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文革”的时候人们都说敬畏,那个时候比现在好吗?
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
北京晨报:犯罪、诈骗、贪腐等和敬畏无关,但是道德伦理也和敬畏无关吗?
方舟子:我认为是的。道德是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是一个群体在漫长的时间里共同选择的最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规则,因此,它也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之一。所以说,道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敬畏更多是感性的。这两者不同。没有敬畏的人,也有道德感,有敬畏的,也未必全都遵循道德。特别是敬畏非常虔诚的,往往会做出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这样的例子不少。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反而在有的人身上会冲突。
北京晨报:冲突是如何产生的?
方舟子:这就是需要注意的问题。道德伦理等,都有它的时代性,它会根据时代、社会环境、历史发展等而随之变化。所以并非所有的道德都是合适的,比如三从四德,在古代是金科玉律,在现代显然不合适了。人类的道德总是在汰旧换新,有不适合的,就会被摒弃,有新的,会纳入。但是有敬畏的,往往不会考虑道德本身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原则往往是很难变化的。
盲信为负面现象提供土壤
北京晨报:既然理性思维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却一直缺失呢?
方舟子: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后天的培养。现代社会中理性思维的崛起源自启蒙运动,是建立在人性的解放,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并没有人性解放的基础。近代以来,虽然逐渐开始现代化的社会体系,但时间毕竟太短。
北京晨报:理性缺失的后果是什么呢?
方舟子:恰恰就是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比如骗术横行,假货充斥、贪腐、不诚信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咎为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人们的轻信,甚至盲信给这些负面现象提供了土壤,让它们得以成功、蔓延。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敬畏并不能治病,理性思维才可以?
方舟子:是的。理性思维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理性思维,即便是一时解决了问题,但依旧会重蹈覆辙,上一次当,还会再上第二次、第三次。
科学和理性应该是主流
北京晨报:如何建立理性的思维呢?
方舟子:首先应该从基础教育做起,现代的教育中,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甚至相反,教人盲从、轻信,教人尊重权威、尊重已有的结论、知识等,这不应该是现代教育的状态。古人尚且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尚且知道当仁不让于师,现代人怎么反倒教人盲信呢?基础教育之外,社会环境的培养也同样重要,应该更多地通过科学普及,现代知识的普及,增强理性精神的培育,让科学和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流。
北京晨报:这种精神的建立需要多久?
方舟子: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说启蒙中国,也100多年了,但是为什么理性思维的建立这么艰难?还是因为有很多人相信敬畏是改变社会的捷径,相信敬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本身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理性思维的普及,首先需要改变这种观念,然后才能谈到成功的时间问题。
| ⬅ 《我负中医,中医负我》“王教授”现象应该引起中医人警醒 | 老茶馆 | 李爷爷您就不要折腾了 ➡ |
王教授现象说明中医教育亟待改革
本报记者 方宁 通讯员 张秋霞 郑妙玲
近日,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阅读了《中国中医药报》刊登的曹东义文章《“王教授现象”应引起中医人警醒》(4月8日3版)后,内心很不平静。为此,我们采访了他。
邓老对这个问题做了认真思考,他认为“王教授现象”的出现敲响了重视中医教育存在不足的警钟,目前中医教育内涵的改革刻不容缓。
“王教授现象”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种现象,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教育的原因。“作为中医老教师,我认为是我们老一辈中医教授没有教育好下一辈中医教授,老一辈有失职之责;但责任不应全由我们承担,这是中医教育重西轻中的结果。当年,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对现行中医教育体制就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达到两个中专的水平,即:中医是中专水平,西医也是中专水平。文中王教授也承认自己只达到三四流的西医水平,这是我们中医教育的失败。由此,我觉得深化中医教育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要摒弃重西轻中的思想,以中为主,吸收西医精华。”
邓老还说,“王教授现象”只是个别现象,称职的中医教师还是占主流。“广西中医学院的刘力红教授写了一本畅销的中医书籍《思考中医》,这本书影响巨大,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尽管他获得如此多的赞誉,但仍虚心拜一位副教授为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中医水平,做出一个主动接受再教育的好榜样,是一位称职的中医教授。中医院校还有很多称职的教师,我们不需要因为‘王教授现象’而对中医感到悲观失望。”
邓老认为:学习中医,个人的努力是最重要的,个人的信仰、个人的实践、个人的努力方向是决定因素。“中医大师岳美中教授只参加过函授中医的短期培训班,并没经过高等中医教育,但由于他持之以恒地在中医药宝库里去挖掘,最后成为一代中医大师。周总理曾多次派岳美中为外国元首治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会诊印尼总统苏加诺。当时世界各国名医都说只能将苏加诺的病肾切除掉,只有岳美中说不用切,用中药和针灸可以治疗,结果将苏加诺的肾病治好了。反过来,王教授尽管是高等中医院校毕业,但由于不重视中医,不去钻研,就导致了‘王教授现象’。 所以,‘王教授现象’是他自己造成的,应该由他自己负责,如果他将这个责任推给中医,说中医负他,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针对认为“中医不科学”的提法,邓老指出,其实是中医的理论太过高深,很多人理解不了就说中医不科学。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子论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而中医走的是系统论的路。伟大科学家钱学森研究的是系统论,他曾说过将来西医学要走中医学的道路。
2003年“非典”肆虐,由于采用中医药治疗,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造了治疗“非典”四个零(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的好成绩。该院还有许多成功使用纯中医药治好西医无法治好的病例。我国中医大师王绵之先生为国家宇航员制订个性化的中医保健调理方案,经他调理的三批宇航员的航天运动病发病率为零。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中医是尖端的科学。
“目前,我国医学有两个主流:中医和西医,我们必须将中医这个主流医学不断发展,对世界做出贡献。世界医学将来也必然有两个主流医学,这是‘王教授现象’所不能左右的。”邓老希望中医药工作者要将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发扬光大。中医的持续发展、中医的发扬光大、走向世界要靠中医教育,教育深化改革乃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