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圣惠方》编辑思想的探析

来源:伤寒网 作者:张明华(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本文发表于《中医文献杂志》2007年12月25卷4期 文献研究
【摘要】宋太宗以朝廷的名义组织编纂、颁行的《太平圣惠方》,以其抑制巫术迷信、导民向医的科学宗旨,丰富详赡的内容和较强的临床实用性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和肯定。其编辑思想对后世医学书籍的编纂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今天医学书籍的编纂仍有一定价值。《太平圣惠方》的编辑思想有:1、济世救民的编纂宗旨。2、“搜隐微”,“求妙删繁”的求全宗旨。首先借鉴隋唐医药学的成就,其次,《太平圣惠方》的方药中还吸收了大量唐以后的医学成果。3、吸收当时最新的医学成果。4、反复强调医者的医术和医德。5、反对巫术迷信、倡导医疗科学。
《太平圣惠方》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大型综合类方书。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御制尚药奉御王怀隐等医官奉诏编纂,于淳化三年(992年)完成。全书共100卷,分1670门(类),收方16834首,内容涉及五脏病证、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临床所有各科的病因、病理和方药。《太平圣惠方》无论从医学价值还是编辑思想上对后世医学书籍的编纂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今天医学书籍的编纂仍有一定价值。现从编辑思想这一视角对其进行审视。
宋太宗与《太平圣惠方》编纂的缘起
隋唐时期,在医学理论、药物学、方剂学以及临床医学方面,出现了总结、编纂整理的趋势,形成了一批文献整理编著、药物学著作及临床各科的总结性专著,如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唐本草》、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由于中医世家医术传子不传女,祖传秘方、密术一般不外传等行业意识,医者甚少、医术失传等现象十分普遍,兼之宋代以前印刷技术相对滞后,医学书籍多依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很多,而唐末五代长期的社会动荡,造成了大量医学文献的毁灭和散佚,因此,最大限度地搜集、利用当时尚存的医学文献,编纂汇编综合类医著以保存医学文献已迫在眉睫。北宋建立以后,自宋太祖起,就非常重视医学知识的推广,“近臣、皇亲、诸大校有疾,必遣内侍挟医疗视,群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迁秩、赐服色。边郡屯帅多遣医官、医学随行,三年一代。出师及使境外、贡院锁宿,皆令医官随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祗候疗视将士。暑月,即令医官合药,与内侍分诣城门寺院散给军民。上每便坐阅兵,有被金疮者,即令医官处疗。”[1]同时,宋太祖还提高医官的待遇,组织翰林医官院修编了《开宝详定本草》、《开宝新详定本草》。
《太平圣惠方》的编撰及传播与北宋初期的政治稳定、统治者的“右文”政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密不可分。宋太宗与医学的渊源,可追溯到即位之前。宋太宗即位前,曾私下收藏名方近千首。宋太宗即位后,大兴文治,组织编纂大型类书,《太平圣惠方》即为这一时代的产物。说起编写此书,还有一段缘由: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主钱派他的儿子钱惟(浚)入朝,在京生病,经翰林医官使王怀隐诊治后痊愈,由此引发了宋太宗编纂医书的念头。不久,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的医官们各自呈报家传医方,所获多达万余条,他命翰林医官使王怀隐与副使王?、郑奇、医官陈昭遇等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编纂成册。在其后宋太宗所进行的几次全国性的搜书活动中,搜求医书、医方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时,宋太宗还专门颁布搜求医书的诏旨。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十二月,宋太宗下诏,“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愿诣阙者,令乘传,县次续食。第其卷数,优赐钱帛,及二百卷已上者与出身,已仕者增其秩。”不久,徐州张成象因献医书,补翰林医学。重赏之下,献书者纷沓而至,“所获颇众。”[2]在广泛搜集的基础上,该书最终于淳化三年(992年)二月完成。书成之后,宋太宗亲自写序,题名为《太平圣惠方》,同年五月,朝廷将该书刻印出版,颁发各州,责令“每州择明医术者一人补博士,令掌之,听吏民传写”[2]。可以说,宋太宗是编撰《太平圣惠方》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太平圣惠方》虽属集体编纂,就主编王怀隐和其他编撰者的专业水平而言,称得上当时医学界的最高权威。《宋史》卷四六一载,参与编纂此书具名的医官有王怀隐、王?、郑奇、陈昭遇4人,徐规先生《王禹事迹著作编年》“淳化三年条”考证此处“郑奇”应为“郑彦”。其实,应不止此数人,《太平圣惠方》中还有吴复所辑的部分验方,而吴复不在此四人之列即是例证。王?、郑彦,史无可考,但从王怀隐、陈昭遇、吴复的情况,就可看出此书编撰者的医学水平。
王怀隐,宋州睢阳人(今河南商丘人),主要生活在北宋太祖、太宗时期。《宋史》卷四六一载:“初为道士,居住京城(今开封)建隆观,擅医诊。”[1]宋太宗任开封府尹时,王怀隐曾为他医病,宋太宗即位后,诏令王怀隐还俗,任命为尚药奉御,屡次升迁后,为翰林医官使。太平兴国三年开始主持《太平圣惠方》的编纂工作,书成数年后去世。
陈昭遇,字归明,广东南海人,主要生活在北宋太祖、太宗时期,世为名医。开宝初年,北宋平定南汉割据政权后,陈昭遇跟随南汉主刘来到京城,成为北宋翰林医官。可见,陈昭遇曾在南汉政权中供医职。陈昭遇医病,多有奇招,他曾告诉别人:“我初来都下,持药囊,抵军垒中,日阅数百人。其风劳冷气之候,皆默识之,然后视老幼虚实,按古方用汤剂,鲜不愈者,实未尝寻脉诀也。”被世人视为“神医。”[3]曾参加编修《开宝新详定本草》。
吴复,生卒、居里不详,精通医术。宋太祖时任翰林医官。淳化年间,任侍御医,与翰林医官使刘翰齐名。曾与刘翰、陈昭遇等奉宋太祖之命修订《唐本草》,参编《开宝新详定本草》,另著有《小儿明堂针灸经》1卷。
《太平圣惠方》的编辑思想
1.济世救民的编纂宗旨
宋太宗为该书撰写的序文中,明确表达了圣君治世的指导思想:“朕闻皇王治世,抚念为本,法天地之覆载,同日月以照临。行道德而和惨舒,顺寒暄而知盈缩。上从天意,下契群情。罔惮焦劳,以从人欲。”除了政治上的顺天应人外,宋太宗还认为,人食五谷,气秉五常,四时逆顺,六气交争,难免患病。对于疾患的态度可谓因人而异,贤者自知,愚者未达,信巫信医,存在着不同的选择。作为圣君贤主,应当“广兹仁义,博爱源深”,只有“救夭伤之命,延老病之生”,使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沐浴浩荡皇恩,才是“圣人之大德”。作为一国之君,他“常以百姓为心,念五气之或乖,恐一物之所失,不尽生理”,正是这种悲天悯人,“冀溥天之下,各保遐年,同我生民,跻于寿域”的人文关怀,促使他下令编纂此书。宋太宗还申明:早在即位前,自己即留意搜集各种验方,目的还是“贵在救民,去除疾苦”。书成后,宋太宗御赐书名为《太平圣惠方》,诏令雕版印刷,颁布全国各地,就是为了体现其“明王道之化成”,“布群黎之大惠”[4]的济世思想。
2.“搜隐微”,“求妙删繁”的求全宗旨
从其所搜集的方药内容看,《太平圣惠方》首先借鉴隋唐医药学的成就,尤其是《千金》两方及《外台秘要》等书。其中,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后世提供了8200余药方;王焘所撰医方书《外台秘要》,收载医方6000余首。《太平圣惠方》还广收唐以前针灸学的文献资料,保留了《山眺(一作“兆”)针灸经》(又称《山眺经》)、《甄权针经》、《小品方》、《异经》等佚书中的独特见解。
其次,《太平圣惠方》的方药中还吸收了大量唐以后的医学成果,仅从其所收药方数目即可窥见一斑。与孙思邈的《千金方》所收8200余方相较,《太平圣惠方》所收药方达16800余方,数目增加一倍有余。其中虽然不乏逸出《千金方》之外的唐代药方,但其对散落医书、民间医方和唐以后药方的搜集也确实到了兼收并蓄、洪纤靡失的地步。100年后,宋徽宗步太宗之后尘,命医官整理汇编的《圣济总录》所收药方仅比《太平圣惠方》多3000余首。无怪乎宋太宗在写《太平圣惠方序》时不无得意得炫耀说:“为学乃至于此耶,则知天不爱其道,而道处其中;地不爱其宝,而宝舍其内。”[4]因此,通过皇帝拿出内府秘方、征集民间医书医方、医家贡献医方三种途径,《太平圣惠方》的编纂者们最大限度地网罗了天下所有的药方,通过筛选、编纂而形成了这部方论兼备的医学著作,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医学成就。
3.吸收当时最新的医学成果
《太平圣惠方》还反映了宋太宗时期中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的最高成就,所载的部分内容不仅对中国医学,乃至是对世界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太平圣惠方》卷七十六首次记载了新生儿断脐后,用药物对脐部进行消毒处理、预防脐风的治疗方法。该书卷七十六“孩子要用药物”条下有“烙脐圆方”和“封脐散方”,首次记载了采用药物对初生儿断脐后进行妥善处理、避免“脐肿”的方法。《太平圣惠方》所载的这一成果,较15世纪中期欧洲匈牙利医生提出用漂白粉泡洗接生者的手和器械来预防新生儿“脐带风”之主张,早将近500年,堪称我国医学史上的一项创举。
(2)《太平圣惠方》还创立和发展了“惊风”学说。北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风痫”、“食痫”,该书纠正了北宋以前“惊”与“痫”混称的现象。《太平圣惠方》卷八十三不但有“惊风”病名的记载,卷八十五还有“慢惊风”、“急惊风”的分类,以及对慢、急惊风的病因病机、证候特点、主治药方等记述,其所提出的清热、豁痰、熄风、镇惊等治疗原则在今天仍非常实用[5]。
(3)《太平圣惠方》卷三十三“眼内障论”中明确记载了“内障之眼”,即今天所称的白内障,以及处理白内障的方法:“障翳内成,非草石疗之见功,唯金针拨之乃效。”其有关白内障的各种临床表现和针拨内障的进针步匝(外眦、鼻侧)、进针手法、针下感觉、入针后金针进入瞳神的方向等操作过程及手术后护理的介绍,均是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最详尽者。
(4)有关外科的“五善七恶”之说,也是首先出现于《太平圣惠方》。该书卷六十一“辨痈疽证候好恶法”明确记载,“然则痈疽之发,有五善七恶之证”,并逐一介绍了“五善七恶”的临床表现及诊断结果。
(5)《太平圣惠方》不仅补充了唐代以后的大量药方,还为许多无方名的古方确立了方剂名称。如“蓝叶散”、“胡粉散”,均为隋唐医者所用,无方名,也是《太平圣惠方》始为其定名。
(6)《太平圣惠方•针经》新增腧穴13个,其中经穴有6个,经外奇穴有7个,除眉冲、膏肓俞、厥阴俞3个经穴见载于《脉经》、《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外,其余3个经穴、7个经外奇穴均为《太平圣惠方》首载。在该书所收的164穴中,42穴有活动肢体取穴法,活动肢体取穴法在针灸临床方面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6]。
(7)《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虽曰《针经》,其实是针法、灸法并重的“针灸经”。该卷在肯定某些腧穴施灸对其主治病证特别有效的同时,对隋唐时期部分医家偏重施灸、“炷务大也”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这种辩证看待灸法的态度出现在灸法盛行的唐宋时代,无疑是医学观念的一大进步。诚如孙思邈所说:“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7]现存唐代针灸医籍,多为灸法专著,《太平圣惠方•针经》亦针亦灸,给医者提供了较为广阔的临床治疗空间。
(8)《针经》还开创了复式补泻手法的先河,对部分腧穴的入针深浅、留针时间、出针、突发意外情况的急救处理也有一定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针经》还特别注明:治疗口歪的地仓穴、治疗疝气及小腹疼痛的阴跷穴,须用“患左针右,患右针左”的针法。这些针法至今为临床所用。
4.反复强调医者的医术和医德
《太平圣惠方》卷一的开篇《叙为医》明确指出,医者的职责是“道符济国,志在救人”。医者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谙甲乙素问,明堂针经,俞穴流注,本草药对,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虚实,阴阳盛衰”,精熟“诸家方论”,还须“涉猎诗书,该博释老,全之四教,备以五常”,具有全面的文化素养。作为一特殊的职业,医者还必须淡泊名利,对业务精益求精,“旁探典籍,邈审妍媸,服勤以求,探赜无厌。”一旦骄傲自满或沽名钓誉,就会导致内心浮躁,不能专心诊治病人,出现诊断不准,甚至草菅人命的严重后果。因此,医者必须“洞明物理,晓达人情,悟造化之变通,定吉凶之机要,视表知里,诊候处方,常怀拯物之心,并救含灵之苦”[8]。《叙为医》中还认为“医者”有三种不同的境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因医者专业水平的不同也存在着“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的三个层次,即“上医疗未病,中医疗欲病,下医疗已病”。诊脉和用药是医者从业时必备的专业技能,《太平圣惠方》在卷一、卷二分别强调了医者在业务上必须认真钻研、精益求精,医者诊脉只有付出“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的忘我代价,达到“感于鬼神,通于天地”的境界,才能对患者做出正确诊断,否则会“庶事隳坏”。医者用药也必须“澄心用意,穷幽造微”,“审疾状之浅深,明药性之紧缓。制方有据,与病相符”,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倘若医者不熟药性,刚愎自用,不能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就会出现“疾既不疗,遂伤患者”[8]的严重后果。《太平圣惠方》的每一篇论、序中,都谈到了医生的业务态度和道德修养,这些内容对今天从事治病救人这一高尚职业的医学工作者仍有借鉴意义。
5.反对巫术迷信、倡导医疗科学
由于历史的原因,《太平圣惠方》中也掺杂了一些神授、仙传、朱符等迷信内容,但这些内容与16800余方的总量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作为北宋初年由官方编纂的医学书籍,这种反迷信意识是十分宝贵的。据方肇勤先生研究,《太平圣惠方》体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北宋初年在治疗传染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书对妇科、儿科处方数量如此之大,表明宋初妇科、儿科的发达,以及医学对妇女、儿童健康的关注;美容的内容占有一定的篇幅;神仙、食治、补益方的独立归类表明当时对养生保健有着广泛的需求;把服乳石与解毒、酒病归为一类,而与神仙、养生分开等等[9]。这些均说明《太平圣惠方》不仅是一部大型方书,其内容还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普及医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提供了较为科学方法。
《太平圣惠方》编辑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太平圣惠方》颁行各地后,解除了部分地方官的燃眉之急和百姓的病痛之苦。抑制巫术、推广医学,也成为当时地方官推行的慧政之一。该书颁行当年,在商州(今陕西商州)任地方官的王禹“颇虑瘴疠害于民人”,而当地缺乏名医,百姓“病则祀鬼”[10],朝廷的赐书可谓雪中送炭,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以“(德顺军)军城初建,屯集师旅,而极边之地,人皆不知医术”[2]为由,求朝廷颁赐德顺军(治所为今甘肃隆德)《太平圣惠方》及诸医书各一部,可见宋朝新建立的行政区尚未得到朝廷的颁赐。然而,在某些偏僻地区,一些地方官仅将皇帝颁赐的《太平圣惠方》奉若圭臬、束之高阁,“严管钥,谨曝晾而已”,而“吏民莫得与其利焉”,仍然靠巫术治病,求医者甚少。天圣六年(1024年)福建太守蔡襄请当地医士何希彭从《太平圣惠方》中挑选便民者6000余方,刻在石碑之上,立于衙门两旁,鼓励百姓传抄应用,“晓人以依巫之谬,使之归经常之道”[11],以体现宋太宗的济世惠民之意。由何希彭选编的著作称为《圣惠选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太平圣惠方》本书,作为医学教材,《圣惠选方》被历代医官使用长达数百年之久。
宋太宗以朝廷的名义组织编纂、颁行的《太平圣惠方》,以其抑制巫术迷信、导民向医的科学宗旨,丰富详赡的内容和较强的临床实用性得到了后人的认可。该书对当时最新医学成果的吸收和反复强调医者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等编辑思想,对今天医学书籍的编纂者和医学工作者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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