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办学真实目的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中,把孔子称为最早的平民教育家,说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改变了当时教育只属于贵族的传统。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首先,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最早的教育源于贵族,相反,最早的教育多半起源于祭司之类的神职人员,中国叫作巫史、巫祝之类的人。这些人大都身份神秘,地位卑贱。孔子本人的出身“儒”即丧礼上的吹鼓手也是一种神职人员、证明,文化教育与巫术和祭祀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神职人员最早的知识是得于职业上的方便,所以说,教育一开始就具有神秘性和下层性,不是专属上流社会的高雅玩意儿。孔子本身的办学经历证明,他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想当官又没当上官的平民百姓,这些人读完了书后被称为“士”。也就是说,教育一直就对平民是开放的,用不着由孔夫子来开什么先例!孔子对教育的真正贡献是首开收费教育,而且与同行进行过激励的竞争,比如少正卯的学馆就曾使他的“生意”三次受到损失,以至于他当官后,杀了此人泄恨。从现代的观点看,孔子大概是最早将教育办成产业的人,他的“有教无类”可能只是市场竞争中的一种激进的竞争手段,他的学馆“杏坛”绝不是雅典学园,那不是一个探讨知识、追求真理的地方,而是一个交流情报、建立关系网、共同图谋出人头地的办法的地方。用当代中国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说绝不是什么正规大学的科班教育,倒像那些面向官员和企业家的高收费的MBA班。




我觉得这种教育传统给这个民族带来的坏处远远大于好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之间不是单纯的师生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职业政客集团,多少像一个四处寻找机会的流亡“政党”。开始,可能是一部分学生的学费养活了孔子,并给他提供了与政界人物交往的“启动费用”,直到最后来,可能还有一大部分慕名而来的学生一直扮演着这种“交费客户”的角色,所谓“弟子三千”就是指这类人。而和他最亲密、又最有影响的弟子,即所谓“贤者七十二”,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可能共同分享孔子的学费收入,而且肯定地是分享过孔子的俸禄收入,说通俗些,是靠孔子养的。他们想借孔子的名气获得仕途上的发展,孔子也要靠这帮学生的拥戴,才显得势力强大。事实上,不少学生是靠孔子推荐当官的,如子路、冉求、子贡等;同样,这些弟子一旦当官,也忘不了帮衬老师一把,孔子最后能回到鲁国养老,就是靠冉求在季氏那里当官立功,才找机会将他召回去的。正是由于这种利益纽带的联系,才使得那些人数十年如一日地追随着他,事实上,这些人早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也不用学什么了,只是绑在一起“干禄”的团伙而已。中国的历朝历代、直至今天,形成政治群体的原则常常不是政治纲领、政策、甚至政治利益,而是血缘、地缘和师生情份这些东西。孔子与学生间的这种关系就是由师生情份组成政治集体纽带的最早的例子,科举制兴起后就更为严重了,以结伙从政为目标的教育机构离现代文明所需相去太远了!所以,在这层含义上,将孔子当作被现代文明称为“教育”的那个行业的创始人物实在有些名不副实,我更倾向于将他理解为中国古代所说的“朋党”中的领袖人物。朋党与现代政治中的政党也大不一样,现代政党是为获取明确的政治利益、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形成的有纲领、有规则的政治组织。朋党不同,它或许有一定的利益取向,但总是很含糊地混杂于私人品德评价之中,组成朋党的纽带不但有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地缘老乡关系,还有类似孔子与其弟子间的师生关系。这些人之所以聚在一起,与别的群体有所区别,主要是靠上述那些更多的是基于感情基础的人际关系,而非明确的利益或理想。因而,他们推崇自己领袖的理由和打击对立面的理由带着同样强烈的感情色彩。在推崇自己领袖时,很少见到对其政治主张的信仰,多数是对其“道德文章”的颂扬;抨击对立面时,也鲜见对其政策、纲领及施政后果的理性批判,多是对其为人处事作风所做的人身攻击。简言之,自己这一帮人是“君子”,别人的一帮人是“小人”。本来应明明白白的利益问题最后变成含糊不清、极端情绪化的人际纠纷,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政治,而且也现于各种社会团体、特别是学术团体中。中国其实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派,有的只是不同因缘形成的师生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之间明示差别的主要标志不是某种学说,而是谁是谁的弟子,谁对谁的态度怎么样。这一切的一切,与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组成的那个不大不小的稳定团伙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