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不是好“骗骗”的

德国的中医历史文献学家文树德教授(Prof. Paul U. Unschuld)和笔者合作进行研究已经20多年了。有朋友说:“你是中医历史文献专家,和外国人合作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外国人真的那么好对付,可以“骗骗”就好?

详尽繁复的研究流程

坦白地说,起初笔者对与外国人合作研究中医文献,并不当回事,以为凭自己的老底子,应付起来应当绰绰有余。但是20多年的合作经历,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若不刻苦努力,还真应付不了!

和文树德教授第一个合作课题是英译《黄帝内经素问》。外国人翻译中医经典古籍,在笔者看来,最好、最快、最经济的办法是拿一个中国当代最权威的白话译注本,参照着翻译就是了。如有问题再参考几种其他学术水平较高的注释本。但始料未及的是,按德国人的计划,单收集古今中外《内经》相关的存佚书籍以及论文,并分别编成目录书和索引,就让我忙乎了一年多。

资料准备阶段,收集了古今《素问》相关书籍656种,并要求编成目录书(相当于编一本《内经医籍考》)。该书内容包括书名、卷数、别名、作者、成书年代、著录及相关论述、内容提要、版本、考证等,书末还有书名、人名索引。另外收集了论文2940篇(截止到1991年),并编制关键词和分类索引。国内1991年以前的文章,极少标注关键词,因此必须每篇论文都仔细读过,提出关键词,并标注分类属性(如语言学、校勘学、哲学、病证、治则等)。然后编制关键词音序索引及分类索引。

以上工作虽然繁复,我还都能理解其意义。但有的工作,在中国谁要是这么做,恐怕会落个“这人有病”的讥讽。例如音序索引,他们要求各国的书或论文名、作者名都必须采用其本国发音。也就是说,若遇日本、韩国的《内经》相关书名、作者名、出版社的名字,都要取日、韩文发音。

此外,要采用论文原字,也就是说外文字、繁体、简体字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保持原样。20世纪90年代初电脑繁、简转换还很不容易。若遇到20世纪50到60年代初的论文题目,繁、简夹杂,必须一字一字地转换。过去我只听说过德国人办事一丝不苟,却没想过“不苟”到这般地步!

翻译《素问》,单资料准备就如此兴师动众,进入翻译阶段的辛苦就更不用说了。文树德教授翻译《素问》严格地按照西方语言学的标准,尊重原作的语境与语源,不随便加入译者自己的“串讲发挥”。凡是原文之外的意思,或通过加脚注予以说明,或在译文中将某些连接意思的词句用括号括起来,以示并非原文。

所以全书译完之后,脚注的文字比正文翻译要多得多,真正的“指大于臂”!对于《素问》某些难解的词句,脚注中旁征博引,有时几乎相当于一篇小型论文。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前述资料准备工作是多么的必要。不如此怎么能“竭泽而渔”地囊括中外学者研究《素问》的所有成果呢?

严谨治学有渊源

我国清代乾嘉学派皓首穷经,积累了丰富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经验。我以为这样的事只有我们中国才有。后来才知道,欧洲学界对古文献研究也有自己的传统。13~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之初,发现了大量千年以前饱含欧洲古代知识的文献。这些文献用古希腊文、阿拉姆语(Aramaic)等古老语言写成。

为了发掘其中的古代知识,欧洲学者先将它们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再翻译成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同时又从阿拉伯文献中寻找古代欧洲遗留的文化知识。在这一发掘过程中,欧洲学界形成了一套极为严格的文献研究和语言翻译方法,其时间比我国乾嘉学派还要早得多。德国学者用这套方法来研究《内经》,自然有许多我们中国学者不熟悉的内容和规矩。

当今世界上《素问》已经有好几种英文译本。我对其他译本没有尽览,不敢妄评。就我参与文树德教授的译本来说,深知其翻译之难,甚至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素问》最难翻译的是“七大论”中的五运六气。中国人尚且没有多少懂得运气学说,要让外国人懂得并且翻译出来,谈何容易!

文教授和笔者每天在一起并肩翻译半天,另外半天我要用来准备次日翻译所需的中文资料。对某一词语意义,不是我这个中国面孔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要拿出确切的中国文献依据,想糊弄绝对过不了关!为了方便文教授理解,我自己必须弄懂含义,再用画图、做模型等方式,千方百计表述清楚运气体系。

文教授弄懂了意思,再用西方人最容易理解的语言将其翻译出来。几个月后,《素问》运气“七大论”翻译完了,我俩也都瘦了一圈——毕竟挖空心思也累人!经此磨难,文教授成为西方全面系统英译中国运气学说的第一人。

除《素问》英译之外,笔者后来还和文树德教授合作了其他几个课题,其中包括德国藏中医抄本的研究。对于每一种中医抄本,需要著录的内容达到20多项,从文字、纸张、形制,到作者、内容、年代等一应俱全。

笔者在中国也曾经从事过中医文献的著录和研究,坦白地说还不曾到这般细致的程度。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其角度、视野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而我们中国学者在有的问题上表现得“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我们不懂、不行,而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司空见惯,嗅觉疲劳。近年来,文教授和我合作,发掘出了多种古代走方医的手抄秘籍,最初的突破就是得益于文教授敏锐的观察力。

20多年与德国学者合作研究的经历,笔者深感从事中医文献研究,中外学者各有短长,可以互补互助。那种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能在海外借展示国粹为名“骗骗”外国人的想法,是十分短视的。外国也有行家里手,不好“骗骗”的。我们中国学者只有最大限度显示自己国粹的真功夫,才能赢得外国同行的长久信任和由衷尊敬,也才能在海外为弘扬国粹尽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