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当知道的10宗中医大事

最近读书至毛嘉陵所著的<第三只眼看中医>,文中对中医目前的现状,成因,解决方法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阐述,对中医的未来亦充满了忧虑.读罢思考甚多.而尤其是读到"中国人应当知道的10宗中医大事"之时,深受触动.作为中国人应当知道的事情,我们中医人知道的并不全面,故此特查找搜索至此,希望对各位中医好友有所启发.

第1宗事:美国记者无意中点燃了针灸在美国的“星星之火”

1971年中美关系已开始有改善的迹象。1971年7月,时任《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詹姆斯·罗斯顿(James Reston)被派往中国采访,中方原本想让他与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在北京“不期而遇”,但是基辛格却要求中方推迟罗斯顿到京时间。结果,罗斯顿夫妇被安排在广州参观了两天后才进京。

罗斯顿到京3天后,中方在与他谈话时顺便告诉了他一条“小新闻”:基辛格刚刚访问了北京,中美双方将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于翌年5月前访华。罗斯顿马上意识到自己像是被蒙在鼓里,极有可能失去发布独家新闻的机会。忽然他感到腹部一阵刺痛,当晚他体温达39摄氏度。

中方对罗斯顿的病十分重视,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当时更名为反帝医院),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术后第2天,罗斯顿出现腹部胀痛,据他回忆说:“该院针灸科的李医生在征得我的同意后,用一种细长的针在我的右外肘和双膝下扎了3针,同时用手捻针来刺激我的胃肠蠕动以减少腹压和胃胀气。针刺使我的肢体产生阵阵疼痛,但至少分散了我的腹部不适的感觉。同时李医生又把两支燃烧着的像廉价雪茄烟式的草药艾卷放在我的腹部上方熏烤,并不时地捻动一下我身上的针。这一切不过用了20分钟,当时我还想用这种方法治疗腹部胀气是否有点太复杂了,但是不到1小时,我的腹胀感觉明显减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复发。”他在病床上写下了自己的手术和针灸治疗的详细经历,并电传回报社总部。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他的纪实报道:“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

根据美国中医药专业学会会长李永明介绍,在“针灸热”刚开始时,每日有大巴士从华盛顿拉着患者到纽约找针灸医生看病,针灸师生意火暴,应接不暇,以至于诊室不够用而租下旅馆接待病人。针灸医师忙得只顾得给病人扎针,连取针的时间都没有,只好雇助手来拔针。

罗斯顿在华与中医药“亲密接触”的经历,充分说明了只要是好东西,迟早都会被“识货”的人鉴别和认可。“好酒就是不怕巷子深”,无非就是卖得慢一点而已。同时,也说明了针灸的疗效绝不是某些反对中医的人所贬低的那样,只是一个心理作用,而且只对少数中国人“有效”。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持续“针灸热”的这个事实,给了这些反对中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

第2宗事中医药正在“打入”国际“主流社会” 从世界卫生组织(WHO)近30年来对中医药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1975年成立国际针灸培训中心;1976年将传统医学事业列为世界卫生组织主要工作之一;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第30届大会通过“促进和发展各国传统医学的训练和研究工作”的决议并设置传统医学专家委员会;1977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促进和发展传统医学”会议上肯定了“传统医学”;1978年成立传统医学规划署;1981年成立国际传统医学合作中心。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刊物《世界卫生》发表针灸专刊,宣传介绍针灸,并建议针灸可用来治疗43种疾病;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纪事》发表“针灸在现代保健中的应用”的社论,建议各国积极发展针灸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特别制定国际所接受的标准针灸穴名方案;1996年又在意大利米兰提出63种针灸治疗适应病症;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制订了一个地区性的传统医药发展战略;2003年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召开的年会上,制订了传统医学战略。

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在美国掀起了一场“针灸热”;1977年12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首次肯定了这一古老的疗法;1996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解除了对针刺的限制之后,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接受了针刺治疗的账单;在美国有识之士及部分政府官员支持下,1973年马萨诸塞州首先承认了中医针灸的合法地位,至1986年在全美51个州陆续确立了中医针灸合法地位。中医药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推广。现在全美有各种中药店和含中药的保健品店12000多家,年销售额达20多亿美元。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设立了“美国中药科学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医药精英,选用最先进仪器设备,专门从事中草药的研究开发。

2000年5月9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2000年维多利亚州中医注册法。

英国中医正走向“法制化”。

其他国家卫生部与我国卫生部之间签订的卫生协议中,已有70多个国家的协议涉及到中医药的内容,此外有20多个国家的政府直接与我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签订了中医药合作协议。

全国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近年来多次讲起他的在美学生梁丽芳的事情:“2004年4月5日,我们的学生梁丽芳从美国回来看望我,送给我她写的一本书《Acupuncture & IVF)(中译名《针灸与试管婴儿》),并说是美国的一本畅销书,现已发行到欧洲。这个礼物使我兴奋了一夜!试管婴儿,可说是20世纪西医学的一个尖端技术成果。不过,这个成果的成功率只有20%。梁丽芳在美国三藩市,运用针灸与中药,把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提高到40%～60%。由此,邓老感叹地说:“21世纪不育不孕创纪录的是中医药,而不是技术高超、费用昂贵的‘试管婴儿’”。

第3宗事中国有了“中医药外交官”

1.岳美中 岳美中(1900～1982年),原名岳中秀,号锄云,出生在河北省滦南县,著名中医药专家。他在一生中曾9次受命为前苏联、印度尼西亚、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日本等国家的领导人和外国友人治病,医疗成绩卓著,为我国医疗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

1962年初,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患左肾结石。苏加诺到了欧洲某国治疗,当时西医除了手术摘除结石、肾切除或器械排石疗法之外,缺少药物排石疗法,西方医学家就建议将丧失功能的肾脏切除。他不同意,提出想请中国的中医治疗。中国政府应邀决定派吴阶平为组长,方圻、岳美中等专家组成的医疗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疗。据陈可冀、李春生撰文介绍:“岳美中依据舌苔脉象,参合其生活习惯,认为证系高年命火偏亢,损耗真阴,并蕴有湿热,致使下焦熬炼结石,肾功能衰竭。治疗宜先清化湿热,以扫除砂石积滞。采用专方六一散配合专药金钱草、海金沙、冬葵子为主体的方剂,间或辅以补肾之大生地、川杜仲、川牛膝等。专药金钱草最大剂量达210克。治疗91天,服药91剂后,复查结果左肾结石影消失,肾功能基本恢复。”苏加诺曾赞美道:“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中医学的奇迹……这说明,先进的医学不一定在西方”。

1971年3月,岳美中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派,参加医疗组,赴朝鲜为崔庸键委员长治病。崔年逾古稀,患脑动脉硬化、震颤麻痹、前列腺肥大,自述排小便不畅,尿线变细已数月,小腿无力,转弯时步态不稳,有将跌倒之势。舌象无改变,脉稍数无力。据陈可冀、李春生撰文介绍:“岳美中细询病情,察色按脉,认为此属体内相火已衰,气化不行,下焦排泄功能减损,加之肺气不足,气血流行不畅,致有上述诸证。遂予补阴配阳,化气行水之味,佐以益气通络,投金匮肾气汤加生黄芪、广橘络、地龙皮内服,并嘱配合针灸按摩以助气血运行。四剂已,溺即通畅,小便次数减少,精神体力改善。继续治疗25天,排尿基本正常,气力倍增,步态渐正。”

2.唐由之 唐由之(1926年～),浙江杭州人,著名中医眼科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研究院眼科医院名誉院长。唐由之教授医术精湛,擅长中西结合治疗眼病。1958年起他在继承古代中医眼科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对中西医结合白内障针拨套出术进行研究,创造了一套中西医结合白内障手术治疗方法和手术器械。他曾为毛泽东主席、朝鲜金日成主席、印尼总统瓦希德、柬埔寨宾努亲王等六位国内外元首级领导人成功地进行过眼科手术及医疗保健。

3.江永生 江永生(1943年～),莫桑比克总统保健医师、泸州医学院针灸教授、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莫桑比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91年,江永生作为我国援助非洲医疗队莫桑比克分队的队员远赴非洲莫桑比克。他克服种种困难,用精湛的中医传统医疗技术,救死扶伤,忘我工作。10余年来,他诊治过的患者有10万余人次,受到了莫桑比克民众的欢迎,也使该国掀起了一股针灸热。

在江教授的病人中,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既有莫桑比克人,也有南非、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等邻国人,还有国际上驻莫机构的外国人。在莫桑比克政治局的15名官员中,就有13人找江教授看过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莫共中央书记西托莱偏瘫6年,经江教授3个疗程45次治疗后,行走自如,恢复了写字、开车等日常生活能力。为此,1992年他专程到中国驻莫使馆向大使表示感谢,并用葡文题词:“中国针灸,造福世界”。

1994年8月,江教授的3年援外工作结束后,被莫桑比克国防部聘为马普托军队总医院针灸医师,同时还被聘为希萨诺总统的保健医师。1997年9月中旬,总统夫人马塞莉娜到军队总医院找江教授治疗。她的右肩疼痛多年,右臂活动不利,常有失眠,经多方治疗无效。经江教授针灸3次以后,病情明显好转,患处不再疼痛,睡眠时间增多。她感激地说:“我要请你到总统府为我继续治疗,也请你为我的丈夫治疗。”1997年9月25日,一辆专车将江教授接到了总统府,江教授给希萨诺总统号脉,观舌苔,查看眼底,根据中医理论对总统的头痛、腰痛、失眠等病症做了详细的病情分析,先后采用了按摩、刮痧、拔火罐、针灸等方法治疗。到10月初,经过4次治疗后,腰痛、头痛等症状明显减轻,睡眠也增至6小时。至此,江教授开始频繁出入总统府,真正成为了莫桑比克总统的华人“御医”,也开始了他的“业余外交”生涯。

1998年3月希萨诺总统应**主席的邀请访问中国,江永生教授作为总统保健医师随行。2004年4月希萨诺总统应胡**主席的邀请来华进行工作访问,江教授再次作为总统保健医师随行。在华期间,希萨诺总统向胡**主席、温家宝总理介绍了江教授的工作情况。

江教授到希萨诺总统家例行诊疗时,常常向总统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情况,宣传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在他的积极奔走下,2002年7月15日成立了莫桑比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被选为会长。他还力邀希萨诺总统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江教授对祖国的热爱感动了希萨诺总统。希萨诺总统在接受邀请后对他说:“你热爱祖国的行动很好,我支持你。”

2005年,莫桑比克现任总统格布扎也愉快地接受了江教授的邀请,出任莫桑比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主席,他还聘请莫桑比克现任总理路易莎女士和议长穆伦布韦担任名誉顾问,这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是独一无二的。江教授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显著贡献,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表扬。










第4宗事:李时珍写了一本让世界对中国 “刮目相看”的伟大著作







著名英国科技史专家、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评价《本草纲目》时写道:“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是对中国科技成就的一个极高的评价。

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号濒湖,明代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他出生于世代行医之家,在3次考举人落第后,下决心学医。他在深入学习中,发现不少医学书籍上记载的药物名称混乱、品种繁杂,同品多名的现象也较严重。于是,他下决心要编一本药物学著作。在长达30余年的研究中,查阅了800多种医学古籍,还多次深入民间,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向药农、农民、渔民、樵民请教,亲自上山采药,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努力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对古籍本草书上的药物加以仔细的鉴别和考证,纠正了很多错讹之处,还新收集药物374种,历时30余年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为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草纲目》问世后,该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药典”。在1606年传至日本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出现了8种版本的《本草纲目》,此后还先后出版了日文节译和全译本多种。日本学者研究该书的著作就有30余种。该书同时也传入亚洲邻邦朝鲜、越南等国家。

《本草纲目》在18世纪传至欧洲,1732年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曾将《本草纲目》中部分内容译为法文。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都藏有该书的不同版本,英国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民图书馆等收藏有《本草纲目》的多种明刻本或清刻本,德国皇家图书馆收藏有金陵本。

在18世纪及以后,《本草纲目》曾被部分摘译成法文、英文、德文和俄文。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奠定进化论、论证人工选择原理的过程中,即曾参阅了《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其内容即《本草纲目》之内容。达尔文称其为“中国的百科全书”,他在《变异》中谈到鸡的变种、金鱼家化史等,吸取和引用了《本草纲目》的内容。

至今,《本草纲目》这部伟大著作仍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医药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第5宗事:以黄帝的名义创造了一个 “有效期”最长的医学理论

黄帝号轩辕氏,姬姓,一说姓公孙,为姬姓部落首领,被认为是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该书共18卷,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书,各9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它以黄帝与他的大臣们问答对话形式讲述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诊法治则、针灸方药等古代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方法。该书奠定了中医药的理论基础,但这本书并不是由黄帝所编纂,而是一本托名之作。

《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用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来阐释生命和疾病的变化规律,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经络各成体系,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联系全身,在精气血津液的升降出入运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人体的生理活动,共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进行和谐的生命运动;认为疾病的发生机制,主要取决于人体正气和外邪两个方面的力量强弱较量,如果人体正气旺盛,则虽有邪气,也不一定发病。正气虚弱,邪气就会乘虚致病;明确提出了“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对针灸治疗病症的适用范围、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篇》中公开宣布与巫决裂:“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黄帝内经》奠定的中医药基本理论,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医药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坚石。该书在古代还传至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受到各国医学家的重视。后来还被部分节译或全译为英、法、德等文本在很多国家发行。

第6宗事:张仲景规范了中医几千年的“诊疗标准”

中国人都知道中医的治病方法是“辨证施治”,但却并不一定都知道最早确定这种临床诊疗规范的人是谁,这人就是被誉为“医圣”的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东汉时期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他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兵荒马乱,百姓凄苦,疫病蔓延。在他的家族中,原来有几百人,后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就有2/3死亡,而在死亡者中约有70%是死于伤寒。当时的人们并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他曾十分担忧地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于是,张仲景立志学医以解老百姓的疾苦。

张仲景曾感慨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这里提到的“越人”,就是古代名医扁鹊。他十分敬佩扁鹊,对扁鹊的医术赞叹不已,这也成为了他学医的榜样。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参考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大量医著,最后写成了一本共有16卷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张仲景在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和自己的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的一部系统介绍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临床诊疗手册”。“辨证论治”这4个字最早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医学文献中,在张仲景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辨证论治”这4个字,但整个临床思路严谨、理法方药俱全,为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特色提供了最早的最权威的理论构架和临床诊疗标准,所以,我们说到“辨证论治”时总会提到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条文,就是中医药的一套经典的“临床诊疗标准”,至今仍然是中医药临床的权威标准。后世对张仲景学术研究者众多,形成了独具影响力的“伤寒学派”。

张仲景不仅仅在学术上有很大的贡献,他还具有很好的敬业精神和医德医风。他在习医、行医中也发现了从事医学事业的乐趣,“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他在长沙当太守时,为了不影响工作,也为了方便百姓看病,甚至不顾办公场所的“严肃”,经常在“公堂”应诊,所以人们称他为“坐堂医生”。后世将医生在诊室行医称为“坐堂”,就是从张仲景的故事中来的。

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共同造就了张仲景,使他拥有了“医圣”的伟名。

第7宗事:神农为中国人寻药的“自我牺牲精神”

神农氏,即炎帝,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太阳神”,是中国古代农耕和中药的发现者。中国人常说的“我们是炎黄的子孙”,这个“炎”就是指炎帝神农氏。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神农在中医药方面的贡献更加让人难忘,“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故事更是一段美丽的传说。神农为了解除民众的病痛,自己亲自尝遍百草,想找到能治病的药物。有一天,他在尝了一种草叶后,感觉口干舌麻、头晕目眩,有些中毒的反应,于是他找了个地方休息,结果正好躺在了一颗茶树下。一会儿,一阵风吹过,从树上掉下一些茶树叶,一股清鲜香气飘来,他好奇地捡了一片放在口中慢慢咀嚼,感觉这树叶的味道是苦涩中有些清香回甘。使他想不到的是,很快不舒服的中毒现象都消失了。从此,他就随身携带着茶叶,每当尝草遇毒时,便吃茶叶解毒。这就是中药最早的传奇式发现过程。

古代医药家托神农之名编著的《神农本草经》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学专著,也是一部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医药经典。《神农本草经》的问世,对中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我国历史上的中药研究专著,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其基本的研究方式都来源于该书。至今,《神农本草经》中的论述仍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第8宗事:蒲辅周创造整体观辨证的现代“神话”
中医药学特别注重保持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同时也认为气候、昼夜的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都有影响。因此,中医药诊治疾病采用了在整体观思想指导下的辨证施治,这是中医药的一个十分鲜明的学术特色。在中医学中有关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理论就是“五运六气学说”,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真正能够运用这套学说于临床实践的人已越来越少,在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教学中已经有很长时间也不涉及此内容,而且还一度被批判为封建迷信。

中医药界很多人在回忆20世纪50年代蒲辅周用中医药方法治乙脑的事迹时,多认为这是一个辨证施治的案例。其实,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中医药运用“整体观”思想进行“辨证施治”的一个现代经典案例。

蒲辅周(1888～1975年),原名启宇,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

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医院按照之前石家庄用清热解毒、养阴法的治疗经验,用中药白虎汤和输氧、注射青霉素等西法治疗,效果不显。蒲辅周作为专家组成员,肯定了石家庄的经验,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但应遵循“必先岁气,毋犯天和”的原则,根据五运六气学说来研究北京的气候环境因素。他分析说,北京今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偏湿,属湿温。倘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热不退,反会加重病情。正确的办法,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湿去热自退。改投通阳利湿法,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加减化裁,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一场可怕病疫得以迅速遏止。这一事迹在全国中医药行业内外产生了积极的“轰动性”效应,大大增强了大家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信心。1956年9月4日,《健康报》在头版中报道了这场中医药大战乙脑的成果:“运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病人转危为安”。

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蒲辅周是“高明的中医,又懂辩证法”。在1971年初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指出:“蒲辅周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的医学思想是讲辩证法的,他是有真才实学的好医生,要很好地总结他的医学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87年4月,四川省第三届医学史学术讨论会暨蒲辅周学术思想讨论会在蒲辅周的故乡四川梓潼举行,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特别题词:“中国名老中医蒲辅周同志,医学深博,经验丰富,临床效果极好,值得学习。多年来我和周恩来同志受益颇多,特写数行,表示对他的深切缅怀,崇高敬礼!”

第9宗事中医勇敢挑战“艾滋病”

艾滋病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人体所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目前,全世界共有4000多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90%在发展中国家,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病毒感染者高达2900万人,现已有2300多万患者死亡。亚洲是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第二大洲,中国艾滋病疫情位于亚洲第四位,我国公布的HIV感染者为近百万人,正处于快速增长期。中国中医研究院艾滋病中医药防治中心常务副主任危剑安介绍:“1987年坦桑尼亚总统来华访问提出希望中国政府派中医药专家援坦治疗艾滋病。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坦桑尼亚卫生部签署了协议,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与坦桑尼亚国立莫西比利医院合作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项目。〖JP2〗中国中医研究院先后派出了50余名专家赴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与坦桑尼亚国立莫西比利医院合作,运用中医药为艾滋病病人和HIV感染者进行治疗,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中医药专家至今仍然在非洲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研究基地辛勤工作着。”与西医相比,中医药治疗有许多优势:药源丰富,可不断挖掘;价格低廉,适合绝大多数患者;不易产生耐药性,不良反应少。 2004年7月2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有关工作。项目选择河北、安徽、河南、湖北和广东5省,在总项目确定的3万多名实施艾滋病相关疾病免费诊治的病人中随机选择2300名艾滋病病人进行中医药治疗。 2007年4月17～1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工作总结汇报会议在河南南阳举行。在这次会上透露,自2004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财政部、卫生部实施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目前已覆盖15个省份,为近6000位艾滋病患者提供了免费中医药治疗。这是中医药行业第一次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在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进行的有组织的大范围实践和探索,增加了艾滋病临床治疗手段,扩大了救治范围,丰富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体系的内涵。



第10宗事中医拯救了SARS患者也拯救了自己

2003年初,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SARS突然袭卷我国,从广州开始北上,一直蔓延至全国多个省市。中医药参与了抗SARS的这场“难忘的战斗”,这不仅是对中医药的一次挑战,也是中医药在现代生存发展环境中“争夺话语权”的一次绝好机会。事实胜于雄辩,中医药没有辜负中国人的期望,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医药的伟大性和科学性,也改变了很多人认为中医药只能治疗慢性病、不能治疗急重症和不能参与重大疫情控制的看法。为了让中国人深刻地感受到中医药在这一艰难时刻“爆发”出来的“神力”,也为了大家能够永远记住这一令中国人自豪的历史瞬间。

2003年1月7日,广东省中医院急诊室收治了第1例非典型肺炎。该院按照常规采用了中医药治疗。到4月份时,该院收治的112例患者已大部分痊愈出院。邓铁涛、焦树德、路志正、任继学、颜德馨、周仲瑛、晁恩祥等一批全国著名的中医药专家对广东的中医药治疗非典方案进行了咨询、指导。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詹姆斯博士于4月7日上午对广东省中医院一分院进行考察,详细了解该院在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所做的工作,对该院所取得的成绩表示首肯与赞扬,并认为中医治疗非典的经验很重要。 2003年4月中旬,卫生部非典防治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向全国推荐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有关专家制定的《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试行)》。通知指出,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实践表明,采取中西医结合的防治方法优于单纯的西医方法。中医药医疗价值引起香港医学界重视。香港医院管理局借鉴内地抗非典经验,开始全面向医护人员提供中药冲剂,以减低医务人员在一线工作时的感染率。与此同时,香港医管局正通过特区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委派内地中医中药专家到港,协助香港研究如何结合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 2003年5月3日,应香港医管局的邀请,广东省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林琳副教授和中医内科专家杨志敏副教授前往香港,与香港中西医专家共同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型肺炎,提高临床疗效的方法。 2003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吴仪与在京的16位知名中医药专家进行座谈。吴仪强调,中医是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积极利用中医药资源,发挥广大中医药医务人员的作用,中西医结合,共同完成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使命。

2003年5月15日,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两名中医专家唐启盛和郝瑞福正式进驻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医院,他们是进入隔离区内的首批地方医务人员。自此,该院非典患者开始接受中医药治疗。为了使小汤山医院病人得到比较系统完善的中医药治疗,缩短疗程,提高治愈率,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总后卫生部批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成为小汤山医院开展中医药治疗工作的定点支援医院。东方医院免费提供治疗SARS所需的中药制剂和中成药,负责制订中医药治疗SARS临床方案,选派专家进入一线参与对SARS病人的中医药诊疗工作,并培训指导小汤山医院医务人员进行中医药治疗SARS临床观察,负责对临床治疗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同时,组建了小汤山医院中医药治疗协调组和专家指导组,负责组织协调和技术指导。孙塑伦司长担任协调组组长,林谦副院长担任专家组组长。 2003年6月初,有关方面披露,自中医专家进驻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医院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在该院顺利实施并推广。全院有8个病区的患者全部服用中药汤剂,有384名患者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超过全院病人的60%,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患者已覆盖全院18个病区。中日友好医院仝小林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对该院收治的16例新发病的SARS病人进行了单纯中医中药治疗观察,结果显示:中药在SARS治疗中不仅有退热快、不反复、有效缓解症状的特点,而且中医药早期干预在这一疾病的发展中对减轻肺损害程度有一定作用。单纯中医中药治疗期间,无一例病情发生恶化。在东盟和中日韩非典防治国际研讨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总结中国防治非典的经验时指出,中医药已成为救治非典患者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科学价值正得到充分体现。实践证明,积极利用中医药资源,实行中西医结合,在非典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6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代表马克索尔特肯定了中医药用于治疗疾病的功效,并认为今后中医药一定能更广泛地被用于治疗疾病,国际医疗研究机构正密切研究中医药的疗效。他说,未来中医药将更多地被正式用作与西医药结合,以发挥两种药物的互补性。 2003年6月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中医治疗在SARS整体治疗方案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起到了重要的支持和协同作用。中西医结合是这次SARS防治工作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之一。 2003年7月2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全国中医药防治SARS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佘靖在致词中指出,SARS疫情不但考验了中医药,而且为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科学的中医理论指导,前瞻的临床观察设计,系统的现代中药筛选,提高了防治SARS的临床疗效,缩短了SARS的病程,降低了SARS临床病死率,同时让世界进一步了解、认识了中医药,为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2003年10月8日,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主办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在京开幕。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和药物政策司传统医学负责人张小瑞、传染病监测反应部全球预警反应“SARS”临床医学官员西蒙·马代尔、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WHO驻华代表DrHenk Bekedam说,传统医学作为在全球医疗体系中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一直为WHO所认可,中国将传统医学整合融入到中国医疗体系的做法,可以作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板。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是安全的,其潜在效益主要体现在:减轻SARS病人的乏力、气短、呼吸急促等临床症状;可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减低血氧饱和度(SaO2)低下的风险,使异常波动的SaO2趋于稳定;促进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恢复、提高T细胞亚群的水平;减少糖皮质激素和抗病毒药的用量及其不良反应;减少谷丙转氨酶(ALT)、乳酸脱氢酶(LDH)和尿素氮(BUN)异常发生率,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是安全的;单纯的中医治疗组治疗费用较单纯西医治疗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