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促进中医药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

陈竺部长,“现代太医院”能肩负起推动中医发展的大任吗?

从陈竺部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个中国最高的医政长官明显地寄予这个中国的“现代太医院”以厚望,企图让其引领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那么这个中国的“现代太医院”能够象王国强副部长所言的那样,充分发挥“国家队”的作用,“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期望,不辜负中医药界和人民群众的期望,更好地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吗?
显然两位医政长官对中国中医科学院做出这样的期望是不熟悉中医学史所致。我们知道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真正推动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几乎都是民间中医家,他们没有太医院中的中医家那种养尊处优的地位,长期在民间从事中医诊疗活动,积累了大量的临床资料,加上他们深厚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功底,往往根据时代的需求就能够自发地做出推动中医理论发展的重大创新,诸如被尊称为医祖的扁鹊、被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两位著名的道家人物陶弘景和葛洪、药王孙思邈、撰写《针灸甲乙经》的皇甫谧、明代医学家张介宾、金元四大家、撰写温病经典著作《温病条辨》的吴瑭、火神派的创始人郑钦安以及近代的张锡纯等等,他们都是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民间,才在为众生解除病苦的同时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反观历代的太医院对中医的贡献,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太医们除了为少数的达官贵人和皇室宗亲进行看病之外,就是养尊处优,几乎在中医学术上没有任何建树,唯一能让人称道的写出《脉经》的王叔和作为太医令也是和其高贵的出生有关。
看清了中医发展史的脉络,我们就不难发现要想在中医理论上有所建树,必须要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根底,同时还要能够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古人如此,今人更是如此。下面我们就来剖析一下中国中医科学院,看其能否打破中医发展史的常规,继而推动中医学术的开创性发展。
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中国最高的中医药研究机构,可称为现代的“太医院”,这里是制定和执行国家中医药政策的主要机构。纵观中医在近现代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自从195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前生为“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愚蠢地改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以来,没有培养出一名能够推动中医发展的临床大家,也没有构建出一个能够为世人所承认的创新的中医理论。中医队伍从建国前的80余万众一直萎缩到现在的3万余人,可以说这个中医药学界的领头羊给中医带来的只是一种不断走向异化性消亡的灾难,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悲哀的结果呢?
首先,中国中医科院在唯科学主义的国家意识的主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大量的根本不符合中医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的法规以及发展措施,导致了中医的全面西化和异化。从其在2005年愚蠢地从“中国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就可以看出,主导这个中医发展“领头羊”的核心思想及其主要发展方向是什么!是科学,是要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医接受只有500年历史的科学的阐释和改造,成为其任意宰割的奴婢!然而,中医是科学吗?它们本是两种本质不同的各自独立发生的认知体系,那种把中医称为科学的举动就是一种典型的“指鹿为马”的愚蠢行为。常言道:名不正言不顺。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强行地把中医称为科学,以为这样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医的科学属性问题,事实上他们只能让中医永远蒙受“伪科学”指责的耻辱!
其次,有了这样完全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加上养尊处优的位置,这里的中医家就不再是去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去看病,而是带着自己的碩博高徒们一头扎进那些用现代西医实验仪器装备起来的实验室里去折腾那些可怜的动物,诸如耗子、狗、猴子、猫以及青蛙等等;他们也不是真心地去发展中医,而是依靠大量的伪中医研究项目伸手向国家要钱,而且项目的规模越宏大,参与进来的人数越多、级别越高,向国家要的经费也就越多,也就越容易要。就是处在中医科学院中的这群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医政官僚们,他们身居庙堂之上,养尊处优无所忧虑,你能指望他们为中医的发展做出什么?然而,他们却主导着中医发展的国家资源,把中医推上了异化性消亡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历史将会证明:
他们不是发展中医的功臣,而是毁灭中医的罪人;
他们不是济世救人的医家,而是伸手要钱的废物。
因此,我再次向中国的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呼吁:真要想发展中医,不需要你们日夜操劳地向国务院为中医争取亿万的研究经费,也不需要你们兴师动众地为中医制定多少部法律和战略规划,只求你们废除那些勒在中医脖子上的西医法规。
为中医松松绑吧!允许那些自学的和师承的自由行医吧!允许中医诊所自由地开遍全国各地吧!只有让中医重新回归民间,才是中医的出头之日!(转)

回顾:
自从中医药在SARS治疗中显露威力,继而在治疗艾滋病中成果初现。同时伴随近年来中国文化复兴的热潮兴起,中医的复兴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在中医界,却弥漫着一种日益深切的忧虑。
五四以降,现代化成为中国百年来几乎所有问题都无法回避的语境。中医药如何现代化,也一直是业界研究的问题。
1985年,卫生部颁布三条规定:一切诊断按西医的标准;所有中医不能开诊断书;一切按照西医的标准确定疗效。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三条规定一直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类似于“政治正确”的地位。
自1992年起,科技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两次组织并支持数十名专家、教授和管理人员,进行中医药领域两项国家级软科学研究。其中一项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书,该书的执行主编就是现任科技部“国家中医发展基础研究”课题组组长的贾谦。这两项课题的建议都被国家采纳,成为国家制定一系列中医药现代化政策的依据。这些政策可以说是1985年政策的延续。
但是,随着对现代化的进一步认识和反省,中医界一些有识之士发现这样的现代化是有问题的。2002年11月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有业内人士认为,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破坏了。
目前大部分中药研究所是按西药研究所的模式建立的,从事中药中有效成分的筛选、分离、提取、纯化。这种从草药中提取出来的单体,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所谓中药,是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依据中医理论加以应用的药品。青蒿素是近年我国开发的新药,自中药青蒿中提取的单体,治疟疾有特效,但迄今尚未弄清其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因而到现在还不是中药,而是西药。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其医疗理论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思维方式差异巨大。在用药上,西医需要确定药的具体成分,中医则是复方的,多种中草药在一起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目前仍无法确定其有效成分。
中药必须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不可以随便使用。比如说感冒,中医就分风热感冒、风寒感冒,分病邪在表在里等等。自己跑到同仁堂药店去买感冒清热冲剂,弄不好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中药是不能作为OTC药品在市场上出售的。现在中药也出现处方药与OTC药之分,是有关部门按照管理西药的办法管理中药造成的。按照西药方式管理和使用中药,不但造成了“中毒事件”,而且还闹出很多笑话,比如说中成药、饮片都必须标出有效期,而陈皮要求是越陈越好,灸疗时用的艾绒也是越陈越好,有效期该如何确定?
通过对中医药的再认识,贾谦教授开始反思,觉今日而昨非,认为当年他主持的《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被国家作为重大科研成果采用,“自己感到非常高兴,感到我们为振兴中医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实际上是害了中医药产业。
“中医药一定要现代化,这个方向没错,但是当初的路径错了。”2007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贾谦回忆起往日的情形仍旧唏嘘不已。
沿着这条错误的路径,中药走向了西药化发展,中医则被一些人认为可以取消了,只要有标准化的中药存在就行。
在科技部的支持下,由贾谦所带领的课题组重新完成了《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国务院研究室的内部报告分三期转发。当中提出诸如“废医存药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的重大失误”、“中医药系列标准被西化,阻碍了中医药发展”、“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实际上都是在歧视、扭曲和限制中医药”等和以前几乎完全相反的尖锐观点,贾谦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疯子”。
中医和其它科学一样,必须固守自己的学术体系,保持自己体系的本质特征,当中医理论完全抛弃自身而按西医标准发展的时候,其生存已经成了问题。“中医和西医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是中西医结合提了几十年,也没有人能提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来。”贾谦苦笑着对记者说。中西医结合、以西医标准规范和衡量中医,这是中医药现代化所走的弯路,也是对中医药现代化的严重误读。
但是,中医药的现代化之所以走入这样的歧途,和中医本身也有很大关系。中医自身的传承问题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西医的冲击只不过使矛盾更加尖锐并提前爆发了。被尊为“彭子”的民国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彭承祖就认为,“晋唐之后中医学派蜂起,大多背离了《内经》主旨和医圣张仲景的正统。后世儿科、温病学派、时病派均标本倒置,不识人体本气自病之理,误标作本,妄杀许多人命。沿袭数百年,贻害非浅。”如果任由中医这样发展下去,疗效的根基出现动摇,情势则危矣。
彭承祖还敏锐地认识到中医教育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自古以来的医书……求一有原则有系统,使学者计日成功之本,不可得。后人不能认识中医学本身真相的究竟……谓中医学自古迄今尚未建立,并非过论”,因此毕生从事中医教材的编写和临床教学。
由其撰写的讲义育人无数,被多所中医院校列为教材。“我读彭子遗书,深感她不仅是医病之书,更是一册‘医医病书’。久历临床考读之,更是醍醐灌顶,格外亲切。” 当代急危重症领域的临床大家李可老中医说。
对中医药现代化的正确解读,还停留在中医界的小圈子里,因为惯性和其它原因,中医药现代化依然在原来的错误路径中一直向前。
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主要因为与会人员均是留学归来的学习西医者。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更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对中医药采取怀疑、贬低甚至完全否定态度并不鲜见。有业内人士认为,中西医结合,想用此来代替中医,一直是较长时间以来有关部门的主要做法。
在中医界人士的呼吁和努力下,1988年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但这个管理局最终被决定由卫生部托管,卫生部副部长任局长。“中医药管理局是中国中医药行业的掘墓人。”贾谦语出惊人。
他跟记者分析道,因为是卫生部下属单位,中医药管理局必然和卫生部保持一致。这些年,中医药管理局在推动中西医结合方面不遗余力,有数据为证。上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拨出的卫生事业费,西医占97%,中医占3%。而在拨给中医的这一块里面,中西医结合的占97%,纯中医的占3%。
2005年初,国家科技部拨了5000万元给卫生部,用于治疗艾滋病。结果,卫生部给西医4500万元,中医只给500万元。科技部认为分配方式不合理,要求卫生部做不到对半开,也应该四六开、三七开。最后,卫生部给中医增加了300万元经费。中医严重“发育不良”。
贾谦认为,因为政策导向问题,作为个体,现在的医学生为了能顺利找到工作,全都蜂拥学习西医,真正能用中医方法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全国好中医不超过200个,比较好的约有3000个,按中医思路看病的有3万个左右,剩下的20多万中医走的都是中西结合的路子。
“被认为有清热退烧功效的鱼腥草注射液,许多病人感冒了在医院打点滴都会用到,其实它既无西医的精确成分提纯,临床上又无中医的辨证使用。它对清除热毒有效,但对因正气虚导致的发热不但无效反而有害。中西医结合,应该是中医的归中医,是西医的归西医,现在搞出来的大多是这种‘不男不女’的成果。”目前最大的中医网站其他网站的主持人之一、山西中医药大学的讲师李洪渊说。
贾谦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中提出,要解决中医药问题,应将中医药的管理从国家卫生部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中医部”,和卫生部平行。“就现行的卫生管理体制来讲,不把中医药从卫生部拉出来,中医药就永远发展不起来。”贾谦对记者直言。
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的吕炳奎曾多次因中医问题向中央报告,希望能给中医与西医平等的政策,进而解决中医濒危的境地。他生前对中医药争取独立行政权寄予厚望,并曾提名骆诗文担任第一任“中医药部”部长。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说:“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对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将使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
弱势地位使中医药明显遭遇排挤。贾谦告诉记者,当他拿着科技部开的介绍信,带着医生和一批中药到河南某村串家入户了解艾滋病情况并打算进行中医治疗时,地区卫生局局长说,别说来几个中医专家,就是来几个中医院士,没有卫生部的批文,我们也不让你治艾滋病。
在法律制度方面,早在2005年6月,中医立法起草小组已经成立,但是谁在主持、成员是谁等信息的透明度不高。中医界人士认为,应该增加起草小组的透明度,不能让反中医和西化中医的人主持中医法的起草工作。中医药法规应该真正起到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六易其稿,中医法还是没有出台。贾谦一语道破了实情,最主要是因为里面要写一句话,“鼓励中西医结合”。中医业内人士宁可不要中医法,也不能让一部这样的法规出台。现在起草小组中还有一两个人为中医说话,“真担心哪天没有人能为中医说话了,中医法就会出台并明确鼓励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的发展就彻底走向了绝路。” 贾谦忧心地说。
回顾二:
中医药受困现代化陷阱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专访
胎死腹中的中医药部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为解放后我国中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吕炳奎老先生2002年曾经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推荐您担任当时有可能成立的“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

您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吗?为什么“中医药部”后来没有成立呢?
骆诗文(以下简称骆):据说,朱＊基任总理时,就提出来了,当时想成立一个专门管中药的部门,后来这个职工作设想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就交到温家宝总理手中。温总理当时请吕炳奎老先生提名,老先生就推荐了我。这还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
至于为什么这个“中医药部”没有成立,不太好讲。我想,有关部门领导意见不一致、有些部门抵制可能是主要原因。
《南》:难道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不管中药吗?医、药分家对于中医药的发展会带来危害吗?
骆:中医和中药当然应该分开。中医药管理局当初成立的时候,是中医和中药合在一起的,但实践证明,对中医和中药的管理不分家,对于中药发展十分不利。中药包括中药材的种植、流通和管理等一整套流程,不仅仅是按照老中医的方子制造中成药。后来,中医药管理局只管中医,不管中药,这是当年朱＊基总理坚持下来的。但现在的状况很混乱,中药这一块基本没人管。
所以,今年年初国务院成立“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简称“工作小组”)的时候,我们中医药界的人对它都抱有很大期望。这个“工作小组”的级别很高,吴仪副总理任组长,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国务院副秘书长徐绍史、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医药局局长王国强任副组长,小组成员涉及18个部委 ……不过,很遗憾,这个“工作小组”下面没有设置具体的办事机构,所以目前作用有限。
中央对于挽救中医药的决心很大,但最近的情况不容乐观。有些人以“工作小组”的名义,到不同地方召开会议。比如说,在广州召开了会议,说是要投资200亿把广东省建成全国的中药强省。广州是中药销售大市,但该省的中药材并不多产,怎么搞中药大省?这样做的话,会违背中药发展的客观规律。类似的会议,湖南省也开了,说是要投资100亿,把湖南建成中药大省,发展3个中药材市场——实际上,湖南原来的两个中药材市场目前都奄奄一息了。
《南》:中医药的管理,似乎涉及卫生部、药监局和中医药管理局3家,它们之间是如何分工协调的呢?
骆:这3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中医药管理局是卫生部的内管局,它的局长是由卫生部的副部长兼任的,连带它里面的处级干部都是由卫生部任命。像我开头讲的,连中医药方面的国际交流,都由卫生部出面。药监局看起来很独立,其实它里面很多人马都是由卫生部搬过来的,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发以后,药监局又从卫生部调过来一批官员——现在仅办公室就有8个主任和副主任。
换句话讲,虽然药监局和卫生部从行政架构上讲没有附属关系,实际上,两个部门在人事关系上的纠缠是很深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药监局,还是中医药管理局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卫生部有关系。
中药领域乱象频仍
《南》:您刚才提到中药材市场,现在市场这方面面临哪些问题?
骆: 去年下半年,我曾经随有关部门走访了6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发现有的市场经营惨淡,并且鱼龙混杂——这与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推行公司化改组有很大关系。一些地方官员说,过去中药材市场是政府牵头,由药监、工商、卫生和公安等部门共同管理,部门之间也有分工,现在只有药监局一家管,政府也不会拿钱去建市场。公司化管理,老板只想着赚钱,有钱就允许你进市场经营中药材。
比如,江西樟树市场,有2/3的门店关门,1/3的门店不再缴纳租金。
《南》:您近年来、包括退休后,不断深入各地调查、暗访,了解到许多表面现象之下的问题。在您看来,目前中药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在哪?
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药品监督部门积极与“国际接轨”,把美国的FDA管理模式作为圣经在中国强制推行,按照西医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农民种中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
以GMP认证为例。不少中成药厂经过GMP改造之后,负债累累。比如,有企业反映,他们生产一种保健品出口很好,但在GMP改造中,药监部门规定要购进一些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检测设备,花了几千万元,然后才在GMP验收中通过,但过后设备闲置一旁再未使用,但把GMP改造计入成本后,产品价格高出了一倍。
据测算,整个医药工业企业GMP认证施行3年多以来,花掉人民币1200~1500亿元,投入相当于建一个三峡电站。仅四川省的GMP改造就花了80多亿人民币,最贫穷的贵州省也花了20多亿人民币。不过,很多通过认证的企业都倒闭了,而且造成上百万工人失业。北京某企业迁址昌平进行改造,购地60亩,花了1.8亿创建中药厂,去年通过GMP改造后未生产过一次,现在只剩下几个工人看守厂房。
推行这3项认证,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光银行贷款就8000亿,加上利息将近1万亿。 1万亿,接近我国2002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据国家发改委于德明局长统计,搞了上面几个“P”之后,2004年全国制药工业产值减少31%,利润下降了39%。
《南》:GAP认证对中药材种植的影响也不小吧?
骆:当然。中药材历来讲究传统地道,如四大淮药就产在河南,浙八味就以浙江质量最好,属原产地品种,质量比较好且稳定,当地农民熟悉种植和加工技术。因此中药材种植应当以发展原产地品种为主,辅以其它2~3个次产地,而推行GAP搞单一品种的一地化认证是行不通的,也完全无法保证供应。
根据我一年多的调查了解,被国家药监局公布通过了GAP认证的中药材,没有一种是按他们公布的GAP管理办法生产出来的。西部一些传统产药地区,对照国家药监局公布的GAP标准,认为怎么做也达不到,因此便出现了停止种植,有的将已种在地里的药材提前采挖出售。比如,甘肃的党参正常年产约5~6万公担,去年底种植时间不到就提前采挖,所出的产品基本上没有一、二等高等级规格的商品,当时出售价格每公斤3.5~5元还销售不出去,而正常需要每公斤5~8元。时隔不到一年,现在由于党参供应紧缺,市场上价格已上涨到每公斤15~30元,而饮片的价格达到60~70元,其中北京同仁堂在亳州的饮片专卖店每公斤售价高达198元!
目前,中药材的总体价格突破历史最高水平,而且供应品种普遍紧缺。中药材紧缺、价格飙升,必然造成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中药保健品价格全面上升,吃中药将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广大农民吃不起中药也不再吃中药,中药的根基就断了,还谈什么继承和发展中药?
另外,还有一些不法药商,在药材积压、价格低迷时大量购进,然后出钱去产地收购中药青苗进行销毁,使产地不能再生产和提供药材,趁机大大抬高药价。比如当归,一般是3~8元/ 公斤,而现在市场价已高达80~120元/公斤。目前,国家想方设法降低药价,但药商却想方设法抬价,这些正是国家药监部门要管的事情。
现代化的目的在哪?
《南》:2002年,我国出台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这个《纲要》遭到很多中医药界人士的批评,认为它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实行医药分家,尤其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对中药造成了极大破坏。您怎么看?
骆:什么叫“中药现代化”?“中药现代化”要达到什么目的?准备从哪几方面入手?科技部、卫生部等8个部门联合制订了这个《纲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让不懂中药的人来搞“中药现代化”,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搞成这个局面,再过5年,中药就完了。
不少呼吁“中药现代化”的人,不断强调要扩大中药的出口和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我国中药出口上世纪80年代最高,将近7亿美元。1996年“中药现代化”的口号被正式提出以后,反而逐年减少。2003年为制止连续下滑的局面努力到7.12亿美元,但是剔除中药中间体出口1.81亿,比起80年代还差一截。
为什么越“现代化”越开放,出口反而越减少?首先,国外对传统中医文化接受程度有限,吃中药的主要是华人,更何况很多西方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对中药有限制;再一个,搞中药中间体出口支持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中成药和西方国家保健品的生产发展,反而减少了对我国中药的依赖和需求。
《南》:我们的谈话中间,您不断地讲到国情、农村、农民,您好像把中医药的问题,提升到了“三农”的高度。
骆:卫生部不能搞成“城市老爷卫生部”。现在国家要在农村推进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如果单靠西药,成本太高,所以更要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我国的中药资源主要在老、少、边、穷、山地区,据测算,西部12省区和湖北恩施、吉林延边、海南琼中等享受西部待遇的地区,中药的年销售量占全国的61%~63%,这些地区的农民传统上就有种中药、采药、加工药和销售中药的习惯。因此,理顺中药产业,各级政府把农民种中药纳入农业经济体系进行合理规划和指导,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好办法,大有可为。

怎么感觉实施的总比说的要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