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到“经方派”

作者: 任伯川


《汉书艺文志》的“经方十一家”之后,目前已知的以“经方”为书名的方书的最早有东汉初年蜀人李助的《经方颂说》(公元100年前后),《华阳国志》卷十:“李助多方,以药立称”。注云:“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医术(书),作《经方颂说》,名齐郭玉。” 《华阳国志》又说《经方颂说》为郭玉作,有矛盾,因为史料中郭玉以脉诊和针法名世,而李助“通名方,校医书”,所以此书应当是李助的著作。东晋常璩撰写于348—354年的《华阳国志》,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今云南、贵州、四川)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著作,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两本地方志。“颂说”一词不好理解,因为“颂”通“诵”,“诵”有“述说,发表详细内容”的意思,“诵”也可通“通”,“说”—释也。所以“经方颂说”大概是“经方通说”或“宣传解释”经方的意思。“颂说”一词还有点佛教用词的意味,不知是否借用自佛教词语。(“蜀/身毒/道”交通印度的历史非常久远,远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很久,有关残缺的史料隐约表明,四川一带可能是中国最早传入佛教的地区之一,印度古典医学是否也有经此路传入目前无法考究,但宗教传播史表明,任何宗教的早期传播特点基本都是借医传教。或者正相反,是后来的译佛经者借用了“颂说”一词)。《经方颂说》一书早已失传,无法知道其内容。推测其所说“经方”,应当是跟《汉书·艺文志》所云之“经方”含义相当。此书在《汉书艺文志》的“经方十一家”与《伤寒论》之间,李助又是名齐郭玉的医学大家,而张仲景似乎也在荆楚之地活动过。《伤寒论》与《经方颂说》是否有关系,目前无法知道。另外,在《汉书艺文志》的“医经七家”和“经方十一家”出现在汉帝国书府之后不久,郭玉和李助两位分别代表“医经”和“经方”的蜀地名医就名重当代,郭玉更官至朝廷太医丞(汉和帝时期),而同时期边地军队相关的医简伤寒药方多重用“乌、附”之类的热药,与历代川地医家用方药有相类之处,两者不知是否有因缘关系,也值得注意。另外,汉王刘邦在自己的封地汉中虽然只待了四个月,但在与项羽争霸天下的四年楚汉战争中,汉中一带在萧何的治理下一直是刘邦军队的大本营、大后方,所出医、药应该也多出于汉中一带。西汉立国安定之后,汉中一带也没有被分封,类似汉朝中央“直辖”区,西汉太常、少府系统中的医家可能有不少也出自汉中一带,综合以上所论,个人隐约感觉,现今汉中、蜀地、秦地土著医家的风格可能比较接近汉代医学的传统风格。或者说可能比较具有汉代医学的遗风。

近代所谓经方派有不少名家也为蜀人或与蜀地医学有关,如郑寿全、祝味菊、陈鼎三、吴佩衡、陈达夫、范中林等。大概也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而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隐性原因。

(补注:由于秦汉姓李的名医只有三人可查:一是蜀人李助,二是秦太医令李醯—就是暗杀秦越人那个,推测西汉末整理“方技”的李柱国不是蜀人,就是陇西地区李姓(甘肃)。而汉中当时的首府南郑其实就在两地之间。估计这三人的医术应同属于一个大的流派——秦派,郭玉也是。刘邦挥军西出汉中首先夺取的就是关中三秦之地,后来也属刘邦征战的大后方地区,如此,李柱国属于秦派医家的可能性很高,这就不难解释他整理医书将黄帝一系(秦派)置于首要地位了。医史学者多认为中医的黄帝学派就是秦派。若真如此,还可进一步推测《风寒热十六病方》中的一些伤寒类方剂大概与甘肃《武威医简》中的伤寒方类似。)

另外,日本“古方派”鼻祖名古屋玄医(1628-1696),尊崇《伤寒论》,提倡贵阳贱阴,治病好用附、桂等温热之剂。这与近年所谓“火神派”(蜀地为主)一系相似。而“火神派”鼻祖郑钦安(1824年-1911年)的“万病起于一元伤损论”与后藤艮山(1659-1733)的“一气留滞说”也有类似之处。为什么中医一复古多贵阳?是否因中医学理论的原点多与道家思想(道家重阳)有关?或是中医学原始理论主要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补注:查考后得知,由于郑钦安、名古屋玄医、后藤艮山都受喻昌(郑氏是间接,得自舒驰远《伤寒集注》)、张景岳、程应旄等人伤寒学术思想的影响较大,所以他们伤寒学术思想有相近的地方就不足为奇了。)

《伤寒论》之后就是东晋陈延之约在公元454-473年撰写的十二卷《经方小品》(又名《经方短剧》、《小品方》)。从他利用十八种方书、民间流传验方以及本草等书集撰成书来看,书名“经方”者应该都是综合“集撰”类方书,尤重名医方和名验方。值得注意的是,陈延之的医疗活动范围也是以今之长江、淮河流域为主。陈延之特别推崇张仲景:“汉末有张仲景,意思精密,善详旧效,通于往古,自此以来,未闻胜者。”

“经方”一词在晋唐时是医方书的通用词,尤其是名医方书。如孙真人的《备急千金要方 论大医习业第一》:“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 孙真人也极为推崇仲景:“ 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 (见《千金翼方 卷第九 伤寒上》)。


宋以后,张仲景医圣地位逐渐确立,医书也逐渐上升为医“经”。北宋朱肱1108年成书的《类证活人书.序一》:“伤寒诸家方论不一。独伊尹仲景之书。犹六经也。”已经把仲景医书等同于“六经”了。1142年,严器之为成无已《伤寒明理论》做的序中也称历代明医治病“必也祖述前圣之经”,称《伤寒论》为“医门之规绳。治病之宗本”。成无已自己在《伤寒明理论 药方论序》中说:“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特为枢要。参今法古,不越毫末,实乃大圣之所作也”。到1144年严器之为成无已的《注解伤寒论》写序说:“夫前圣有作,后必有继而述之者,则其教乃得着于世矣。医之道源自炎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继而伊尹以元圣之才,撰成汤液,俾黎庶之疾疚,咸遂蠲除,使万代之生灵,普蒙拯济;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兹先圣后圣,若合符节。”将伊尹称“元圣”,仲景称“后圣”。这其实是1182年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中称“仲景者,亚圣也”的由来。宋以后基本代代都有名医推崇仲景方论,强调方剂学的根源所在,专门著书解说仲景医书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有执1589 年的《伤寒论条辨》,他在此书序言中对仲景更是推崇备致:“(仲景)其功岂不远贤于神皇轩岐与越人而独盛哉。于是医门尊之以为圣。犹儒门之圣孔子而宗师焉”。“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故后世称为医圣。夫扁鹊仓公。神医也。神尚矣。人以为无以加于仲景。而称仲景曰圣。”“读之者皆知其为伤寒论也。而不知其乃有所为于伤寒而立论。所论不啻伤寒而已也。……所以法而世为天下则。方而世为万病祖。”“(仲景)论病以辨明伤寒。非谓论伤寒之一病也。其文经也。……吾故曰:名虽曰论。实则经也。 虽然若曰伤寒经。殊乖矣。必曰医经……”。 方有执明确认为仲景为医圣,仲景书为医经,并认为仲景《伤寒论》不是单论伤寒一病的书,他对《伤寒论》“方为万病祖”的认识在伤寒学术研究上是一种重大的理论突破,这种观念的后续发展极大的改变了后世医家对《伤寒论》的认识,使之牢固的确立了方剂学“医经”的地位。成为了后世经方派医家的理论归依和信仰。如此,宋以后“经方”一词也就逐渐演变成特指仲景医方,广义点的泛指汉唐方,终究还是以仲景医方为主。后世以仲景方论为学术宗本,用方偏好仲景方的医家,或被称为伤寒派或伤寒家,其实都可以归为经方门下。


清初1757年徐大椿《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出版。他推崇古方,特别是中景方:“谓上古之方,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无几也。” 《金匮心典·徐序》:“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

1759年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医断》出版,他推崇真仲景方论。“方者莫古于仲景。而仲景为传方之人,非作方之人也。”“先知方用,然后可知药能;不知药能,则方用亦不可知也。况方意不可解者,甚多矣。”“千金、外台,可取者几方而已。”


清末浙江归安(吴兴)人莫枚士撰有《经方例释》三卷(1884年成书),杨大华先生称之为“‘直解’经方第一家”,此书为黄煌先生推荐给杨先生学习经方的两本参考书之一(另一本为胡希恕先生的《经方传真》)。1883年尚有不著撰者的《经方合济》一书,又名《良方辑要》,方剂以单验方为主,简单实用,附录嵊县张正(字贞庵,别号药樵)所撰《外科医镜》。(注:《经方合济》可能是明代许相卿(1479—1557)《良方辑要》与清代张贞庵《外科医镜》的合订本医书,两者都是浙江人,注意莫枚士也是浙江人)。

清末开始出现以“经方”为名的医书,大概跟清初以来兴盛的考据学派(乾嘉学派)影响有关。乾嘉学派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有“汉学”之称。这些对当时及之后的儒生有很大影响。如莫枚士早年就研习经史,于小学颇有研究,习医后,也致力于古医籍校疏。曹颖甫的老师黄以周(元同)也是晚清经学大师。类似他们这样的儒生习医后著书,复古采用汉代古典的“经方”一词为书名就很自然了。莫枚士所在的浙江吴兴、曹颖甫所在的江苏江阴与乾嘉学派的发源地江苏吴中,直线距离不过六、七十来公里,徐大椿所在的江苏吴江,离吴中更近。这些都是通“汉学”的儒生为医,都在一个地域文化圈内。近代还有很多著名的经方家都出自江浙这一地区,如余听鸿、范文虎、祝味菊、陆渊雷、叶橘泉、黄煌等,而岳美中是陆渊雷的学生。后来命名“经方派”的蜀人任应秋早年也是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季平,后来也到上海中国医学院学医,老师就是曹颖甫、陆渊雷等人。另外,翻译《皇汉医学》的周子序先生也是浙江黄岩人。可见近代经方派的兴起、成“名”与传播与江浙这一地区特定的文化学术环境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单从地域来论,近代所谓的经方家,比较集中出现的地域有两个,首先最集中的就是江浙地区,其次就是蜀地医派(见前叙述),其实从大地理上看就是长江上下游而已(注意也是古代佛教传播的一个主要路线)。

日本汉方古方派的形成也与中国情况类似,与当时学界文化上的复古倾向有关。我们一般都知道日本汉方学术思想对近代中医的发展影响很大。但有研究表明,日本汉方医古方派在形成过程中,应该是不断受到来自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主要就是新安、江浙一带)医学思想的影响。参见《明清时期江南伤寒名家对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影响》(吴中平 陈孝银 檀上敏秀 柯雪帆 俞雪如 文)。大略来看,近代中国的经方家大多不是与江浙(及蜀地)伤寒学派学术传统有关,就是与日本古方派学术有关,或者两者兼有。

经方派的近代兴起首先是缘于中医界在中医存亡之际求存的努力。五四运动以后,中医存废之争激烈,中医界人士在中医存亡之际不得不重新回归久经历史检验、朴实无华、比较能符合“科学”的经典。另一方面,中医界在中医存亡之际也不得不从近邻处寻找应变的方法和理论依据。中国近代经方派的兴起其实是明末清初以来推崇仲景学说的思潮与日本“古方派”思潮,两者合流的结果。对于近代中国“经方派”的兴起不能不提日本汤本求真(1876～?中西医折衷主义者)的《皇汉医学》。1927年6月到1928年9月,《皇汉医学》在日本出版完全后,此书 1930年就由周子序先生(浙江黄岩人,原名周子叙,李叔同弟子)翻译在我国出版。此书社会影响巨大,“此书于十年中印至八版”。(鲁迅先生曾为文嘲讽《皇汉医学》的翻译出版) , 该书自1930年在我国翻译出版以来,80年间10余次出版重印。直接启迪了中国近现代众多名医,如曹颖甫、陆渊雷、恽铁樵、胡希恕、刘绍武等人及其后学。曹颖甫曾为此书写过序言,认为此书出版“处此中西激争之际,是为吾人增色不少,是与国医前途有极大关系也。” 章太炎先生先生接到章次公寄来的《皇汉医学》也十分高兴,认为是“东方明星独灼,然在人头上”,“今日欲循长沙之法,此公亦一大宗师也”,后来章太炎先生在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序》(1931年出版)中说:“自《伤寒论》传及日本,为说者亦数十人,其随文解义者,颇视中土为审慎,其以方术治病,变化从心,不滞故常者,又往往多效,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可能就是针对《皇汉医学》的有感而发,陆渊雷《伤寒论今释》也参考此书。其实近代以来的经方大家或多或少的基本都受到过日本近代汉方医学的影响,具体大多都得自《皇汉医学》。

1937年的曹颖甫医案《经方实验录》三卷由千顷堂出版(由弟子姜佐景整理,是曹氏的部分医案,主要涉及太阳篇),广受欢迎,传诵一时,影响很大。曹颖甫是近代经方派的代表人物,也可能是最纯粹的一个,一生善用经方,倡导经方,不尚空谈,惟凭实验,实事求是。曹颖甫极为推崇仲景,以为“仲景后的方书卑不足道”,这也是经方派和古方派一贯的看法。但曹氏实际并不排斥时方。只是强调正本清源。曹氏以“经方家”名,而不以“伤寒家”名。曹氏推崇仲景方论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学术偏好,更多的是在当时中医面临存亡的历史环境下意图用有力的事实奋发图存的一种努力。曹颖甫用经方疗效卓著,常是“覆杯而愈”、“一剂知、二剂愈”,因而有“曹一贴”之赞,《经方实验录》称得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中医著作。曹氏桃李满天下,弟子有姜佐景、章次公、吴凝轩、史惠甫、杨志一等,教过的学生有秦伯未、任应秋、陈存仁、严苍山、许半龙、程门雪、张赞臣、王慎轩、丁济华、黄志东等,后均为中医名家。可见曹氏影响之大。

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力的强盛,传统文化寻根热潮兴起,中国传统“科学”(天、算、农、医)中唯一幸存的“中医学”也掀起了对“经典”的研究热潮。以仲景医经为核心的经方派随潮而再度兴起。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原因,更多的还是出于中医界人士在传统中医日益被现代医学腐蚀、削弱的情况下,试图图存、复兴光大传统中医的理想。其实历代推崇仲景方论的人,多少都有点“为往圣继绝学”的意味。1980、90年代,以“经方”为名的中医书籍出版并不多,较有影响的有1982年出版的赵明锐《经方发挥》、1994年出版的胡希恕的《经方传真 》(冯世纶先生整理)等。经方学术大热似在2005年之后,此时期以“经方”为名的中医书籍大量出版,网络上也出现了几个专门的或与经方有关的医学论坛,如经方医学论坛、经方传真论坛、复兴中医网的经方论坛等。 此时的经方派虽然还是以仲景医经为研究核心,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创新,特别是黄煌先生的方、证、体质理论,在传统的经方派、古方派“方、证相应”的理论上增加了“方人相应”的创新理论,重视病人体质和方剂的关系,提出“未识方证,先辨‘药人’,不论在理论还是疗效都让人耳目一新,受到国内外中医界的广泛关注。

尊崇仲景方论的医家历代很多,但过去没有“经方派”的称法,归结并命名,将“经方派”作为一个医学流派论说,应该是始于“中医各家学说”的学科创立者任应秋先生。1981年他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学院教材《中医各家学说》第三版出版,就提出了中医学发展史上存在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和汇通七大医学流派。任应秋先生所说的“经方学派”包括宋以前的经验方和宋以后的经论方(仲景方),含义与今天多数人所说的“经方”含义稍有不同。今天“经方派”实际是指以研究仲景方论为学术核心,追求实效,重视真效验方的中医学术流派。由任应秋先生开始,“经方派”这一有复古意味的名称就此流传开来。“经方派”与“伤寒派”名称的区别,大概是“经方派”更强调用仲景方,而“伤寒派”却未必。

日本过去没有使用“经方”一词,比较近似的应该是“古方”。从资料来看,日本香川修庵、山胁东洋时代就有自觉使用“古方派”这个名称。近几年来,“经方”一词也被日本的部分医家使用,并有专著出现,如江部洋一郎的《经方医学》,但黄煌先生认为其所谓“经方”与我国习惯认识的经方医学还是有较大区别。即两国医界所用“经方”一词内涵其实并不完全一样。“经方”一词近几年也被日本部分学者使用,估计是受到了中国“经方”、“经方派”用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