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之曹炳章

曹炳章(1878～1956),字赤电,又名彬章、琳笙,浙江绍兴人(原藉浙江鄞县)。曾先后问业于名医方晓安、何廉臣两老夫子,但主要靠自学成才。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毕生在忙于诊务的同时,勤于著述,计编著、校注、增补、重订的著作达四百种以上,在中医界有一定的影响。生前曾担任过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浙江国医分馆董事,神州医药全绍兴支会主席以及新加坡、泰国等国中医师公会名誉理事,并兼任国内外二十亲家中医期刊的名誉编辑和特约撰稿人。解放以后, 曾任绍兴市政协委员、《浙江中医月刊》总编辑等。
曹炳章先生自幼沉静好学,勤奋过人,但因家境清寒,仅断断续续地读过二年私塾。十四岁时(1892), 即随父显卿公旅绍谋生,进药铺学业,从而开始了他的医药生涯。

一生爱书如宝 自谓书富家贫

先生进药铺学徒时,正是少年好学阶段,日间忙于撮药结帐,夜间则是他读书的大好辰光。四年中间,对《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 《新修本草》,《本草从新》等本草专著无不精读强记,并常到野外对药物进行实地考察。
先生出身寒门,平素不肯轻易挥霍分文,但每见市肆出售药书,则无不倾囊购之。还经常到旧书摊上收买廉价旧书,谓:书旧字不旧,价值依然。遇到好机会,碰巧买到稀有珍本,更是喜形于色,乐不胜制。先生从此时起已开始养成了爱书如宝,千方百计地买书藏书的习惯。纵然一时无法买到的珍本,善本,每必借抄,汇订成册,列入书架。偶而发现所藏书籍有所破损,总候暇予以细心修补。中年以后,先生儿女绕膝,他一面勉励儿女勤奋读书学习,一面教育孩子爱护书籍,家教甚严。记得有一次他年方十几岁的爱子,阅读时不慎弄损了几页书,禀性慈祥的先生则一反其常,大加责斥。
一九一一年间(民国元年),先生藏书已达数千册,著作手稿已有十余种。因先生同善局施医所住宅遭受火灾,时先生适返原籍探亲,回绍后见所著手稿、收藏书籍尽付一炬,殊感痛惜。抗战时期,日寇
飞机轰炸绍兴,时先生手著《人身体用通考》诸书业已完稿,为防被日机炸毁,于是动员合家,日以继夜地挖成防空洞,将稿和书悉置洞内,而对其他家产却不暇顾及。后来绍兴沦陷,先生又连夜租船将所藏之书和手稿转移至山乡僻地。战后回城,他为所藏书稿得保完璧而喜不自禁,竟似孩提般鼓掌庆幸之,而对别的家产焚于战火却不甚痛惜。
及至晚年,先生的著作已有数百种,收藏医书也突破万册,成了“书富翁”。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书富家贫”的人。

毕生钻研学术 堪称著作等身
一八九六年,先生辞去药铺职业,先投方晓安老夫子门下,专攻《内》、 《难》、 《伤寒》、《金匮》及各大家医著,历时七载。后又问业于先哲何廉臣老博士,尽传其七十年博大精深之学业,更旁参广证,奄揽众长,于是学业倍进,声名渐起。接着在绍城开办“和济药局”,悬壶古越。先生不喜泛泛社交,除应诊外,总是聚精会神地钻研医理。当时,同行中不少人染上酗酒赌博、寻花问柳之恶习,间或有人欲拉先生入伙,先生总是严肃地回绝,每给这些人讨个没趣。先生读书相当刻苦。清晨看书是起床后第一要事。中年以后,凡诊务稍闲,便手不离卷,直至晚年,毫不松懈。所阅之书,范围相当广泛,可说是天文,地理,生物、理化,新旧医籍,无所不览,所以他的学问非常广博、深邃。一九三四年,上海大东书局欲整理浩瀚之祖国医学书籍,因久闻先生大名,认定此任非先生莫属,乃优礼以聘,先生亦慨允弗辞。于是,从自己珍藏的万余册医籍中,精心选定三百六十五种,予以校勘、重订,编为《中国医学大成》,另辑《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一册,一九三六年全稿交齐。是书搜集内容之宏富,前所未有,被当时医界誉为“医学之渊府’。先生原筹划再编续集三百六十五种,后因战事影响,壮志未酬,连初集也仅刊印及半而遭停印。
其他如《彩图辨舌指南b, 《喉痧证治》、 《增订通俗伤寒论》及诸药物考证等著作,均是商量旧学,发皇新义,手眼独出,为杏林不朽名著。此外,如《浙江名医传略》等著作,对于今天的医史研究,仍不失为重要参考书。先生一生撰述、编辑、校订、圈注、眉批的医药著作,总计竟有四百一十三种之多(不包括各医刊发表的论文),从这个数字中可以想见先生为此而付出的精力是何等的惊人。
先生原先主持绍兴“春城”、“致大”两家国药肆业务而兼行医,因此,对药品的考证、炮制、真伪辨识尤为精通。在其全部著作中除了诊断、治疗,预防卫 生、医史等方面外,有很大一部分,诸如《中华药物源流考》、 《人参考》、 《麝香考》, 《冬虫夏草种类及用》、 《增订伪药条辨》等,都是属于药物考证、辨讹、厘订方面的专著。故其得意门生徐荣斋教授认为:“曹氏学术思想,当以论药及药物考证为首位。”此评语甚为中的。一九四零年前后,先生拟将近五十年所阅览的经史、说部、名人笔记、游记,各地报刊杂志摘录之所获,参考动植物学、矿物学,结合个人心得,为重修《本草纲目》作资料准备。怎奈时局动乱,兼之诊务繁忙,且完成如此宏大规模之巨著又非一花甲老人所能独胜,先生深叹欲为难成,然又不愿半途而废,无奈只得选用珍贵资料,择要逐年写成专考发表。
晚年,先生因长年伏案,久视蝇头细字,兼之用脑过度而致耳聋目花也终不悔。建国后,虽年逾古稀,仍著述不倦。在临辞世前半年,虽已龙钟老态,体力不济,然仍壮心不已,曾说:“此后如精力许可,当一识途老马,为后起者指出整理祖国医学之途径。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