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玉书

石玉书先生,字国麟,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贵州金沙县,其名出自“麟吐玉书”之典故。先生少年时有志于医,随清朝进士、医学名宿贺静轩学医,贺氏不仅精于医道,还通晓地理,这为先生深厚的医学造诣奠定了基础。十八岁,先生即在乡里悬壶应诊,屡起沉疴。后移家贵阳,仍以行医为生,救治者数以万计,在省内享有很高的威望。1956年,贵阳中医学院成立,先生为首任院长,1973年卒于贵阳。
先生一生从事中医六十余载,尽管疗效卓著,造福乡里,因诊务繁忙,无暇著述,即便是留下来的单方文字也不多。笔者有幸跟随13年,步趋承教,蒙诲谆谆,亲聆受益,不论是细微的诊方量,还是平素待人接物,先生的精湛医术、崇高医德至今历历在目。
解放前,先生在原川剧院(现中华南路)开办“天生元”药号,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其时贵阳穷苦人居多,由于先生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加之药价低廉,疗效显著,故而深受经济拮据的劳苦大众的欢迎,对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先生还以药相赠,高尚的医德为市民所称道。
1953年,年近七旬外祖母患“中风”症,三日昏迷不省人事,亲朋闻讯前来看望,见此情景都嘱以“准备后事”之语,我父亲请来先生,先生切脉后沉思良久,处一方,谓“如灌药次日下黑便,则可救”。外祖母用药第二天,大便下,神渐清,遂复诊,半月痊愈,先生精湛医术,可见一斑。
1961年,先生收我为徒,给我上的第一课便是医德。他说,自古称医为仁术,医生的责任,就是要慈善为怀,解人痛苦。先生不但这样教我,而且身体力行。
1956年他担任贵阳市中医医院院长一职,事务已够繁忙,但一直坚持门诊,很多病人因挂不上石老师的号,临下班还等加号,而老先生总是不厌其烦,一再推迟下班时间。星期天到他黔灵西路家中的求医者更是络绎不绝,热闹非凡,每每先生刚起床开门,客房里便顷刻坐满了人。至今思此场景,令人感慨!
先生定了两条行医规矩,一是困苦者不收分文;二是远道而来,扶老携幼者优先诊治。
在家中诊病时,先生口授,我开方,一坐便是三四个小时,尽管很劳倦,但先生态度依然谦和,毫无怨言,堪称行医者之楷模。由于先生在贵阳的影响大,认识先生的人很多,我经常打趣说:“您到哪里都得不到安宁!”事实也是这样,不管他在哪里出现,总会有人“拦截”。
1963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从北京来贵阳,在人民剧场演出《岳云》,我陪老师前往观看,散场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观众欢喜的叫到:“石院长,我找您看病找了好久!”先生顿时被一些人围住,纷纷请求诊病,先生不顾天时已晚,微微一笑,欣然同意,人民剧场的休息室当成了诊室,认真工作起来。由于候诊者较多,剧场的经理也主动赶来维持秩序。事后,适逢贵州省文史馆老书法家夏协六先生来家造访,我对夏老谈及此事,夏老为之感叹,挥毫写下:“风度和蔼,济世天才,仙佛心肠,抱与为怀”的赞句。的确,只有具备崇高医德和精湛医术的医生,人们才能会对他如此之厚爱。
先生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予侍诊多年,感悟老师用药处方,颇具特色,自成风格,师古而不泥古。实践中,先生看重阴阳至平衡,强调气化,认为药物本为补偏救弊而设,巧妙利用寒热温凉之药性,主张轻、清、灵、动,所谓“四两能拨千斤”是其意也。对动辄大包围,撤拦河网式的用药俗风颇有微词,他认为任何疾病不管如何错综复杂,总有一个主要矛盾,抓住了矛盾的症结,次要矛盾往往会迎刃而解,起到事半功倍的疗效。纵观石老的处方,不难看出:药味少,但配方却十分严谨,“君、臣、佐、使”丝丝入扣。如果用简、便、验、廉这样几个字来概括石老的遣方用药,那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后人总结为“察阴阳,重气化,尚天人相应之奥妙;观整体,重气血,以脏腑辩论为绳墨;法经方,效古法,制方谴药,独树一帜。”
古人云:“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行医数十载,经他救治的患者难以计数,但他有所施,而不求报。辞世已卅余年,但先生慈祥和善的容貌,术德兼备的品质,至今依然铭刻于心。
蒙受先生恩泽,笔者在行医的道路上不敢稍忘,且身体力行,虽年逾六旬,每每念及先生教诲,总会给我无尽力量!(石氏传人整理)其子石恩权,石恩骏皆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