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抗生素下战书

医学界流行一句话说,在美国买枪很容易,买抗生素却很难——而中国正好相反。据专家估计,我国每年约有8万人死于抗生素相关的不良反应,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郑有田:我向抗生素下战书
齐鲁周刊记者 邱长海
1994年夏天,山东女孩杨晓霞发现自己右手拇指上有个小黑点很痒,挑破后便开始溃烂,父母把她带到乡卫生所治疗,大夫用抗生素给她消炎,没有治好,转到另一家医院后,拔掉了病变的指甲,再使用抗生素,还是不行。
随后,杨晓霞去了济南,先后在4家大医院进行治疗,用的最多的药还是抗生素,但病情丝毫没有得到控制,她的伤口在一天天溃烂。
3个月后,杨晓霞来到了北京。而此时,她的右手已经坏死,医生不得不给她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细菌又在截肢的伤口上继续感染。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首都13家医院的50名中西医专家先后两次为得了“怪病”的杨晓霞进行义诊。
经过几十次的细菌培养试验,专家们在杨晓霞的伤口上发现了12种细菌,而让人担忧的还不只是细菌种类繁多,在她持续使用抗生素治疗的过程中,这些细菌已经对大多数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细菌对抗生素耐药的问题,几乎把治疗推到了悬崖边,已经截了肢的杨晓霞开始面临死神的威胁。
在进行了科学的药敏试验后,专家组决定有针对性地使用一种名叫泰能的广谱抗菌药,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辅助措施。奇迹最终发生了,在杨晓霞手臂上肆虐一年之久的细菌全被消灭,她康复了……
看到这个新闻,济南“中医狂人”郑有田拍案而起,内心深处堆积已久的愤懑喷薄而出:我要向滥用抗生素宣战!
中国的细菌就那么厉害?
老郑认为,2003非典肆虐以后,“超级病菌”又全球蔓延,滥用抗生素难逃干系。
郑有田近年因创办“郑老师教育沙龙”培训班而声名鹊起,人称“济南培训王”。他却自称“中医狂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即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晓霞事件”发生后,老郑开始遍访全国中医名医,讨教、交流、论战——合纵连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他用心搜集着滥用抗生素的“罪证”。
“凡超时、超量、不对症使用或未严格规范使用抗生素,都属于抗生素滥用。”老郑把调研数据认真地记在本子上。目前,国内的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应用抗生素,外科手术则高达95%。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
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例,该院每年销售收入排序前3位的药物均为抗生素。据统计,仅超前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全国一年就多花费7亿多元……
是药三分毒,抗生素也不例外。我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因此造成的肌体损伤以及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滥用抗生素使我们为战胜疾病的代价越来越高。老郑认为,2003非典肆虐以后,“超级病菌”又全球蔓延,滥用抗生素难逃干系。
上海华山医院党委书记、我国抗生素专家张永信对此感触更为深刻。二战中,几十到100单位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相同病情,现在几百万单位的青霉素也没有效果。他的关于中国细菌耐性的研究文章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后,外国医生表示难以置信:中国的细菌就那么厉害吗?
张教授的话让老郑心焦:如果有朝一日病菌耐药性“进化”速度超过抗生素的研制速度,我们就又将回到抗生素诞生前的黑暗岁月。
四方利益合谋图财害命
抗生素何以滥用到如此地步?老郑认为,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从医院、医生,到医药销售企业、医药生产企业,现象背后其实掩藏着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1928年,在一次医学试验中,一个葡萄球菌培养基受到了一种霉的污染。试验者弗来明注意到,霉周围的细菌消失了。他断定这种霉产生了某种抑制葡萄球菌生长的物质,并将它命名为青霉素。在弗来明的启发下,英国医学家弗洛里和钱恩提纯了青霉素,先后给实验室动物和病人试用,证明青霉素对细菌感染具有惊人疗效。三人因此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时至今日,抗生素早已成了西医的顶梁大柱。“它像一把尚方宝剑,守住了西医的门户!”老郑说。
抗生素何以滥用到如此地步?老郑认为,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从医院、医生,到医药销售企业、医药生产企业,抗生素滥用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在我国,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现象很普遍。比如给患者输液,圈内便有一不成文的行规:住院病人“每人N瓶”,急诊病人“先来1瓶再说”。很多医生即使对于感冒等普通疾病也要开上一大堆抗生素,这种做法无异于“大炮打蚊子”,更有一些医生偏爱某种抗生素,一个月开出的处方就数以万片计。
某大医院一个从事医疗工作20多年的医生到媒体爆料:抗生素是当前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通常利润率为20倍;其中回扣、返利等非成本因素大大抬高了抗生素的价格。抗生素的回扣一般都高于30%,个别低于30%的抗生素,如果加上学术交流、旅游、出国考察等因素则远远高于30%;有些医生拿回扣的数目惊人,重点科室的重点医生每月仅拿回扣就超过2万元……上述费用最终都得由患者埋单。
从2003年开始,国际抗生素原料市场价格不断下降,而抗生素销售价格却节节高升,于是药厂一拥而上,纷纷投产抗生素。据了解,我国目前的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中绝大部分都生产抗生素,生产“阿莫西林”的企业超过100家,生产“先锋”的企业超过200家,这就直接导致药品流通渠道混乱,重复建设、无序竞争严重。
抗生素,你要猖狂到几时?
“中医狂人”力挺中医药
抗生素问世之前,人类也常受瘟疫的侵袭。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借助《伤寒论》和《瘟病学说》两大体系之力,有效抵御了瘟疫。
不用或少用抗生素,那我们用什么呢?老郑开出的方子是“中医药”。
“我不像那些一味批判高考制度的人,他们找不出取代高考的方子。”老郑说,“在抗生素问世之前,人类也常遭受瘟疫的侵袭。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借助《伤寒论》和《瘟病学说》两大理论体系之力,有效地抵御了瘟疫(传染性疾病)的侵害。”
老郑拿新近搜集的一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2008年5月10日,济南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崔文成在《济南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中医防治“瘟病”更有效——手足口病属“瘟病”范畴,儿童口服大叶青、板蓝跟可有效预防感染。
“我对中医药有着很深的感情。”老郑说。1968年,当时的小郑上山下乡到了历城县坝子大队,枯燥的劳动之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迷上了中医。1971年,他给时任卫生部长刘湘萍写信,力陈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性。其秘书回信说,部长看罢来信很受感动,已把信转到了山东省卫生厅。小郑兴致勃勃地去找卫生厅长,却看到厅长正在挨批斗“坐飞机”。他的心一冷,只能摇头叹息——在那个热衷于破坏的年代里,谁人还管创造呢!
1977年底恢复高考,老郑考了个济南第三名,却阴差阳错被调剂到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上了3个月后,他报考了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张香桐教授的研究生。一考就是前5名,他赴上海参加面试。当时让他解剖大白鼠,剥离坐骨神经。老郑一下子傻眼了。“咱是自学成材,哪里会弄那一套!”至今,老郑仍是一脸惋惜。
一梦十年。1989年4月,老郑偶尔从广播上听到一条新闻,说上海一家企业生产爱滋宁口服液,在广交会上备受青睐。他揣着1000块钱,包里放着上海二医大朱炳发教授的一封回信,只身来到上海。用了短短4个月时间,他组织了第一届中国AIDS与中医学术研讨会。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居然来了16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盛况空前。
紧接着,他开发出中医治疗爱滋病的他士(TACH)系列产品。这种药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市场,只能靠出口美国等地,最终因为他不熟悉国际市场规则而铩羽而归。
再梦二十年。去年底,年过六旬的老郑在舜网上开了博客,专谈中医药,前不久,他又自筹资金拍摄电视专题片。如今,老郑设下擂台,广散英雄帖。“我想闹腾出点动静来,有动静人们才会关注,有关部门才会重视。我不在乎落下个哗众取宠的坏名声。毕竟,这是一项关乎千家万户,子孙后代的大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