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欣赏“火神”一派感悟中医

附子之说

附子为药中第一大将,大辛、大热、大毒,驱寒毒,破阴凝,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表里内外,无处不到,性如雷霆霹雳之力,有斩将夺关之能。附子乌头同用,如虎添翼,破阴回阳散寒胜湿无坚不摧,以炙甘草统之,甘缓补土伏火,得干姜之守而不走,山萸肉之酸敛,上助心阳通脉散寒,温下开启肾水缩尿固精,故可救生死于顷刻,此正乃“四逆汤”之奥义所在。
附子之大辛、大热、大毒,对垂死的心衰患者,附子之毒,恰恰是起死回生救命仙丹!
四逆汤,炙甘草100g,干姜80g,附子50g(生附子一枚50g“去皮,破八片”。去皮去毒,破八片:典型性低血压用大附子一枚(50g),干姜150g。
用开水武火急煮30分钟,随煮随灌。

从四逆汤的组成与用法,医圣告诉了我们超不过半小时。此时正是附子毒性的最高峰!亡阳重危急症,生死在顷刻之间,急救垂死病人之时,如果按现代教科书药典的规定,文火煮2小时以上,则病人已经离开人世。所以我们熟读《内经》,所谓张仲景、彭子益所言实为蛊惑人心(迷魂阵)之死路一条!
附子是中医手中一味救命仙丹,书上写的不如自己实践做的踏实,因此,从我开始到第二、第三代弟子,无一例外的亲尝附子,患病则亲自处方服药。所以能做到心中有数,从不失手。我们对医圣张仲景崇信无比,立志学医,按医圣的教导,做人做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一切重大风险我们都一一闯过,青年一代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践我们的经验,为中医复兴而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我们通过三代人的艰苦奋斗,争取迎接中医复兴盛世的到来。
经方的剂量问题:
《伤寒》方的理法方药是一个整体,由于《伤寒》成书后毁于兵燹,直到现在经历了1800年仍然没有见到仲景原书。加之宋朝以后学派蜂拥而起,学习中医大多背离了《内经》主旨与《伤寒》理法而误入歧途,甚至近一百年来中医西化,造成中医传承断裂,因而伤寒方药的原貌,无人知晓,学习应用经方更是瞎子摸象,莫衷一是。
我们知道,回逆汤是医圣们1800年前救治心衰疾患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应用回阳救逆只不过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口水战争之上,至于心力衰竭而今天的中医药大多束手无策。
1961年在我治辽的7例心衰患者之中,5例无效,1例小效,仅救活1例。因此我从历代医案查找原因,请教中医前辈以及药工,发现了三大疑点:
一是远在宋代《本草衍义》的作者‘寇中爽’有一段记载,他是历史上第一位针对经方应用剂量过小提出质疑的先贤人士,在他的处遣药治疗案例之中,力求悉遵古训,不顾蜚语纷扰,使用伤寒原方剂量治疗疾病,每获奇效。他指出:“今人用古方多不效者何也?不知古人之意尔!如仲景治胸痹,心中痞坚,气逆抢心,用“治中汤”:(人参、白术、干姜、甘草四物共110g——即理中汤原方),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为度;可作丸,须鸡子黄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丸如杨梅许服之,病即不去,反怨药不神乎!由此可见其用药之失误,实为医者之罪过也”。
又读名医类案卷一,载吴球用附子验案。吴球浙人,曾为明太医。“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束手,后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令人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量三两投之。众医咋舌,私自减其半量,以45g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今止活一年半耳。一年有半之后果然病发而卒。”
故历代多有“仲景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的慨叹。这两位前辈的当头棒喝,如一声惊雷,引导我走上试药尝药之路。可见读古人书,最忌死于句下。人人皆同,唯我独疑,亲手做过,方可发现真理,读伤寒要当如此。
第二个疑点,经方中除以两计量外,还有以枚、尺计量者,如栝蒌大者一枚、杏仁70个、石膏鸡子大一枚、厚朴一尺等;生物进化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难道东汉的果仁,竟然比现在大,现代反而变小了?麻黄汤中杏仁七十枚,称量结果是30g,而现代用量只是3-6g,显然是错了。
第三个疑点是生附子问题,我曾就此请教灵石伤寒大家‘郑少玄’先生,郑老说:“小伙子,你又异想天开,想出人头地吗!毒死人是要蹲监狱的。”而对附子问题不置一词。后请教老药工‘段宝祥’,段老才告诉我,解放后附子禁止使用了。(当时正是推行余云岫路线,虽经毛主席纠正,余波仍烈之际)老一代是惊弓之鸟,只好明哲保身情有可原。之后我亲尝附子,有了切身体会,生附子找不到,用炮附子,救心汤一剂用到30-75g,仍然无济于事。一次偶然的机会,病人服错药,把三剂药在一天内服完,共计附子135g,这才救活了一位从医院拉回家准备后事的垂死病人。这位病人是灵石石膏矿技术员“燕俊彦”之母,患风心病多年,每年住院两三次。1961-10月,住院一周后病危,在家准备后事,我处方后,其妻(名“引小”)手忙脚乱,又要做老衣,又要熬药,竟把三剂药一锅煮,又因火太大,熬剩药汁不多,但很浓,40多分钟全数服完后,病人便睁开眼说话,要吃饭,次日即可下炕走路。之后又经一段调治,活了30年,76岁,基本健康。
这一次歪打正着侥幸成功的治疗案例对我震动极大,使我深刻领悟到“医圣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的这个论断是“正确无误”的。
临床辨证施治处方药,在医理法理、病证病机与药理对号入座之外,药物基础有效剂量的正确与否,是取决于有无治疗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杯水车薪谈何救急如救火,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已被缴械,斩将夺关岂不是等于送死。
从本草纲目的序例之中得知,由于李时珍老人对于古代度量衡演算不太清楚的原因所致,针对古方剂量采用了折中的换算定量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就这一句话害苦了《伤寒论》以及后学者470年,其药物用量只能达到伤寒经方的十分之一,这又岂不是阉割了伤寒论中医的子孙后代!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已被缴械,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伤寒经方误入歧途,至今循规蹈矩,书本理论上的研究根本就不具备什么可行性,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理论研究,其实用性何在!
歪打正着毕竟不足为凭,有幸而在20年之后,见于“1981-7月我国考古发现了东汉度量衡──大司农铜权” 。证实了东汉一两等于现代15.625g,那么去掉尾数,伤寒方一两的正确换算数据相当于现代的15g(较1钱多3-5倍),这才是伤寒方正确的基础有效剂量。
“附子之说”一段“整理”取材于网络交流(火神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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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思则变,变则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历史和现实、今天和将来不可同日而语。“火神”成其为派,我等自愧不如,何况我尚一无所获乎。
中医临床是一个很有实用性的职业,而在所谓的中医药著书立传之中,就难免附有折中主义、机会主义、学历专家权威主义等等非专业“中医药临床流派”和个人主义色彩的成分无孔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