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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想到的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晓彤

中医一开始是辨证施治,你要开处方,处方开多了,都是这一类处方,就成了协议处方,再固化,成了院内制剂,最后成了中成药。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变化,也是一个范围的变化。这个过程是从固化到不固化的过程,范围是从一个个体到很多人这样一个过程。

上面这些名词,在管理上的种种台阶,实际上都是人为划定的,并不完全符合我们中医药自身的规律。所以下面我不用“制剂”这个名词,而代之以“专药”(待酌)。

我举个例子。

这个局方至宝丹是我们自己配的,前年邓老(邓铁涛)脑梗,我知道消息以后,给他寄去了60粒,他住了十多天院,加上这个药,很快就好了。这个药我们其实是按照老中医的要求做的,他们临床要用,就我所知,用这个药挽救生命,有二三十人了。前几天《南京!南京》的一位副导演因为肺炎住到医院,最后治成了抽风癫痫,腿肿得像大象一样,报了病危,靠六丸局方至宝把他救活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历时170年把民间788个方子收进来,这里面的方子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药商,一个来源于大夫。经过这个总结,我们到今天,这个局方药,仍旧是中医临床的重要的用药指南,现在很多老大夫都善用局方药。实际上这是宋朝的药监局干的活,它是国家的。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咱们国家药监局的,见到这本书是不是脸红?我认为我们国家药监局恰恰跟它做了相反的事情。

我觉得作为咱们中医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它所具备的特点我觉得应该比较鲜明。

第一,它是经过了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证明它是有效的。

第二,它有普适性。有相当规模的人,相当数量的疾病,或者是类似的,或者是病机病因相同的,吃了它,都管用。

第三,它确确实实很方便。

第四,在紧急情况下,它非常及时,可以救命,在瘟疫来临,传染病流行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五,最重要一点,它可以保护我们知识产权。我不漏方子,或者漏一部分,我掌握一部分核心部分,最起码这个药不至于泄露。现在国家重视不够,像太平和剂局方,这应该是我们的专利,现在全世界都在做。日本拿这个局方做了很多药,现在出口恐怕远远超过了中国。对这个应该有我们的专利,是应该付我们专利费的。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专药应该是很好的形式。

第六,还有传承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一个老大夫,如果是祖传几代的话,他都有秘方。除了他的临床经验以外,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秘方。现在广告老说我这是秘方,借用这个秘方的权威性和老百姓对他的认知,结果把它庸俗化了。现在一提秘方,大家都嗤之以鼻了,实际上秘方真是好东西,这些祖传的中医手里的这些秘方,那真是宝,这是很珍贵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平心堂现在四十个大夫,其中七八十岁的、水平比较高的纯正老中医有二三十人,哪个人手里的秘方最少也有两三个、三五个,而这些财富,如果听任它流失太可惜了。

第七,从现在民营医院、专科医院的特点看,基本上都是专科专药,所有的专科医院,没有没有自己的药的,而它的生存盈利,它的疗效、它在社会中的影响,基本上是从它的药来的。就是说关乎着这些民营医院的生命。

制剂成本未必高,价钱未必低,它很可能来自于秘方,很可能来自于自己的验方,也很可能来自于古典医籍。由于临床效果很好,人家就起来了。白手起家,发展到能够在国际上上市。所以专药对于我们的中医传承,对于我们中医整个在社会上的普及和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中药制剂管理”中的问题,刚才几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问题太严重了,具体的我不再说了,因为大家都清楚了。我只是提两个建议。

一个建议就是专药必须跟着专家走。刚才广安门的李主任也讲了,专家一不在了,他那个专药就没人用了。实际上说明专药必须跟着专家走,专家来负责药,我们没必要政府用那么多人去办这些事情。承认他是专家,专家负责嘛。这个药就是跟着某教授走的,怎么就不行呢?他出问题,专家资格都没有了,怎么可能出问题呢?现在弄出什么非处方药,哪个中药能不在专家的指导下使用呀?以前,老百姓还有点中医常识,现在谁知道呀,吃错了都是毒药,凭什么弄非处方药呀。什么药都得专家负责,普适药也得老老实实找大夫咨询一下。

第二个就是把现在的重审批改为重监管,你管就是了,出来的药做没做假的宣传,做没做超范围的宣传,吃死没吃死人,到底效果怎么样?你下决心去管呀,把你那个用来做这些没用的审查,做那些西医所谓的审批,把这些钱、精力花在监管上去。它如果有问题,可以追究你这个大夫用这个药的责任嘛,以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嘛。我们怎么就管不了呢?你非得弄耗子去管人吗?有什么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