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优势在哪
2012-12-06 15:07 4楼
牙混混 说:
中医改善一下人体健康状况还是比西医有很大优势的~
西医治病
牙先生啊,虽然你有很多对于中西医比较客观的论述。但是人非圣贤哪里会有不切合实际的东西的呢。
正如你反复的咀嚼“肺痨”这个事,你是有深入的,完整的调查后再做的结论,还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混淆视听的呢?
“肺痨”自古以来确立的治疗原则就是“扶正祛邪”,说白了,就是增加营养为主,方可谈治疗的。而在古代那样的生产力,广大地下层的老百姓都是以甘薯类作为主粮的条件下,是否可以实现“增加营养”这个主要条件呢?
而西医的所谓“抗结核药”,是要在能保证营养物质摄入的前提下,服药一年或数年。
1,而现在问题出来,到底是营养物质治愈了结核病,还是抗结核药治愈了结核病?
2.如果结核药可以治愈结核病的话,那为什么要设立保证营养物质摄入这个前提呢?
2012-12-06 15:26 5楼
詹医生 说:
牙先生啊,虽然你有很多对于中西医比较客观的论述。但是人非圣贤哪里会有不切合实际的东西的呢。
我看过很多过去的医书
古代医人对肺结核都说难治~!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肺结核肆虐世界几千年,不单是中国的~
过去的瘟疫,出血热,结核病等等大规模消灭人类的疾病现在都被西医控制住了~
这都是历史
我看论坛上有很多中医不懂这些历史,一味的排斥西医,认为西医这不科学那不人道,等等
似乎中医完美无缺~
对西医带有极大的偏见~!
我们评价西医中医,都需要尊重客观,尊重事实~!!
尤其中医大夫更应该看到西医的长处和先进性,这样才能中医的变革有促进~!
整天沉浸在虚无飘渺的中医完美论里面,看不见中医诊断日薄西山的事实,对谁能有好处呢?
我不是大夫,我仅仅是喜欢研究中医哒
可能正因为我不是大夫,才对西医中医各自的长处看得清楚一些~
2012-12-06 16:23 6楼
牙混混 说:
我看过很多过去的医书
古代医人对肺结核都说难治~!
不要把自己的历史知识局限了,而得出主观片面的观点。
“过去的瘟疫,出血热,结核病等等大规模消灭人类的疾病现在都被西医控制住了~”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就算是西医他也不敢否定的。问题是这些控制都是发生在富裕国家,而如非洲,海地等落后国家的瘟疫控制了吗?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了,物质充裕了,人们正气提高了,邪不可干了,还是真的是西医控制的呢?
这个是值得思考思考的。
来做一下对比吧:
疾病:瘟疫(黑死病)。条件:都是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时间:14世纪
1.欧洲,祈求上帝拯救,约死亡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
2.中国,有两条传入线路,一条在云南边界,一条在广州,分别都被及时治愈,有效的管理,控制堵住了边界上了。
而为什么中国可以及时有效的控制呢?请看下面
以下引用国家历史博物馆文献,《中国医学通史》(由于论坛字数限制,仅仅摘取少量,详细的,你可以自己去查阅)
两宋时期
一、卫生保健
古代都市街道多为土路,通风尘埃飞扬,极不卫生。宋代采用洒水或在地面上铺砖的办法来减少或防止尘土的污染。南宋时,临安(今抗州)还有专门处理粪便和治水等秽污物的职业。如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宋代人们采用更多的驱杀蚊虫方法,如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有艾熏驱蚊法;储泳《祛疑》则载有香药驱蚊,南宋民间有从事制作和销售驱蚊药的行业。
此时火葬在民间较前代更多地采用,尤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泽园内,只得用火葬。也有死于他乡逆旅者,火化后携骨灰而归的。当时已有专门火化的设备。如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
宋代的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商业性浴室,对普通人开放。宋•吴曾《能改斋漫笔》卷1记载这类浴室门上以挂壶为标志,这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洗浴,于个人卫生大有益处。人们在沐浴的同时,还培养了剪指(趾)甲等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宋人提倡饮用开水,庄绰《鸡肋编》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可见在家中饮开水就更为平常了,北宋欧阳修《憎苍蝇赋》说:“一有玷污,人皆不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卫生,不食被苍蝇玷污的食物。
明代
明代采矿、冶炼、纺织、印染诸种工业的发展,使职业病成为突出问题。人们在和职业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推动了职业病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劳动卫生措施。明代卫生知识进一步普及,人们的卫生观念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防疫措施,也有进一步发展。用于保健的气功、导引等养生方法,更受重视,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一、对职业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措施
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长期接触某些有害的物质,就会造成职业病。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工业日趋发达,职业病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医家的重视,使对职业病的研究也日起深入。
银中毒。薛已在《内科摘要》中明确提出银匠的职业病,指出销银匠因手工操作,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会出现劳倦、寒热及手麻等症状,是职业所致。并提出预防及治疗方法,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
铅中毒。《本草纲目》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清代赵学敏根据《本草纲目》,提出食鹅肉以防治中毒。与现代治疗慢性铅中毒,应给予合理的营养的要求是一致的。
煤气中毒。煤的广泛使用,使防治煤气中毒成为重要任务。《景岳全书》对此提出了科学的预防方法,“但于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在矿井中用竹筒排毒气,以防煤气中毒的方法。关于测验毒气以防中毒的方法,《农政全书》中载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
砒中毒。砒有剧毒,《天工开物》指出,烧炼砒必须严密封固(即固济),以防毒气外泄。“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徒,否则须发尽落”。
热射病。如何预防热射病,是从事冶炼、高温作业必须注意的问题。《天工开物》“礁炼”项下提出的预防措施是,“靠炉砌砖墙一垛,高阔皆丈余”,用墙以抵炎热。
申供辰在《外科启玄》中,把日晒疮、冻疮、逡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归之为与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从事行船、推车、打鱼、印染、辗玉、肩挑负重、车镟等职业者,极易患此类病。明代关于职业病的认识,虽未形成完整的专科体系,但确实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病因认识及防治措施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反映在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预防措施
明代积淀于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卫生行为多样,有走百病、薰虫儿、避毒、曝衣、扫疥、收瘟鬼等。走百病是指今北京一带,元宵节时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这对长年不出庭户的妇女,是一项很好的身心锻炼。熏虫儿指农历二月二日,煎祭余饼熏床炕,农历五月五日中午前,小闺女结群入天坛,名曰避毒,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名曰“收瘟鬼”;农历六月六日,俗“曝所有衣物”,实际上起着杀菌消毒,使衣着被褥舒身的作用。“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这些民俗,大多有利于祛病健身,归纳起来,不外加强户外活动,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利用药物预防疾病,实行有一定效果的消毒方法等方面。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却反映着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起着促进卫生行为的作用。
三、航海卫生保健
1、医药人才的准备
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永乐皇帝曾下令四方召募民间良医,甚至动用太医院的医官,医官医士中以沿海省市民间医生居多,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水性和海上生活,如当时的常熟民间名医陈以成、陈常作等。
2、注重航海卫生保健
明代船的建造上颇为讲究,尤其是郑和的船队,比较合乎航海卫生之要求,据从泉州出土的郑和“宝船”考证,中、大型船有三层、四层甲板,分设住舱、食品舱、淡水舱和厨房等。舱室布局上很合乎现代卫生要求,即使是中、小型船,多为船员(士兵)居住的舱室布局也很合理,如船员居住二层和三层,马匹畜之底层。因为船队多在热带、亚热带海域航行,天气炎热而潮湿,因此,在造船设计上就十分重视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这比当时和之后的西方船舶的卫生条件要优越得多。
3、重视流行病调查和防治
郑和船队所到之地,多为东南亚各岛国及大商港,气候炎热、潮湿,土民中染病者甚多。船队每到一地,十分重视当地山川地理,气候环境,风土民情,饮食起居,卫生习惯,以及地方流行病等方面的调查,采取不少有效的预防措施。如规定船舶抵达有理病流行的地区或港口时,责令船员不得随便登陆,在港外作短暂停留后即起锚开航,或将货物装卸后,船舶驶出港区,远离港岸后抛锚。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科学的隔离方法。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叶,西方国家舰船为避免疟疾、黄热病等感染才采取这种隔离措施。
凡到有花柳病(性病)流行的岛屿和港口,严禁船员登岸或独行,并不准在岸上过夜;不准淫妇登船戏耍,以免淫染。
清代
一)人痘接种术的推广与历史意义
1、官方的重视与推广:人痘接种术自发明以后,一直在民间秘密流传,口传心授,笔之于书甚少。当时安微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为全国人痘接种中心,种痘师多半来此习得其术并购买痘苗。
清初满族人入关之前,尚无天花。清兵入关,有一大批兵士遭受天花传染,原因是北地寒冷,未受天花侵袭,他们多不具有免疫力。清朝的第一位皇帝福临(顺治),即是死于天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其子玄烨(康熙)因未出痘而被隔离于紫禁城外,不能尽孝,乃成终天之恨。即位之后,当他知道有种人痘可预防天花时,马上下诏征集种痘医师,并加考选。江西的朱纯嘏和陈滢祥二人,于是成了皇家种痘师,不但为皇子孙种痘,而且赴蒙古科尔沁、鄂尔多斯等地治痘及为诸藩子女种痘,康熙皇帝为此特赐府宅和授官爵予朱纯嘏。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对自己推广种痘成绩特别满意。
朱纯嘏著《痘疹定论》无经受此激励,到乾隆朝撰《御纂医宗金鉴》,作为国家钦定医学教科书,第一次收入“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一卷,这也充分表明了官方提倡和推广的态度,亦使种痘法标准化了。
这种官方的推广,至少使官宦大臣富有之家的儿童,普遍实行了种痘,但庶民贫寒阶层未必尽能得益。经过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官方和民间医生推广,至此人痘之术,渐渐深入人心。民间种人痘之术,一直到本世纪上半叶还流行不殆。
2、人痘接种的技术改进
人痘接种在发明之时究竟所用何法,因乏资料,今不得而知。《张氏医通》记载的有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其中痘痂法又分旱苗、水苗两种,故合计共四种方法,推测痘衣法为最原始粗糙一种,不过简便易行,只要将患天花小儿所穿内衣脱下,令未病小儿穿之即可造成一次传染接种,但成功率较低;痘浆法或亦早期所曾施行,将患儿痘疱挑破,直取其浆接种,传染既烈,且损患儿甚重,所以被斥为“不仁”。后来的事实,痘衣法尚间有之,痘浆法则基本杜绝。
水苗法可能是痘浆法改良而来。按照《医宗金鉴》的描述,是将新棉摊成薄片,将痘痴研细调以净水,裹于其中,然后塞入鼻孔,男左女右,系以红线,免被吸入或咽下。六个时辰(12小时)后取出。此一种法安全可靠,特别是说“既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
水苗法又称“塞鼻法”,旱苗法则另称“吹鼻法”,较水苗法为晚起。《医宗金鉴》云:“旱苗种法,用银管约长五、六寸,曲其颈,碾痘痂极细,纳于管端,按男左女右,对准鼻孔吹入之”。此法可靠性不如水苗法,轻吹则不入,重吹则迅烈难当,涕多则苗随涕去,因此还是“独取水苗”。
苗种的选择、保蓄、精炼,也是人痘成功与否的关键。所谓“丹苗”,即是最好的苗种,按照现代科学的意义,是人天花经过传代培养保存的纯种疫苗。郑望颐《种痘方》中说:
“必要用种出之痘,发下之痂、谓之‘种苗’。……若其出天花之痂,谓之‘时苗’。”
“种苗”又称“熟苗”。朱弈梁《种痘心法》中指出,此种“熟苗”是由“时苗”经传代培养精练而得出的。
“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不可不知。”
“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拨愈精,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
这一过程与现代医学原理完全一致。活疫苗反复传代培养,可以保留免疫抗原性而减低其毒力。唯现代疫苗制品是经动物传代培养而不是在人体传代。
收取苗种,要及时用纸包固,纳小竹筒中,并塞其口,不令泄气,或者贮于新磁瓶内,以物密复,置洁净之所,清凉之处。依法藏蓄,春天可保存三四十日,夏天可保存二十余日,冬天可保存四五十日。李约瑟博士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藏苗过程,还是一个减毒过程(李约瑟: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参见《中国药学报》5:10,1983)。
“将疫苗在体温(37℃)或稍低的温度下保存一个多月,这当然会使80%的活病毒颗粒发生热失活效应。但由于这些死亡蛋白质的存在,当接种到人体时,就像抗体产生一样,强烈地刺激着产生干扰素。”
3、人痘接种术的效果和盛行
随着人痘接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精细,其效果和安全性都大为提高,正因如此,在那天花猖照流行的年代,人痘接种术受到中外人士的普遍欢迎。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看,人痘接种的成功率极高,效果和安全性都堪称一流。
在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天花是人人要罹患的危险疾病。当时张琰劝人预防接种人痘,他的接种成功率很高,失败仅占2～2.5‰。
徐大椿是一位颇为挑剔的医生兼医学评论家。他在《兰台轨范》中有一评述:估计天花的自然死亡率在80～90%,种人痘的失败率为1%。原因是“苗之不善”,种痘方法是很好的。当然,普通种痘师是及不上张琰那样的种痘专家的。
当年在中国的传教土Dyer Ball就述他在山西省看到的情景,没有种人痘(但有治痘医生)时,山西省天花死亡率一为50～60%,一为20～30%;种人痘术推广之后,天花流行的死亡度降为1%(Wang &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第276页,中国检疫局,1936),这从另一个角度,从外国人的眼中,比较出人痘接种术的效果来了。
西方所用的人痘接种法未能随着中国人改良之法而改良,因此成功率较低。以外国之停留于痘浆法时苗接种的失败率较高来推论我国盛行不衰的人痘接种技术效果是错误的。人痘接种术在中国是成功的,并且随着技术改进而显得更加成功;它绝不等同于“一次人工的天花传染”。
4、人痘接种术在国外的传播
种人痘的技术发明,在世界医学史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
据英•李约瑟博士考查,早在公元1700年之前,已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谈到中国种痘之术,但未获重视。
俄国人则较早派人来学痘医。俞正燮《癸巳存稿》(1713刊)云:“康熙时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由撒纳衙门移会理藩院衙内,在京城肄业。”
康熙二十八年(2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俄国政府选派留学生来华;时值俄国天花流行,部分留学生即以专门学习痘科。康熙二十年恰召朱纯嘏等种人痘并推广之,俄国人学痘医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人痘法于是很快传到了俄国,并在俄境广为推行。
当时俄国属土而南与土耳其接壤的锡尔戛西,本来是个出美女的地方,但因为天花流行而损害了她们的容貌。正是因为人痘法的传入挽救了她们,法国大百科全书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曾在法国大声疾呼批评法国人不善学习和没有及时推广种痘技术,他赞扬锡尔戛西民族稿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玛丽•蒙塔古(Mary wovtley Montague)将异国的种痘习惯传回本国,他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
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锡尔戛西人的种痘术可能从此传来,也可能由南边的土耳其传来。中国与土耳其之间一直有丝绸之路的频繁往来,中国医生到土耳其种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英国传教士医生德贞(Dudgeon John Hobson 1837～1901)在《中西闻见录》中说:“自康熙五十年(1717)有英国钦使曾驻土耳其国京,有国医种天花于其使之夫人,嗣后英使夫人遂传其术于本国,于是其法倡行于欧洲。”
Dyel Ball《中国风土事物记》中也提到:“说也奇怪,象其它许多事物一样,种痘术似也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这术约八百年前,中国宋朝已经应用,于1721年由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公使夫人蒙拉格氏(即蒙塔古)最早介绍来英国。”
土耳其的种痘术传自中国,是所公认由土耳其传到英国,则应归功于蒙塔古夫人。法国则在伏尔泰的再三呼吁后,也传入了人痘接种术。
俄国人又将种痘术传至非洲,首先在突尼斯施行。为保证黑奴贸易,乃得普行于全非。又因黑奴贩运到美,种人痘法遂传美国。
近邻的朝鲜和日本接受种人痘法反晚于欧美。大约乾隆二十八年(1763)方传至朝鲜;1744年,福州商贾李仁山到长崎,后奉长崎镇台之命种痘,医者柳隆元、堀江道元从其学。李仁山并著《种痘说》(日译本称《李仁山种痘和解》)。
至1778年,有人将《医宗金鉴》种痘卷拔萃,题为《种痘心法》刊行,至此种痘之法广为流传。
5、人痘接种术发明的历史意义
人痘接种法无疑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历史创造之一,它造福于全人类并促进了医学科学的新发展,其意义不亚于四大发明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它本身曾有效地预防了无数次天花流行,拯救了准以计数的孩子的生命;也使许多人免于麻于、残废等天花后遗症的困扰。
它直接导致了牛痘接种术的发明。人痘术在英国广为推行,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 l749～1823)正是一位在乡间种人痘的医生。他是在种人痘的过程中才发现挤奶女工因患过牛痘而可免种人痘的(参见文士麦:《世界医学五千年史》,马伯英等中译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1796年,他试用牛痘苗代替人痘苗接种试验成功。显然,牛痘接种法不过是人痘接种法的一次革新。
如果说牛痘接种法曾作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那么,现在则完全有理由说:人痘接种法是更早的、真正的先驱,人痘接种法当之无愧地是现代免疫学滥觞之源。
预防医学以战胜天花传染、消灭天花为荣,是人类预防医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全球消灭天花。
若此伟大的奇迹般的成就,其最先的肇始是由于中国古代发明的人痘接种术,然后传至世界各地,然后有由琴纳加以改进为牛痘接钟术,再以后是牛痘术在全世界的推行和改进。中国古代人痘接种术创始之功不可没,中国人痘接种术永远彪炳史册。
清代前中期,人们对环境污染,蝇鼠虫害及其与传染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正确认识,并采取了一些环境卫生措施。养生保健在继承前代成就基础上,着重于养生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养生对象尤其重视老年人。
当时,人们对水源污染和传染病发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王孟英认识到人烟稠密的地区容易引起传染病的流行,在论及预防措施时,科学的要求:“平日宜疏浚河道,毋使积污,或广凿井泉,毋使引浊”,以保护环境卫生。
这一时期,人们观察到苍蝇害虫污染环境,是人类许多疾病的祸根,唐黉《外科心法》认为“苍蝇闻秽丛聚,以致生疽。”因此,早在明代的外科著作《外科正宗》中就明确指出,病房“庶防苍蝇、娱蚁之同侵入”。
鼠害,早在先秦人们已有认识。到明代,《本草纲目》引梅师“正旦朝所居处埋鼠,辟瘟疫也。”把灭鼠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联系起来。吴宗宣撰《鼠疫治法》主张见死鼠即埋等法预防鼠疫。
一般认为烟草最迟于明万历年间由国外传入。有一些医家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开始认识到烟草的危害性。如清初医家张璐在《本草逢原》中就提出烟草有害的疑问,说:“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至乾隆年间,吴澄在编写《不居集》时,明确指出烟灼脏腑损人寿,并告诫人们烟酒“二物并行,贪嗜无厌。脏腑不为之焦坏乎?养生者当细思之。”吴氏的这番议论,十分可贵,对于今天提倡不吸烟的运动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而中国自古以来各个朝代,都有一整套控制传染病传播的官方管理模式的,只要那个地方以后疫情,驻军就是第一时间控制那个地区,只许进不许出,然后派医生进入救治。具体详细文献,你依然可以去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国医学通史》里查阅。
再和你说一个数据吧。中国从有记载的汉朝至清朝,我们的瘟疫(这些瘟疫包括同时期世界所爆发烈性传染病)是平均2年一小发,5年一大发的。而为什么到了清末人口居然是四万万呢?
是的,我很希望你要看到中西医的各自长处的。也更加希望如你说的那句话“评价西医中医,都需要尊重客观,尊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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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谈到中医,首先想到的是养生保健,其次是治疗慢性病,我们来大致分析一下,在这些方面,中医真的更好吗?
一,养生。中医很早就提到养生,《内经》里说,“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里的意思就是要人们,顺其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相和谐,才能度百岁乃去。怎么看都有点像道家的思想。当然,不知道是中医吸收了道家的思想,还是道家吸收了中医的思想,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是交叉的。学术起源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抛开过程看结果,那就是真正懂得中医养生的人士,长寿的并不多,反而是那些山野居民,大字不识一个,也不知养生是何物的人,长寿的很多。这又怎么解释呢?还有就是欧美那些长寿的人,他们也不知中医是什么东西,一样的长寿,这样看,这样养生就不靠谱了,养生堂的那些讲座,当着中医科普宣传还可以,知道人们养生,我看未必。
二,治疗慢性病。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中医治疗慢性病比西医有优势。慢性病应该是那些病程较长,很难治愈,或者根本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随便那几个病种看看吧,中风后遗症,中医的治法有中药,针灸,推拿等,西医的治法叫做康复治疗,他们得到的结果没什么差别,谁也没有把握说保证把病人恢复到什么程度,尽管有些个例效果不错,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也看不出中医有什么优势。所以说,中医治疗慢性病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中医什么病都能治,至于效果,那要看医生的水平了。
三,那么,中医就没优势了吗?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疑难病。西医治病,需要搞清楚病因,针对性治疗,中医却不需要这样,中医不需知道病名,不需知道具体原因,只要有症状可辨,就可以有治疗措施。比如以前的非典,在没有明确病因之前,西医无从下手,中医却可根据发热,咳嗽,有传染性的特点,把这种病确定为瘟疫,就可以治疗。所以说中医的优势还是在于他的辨证论治,这是中医的根本,离开辩证,中医也就不是中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