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郑钦安
2012-12-17 19:33 2楼
上述案例知府夫人吐血年余,竞用大剂附子、干姜投治,应手而愈,实在令人惊叹,大开眼界。主治者郑钦安,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一个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一一火神派的开山宗师,本案生动的体现了火神派重视阳气的学术思想和擅用附子的独联风格,使我们领略到火神派学术思想的核心精神。
火神,喻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是对擅长应用附子等辛热补火(阳气)药物医家的称谓,称某医家为“某火神”者,显然含有对其擅用附子等热药的推重和赞许,由于附子在热药中的首要地位和代表意义,因此,称某医家为“某附子”者,与“某火神”是等同含意。
所谓火神派,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强调阳气为重,临床上以擅用附子、姜(生姜、干姜、炮姜)、桂(肉桂、桂枝)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乃至诸多火神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某火神”或“某附子”雅号,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
该学派诞生于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百余年来,传其学者代有其人,著名的有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卢铸之、卢崇汉等,他们均被称为“某火神”或“某附子”,于今在医林中依然独树一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推崇和传承其学者方兴未艾。
中国医学史上,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举凡伤寒学派、金元四大家、温补派、温病派等等,千百年来各树一帜,异彩纷呈,汇聚而成中医学的渊远源流,至今仍是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理论宝库。比较而言,火神派的影响不及这些众所周知的医学流派,当然这里有个诞生时间早晚、长短的问题。那么,火神派能否象上述医派那样,称得上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进一步说,它是否具有值得发掘和传承的价值?这正是本书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般公认,凡能构成一家学派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独创的学术思想或者特定的研究课题,创新和特色是医学流派的本质,也是医学流派的生命。纵观医史上每一个医学流派,莫不如此,例如河间学派的火热论,攻下派的攻邪论等。
第二,有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即宗师,例如补土派的李东垣,滋阴派的朱丹溪等。还要有一批跟随宗师的传人(亲炙或私淑、遥承) ,对其学说或尊崇,或研究,传承和发扬之,从而形成一个“人才链”,象东垣、丹溪都有很多弟子,否则有派无“流”,难以形成流派。
第三,有一部或几部阐述其学说观点的有影响的传世著作,例如伤寒学派的《伤寒论》,温病学说的《温热论》等,否则无法流传下来。
因此可以说,学术思想一一人才链一一著作和影响,是划分学派的三条标准,或者说是三大要素,三者之间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否则难以形成学派,更无以造成影响。按此标准衡量,火神派可谓条条具备,甚至可以说“十分过硬”。
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创立和发展,都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最主要的学术思想是:独重阳气作用,善用扶阳方法治病,对阳虚阴盛病症的辨识全面而深刻,擅用大剂姜附等辛热药物,在这些方面超过前人,对后人也颇具影响。当然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与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有所不同,这一点将在以后介绍。
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郑钦安(1824-1911),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当时医学上独树一帜的火神派的领军人物。
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入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从师于郑钦安先生学医,“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火神”。儿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痼疾,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铸之的孙子卢崇汉年青时即有“小火神”之称,现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他们临证屡用大剂附子、姜桂治愈顽疾大症,口碑颇佳,2006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电子版《医林火神卢崇汉》,推介其学术思想,为当代火神派代表人物。
另有郑仲宾先生(1882-1942),“少时师承郑钦安”,蜀中名医,亦有弟子传人。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火神派者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推崇郑氏学说,认为“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解放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可谓桃李满门。儿子吴生元、孙子承其衣钵,现为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皆为火神派传人。
祝味菊(1884—1951),浙江人,弱冠入蜀,从刘雨笙等研读医经,42岁移沪行医,以其擅用附子名噪沪滨,门人有陈苏生、王兆基、徐伯达、徐仲才、胡觉人等多家,竞至“遂有祝派之称”,可见影响之大。儿科名医徐小圃早年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的理论,用药主“清”。后因其子患“伤寒”垂危,自治不效,请祝味菊用附子等辛热药物化险为夷,乃折身向祝氏求教,亦成擅用附子大家。
吴佩衡与祝味菊二公均以擅用附子著称,人誉“吴附子”、“祝附子”,声名著于国内医坛,为近现代火神派代表人物,人皆知吴、祝二公擅用附子,却罕知郑钦安乃其学术宗师,可能与年代久近有关。
唐步祺(1917一2004),四川名医。祖父唐蓉生以医闻于世,私淑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研习郑氏之学,民间誉为“唐火神”。终身钻研火神派学术思想,晚年穷十五年之功撰成《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堪称火神派代表人物,弟子远及海外。
还有范中林((1895——1989),唐步祺早年之师,人誉“范火神”。以及补晓岚(1856一1950),人誉“火神菩萨”,刘民叔(1897—1960),人誉“刘附子” 等川蜀名医,贵州李彦师(人誉“李附子”)等,均善传承火神派思想,擅用附子而有较大影响。
其它还有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西昌张紫衣、云南李继昌先生等,皆为当代名医,传承火神派衣钵,以擅用附子著称。限于眼界,其它未知的火神派传人,尤其民间更是不知凡几,无疑已经形成火神派之绵延不断的人才链。
回顾一下,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象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的现象,可称绝无仅有,足证其学术观点和用药风格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单从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其它医派都不可及。
火神派的著作: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医法园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该书羽翼《医理真传》,丰富完善了火神派的思想内涵,此二书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也是其一生独特经验之总结。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一书,对《伤寒论》作了阐释。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的七十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多,刊行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以普及医学为特点的陈修园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实不多见。
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在吴佩衡主持下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1987年、19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阐释》和《医法园通阐释》(唐步祺); 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余永敏校);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上述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郑钦安医书阐释》(唐步祺),含郑氏所著三本著作。以上各个版本,均曾多次再版印刷发行,读者众多,火神派学术思想可谓薪火不断。
其它火神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等;吴佩衡:《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等;卢铸之:《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等;刘民叔:《素问痿论释难》、《华阳医说》、《鲁楼医案》等;范中林:《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火神派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火神派作为独特的医学流派确实具备各项要素,与其它医派相比,毫不逊色。从其大量医案中,可以看出火神派诸家擅用附子干姜屡起大证、重证,惊世骇俗,在全国独树一帜,而且代有传人,发扬光大,历百余年而不衰,至今犹见兴盛之势。
火神,喻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是对擅长应用附子等辛热补火(阳气)药物医家的称谓,称某医家为“某火神”者,显然含有对其擅用附子等热药的推重和赞许,由于附子在热药中的首要地位和代表意义,因此,称某医家为“某附子”者,与“某火神”是等同含意。
所谓火神派,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强调阳气为重,临床上以擅用附子、姜(生姜、干姜、炮姜)、桂(肉桂、桂枝)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乃至诸多火神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某火神”或“某附子”雅号,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
该学派诞生于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百余年来,传其学者代有其人,著名的有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卢铸之、卢崇汉等,他们均被称为“某火神”或“某附子”,于今在医林中依然独树一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推崇和传承其学者方兴未艾。
中国医学史上,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举凡伤寒学派、金元四大家、温补派、温病派等等,千百年来各树一帜,异彩纷呈,汇聚而成中医学的渊远源流,至今仍是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理论宝库。比较而言,火神派的影响不及这些众所周知的医学流派,当然这里有个诞生时间早晚、长短的问题。那么,火神派能否象上述医派那样,称得上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进一步说,它是否具有值得发掘和传承的价值?这正是本书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般公认,凡能构成一家学派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独创的学术思想或者特定的研究课题,创新和特色是医学流派的本质,也是医学流派的生命。纵观医史上每一个医学流派,莫不如此,例如河间学派的火热论,攻下派的攻邪论等。
第二,有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即宗师,例如补土派的李东垣,滋阴派的朱丹溪等。还要有一批跟随宗师的传人(亲炙或私淑、遥承) ,对其学说或尊崇,或研究,传承和发扬之,从而形成一个“人才链”,象东垣、丹溪都有很多弟子,否则有派无“流”,难以形成流派。
第三,有一部或几部阐述其学说观点的有影响的传世著作,例如伤寒学派的《伤寒论》,温病学说的《温热论》等,否则无法流传下来。
因此可以说,学术思想一一人才链一一著作和影响,是划分学派的三条标准,或者说是三大要素,三者之间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否则难以形成学派,更无以造成影响。按此标准衡量,火神派可谓条条具备,甚至可以说“十分过硬”。
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创立和发展,都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最主要的学术思想是:独重阳气作用,善用扶阳方法治病,对阳虚阴盛病症的辨识全面而深刻,擅用大剂姜附等辛热药物,在这些方面超过前人,对后人也颇具影响。当然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与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有所不同,这一点将在以后介绍。
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郑钦安(1824-1911),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当时医学上独树一帜的火神派的领军人物。
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入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从师于郑钦安先生学医,“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火神”。儿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痼疾,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铸之的孙子卢崇汉年青时即有“小火神”之称,现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他们临证屡用大剂附子、姜桂治愈顽疾大症,口碑颇佳,2006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电子版《医林火神卢崇汉》,推介其学术思想,为当代火神派代表人物。
另有郑仲宾先生(1882-1942),“少时师承郑钦安”,蜀中名医,亦有弟子传人。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火神派者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推崇郑氏学说,认为“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解放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可谓桃李满门。儿子吴生元、孙子承其衣钵,现为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皆为火神派传人。
祝味菊(1884—1951),浙江人,弱冠入蜀,从刘雨笙等研读医经,42岁移沪行医,以其擅用附子名噪沪滨,门人有陈苏生、王兆基、徐伯达、徐仲才、胡觉人等多家,竞至“遂有祝派之称”,可见影响之大。儿科名医徐小圃早年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的理论,用药主“清”。后因其子患“伤寒”垂危,自治不效,请祝味菊用附子等辛热药物化险为夷,乃折身向祝氏求教,亦成擅用附子大家。
吴佩衡与祝味菊二公均以擅用附子著称,人誉“吴附子”、“祝附子”,声名著于国内医坛,为近现代火神派代表人物,人皆知吴、祝二公擅用附子,却罕知郑钦安乃其学术宗师,可能与年代久近有关。
唐步祺(1917一2004),四川名医。祖父唐蓉生以医闻于世,私淑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研习郑氏之学,民间誉为“唐火神”。终身钻研火神派学术思想,晚年穷十五年之功撰成《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堪称火神派代表人物,弟子远及海外。
还有范中林((1895——1989),唐步祺早年之师,人誉“范火神”。以及补晓岚(1856一1950),人誉“火神菩萨”,刘民叔(1897—1960),人誉“刘附子” 等川蜀名医,贵州李彦师(人誉“李附子”)等,均善传承火神派思想,擅用附子而有较大影响。
其它还有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西昌张紫衣、云南李继昌先生等,皆为当代名医,传承火神派衣钵,以擅用附子著称。限于眼界,其它未知的火神派传人,尤其民间更是不知凡几,无疑已经形成火神派之绵延不断的人才链。
回顾一下,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象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的现象,可称绝无仅有,足证其学术观点和用药风格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单从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其它医派都不可及。
火神派的著作: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医法园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该书羽翼《医理真传》,丰富完善了火神派的思想内涵,此二书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也是其一生独特经验之总结。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一书,对《伤寒论》作了阐释。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的七十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多,刊行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以普及医学为特点的陈修园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实不多见。
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在吴佩衡主持下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1987年、19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阐释》和《医法园通阐释》(唐步祺); 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余永敏校);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上述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郑钦安医书阐释》(唐步祺),含郑氏所著三本著作。以上各个版本,均曾多次再版印刷发行,读者众多,火神派学术思想可谓薪火不断。
其它火神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等;吴佩衡:《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等;卢铸之:《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等;刘民叔:《素问痿论释难》、《华阳医说》、《鲁楼医案》等;范中林:《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火神派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火神派作为独特的医学流派确实具备各项要素,与其它医派相比,毫不逊色。从其大量医案中,可以看出火神派诸家擅用附子干姜屡起大证、重证,惊世骇俗,在全国独树一帜,而且代有传人,发扬光大,历百余年而不衰,至今犹见兴盛之势。
2012-12-17 19:41 3楼
火神 郑饮安
三. 火神派产生之历史渊源
探源溯流,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必然有着诸多方面的因素才能摧生,例如理论根基、时代背景、地域因素等等,下面介绍一下火神派产生的历史渊源。
理论渊源:
历史上,各家医派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家学说,但是在理论上有继承,有发展,则是各家学派的共同特点。任何医学流派的形成都是继承经典医籍和前辈医家经验的结果。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有其学术渊源,都可在前辈医家著作中整理出其思想脉络来。比如金元四大家虽然各树一帜,但都学有所本,均以《内经》为宗,并吸收前辈或同时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抓住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研究课题如脏腑病机、“六气皆从火化”等深入钻研,并有所创新而独树一帜,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
火神派也不例外,总体分析,火神派脱胎于伤寒派,又吸取了温补派的理论精髓,结合自己的多年实践,进而发展为独立的学术流派一一火神派。
郑饮安早年师从于名医刘芷塘,尽得其传,刘氏“指示《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义”,“ 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可以看出,郑氏穷二十余年之精力,探索《周易》、《内经》、《伤寒》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方之义”。故其学术思想之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从而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于《伤寒论》研究尤深,著述了《伤寒恒论》,成为其理论的根基,进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学术主张,他在《医法圆通》序中说,自已“不揣鄙陋,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虽非万举万当,亦可为医林之一助云尔”,其著书立说之心昭然明示矣。所谓“可为医林之一助”者,一种医学见解之意也,志在“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也,其创立火神派学术思想之心了然可知矣。
除了《伤寒论》,对其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温补学派了。以薛已、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继承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既重视脾胃以治疗内伤杂病,又深入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述了人体阴阳平衡的机制及其重要意义,提出注重阳气的学术见解,对后世医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追随者甚多,郑钦安及火神派的传人显然从中吸取了很多精华,尤其是重视阳气的观点,为自己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
时代因素:
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离不开时代背景。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界的现状和时弊,为了补偏救弊而提出的,历览各个医学流派产生的背景,都能证明这一点。学术争鸣从来就是摧生医学流派的有力因素,火神派同样是在批判世俗时弊的情势下产生的。
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乾隆以后,叶天士更将温病学发展至鼎盛阶段,《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时人称:“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谢谢观也认为,“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以至用药多以寒凉轻灵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所谓“时方派”、“轻灵派”成为一种时尚,所用之药大都是豆豉、薄荷、桑叶、菊花、银花、连翘、丝瓜络之类所谓轻灵之品,给医界带来相当不良的影响。《吴医汇讲》杨存耕即指出:“近来风气,畏温热而喜寒凉,每见元虚、湿温、风湿等症,舌白渴不欲饮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叶、石膏辈,病本在气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败不纳,呃逆泄泻,轻病重,重病死,深为扼腕。”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只议药不议病的庸俗医风之流行,导致了象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批判的那样,“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从推重阳气的观点出发,反复批驳了“畏温热而喜寒凉”的倾向及对附子等辛热药物的偏见:“目前,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052“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 “昧者不明阴阳底蕴,畏姜附视若砒霜,不敢轻用,病家亦不敢轻服,相沿成风,牢不可破。犹其不知姜附乃少阴主药,仲景用之以扶少火而生气者也。”
“最可怪者,近之病家好贵恶贱,……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此皆医门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
就在这种与时俗流弊辨争的情势下,郑钦安著书立说,以《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两书应世,大张旗鼓推出了火神派的学术主张,以“为医林之一助”,成为“火神派首领”。
顺便提一下,郑钦安能够创立并推行火神派,与其设帐授徒有一定关系,正是这一点,为传播其学创造了有利基础。相对于其它学派而言,这一点比较特殊。众所周知,一种新学说提出以后,并不一定就形成学派,独木不成林,一人不成派。所谓“派”,需要一定人数作基础,得到一帮人的支持、附和,试看各家学派都是由师徒传授、师承教育而形成的。虽然不排除私淑和遥承之辈,毕竟不如亲炙者。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传授其学,显然具备了这一特殊优势。所谓设帐授徒,相当于办了一个学习班、培训班,人数当有一定规模。考金元四大家中尚无设帐授徒之例,仅是传统的师徒传授,师长传带,人数有限。与设帐授徒比较,人员规模显然有多寡之别。郑钦安作为师长,在培训班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他提出火神派学说,众多弟子接受并奉行之,传承下去,自然形成以他为“首领”的新的医学流派。作者推测,其《医理真传》、《医法园通》二书即是授课教材,观其书中体例,似乎可以看出这一点。再看两书题款,除署名“郑钦安著”以外,尚署有“同门某某、某某……同校”款式,显然是师生合作的成果。
地域因素:
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与医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有着一定的关联,例如,温病学派产生于江浙地带,显然与该地气候偏于湿热,温病高发有关。火神派诞生于四川亦非偶然,著名医家谢谢利恒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即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然在川地则绝少伤阴劫津之弊者,则以长江上游由青海西康雪山中急流入川,寒性正盛,川人饮此寒水,故用乌附热药适得其平,解表亦非多量麻柴无能为力。”
谢谢氏所谓“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佐证。已故四川藉名医何绍奇先生(1945一2005)曾回忆说:“(四川)江油为附子之乡,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1包1公斤,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候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炖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的味道和土豆差不多,久煮之后,嚼着面面的,大概1碗4～5片,约1两左右。一次,我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么?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
著名学者南怀谨先生抗战时期的一段奇遇也很有趣:“抗战时到达四川后,遇见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外号叫‘火神爷’。这位火神爷家中常年不断地煮着一大锅附子汤,谁都可以喝上一碗。对于这一桩医案,我内心常感不解。到了峨眉山,才因庙中僧人喝附子汤而有所契悟。原来峨眉山中峰大坪寺的开山祖师,当年初建山上寺庙时,受过许多困苦,在他饥寒交迫时,常在山中采集乌头来吃,乌头也就是附子。后来山上众僧相沿成习,每年规定一日,全体僧人停食,只喝附子汤,以纪念开山祖师的艰苦奋斗。
当大家喝附子汤的这日子来临时,附子早已入锅煮一昼夜又多了。所以大家年年都喝附子汤,但也没有死过一个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经过久煮的附子,可能毒性早已挥发殆尽,剩下的是增加热能的成分。难怪火神爷家的附子汤大锅,也是日夜不停地在沸腾着”(南怀谨《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3月版)。
由是可知,四川人真是视附子为“常食品”,“啖附子如芋栗”。在这种饮食习俗中,难怪何绍奇先生说“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 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了。火神派的宗师郑钦安,诸多传人吴佩衡、唐步祺、范中林、卢崇汉等均出自四川自是情理中事。另一传人祝味菊虽系浙江人,但弱冠入川,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3人为师,数年学成,且在四川度过了17年光景,入境随俗,自然形成擅用附子的用药风格。1926年为避“川乱”迁居上海,名扬沪上,因此祝氏亦可视为“川医”。同样由于地域原因,与四川比邻,气候特点相似的云南、贵州两省,亦多火神派医家,擅用附子,自是顺理成章。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地域因素虽是火神派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绝不能成为限制火神派理论传播全国的理由。地域虽然不同,医理却是一致。况且有是病用是药,地域绝不可能成为限制一家学说传播的口实,这一点应该是常识。纵观医史,各个学派、各家学说,从未因为地域因素而受诞生地的限制,无论产生于江浙地带的温病学说,还是诞生于中原的伤寒派,至今不是仍在全国通行吗?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例可资证明:祝味菊先生虽系浙江人,但弱冠入川,学得火神派理论后,东赴上海,以擅用附子大行其道,竞有“祝派之称”。他既未因身属浙江藉而反对火神派,亦未因行医沪上而对使用附子有所收敛。当然,这与因地制宜的辨证精神并不相背,这一点无庸赘言。
历代医家的影响:
火神派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但郑钦安绝非最早擅用附子的医家,历代前贤中擅用附子者为数不在少数。正是这些医家应用附子的长期经验积累,才影响和启发了火神派的诞生。医圣张仲景可谓善用附子第一人,我们另外再论。其它擅用附子者引述如下:
宋代石藏用:《泊宅编》记载:“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皆有称于一时。俗语云:‘藏用檐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有记载: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弱,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比古人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而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
明代严观:严观,“仁和人,其治病也,不拘古方,颇有胆略。有‘严附子’ 之称,以其善用姜汁制附子也。”“或难之曰:附子性热,当以童便制,奈何复益以姜?严曰:附子性大热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药甚速,若制以童便则缓矣,缓则非其治也。今佐以生姜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见其妙乎,是以用获奇效” (《浙江通志》)。 。
明代吴球:生活于16世纪上半叶,字茭山,浙江括苍人,曾为御医,善用附子,人称“吴附子”。著有《诸证辨疑》,《活人心统》,今存抄本,李时珍《本草纲目》间引其论。《名医类案》和《名医续案》中均载其投用附子验案,颇具功力,常医莫及,援引如下:
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最后延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携来。令人急至药铺购之,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重三两投之。众医吐舌,私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也,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余果病发而卒。《名医类案.卷一》(《太医案赏析》)按:生用附子,出手就是3两,并期以除断病根,真擅用附子者也。
另:有菅姓妇患目眶红肿溃烂,数年愈甚,百计治之不能疗,目亦近盲。御医吴球诊之曰:“吾得之矣。”为投大热之剂数服,其病如失,目亦复明。问之,曰:此女人进凉药多矣,用大热剂,则凝血复散,前药皆得奏功(《名医续案》)。按:“十问歌”:“再兼服药参机变”,提示诊病需参考先前用药,以供辨证参考。此病“红肿溃烂”,前医势必多用凉药。然其“不能疗”,当“反佐以取之”,故用大热之剂(揣摩当是附子)收效。此等眼界,颇见吴球功力。
以上石藏用是蜀人,而严观和吴球均是浙江人,并非四川人。单凭这点,可见地域因素并非摧生医学流派的必然条件,更不可能阻碍其向外传播。
其它擅用附子的医家肯定还有,限于眼界无法顾及。由于上述医家未能传下医著,无法窥其学术思想,但其千百年来的经验积淀和传播,无疑会对火神派的诞生起到摧化作用,这是可以想见的。
三. 火神派产生之历史渊源
探源溯流,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必然有着诸多方面的因素才能摧生,例如理论根基、时代背景、地域因素等等,下面介绍一下火神派产生的历史渊源。
理论渊源:
历史上,各家医派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家学说,但是在理论上有继承,有发展,则是各家学派的共同特点。任何医学流派的形成都是继承经典医籍和前辈医家经验的结果。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有其学术渊源,都可在前辈医家著作中整理出其思想脉络来。比如金元四大家虽然各树一帜,但都学有所本,均以《内经》为宗,并吸收前辈或同时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抓住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研究课题如脏腑病机、“六气皆从火化”等深入钻研,并有所创新而独树一帜,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
火神派也不例外,总体分析,火神派脱胎于伤寒派,又吸取了温补派的理论精髓,结合自己的多年实践,进而发展为独立的学术流派一一火神派。
郑饮安早年师从于名医刘芷塘,尽得其传,刘氏“指示《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义”,“ 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可以看出,郑氏穷二十余年之精力,探索《周易》、《内经》、《伤寒》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方之义”。故其学术思想之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从而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于《伤寒论》研究尤深,著述了《伤寒恒论》,成为其理论的根基,进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学术主张,他在《医法圆通》序中说,自已“不揣鄙陋,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虽非万举万当,亦可为医林之一助云尔”,其著书立说之心昭然明示矣。所谓“可为医林之一助”者,一种医学见解之意也,志在“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也,其创立火神派学术思想之心了然可知矣。
除了《伤寒论》,对其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温补学派了。以薛已、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继承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既重视脾胃以治疗内伤杂病,又深入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述了人体阴阳平衡的机制及其重要意义,提出注重阳气的学术见解,对后世医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追随者甚多,郑钦安及火神派的传人显然从中吸取了很多精华,尤其是重视阳气的观点,为自己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
时代因素:
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离不开时代背景。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界的现状和时弊,为了补偏救弊而提出的,历览各个医学流派产生的背景,都能证明这一点。学术争鸣从来就是摧生医学流派的有力因素,火神派同样是在批判世俗时弊的情势下产生的。
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乾隆以后,叶天士更将温病学发展至鼎盛阶段,《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时人称:“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谢谢观也认为,“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以至用药多以寒凉轻灵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所谓“时方派”、“轻灵派”成为一种时尚,所用之药大都是豆豉、薄荷、桑叶、菊花、银花、连翘、丝瓜络之类所谓轻灵之品,给医界带来相当不良的影响。《吴医汇讲》杨存耕即指出:“近来风气,畏温热而喜寒凉,每见元虚、湿温、风湿等症,舌白渴不欲饮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叶、石膏辈,病本在气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败不纳,呃逆泄泻,轻病重,重病死,深为扼腕。”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只议药不议病的庸俗医风之流行,导致了象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批判的那样,“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从推重阳气的观点出发,反复批驳了“畏温热而喜寒凉”的倾向及对附子等辛热药物的偏见:“目前,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052“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 “昧者不明阴阳底蕴,畏姜附视若砒霜,不敢轻用,病家亦不敢轻服,相沿成风,牢不可破。犹其不知姜附乃少阴主药,仲景用之以扶少火而生气者也。”
“最可怪者,近之病家好贵恶贱,……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此皆医门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
就在这种与时俗流弊辨争的情势下,郑钦安著书立说,以《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两书应世,大张旗鼓推出了火神派的学术主张,以“为医林之一助”,成为“火神派首领”。
顺便提一下,郑钦安能够创立并推行火神派,与其设帐授徒有一定关系,正是这一点,为传播其学创造了有利基础。相对于其它学派而言,这一点比较特殊。众所周知,一种新学说提出以后,并不一定就形成学派,独木不成林,一人不成派。所谓“派”,需要一定人数作基础,得到一帮人的支持、附和,试看各家学派都是由师徒传授、师承教育而形成的。虽然不排除私淑和遥承之辈,毕竟不如亲炙者。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传授其学,显然具备了这一特殊优势。所谓设帐授徒,相当于办了一个学习班、培训班,人数当有一定规模。考金元四大家中尚无设帐授徒之例,仅是传统的师徒传授,师长传带,人数有限。与设帐授徒比较,人员规模显然有多寡之别。郑钦安作为师长,在培训班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他提出火神派学说,众多弟子接受并奉行之,传承下去,自然形成以他为“首领”的新的医学流派。作者推测,其《医理真传》、《医法园通》二书即是授课教材,观其书中体例,似乎可以看出这一点。再看两书题款,除署名“郑钦安著”以外,尚署有“同门某某、某某……同校”款式,显然是师生合作的成果。
地域因素:
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与医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有着一定的关联,例如,温病学派产生于江浙地带,显然与该地气候偏于湿热,温病高发有关。火神派诞生于四川亦非偶然,著名医家谢谢利恒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即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然在川地则绝少伤阴劫津之弊者,则以长江上游由青海西康雪山中急流入川,寒性正盛,川人饮此寒水,故用乌附热药适得其平,解表亦非多量麻柴无能为力。”
谢谢氏所谓“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佐证。已故四川藉名医何绍奇先生(1945一2005)曾回忆说:“(四川)江油为附子之乡,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1包1公斤,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候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炖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的味道和土豆差不多,久煮之后,嚼着面面的,大概1碗4～5片,约1两左右。一次,我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么?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
著名学者南怀谨先生抗战时期的一段奇遇也很有趣:“抗战时到达四川后,遇见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外号叫‘火神爷’。这位火神爷家中常年不断地煮着一大锅附子汤,谁都可以喝上一碗。对于这一桩医案,我内心常感不解。到了峨眉山,才因庙中僧人喝附子汤而有所契悟。原来峨眉山中峰大坪寺的开山祖师,当年初建山上寺庙时,受过许多困苦,在他饥寒交迫时,常在山中采集乌头来吃,乌头也就是附子。后来山上众僧相沿成习,每年规定一日,全体僧人停食,只喝附子汤,以纪念开山祖师的艰苦奋斗。
当大家喝附子汤的这日子来临时,附子早已入锅煮一昼夜又多了。所以大家年年都喝附子汤,但也没有死过一个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经过久煮的附子,可能毒性早已挥发殆尽,剩下的是增加热能的成分。难怪火神爷家的附子汤大锅,也是日夜不停地在沸腾着”(南怀谨《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3月版)。
由是可知,四川人真是视附子为“常食品”,“啖附子如芋栗”。在这种饮食习俗中,难怪何绍奇先生说“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 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了。火神派的宗师郑钦安,诸多传人吴佩衡、唐步祺、范中林、卢崇汉等均出自四川自是情理中事。另一传人祝味菊虽系浙江人,但弱冠入川,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3人为师,数年学成,且在四川度过了17年光景,入境随俗,自然形成擅用附子的用药风格。1926年为避“川乱”迁居上海,名扬沪上,因此祝氏亦可视为“川医”。同样由于地域原因,与四川比邻,气候特点相似的云南、贵州两省,亦多火神派医家,擅用附子,自是顺理成章。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地域因素虽是火神派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绝不能成为限制火神派理论传播全国的理由。地域虽然不同,医理却是一致。况且有是病用是药,地域绝不可能成为限制一家学说传播的口实,这一点应该是常识。纵观医史,各个学派、各家学说,从未因为地域因素而受诞生地的限制,无论产生于江浙地带的温病学说,还是诞生于中原的伤寒派,至今不是仍在全国通行吗?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例可资证明:祝味菊先生虽系浙江人,但弱冠入川,学得火神派理论后,东赴上海,以擅用附子大行其道,竞有“祝派之称”。他既未因身属浙江藉而反对火神派,亦未因行医沪上而对使用附子有所收敛。当然,这与因地制宜的辨证精神并不相背,这一点无庸赘言。
历代医家的影响:
火神派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但郑钦安绝非最早擅用附子的医家,历代前贤中擅用附子者为数不在少数。正是这些医家应用附子的长期经验积累,才影响和启发了火神派的诞生。医圣张仲景可谓善用附子第一人,我们另外再论。其它擅用附子者引述如下:
宋代石藏用:《泊宅编》记载:“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皆有称于一时。俗语云:‘藏用檐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有记载: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弱,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比古人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而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
明代严观:严观,“仁和人,其治病也,不拘古方,颇有胆略。有‘严附子’ 之称,以其善用姜汁制附子也。”“或难之曰:附子性热,当以童便制,奈何复益以姜?严曰:附子性大热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药甚速,若制以童便则缓矣,缓则非其治也。今佐以生姜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见其妙乎,是以用获奇效” (《浙江通志》)。 。
明代吴球:生活于16世纪上半叶,字茭山,浙江括苍人,曾为御医,善用附子,人称“吴附子”。著有《诸证辨疑》,《活人心统》,今存抄本,李时珍《本草纲目》间引其论。《名医类案》和《名医续案》中均载其投用附子验案,颇具功力,常医莫及,援引如下:
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最后延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携来。令人急至药铺购之,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重三两投之。众医吐舌,私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也,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余果病发而卒。《名医类案.卷一》(《太医案赏析》)按:生用附子,出手就是3两,并期以除断病根,真擅用附子者也。
另:有菅姓妇患目眶红肿溃烂,数年愈甚,百计治之不能疗,目亦近盲。御医吴球诊之曰:“吾得之矣。”为投大热之剂数服,其病如失,目亦复明。问之,曰:此女人进凉药多矣,用大热剂,则凝血复散,前药皆得奏功(《名医续案》)。按:“十问歌”:“再兼服药参机变”,提示诊病需参考先前用药,以供辨证参考。此病“红肿溃烂”,前医势必多用凉药。然其“不能疗”,当“反佐以取之”,故用大热之剂(揣摩当是附子)收效。此等眼界,颇见吴球功力。
以上石藏用是蜀人,而严观和吴球均是浙江人,并非四川人。单凭这点,可见地域因素并非摧生医学流派的必然条件,更不可能阻碍其向外传播。
其它擅用附子的医家肯定还有,限于眼界无法顾及。由于上述医家未能传下医著,无法窥其学术思想,但其千百年来的经验积淀和传播,无疑会对火神派的诞生起到摧化作用,这是可以想见的。
2012-12-17 19:52 4楼
火神派不如伤寒派、金元四大家那样影响广泛,医林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当然这与其诞生时间较晚有关。郑钦安1911年辞世,至今不足百年,从《医理真传》1869年出版算起,至今亦不过130多年,因此有人称,火神派是“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这里不说伤寒派,即金元四大家至今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与这些古代学派相比,火神派从时间的积淀上恐怕就无法相比,影响与传播自然不如上述医派了。但是百余年来继承火神派之学者却薪火不断,至今未衰,且有逐渐兴旺之势。
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是在与时俗流弊的论争中得到认同和发展的,时人誉之为“郑火神”就是一个证明。当然,一个新学派的确立和发展,是以临床实践,特别是疗效为基础的。本文开始所举知府夫人吐血案,就体现了郑氏与“时方派”的学术较量。这种学术论争,从火神派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有些医家通过临床实践认识到火神派的科学价值,接受并奉行火神派的学术主张,以至弃旧图新,成为擅用附子的名医大家,有两则典故颇能反映这一点:
其一,民国初年,江南一带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寒凉轻清之法为其所推崇,常常不加辨证地滥用苦寒,以致贻误病情。1926年火神派医家祝味菊由四川来到上海,一反俗风,倡用附子、麻黄等温热药物建功,屡次救治危重病人,“如同黑马一般给上海医界带来了强烈冲击”,形成以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为特色的“祝氏医派”。儿科名医徐小圃一向崇尚吴门温病学派,用药主清。其长子徐伯远患伤寒重症,徐氏自用温病方屡治不效,“引水不足以解渴,投凉不能以退热”,愈来愈重。有人叻其请祝味菊商治,徐氏说:“我与祝君虽属莫逆之交,但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孩子患的是热病,若祝君来诊,无非温药而已,此犹‘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但病人已奄奄一息,无奈请祝氏来治。祝味菊诊毕处方,果然第一味药用的就是附子,徐小圃即闭门入寝,等待不幸。次晨,徐孩身热渐退,且可喂食米汤,后安然入睡,与昨日已判若两人。
徐孩康复,小圃百感交集,乃曰:“速将我‘儿科专家’招牌取下来,我连自己儿子都看不好,哪里还够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意颇坚决,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味菊既惊又敬曰:“你我道中莫逆之交,各有片面之见,兄今如此,令人敬佩。若对我有兴趣,今后与兄切磋,取长补短。如蒙垂青,待令郎长大后可随我学医。”后徐之二子伯远、仲才果随祝氏学医。
“小圃原为时方论者,经斯认识,于是一反过往作风,得心应手,遂有‘祝派’之称”,亦成擅用附子大家(《名老中医之路:江育仁文:徐小圃先生治学二三事”》)。
其二,沪上名医陈苏生(1909-1999)早年曾拜钟符卿、沈仲芳等名医为师,“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悬壶不久即有声名。但其34岁时,姨丈家中先后三人罹患伤寒,陈氏自己先“挡了一个头阵”,用药毫无寸功。后遍请中西“大名医”,结果都以病亡告终。短短的一年之内,“经历了三次教训”,他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大开茅塞,遂放弃自己的诊务,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氏门下,每晚抽空到祝师家,质疑问难,并将师生问答笔录整理成《伤寒质难》一书,成为祝派著名传人(《名老中医之路:陈苏生文“回顾与前赡”》)。
在现代,许多名医名家都对火神派给予很高的评价,有助于帮助我们对火神派的理解和认识。
已故著名医家任应秋先生曾“谆谆嘱余(唐步祺)整理发扬郑氏医学”,他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成都邓绍先、重庆吴棹仙的治伤寒学,都受到郑氏影响较多”(《任应秋医论集》)。
已故云南名医吴佩衡先生对火神派学说十分推崇,他说:“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为刘铁庵编纂的《郑钦安之医学》题词)。1962年,吴氏主政云南中医学院时,再次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作为教参资料翻印,在教学中推广。
成都中医学院原副院长郭子光教授“一直倡导继承发扬郑氏的学术思想和独到经验”,他认为:“郑氏对仲景阴阳学说和三阴证发挥颇多,是近代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伤寒学家。由于他学识精深,经验丰富,胆识超人,擅长运用大剂量的大辛大热之药愈疾而名噪一时。他留下的三部著作,对当前临床上治疗疑难病证以无穷启迪,值得研究与发掘。仔细研究,郑氏虽然强调辨别阴阳,实则重在阳气,善用辛热为长,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当今之世,慢性疾病突出,寒凉之剂常难取效,则此书(指唐步祺《《郑钦安医书阐释》》)之出版问世,于提高疗效将大有裨益。”
毕生研究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唐步祺先生总结说:郑钦安的理论,“贯穿以阴阳为总纲,万病不出六经宗旨,不出一元真气的学术思想。特重阳虚阴盛之阐发,达到登峰造极。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 ”“他善用大辛大热的姜、桂、附之类来治疗阳虚虚损之证,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的大症、重症,被人们尊称为“郑火神”。可以说,他把伤寒三阴病理法方药发挥得登峰造极,大量运用理中、四逆辈治疗诸种杂病,如血证、心痛、头痛、咳嗽、脐痛、中风、发斑、胃痛、痿躄、谵语,以及耳、目、喉、舌、齿、鼻等百余种病证,均能见微知著,活法圆通,技巧独超,疗效卓然。”
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生前对唐步祺整理阐释火神派学说备加关注和鼓励,屡次叮嘱务必完成郑氏三书阐释,俾三书成一完璧。且为唐氏所著《医理真传阐释》和《医法园通阐释》各题书名。因年事已高,竞预为《伤寒恒论阐释》一书题签备用,以防不测。待该书付梓之时,李氏竞真已作古,殷殷期许之心苍天可鉴。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吴阶平亲自为《《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题写了书名,个中涵义,不言而明。
近年发表的有关火神派医家理论和附子应用经验的文章络绎不绝,互联网上关于火神派的探讨文章更呈兴盛之势,民间医家与院校师生互相争鸣,这些都表明火神派有着不容忽视的发掘价值和发展前景。作者看法,火神派确实堪称中医宝库里的明珠,大有发掘之必要。
事实上,除伤寒派外,在今天,我们很难看到还有谁会以寒凉派、攻下派、滋阴派等自居,这并非说这些流派没有传承下来,但其在现代情势下适应性有限,确是事实。而火神派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仍有很多人在传承,在实践,以其鲜明的用药风格活跃于医林,也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也可看出火神派的影响和作用。在当代,也许除伤寒派外,还在为医家所赏识,还在发挥作用的,火神派无疑是其中突出的学派之一,这当然有其现代原因和应用价值。
疗效才是硬道理。火神派的理论确实独到而精妙,那么它的疗效如何,治病管不管用?任何学说、流派,只有具有令人满意的疗效,也就是说富于临床应用价值,才具有生命力,也才具备发掘价值。否则不过是在整理文献而已,这就远非作者的本意了。研究发掘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我们首先着眼于它在现代情势下的临床应用,这才是本书的价值和主旨所在。 临床实践才是检验火神派的试金石,象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等辈均有医案传世,仔细揣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火神派医家擅用姜附大剂,独树一帜,屡愈疑难重症,惊世骇俗,其疗效确实令人惊叹,本书将以大量案例证明这一点。
下面仅举有“当代火神”之称的卢崇汉(十几岁时即有“小火神”之称)教授的一次总结来领略其火神派的风貌和疗效,借此有一个初步印象。卢崇汉教授统计自己某年所开的全部处方20076张,用药不过42味,而姜、桂、附的使用频率均在95%以上。在20076张处方里面,制附片一共用了19423张处方,占全年处方的96.7%,其用量在60克到250克之间,亦即最少60克,多则250克; 用生姜,包括干姜、煨姜的处方一共是20016张,也就是只有60张处方没有用生姜,生姜的用量在30克到200克之间,干姜的用量在25克到90克之间;用桂枝,包括肉桂、官桂,一共19852张处方。桂枝的用量在15克到75克之间,肉桂或者官桂的用量在15克到30克之间。
那么疗效如何呢?诊治涉及的各科病种有83个,有效率在98%以上,临床治愈率在92%。临床治愈标准是患者的自我临床症状消除,化验检测结果完全正常,这样才算治愈。
当然,象卢崇汉教授这样的火神派大家恐怕已臻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能代表所有火神派医家的诊疗水平,这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至少它体现了火神派的广泛应用前景和卓著疗效。
从深层次而言,火神派的发掘价值还在于,在当今医疗情势下,无论是从疾病谱的变化,还是从现代疾病的发病特点来看,火神派都有其广泛的适应性和可以预期的卓著疗效,象郭子光教授指出的那样,“当今之世,慢性疾病突出,寒凉之剂常难取效,则此书(《《郑钦安医书阐释》》)之出版问世,于提高疗效将大有裨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火神派发掘的现代意义”一节中详细论述。
作者满怀信心的坚信,实践必将证明,火神派学术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发掘价值,必然为越来越多的医家所接受,并将发扬光大,对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是在与时俗流弊的论争中得到认同和发展的,时人誉之为“郑火神”就是一个证明。当然,一个新学派的确立和发展,是以临床实践,特别是疗效为基础的。本文开始所举知府夫人吐血案,就体现了郑氏与“时方派”的学术较量。这种学术论争,从火神派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有些医家通过临床实践认识到火神派的科学价值,接受并奉行火神派的学术主张,以至弃旧图新,成为擅用附子的名医大家,有两则典故颇能反映这一点:
其一,民国初年,江南一带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寒凉轻清之法为其所推崇,常常不加辨证地滥用苦寒,以致贻误病情。1926年火神派医家祝味菊由四川来到上海,一反俗风,倡用附子、麻黄等温热药物建功,屡次救治危重病人,“如同黑马一般给上海医界带来了强烈冲击”,形成以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为特色的“祝氏医派”。儿科名医徐小圃一向崇尚吴门温病学派,用药主清。其长子徐伯远患伤寒重症,徐氏自用温病方屡治不效,“引水不足以解渴,投凉不能以退热”,愈来愈重。有人叻其请祝味菊商治,徐氏说:“我与祝君虽属莫逆之交,但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孩子患的是热病,若祝君来诊,无非温药而已,此犹‘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但病人已奄奄一息,无奈请祝氏来治。祝味菊诊毕处方,果然第一味药用的就是附子,徐小圃即闭门入寝,等待不幸。次晨,徐孩身热渐退,且可喂食米汤,后安然入睡,与昨日已判若两人。
徐孩康复,小圃百感交集,乃曰:“速将我‘儿科专家’招牌取下来,我连自己儿子都看不好,哪里还够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意颇坚决,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味菊既惊又敬曰:“你我道中莫逆之交,各有片面之见,兄今如此,令人敬佩。若对我有兴趣,今后与兄切磋,取长补短。如蒙垂青,待令郎长大后可随我学医。”后徐之二子伯远、仲才果随祝氏学医。
“小圃原为时方论者,经斯认识,于是一反过往作风,得心应手,遂有‘祝派’之称”,亦成擅用附子大家(《名老中医之路:江育仁文:徐小圃先生治学二三事”》)。
其二,沪上名医陈苏生(1909-1999)早年曾拜钟符卿、沈仲芳等名医为师,“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悬壶不久即有声名。但其34岁时,姨丈家中先后三人罹患伤寒,陈氏自己先“挡了一个头阵”,用药毫无寸功。后遍请中西“大名医”,结果都以病亡告终。短短的一年之内,“经历了三次教训”,他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大开茅塞,遂放弃自己的诊务,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氏门下,每晚抽空到祝师家,质疑问难,并将师生问答笔录整理成《伤寒质难》一书,成为祝派著名传人(《名老中医之路:陈苏生文“回顾与前赡”》)。
在现代,许多名医名家都对火神派给予很高的评价,有助于帮助我们对火神派的理解和认识。
已故著名医家任应秋先生曾“谆谆嘱余(唐步祺)整理发扬郑氏医学”,他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成都邓绍先、重庆吴棹仙的治伤寒学,都受到郑氏影响较多”(《任应秋医论集》)。
已故云南名医吴佩衡先生对火神派学说十分推崇,他说:“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为刘铁庵编纂的《郑钦安之医学》题词)。1962年,吴氏主政云南中医学院时,再次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作为教参资料翻印,在教学中推广。
成都中医学院原副院长郭子光教授“一直倡导继承发扬郑氏的学术思想和独到经验”,他认为:“郑氏对仲景阴阳学说和三阴证发挥颇多,是近代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伤寒学家。由于他学识精深,经验丰富,胆识超人,擅长运用大剂量的大辛大热之药愈疾而名噪一时。他留下的三部著作,对当前临床上治疗疑难病证以无穷启迪,值得研究与发掘。仔细研究,郑氏虽然强调辨别阴阳,实则重在阳气,善用辛热为长,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当今之世,慢性疾病突出,寒凉之剂常难取效,则此书(指唐步祺《《郑钦安医书阐释》》)之出版问世,于提高疗效将大有裨益。”
毕生研究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唐步祺先生总结说:郑钦安的理论,“贯穿以阴阳为总纲,万病不出六经宗旨,不出一元真气的学术思想。特重阳虚阴盛之阐发,达到登峰造极。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 ”“他善用大辛大热的姜、桂、附之类来治疗阳虚虚损之证,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的大症、重症,被人们尊称为“郑火神”。可以说,他把伤寒三阴病理法方药发挥得登峰造极,大量运用理中、四逆辈治疗诸种杂病,如血证、心痛、头痛、咳嗽、脐痛、中风、发斑、胃痛、痿躄、谵语,以及耳、目、喉、舌、齿、鼻等百余种病证,均能见微知著,活法圆通,技巧独超,疗效卓然。”
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生前对唐步祺整理阐释火神派学说备加关注和鼓励,屡次叮嘱务必完成郑氏三书阐释,俾三书成一完璧。且为唐氏所著《医理真传阐释》和《医法园通阐释》各题书名。因年事已高,竞预为《伤寒恒论阐释》一书题签备用,以防不测。待该书付梓之时,李氏竞真已作古,殷殷期许之心苍天可鉴。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吴阶平亲自为《《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题写了书名,个中涵义,不言而明。
近年发表的有关火神派医家理论和附子应用经验的文章络绎不绝,互联网上关于火神派的探讨文章更呈兴盛之势,民间医家与院校师生互相争鸣,这些都表明火神派有着不容忽视的发掘价值和发展前景。作者看法,火神派确实堪称中医宝库里的明珠,大有发掘之必要。
事实上,除伤寒派外,在今天,我们很难看到还有谁会以寒凉派、攻下派、滋阴派等自居,这并非说这些流派没有传承下来,但其在现代情势下适应性有限,确是事实。而火神派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仍有很多人在传承,在实践,以其鲜明的用药风格活跃于医林,也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也可看出火神派的影响和作用。在当代,也许除伤寒派外,还在为医家所赏识,还在发挥作用的,火神派无疑是其中突出的学派之一,这当然有其现代原因和应用价值。
疗效才是硬道理。火神派的理论确实独到而精妙,那么它的疗效如何,治病管不管用?任何学说、流派,只有具有令人满意的疗效,也就是说富于临床应用价值,才具有生命力,也才具备发掘价值。否则不过是在整理文献而已,这就远非作者的本意了。研究发掘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我们首先着眼于它在现代情势下的临床应用,这才是本书的价值和主旨所在。 临床实践才是检验火神派的试金石,象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等辈均有医案传世,仔细揣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火神派医家擅用姜附大剂,独树一帜,屡愈疑难重症,惊世骇俗,其疗效确实令人惊叹,本书将以大量案例证明这一点。
下面仅举有“当代火神”之称的卢崇汉(十几岁时即有“小火神”之称)教授的一次总结来领略其火神派的风貌和疗效,借此有一个初步印象。卢崇汉教授统计自己某年所开的全部处方20076张,用药不过42味,而姜、桂、附的使用频率均在95%以上。在20076张处方里面,制附片一共用了19423张处方,占全年处方的96.7%,其用量在60克到250克之间,亦即最少60克,多则250克; 用生姜,包括干姜、煨姜的处方一共是20016张,也就是只有60张处方没有用生姜,生姜的用量在30克到200克之间,干姜的用量在25克到90克之间;用桂枝,包括肉桂、官桂,一共19852张处方。桂枝的用量在15克到75克之间,肉桂或者官桂的用量在15克到30克之间。
那么疗效如何呢?诊治涉及的各科病种有83个,有效率在98%以上,临床治愈率在92%。临床治愈标准是患者的自我临床症状消除,化验检测结果完全正常,这样才算治愈。
当然,象卢崇汉教授这样的火神派大家恐怕已臻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能代表所有火神派医家的诊疗水平,这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至少它体现了火神派的广泛应用前景和卓著疗效。
从深层次而言,火神派的发掘价值还在于,在当今医疗情势下,无论是从疾病谱的变化,还是从现代疾病的发病特点来看,火神派都有其广泛的适应性和可以预期的卓著疗效,象郭子光教授指出的那样,“当今之世,慢性疾病突出,寒凉之剂常难取效,则此书(《《郑钦安医书阐释》》)之出版问世,于提高疗效将大有裨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火神派发掘的现代意义”一节中详细论述。
作者满怀信心的坚信,实践必将证明,火神派学术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发掘价值,必然为越来越多的医家所接受,并将发扬光大,对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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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知府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了,医药无效,成都府属十六个州、县,纷纷推荐当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知府留下其中六人,长住府衙,朝夕磋商用药。他们或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或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外溢;或认为是气血两虚,血不归经。结果愈治愈坏,日趋严重,气息奄奄,此时有人举荐郑钦安来治。
当日郑钦安来到府衙,朱知府拱手说道:“拙荆久病,医药罔效,舅老爷谈及郑老师人品学问,医术精湛,不胜钦佩之至,故仰仗高明,以释下怀。”彼此客套一番,便开始诊脉看病。夫人面容苍白,已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诊视完毕,郑钦安回到书房,闭目沉思,考虑处方用药。稍停,郑钦安说道:“在下医学浅陋,既承呼唤,敢不奉命,但毫无实学,倍增惭愧。暂拟一方儿,可用不可用,请府尊定夺。”随即手拂宣纸官笺,写下二首七绝,注明以诗代病历:
吐血都传止血方,生军六味作主张。甘寒一派称良法,并未逢人用附姜。
血水如潮本阳亏,阳衰阴盛敢僭为。人若识得升降意,宜苦宜辛二法持。
处方:制附片四两 ,炮干姜四两 ,炙甘草二两。
朱知府一看,瞠目结舌。原来这几味药,都是大热之药,心里七上八下,碍于情面,口中连说:“高明得很!还要请教老师,这病与性命终究有妨无妨?”郑钦安笑道:“府尊明察,夫人病到这个地步,非一朝一夕之病候,服此重剂,正是救人于危啊!”
原来知府是浙江人,温病学派在江浙兴起,病家皆喜服清凉滋阴药味,而恶辛温扶阳之品。故银翘、桑菊、六味盛行,而四逆、姜桂则多弃而不用。今见处方,焉有不惊之理。遂与州县荐来的“名医”商议。殊不知他们正欲做脱身之计,都说:“府尊垂鉴,此方有过人之处,非某等愚鲁能及,请大人将郑某留在府衙,召其高徒来陪,观看夫人服药后的效果。”
知府无奈,随命抓药,吩咐厨房备办酒席,对郑说道:“恕我不恭,不能相陪。衙中又无知医之人,可否请令高徒来衙侍候。”郑明知府中聚有几位“名医”,现在将自己留下,是要看服药后的效果,当即应允。不多时,几个门徒来到。郑谈笑自若,徒弟们则个个焦躁不安,不知如何收场。郑钦安说:“贤契们!不要惊慌,既来之,则安之。朱知府敬重我,礼请为其夫人治病。我既敢写出止血诗,选用四逆重剂,实欲一服而止血,救人于危。收场吗?他明天仍要用蓝呢大轿送我回弯弯栅子。下午,仍在品仙楼讲书。贤契们放心,且陪为师饮酒。”另一间书室里,几个“名医”则在幸灾乐祸:“夫人把郑火神这一剂药服下去,犹如火上加油,真是名符其实的送终汤,应把‘郑火神’改为‘郑瘟神’了!”
服药前,账房舅老爷对知府说:“今晚是最紧要关头,先将高丽参煎汤,以防万一,晚上多派人侍候。”药进口了,众人心情都格外紧张,焦急地望着床上。一根香燃过了,“妈!好点了吗?”女儿细声地问。“嗯,好点!”“不热吗?”“不热,反而凉爽!”“胸口不闷吗?”“不闷,较舒畅!”三更时候,服第二次药。病人好多了,想吃东西,喂了两小碗稀饭。舅老爷来到上房看望夫人,转身来到外书房,躬身揖道:“郑老师真是华陀、扁鹊再世,妙手回春,夫人已转危为安。”朱知府亦向郑火神拱手说道:“郑老师,高明,高明!改日再谢谢。”即呼备桥,送郑钦安回府。
第二天,师徒仍在晶仙楼聚会讲书。郑钦安即以此病作例来讲解:“府台夫人面容苍白无神,困倦喜卧,胸胁作胀,不思饮食,声音细微,提不起气来。虽时令已届夏至,床上犹垫皮褥,盖丝棉大被,其畏寒可知。吐出之血,并非鲜红,而见乌黯黯至有小块。再观其舌质淡红,苔白腻而厚,脉现沉细。种种症状,皆是阳虚症候。血症不出阴阳二字,人身气为阳,主升。血为阴,主降。阳虚吐血,即当升者不升,不当升者而反升,由于阳气衰弱,不能统血,阴气太旺,势必上僭,渐干清道,以至外越。古人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是教人补火培土以治水,四逆汤力能补火,实为对症方药,故用之无疑。”门徒问:“为何开头即用此等重剂?”“患者系富贵之家,其病难治,一经患病常日更数医,一清二表,三攻四补,任意胡为,以致轻者重而重者危。今已奄奄一息,真阳欲脱,若不用重剂四逆以回阳祛阴,则不可救矣。若用轻剂,意图缓慢稳妥收效,则病不减,病家必然生疑。”又问:“四逆汤原方用干姜,今改为炮姜何故?”“患者系吐血之病,用炮姜以温经,血见黑则止,合甘草又能苦甘化阴,此乃活法园通之妙用。”
不多时,传来唢呐锣鼓声声,鞭炮也响了起来。只见账房舅老爷和八个亲兵,抬着一个黑漆大匾,上书 “医宗仲景”四个金字。还有茅台、海参等美酒珍馐和狐皮、绸缎等名贵衣料。帐房舅老爷说:“郑老师治好知府夫人重病,府台大人命我送来薄礼致谢谢,敬请收纳。”一时间人们争相传说知府大人给郑钦安送匾之事,郑钦安声名远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