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中医学应按自身规律发展 :重温医学史 沉思中医学

以史为鉴 中医学应按自身规律发展
——重温医学史 沉思中医学

此文为山东中医药大学李心机教授撰文,已节选后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此发布文章全文。

当代人用中医学的眼光看中医学会显得胸襟狭小,用西医学的眼光看中医学会流于偏激与无知,只有从世界医学发展史的高度看中医学,也许才能看清中医学的面貌,理解它的价值与历史地位。
从前年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断断续续地读了美国人洛伊斯·N.玛格纳著、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出版的《医学史》(第二版)、意大利人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医学史》,期间还溜览了英国人罗伊·波特主编、张大庆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剑桥医学史》,重温了一下世界医学史,沉思当今的中国本土医学,浮想联翩。
中医学是古老的传统医学,而世界上的古老医学不仅仅只有中国才有。要深入地研究中国固有的传统医学,我们还应当了解与它几乎同时代发生、成长的世界古代医学,从世界古代医学史看中医学,从中国医学发展史思考中医学的现状与未来。我们有必要用横向的视野去认识、比较,找出相似与相异,找出同源与特点;有必要从纵向的目标去发掘它深层的意义。了解世界古代医学的发生、发展与没落,这对我们深入地思考中国固有的本土医学的过去、现状与未来,当不无启发。
意大利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①] “历史是当代人思想的体现”,当我们重温医学史时,不只是主重其中的因果判断,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进行价值判断,通过价值判断,才能进一步厘清医学史中的因果关系。一旦对医学发展的历史作出价值判断,那么过往的医学发展史也就具有了当代意义。
一、世界古医学的同源性
“19世纪,西欧学者发现并释读了5500年前的两种古文字,一种是西亚的钉头字,一种是北非的圣书字。把这两种古文字跟汉字比较,发现它们外貌迥然不同,而内在结构如出一辙。原来认为没有文字的美洲也有自己创造的文字:马亚文。分析马亚文,知道它也是一种古典文字,跟西亚、北非和东亚的古典文字有相同的结构。六书不仅能说明汉字,同样能说明类型相同的文字。由此知道,世界各地的文字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有共同规律的人类文字系统。”[②]
文字与医学,都属于文化,从发生的源头起,在思维轨迹上具有一定的共性。人类经历过了极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各个不同地域和环境下,发展了各自不同的文明,但是,每种文明所孕育出的各有特点的医学,在它们的认识对象,认识方法,基本性质和任务,尤其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精神方面,却依然保留曾经的共性或同源的痕迹。
医学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同样久远。地球上只从有了人类,人类也就有了疾病。人类共同的祖先,古代人类的大范围的迁徙,使人类逐渐分布到了世界的不同角落。经过漫长迁徙的岁月,生存、生活的艰辛经历,点滴体验的不断重复,不断积累,逐渐加深认识,并且用心地、有意识地把个体的点点滴滴的体验与群体的体验结合起来,慢慢地进行总结、思考、逐渐地系统化,在原始思维的驱动下,从偶然的事件或经历中,逐渐地发现许多“过程”和以往的体验之间存在某些或有或无,或明或暗的联系。
人类共同的祖先,决定了尽管地域不同,方法不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各有特点,但都有几乎相同的发明和创造,如世界最主要的古文明发祥地——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古印度与中国上古时代都经历了制作石器,学会用火、发明弓箭,都先后发明了稼穑与灌溉、建造与制陶、创造文字、发明治炼、观察天文、演绎数学等。这些发明既体现出人类发明创造思维的共性,又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的特点。
人类共同的祖先,几乎共同的经历,尽管先后经过了数次大迁徙,但通过共同记忆的传承,早期人类在面对饥饿、伤害、温疫、产育等不可避免的共同困境时,人类曾经共同具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早期的原始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的共性。包括地球上不同地域生存的人群对伤痛、疾病的观察方法、对病痛的治疗方法及所使用的药物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同时,关于医疗行为的具体思考方式,以及医疗行为经验的积累与系统化方式等方面也都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人类都曾实施过外科手术,都曾有过把人类疾病产生的原因归咎于非自然因素的阶段,都曾运用过信仰鬼神和符咒治病的方法。
近代考古学家在南美洲、欧洲、亚洲都发现过距今大约4600年前的颅骨上有开颅手术后留下的骨窗痕迹,考古学家分析认为,当时使用的器械可能是锋利的石器。从穿颅术开窗形成颅孔的颅骨可以发现,有的穿颅的骨缘可见到新生骨。
1995年在山东省广饶县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出土,距今约5000多年的开颅手术实例颅骨,在右侧顶骨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学者认定该颅骨的近圆形缺损应系人工开颅手术所致,此缺损边缘的断面呈光滑均匀的圆弧状,属骨组织修复的结果。研究认为,手术后墓主最少存活两年以上。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古代以及世界各地的古代医学都无一例外地使用草药(含动物药与矿物金石药)。人类运用草药治病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考古学家在法国的拉斯考克斯山洞发现的壁画描述了药草的使用,这可追溯到公元前13000至25000年。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人类都曾运用过按摩的方法与火疗的方法,几乎都使用泻下的方法、利尿的方法、发汗的方法、放血的疗法、灌肠的方法以及吐法,都注意到人体生理与发病同大宇宙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医学知识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中,几乎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观察、分析、推理、联想、类比等方法。
在早期医学发展的道路上,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与中国古代医学之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医学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一种方法。作为一种技术的载体,医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内蕴`,从某种义意上讲,医学是以哲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是文化的延续,是文化的一部份。
二、世界古医学勾沉
6000多年前古埃及己经出现了早期的医学文化,公元前2000年前的古埃及的医学文献纸草文记载医生诊病时,为病人把脉、查体,把耳朵贴在病人的肩胛骨和胸部进行仔细的听诊,结合病人诉说的症状作出诊断。并且能够诊断与治疗胃病、皮肤病、鼻炎、喉炎、心绞痛、糖尿病、便秘、痔、支气管炎、尿失禁、血吸虫病、眼炎、月经不调等。纸草文记载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方近1000多种。药物的制作方法也多种多样:丸剂、栓剂、吐剂、灌肠剂、糊剂和软膏等药物。纸草文还记载了金属器械烧红用以止血的方法,如“用刀割后用火烧灼,如此便不至流血过多”[③]
尼罗河流域孕育出古埃及的文明,太阳的升起与尼罗河的涨水和泛滥,影响着古埃及人的思维。古埃人把空气、水和土看成是世界的主要组成元素。他们认为“人体是由固体成分(土)和液体成分(水)所构成,脉管相当于‘沟渠’,体温是火,呼吸是气。气与体液流注于脉管中,脉搏相当于河水的涨落。同时认为人的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来自空气的‘灵气’赋于人以活力。”[④]
古埃及人用类比联想的方法,把对气候和河水的观察与人体生命现象联系起来,注意到人体的脉管与呼吸。他们把“人体内部的功能与外部世界的功能则以相似性作联系”,他们认为“人体内的管道系统,与散布在大地上的江河水是相似的。心脏是这个系张的中心,是管道的传出站和传入站。脉搏由心跳引起,空气通过鼻子进入体内管道进入心脏,再从心脏运送到身体各部。他们还注意到了脑受伤后对运动机能的影响。”[⑤]
自然科学史研究认为,大约公元前4000 年,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医学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在这个地方相继产生了巴比伦-亚述医学。
美索不达米亚人从河流的季节性泛滥与星辰运行的周期变化,观察与生存关系密切的自然现象。得出“大宇宙”与“小宇宙”的认识,从而把日月星辰及其运行看成是一个大而无际的“大宇宙,把同样神秘而有周期变化现象的人体比作“小宇宙”,通过对它们进行的比较,隐约发现,原来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共性,有一致的现象或联系;他们认为身体构造,符合于天体的运行。这种人体是小宇宙的观念,认为肝脏是身体的主要器官。人体的体液(生命即存在于其中)的运行,也受星辰的影响,于是,逐渐地建立了天人一体的观念。出土的楔文陶片中记载了常用药物,包括使用各种植物的果实、叶、花、皮、根等,如藕、橄榄、月桂、桃金娘、鸡尾兰、大蒜等;动物的各部和各脏器;还有各种矿物如明矾、铜、铁等。此外还使用多种秽物,此点和其他古代民族相似。制剂也有多种,如丸、散、灌肠剂等,另外,还有各种器械将药物灌入阴道或直肠。体操疗法和按摩法也是常用的。楔文陶片中还记述了许多种疾病如:发热病、中风、肺痨和鼠疫(亦称瘟疫),眼病、耳病、风湿、肿瘤、脓肿、心脏病、皮肤病、性病等;对肺结核病症的描写也很仔细,如病人常常咳嗽、痰稠,有时带血,呼吸如吹笛,皮肤发凉,两脚发热,大量出汗,心乱,病极重时常有腹泻。[⑥]
在古印度,公元前2000年产生了吠陀医学,《阿闼婆吠陀》据认为是印度最早的医学文献,记载有77种病以及草药与妇科、保健、解剖等方面的知识。《阿育吠陀》是以公元前2000年的古代药草实践为基础并与源于公元前400年的佛教思想、理论与概念形成的。它代表了古代印度医学的水平。《阿育吠陀》记载了关于疾病的检查、诊断、治疗及预后的详情,书中记载的药物有1000余种。
《遮罗迦集》被称为是古印度的医学百科全书,包含八篇共119章。集中提到1000多种草药和少数矿物及动物药品,并载有各药的形态和其培植入收集的方法并谓良药有四种特性,即潜力强大,适合疾病,能与他药混合,能久藏不坏。[⑦]公元10世纪之后,外族人入侵,数世纪的印度文化被破坏,医学书藉被毁,印度古典文明开始衰落。“古印度医学几近于完全毁灭了,今天只剩下口授和民间应用的经验医术”。
古希腊人吸收了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埃及等当时地中海沿岸各民族哲学与医学知识与自身固有医学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古希腊医学。
西方医史学家对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对医学的影响概括为二个方面,一是创立了四主要元素学说,认为四种液体与这四种元素互相配合这种思想统治了若干世纪的病理学。二是引导医学去研究自然,研究哲学的推理,生命的原因和目的。从古希腊哲学学派中,能找到希波克拉底医学理论的基础。[⑧]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60)是希腊医学的代表人物,被中世纪的西方奉为“医学之父”,他生活的年代当与《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相仿。《希波克拉底文集》是现在研究希腊医学最重要的典籍。
在西方历史上,希波克拉底医学因强调病人而非疾病,、强调观察而非理论、强调尊重事实与经验而非照搬书本受到推崇。其代表作《古代医学》强调自然本身具有强大的治愈疾病的能力,因此,医生的职责就是培养与自然疗能相互协调发挥作用以促使机体恢复平衡的技术。[⑨]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反映了他生活的古希腊的医学水平,从中可窥见他的关于人体与疾病的整体观念,表现出他的唯物与辩证思想。
古希腊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使古希腊医学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逐渐走向衰落。
罗马帝国在中国古文献中,称其为“大秦”,又称“犁鞬”。公元97年,东汉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使者至汉朝。公元1世纪,当中国出现《神农本草经》的时,古希腊-古罗马产生了《药物论》),这是西方现存最早的草药志。《药物论》详细记录了约五百种药用植物,详细记述其生长环境与可食用性或毒性,并记载某种植物的使用药方。
当中国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正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古罗马的盖伦正在通过解剖动物,来推测人体的结构并努力寻找与结构相应的功能。他的研究涉及到血液、呼吸、心跳、脉搏、消化、神经等器官或系统的功能。盖伦“接受了柏拉图的三种灵魂学说。这种学说将重要的功能分成植物性的、动物性的和理性的‘灵魂’或‘灵气’。在人体内,空气是吸入的宇宙之气,它受到体内三个基本器官肝、心、脑固有功能的调节并由静脉、动脉和神经三种管道分配。”从而形面了盖伦的“三灵气说” 。盖伦认为,血液必定从右心室流传到左心室,因此,他假设右心的血液可以走各种路径,有些血液携带杂质或‘乌黑的气体’,这些杂质和气体通过动脉样静脉(脉动脉)由肺排出。血液还可以通过心室的间隔小孔从心脏右边流到左边,这些小孔本身是不可见的。血液像潮夕一样有涨有落的观点是与盖伦的生理学联系在一起的。[⑩]
盖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撰著《论单味药的性质和功能》,收录347种药物,其中包括了130个左右的复方。他在自己的药房中,配制丸剂、散剂、硬膏剂、浸剂、煎剂、酊剂、洗剂等各种剂型的制剂,储备待用。盖伦去世之后,从公元2世纪开始,盖伦医学思想影响了整个欧洲中世纪1000多年。直到18世纪末,盖伦的著述仍是医生参考书。
自公元1300年到公元1650年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彻底地改变了欧洲文化,并以影响深远的和永恒的方式产生了现代世界”。关于宇宙、天体与地球运动的研究,开创了全新的思维,改变了对人体结构认识的旧观念。
近代以来西方医学是指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医学,它是伴随着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依托着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从16世纪开始,历经17世纪、18世纪与19世纪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与古代希腊、古罗马医学完全不同的近代欧洲医学。
公元1543年,比利时医学家维萨里通过直接解剖,撰著《人体之结构》,明确、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盖伦人体解剖学中的错误,认为他的理论是错误的。彻底动摇了1300多年来盖伦在医学界的地位。医史学家评论认为哈维的著作成为医学上循环概念的绝对中心,成为近代医学潮流的转折点。[11]从而“推毁了陈旧而顽固的盖伦概念”。
自16世纪以后,西方医学走向重大变革。由盖伦以前的医生或研究者与盖伦所建立起来的,以古希腊医学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医学的大厦,被后来者,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梁一根梁地拆除,最后,彻底地推倒了古代西方医学的大厦。于是在古希腊医学大夏的的废墟上,又重新打基础,又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在那个废墟之上重新一块砖,一根梁地建造起全新的近代医学大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