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医药文化

我看中医药文化
王昆文
中医药文化是有“道”的文化,是宣扬“道”的,又为“道”所主宰。这个“道”就是以阴阳学说为旗帜和代表的中医学理论。
所谓中医药文化,是指中医药学发展到较高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以文字记载为主的、反映中医药发展历史方方面面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与中医药有关的一切文字、书籍、文献、艺术、文物考古、饮食、卫生、民俗、体育、气功、军事等等,也包括历代医家的生平传记、学术思想及传承、教学方法、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中医学基础理论、药物、针灸与心理治疗等,这些都属于中医药文化的范畴。由此可见,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远远超出作为中医药活动与医疗实践这一行为本身。
文以载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中医学是行而上者,它必须以“文”为载体,而“道”则是主宰。罗浮道人曰:“文而无道,焉以宰之?”(《赤水玄珠》序)正由于中医学之“道”是至大至广的,因而中医之“文”也必然丰富广博而绚丽多彩,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要注意《现代汉语辞典》对于“文”字的解释,它首先是指“字”、“文字”、“文章”、“文言”,以及“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文化”。又其对“文化”的解释说“特指精神财富”。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应该着重是指中医学理论及其书籍文献,这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内经》,标志着中医药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也说明了中医学文化开始走向成熟。可以说,它是中医药文化之集大成者,绝对堪称为中医药文化的代表作,其作者也应当是中国文化大师级的人物。除《内经》外,堪称代表作或杰出之作的还有很多,如后世的《伤寒杂病论》、《针灸歌赋》、《药性赋》、《王孟英医案》、《本草纲目》等,以及其他不少医学名著及其序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从医学科学的价值上讲,绝对是为世人所公认、勿容置疑的。但他为什么一定要请王世贞为其书作序呢?而且这篇序言也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推介作用。我们今天由这篇序言中了解到李时珍是如何编纂成这部书的,即“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这句话实际上已对中医药文化涉及面广作了注释,由此也可了解到中医药文化之博大。这就是中医学科与文学的绝佳结合,用李氏自己的话说就是“愿乞一言,以托不朽”。而实际上,《本草纲目》正是凭着它本身丰富的科学内容和优美的文字记叙而成为不朽名著的。
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文学家及其作品,都程度不同地与中医药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蒲松龄、苏东坡、沈括、曹雪芹、陆游等。为医家著作写序的更不乏当时的名儒、学者、达官、显宦,如为张秉成《本草便读》写序的就有武进知县吴炳、历官皖卾浙三省的盛康(时年已八十有二)。盛在序言中说:“余不知医,余乌乎序其书?虽然,固有不能已于言者。”要了解什么是中医药文化,我想不妨多读一读历代医著中的序言,或有助益。
1966年再版的《时病论》,虽然保留了原书的基本内容,但把附在书后的雷丰的画像及许多人的题赠诗给删掉了,同时删掉的还有前面的两篇序言(据说是因其对阅读本书的关系不大)。我认为,这删得不应该,可惜,恰恰是把很能体现中医药文化方面的东西给删掉了。
余业医30余年,家中虽陈设简陋,但多少也有一点中医药文化的气息:一是家藏医书约600余本。二是壁上挂有一4尺长的条幅,为请我市一位已故的书法家所写,内容是裘沛然教授贺邓铁涛教授行医60年的一首诗作。我特别欣赏诗中的一句:“闻洒醍醐过六纪,寿人功德自绵绵。”三是墙壁上挂的镜框内镶有一幅古代郊外行医图,是我请人将《王孟英医学全书》封套上的一幅画作翻拍后放大而成,古香古色,其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很有韵味。至于药葫芦,当然也是有一两个的。
俗话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儒医,儒医,先儒而后医。儒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也必然深刻地反映和渗透到中医药文化之中,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范仲淹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叶天士的临终遗嘱“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雷丰的“成书数卷,聊以课徒,若云问世,则吾岂敢”。等等。
总之,中医药文化除集中反映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临床著作中外,还散布于其他各种书籍,如《史记》、《三国志》、《弇山园杂记》、《红楼梦》等。尽管它仅仅是其中的鳞光片羽,但亦不掩其熠熠光辉。它们和傅山的书法,牙雕伏羲及神农像,胡庆余堂、同仁堂、医学三字经,处方笺上的印章“治病工也”,杏林春暖的传说、林则徐书赠何书田联等,共同汇成了中医药文化的浩瀚海洋。
中医药文化既是中医医疗行为,活动的客观反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中医药科学的传播和发展,使这一人类文明的科学瑰宝得以传承。因此,没有文化的中医师是不称职、不合格的。当前的中医教育必须重视文化课的学习。没有文化就不懂科学。也就学不好中医。中医学又是一门充满智慧的学科,它需要综合多门学科的知识,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所谓“望龙光知古剑,玷宝气辨明珠”。裘老所题“博之以文,约而能化”,就道出了中医药文化的实际功能。因此,中医药文化对于一个中医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高素质的中医,必然具有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
目前,有专家呼吁“中医文化复兴是中医复兴的重要途径”。我认为,这决不是无的放矢的闲谈和清议,应当引起中医学界和有关当局的重视,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付诸行动。中医及其中医药文化正面临着深深的困境和“潜在的危机”。近年来,国家出版了大量的中医学书籍,这很好,但还不够,还应当在教育、宣传、政策扶持和鼓励,中药的市场开放等多方面做许多工作。中医和中医药文化,决不能成为“昔日黄花”,也不应当仅仅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挽救中医”,挽救中医药文化,此其时矣!



(注:本文原刊登在《国医论坛》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