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名家樊正伦访谈系列:生活处处有中医

中医名家樊正伦访谈系列之十

全世界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近170年间,研究了七千多种西药,而至今还在应用的不过就几百种,大部分用不了,为什么啊?因为细菌变异的太快了,再也不怕它了(笑)。而中医呢,两千多年前的中药现在还有效,为什么?因为它从来没想杀死谁,它要求以和为贵,你只要不侵犯我们人类就行了。

田 原:听您讲中医文化很过瘾!(笑)您四十多年的从医生涯中有突出的体会吗?给我们讲讲。

樊正伦:太多了,不用说典型,就拿感冒来说,中医分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当自然界是风寒的环境,你体内也是风寒的环境,那么你的身体就给了致病因子一个发展的条件,你就成了易感者。
比如在SARS来到的时候,为什么西医认为没有办法?因为第一不知道它是谁,它表现的症状像肺炎,但又不是常规的肺炎杆菌,常规武器——抗生素无效;第二不知道谁会被感染;第三,感染上以后不知道谁会死……一大批一线的医务人员就倒在那儿了。
我们分析一下SARS产生的环境和条件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北京的春天是一个多风的季节,我们好好想一想,2003年的三月到五月,一次沙尘暴都没有,那一年,按照中医的运气年,是以寒湿为主的一年,同时,三月到五月正好是寒、湿、热这三个条件共存,是SARS病毒发展的环境。如果你的身体也是寒、湿、热共存的话,那你无疑就是易感者。
为什么?因为非典和流感不一样,流感是以风为主,“风者善行而数变”,这时候我们要戴上口罩,因为流感是以风热或风寒为主,这个病毒喜欢这种环境,它就跟着风走了,就非常容易传染。所以每次流感来的时候,北京出租汽车司机的感染率是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再看看SARS来的时候,北京出租汽车司机的感染率是零,为什么?因为三月到五月的时候,汽车窗户成天都开着,这个时候,风就是最好的去湿剂。寒、湿、热,只有这三个条件共存,SARS能发展起来,去掉一个重要的条件——湿,它就无法生存了。
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非典时期,只要进医院就能看到工作人员在拖地板,唯恐那地上不干净,能不湿吗?已经寒、湿、热的环境了,你还擦地,还戴这个口罩,反而又制造了一个小湿热的环境。

田原:听张堂主说,SARS期间您不仅没有戴口罩,而且每天照常上班,除了知道自己的体内环境,还是有点防范措施吧?

樊正伦:我天天上班,也不戴口罩。两粒“银翘解毒丸”化成水,一粒“霍香正气软胶囊”,吃完我就上班去。大环境我改变不了,但是我自己体内的环境我能改变,只要不让寒、湿、热三者共存,这个致病因子对我就毫无办法。“银翘解毒丸”中的双花、连翘、淡竹叶是清热的;荆介、薄荷、淡豆豉是散寒的;霍香正气里面的苍术、生半夏是去湿的。我吃完这两种药,我体内就没有寒、湿、热三种条件了,我怕什么呢?所以整个SARS时期,我们平心堂一天都没有停过诊,我天天都在接待病人。我也不是不怕死。(笑)

田原:(笑)所谓大道至简。很多疾病看似很复杂,其实究其根本非常简单。

樊正伦:我们说大的流行性疾病,像SARS、禽流感……一定是自然界给了这个致病因子以发展条件。这种环境和条件存在的本身就不是局部的,正是因为它的普遍性,所以就变成了瘟疫,就有了很大的传染性。西医是不是科学?也是科学。当SARS病毒来的时候,西医首先要研究这是什么病毒,因为只有把这个研究明白了,西医才能够找到他的武器。
西医治疗的理念跟他们打仗的理念是一样的,伊拉克乱了,我就把萨达姆打掉,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百个萨达姆站起来,更完了。(笑)因为他不知道“萨达姆”产生的环境和条件。在SARS来到的时候,我曾经跟他们说过,在人类发现细菌病毒的一百年中,SARS是我们看到的一次爆发现象。在这次爆发之前,它之所以没有找到发展的时机,是因为大自然没有给它生存的环境和条件。一直到了2003年那一段时间,广东和北京正好具备了SARS病毒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它就发展起来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医随手捻来全是药。大自然赋予中药各种不同的颜色,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偏性。关键的是什么?一个好的医生能用药的偏性纠正人体的偏性,把你被打破的平衡调整过来。所以我有时候常说,你们外国人没进来以前呀,活在中国的细菌病毒比外国活的轻松,因为它不会紧着变异啊(笑),你老想杀死它,不变异它怎么活下去啊?大自然没让它死,它就要千方百计地活下去。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现抗生素到现在,全世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了七千多种西药,而现在临床上还在使用的西药不过几百种,其中还在应用的抗生素不过就十几、二十种,大部分用不了了,为什么啊?因为细菌变异的太快了,再也不怕它了(笑)。而中医呢,两千多年前的中药现在还有效,为什么?因为它从来没想杀死谁,它要求以和为贵,你只要不侵犯我们人类就行了。当我用药物把你身体的状态调整到最好,不适合致病因子在我这儿发展了,它对我又有什么威胁呢?

中医名家樊正伦访谈系列之十一

中医认为:象中必然有数,也就是象数学问。说起来很简单。一开门儿,进来一老太太,你一看她,就说了,六、七十岁吧;进来一个小姑娘,你一看,也甭问她,十七、八岁。象的后面就带着数呢,这就是:观其象知其数,因为她长到什么年龄的时候就得是什么状态。

田原:现在很多中医,就是拿着那个化验单看病。您和他们大不一样。(笑)

樊正伦:我不是依靠化验单,因为化验单是为西医的诊断和治疗做准备的。我看病的时候,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你生在什么年份,你是下苦力的,你还是知识分子,我必须了解这个背景,因为是这三个环境决定了你的病。我只有了解了这个背景,我才能够做到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田 原:这样看下来,疗效就很突出?

樊正伦:对。《黄帝内经》里讲:“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医是以天、地、人作参照系的,我给你号脉也好,看舌象也好,我看的是状态。就是在你这个年龄段,比如你告诉我你42岁,那么在我脑子里反应的,不是你活了42年,而是你在35岁到42岁的这一段里面,《黄帝内经》讲了,这一段的女同志,她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什么,你和正常状态之间有什么区别。所以中医看的是人,看人的状态,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田原:孙悟空再有本事,逃不出如来的掌心。古代中医怎么看病,您就怎么看病。(笑)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必然依据自然探讨人的问题。这就是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

樊正伦:对。古代中医怎么看病,我就怎么看病。(笑)还只是拾古人之余唾。古人说:望而知之谓之神。中医认为:象中必然有数,也就是象数学问。说起来很简单。一开门儿,进来一老太太,你一看她,就说了,六、七十岁吧;进来一个小姑娘,你一看,也甭问她,十七、八岁。象的后面就带着数呢,这就是:观其象知其数,因为她长到什么年龄的时候就得是什么状态。
我给北大的学生们讲课,他们问中医、西医有什么区别,我说最简单的说,咱夏天买西瓜,想买一个好瓜,你把那瓜拿起来,不管你会不会,拍一拍,听一听,看看样子,看嘛呢?对瓜望、闻、问、切。对不对?我说如果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瓜农,都不用拍,他一看,他就告诉你,这瓜是生的,那瓜是熟的,为什么?观其象,知其数。因为他天天在那里看瓜,他知道。西医怎么办,要不就切开,要不就从根那儿抽点水,从上面抽点水,再从中间抽点水,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笑)然后告诉你,这是熟的,这是甜的。你要问他是砂瓤还是肉瓤,那得用X光照一照。老瓜农不用,他把它的产地弄明白,把今年的气候弄明白,他就敢告诉你,这瓜就是沙瓤,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笑)
那么你说一个好的中医看的是什么?你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中不懂人事,怎么能把这病看好呢?所以我觉得,西医在治病,中医在治人。

田原:西医依靠指标治病,而人不能完全靠指标活着。

樊正伦:对啊,人为万物之灵。因为指标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反映你的状态,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不管西医检查没检查出来,这时候你都需要加以调整。
我们说现代西医发达,但对生命的认识还差得很远,因为生命不可能象机器似的能够重新组合起来,而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医学的很多理论与认识,都是从人类生命过程中提取出来的。比如说:喜、怒、忧、思、悲、恐、惊对五脏的损伤,这对西医来讲没法理解,大怒伤肝,这肝和怒有什么关系啊?

田原:这是中医藏象学说里面最为精华的理论。

樊正伦:对。中医的藏象学说,是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比如说春天里,很多人爱发脾气,为什么?有好多女同志来看病,告诉我说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左右准醒过来,为什么?西医讲不出道理,中医完全能讲出道理。
春天的时候人的气血从内脏往外走,肝是藏血之脏,人呢,白天的时候阳气行于外,晚上你睡觉的时候阳气上哪儿去了?阳气归于内,归于哪儿,归于肝。肝是藏血之脏,阴阳和就睡着了。如果你肝血不足了,尤其女同志更明显,月经的时候,她的血往下行,肝血不足,这时候人就会烦躁。
春天的时候,本来气血在里面存得很好,这时候它开始往外走了,肝血也不足了,你睡觉的时候,阳气回去了,晚上1点到3点是肝经旺盛的时候,肝经一旺,把阳气推出来,你就醒了。到五点多钟,肺气旺了,你又睡着了。

田原:如果国人像敬仰国学那样敬仰中医学就好了。真是很遗憾。其实这些现象,我们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存在。只是我们太懵懂,更不会去思考中医的天人合一问题。看来现代人病出有因,不了解大环境,更不尊重自己体内的小环境。

樊正伦:因为现代人是依据西方人的生活规律的,西方人不研究这个,西方人一天吃三顿饭。我只能要求年轻人什么呢,早上和中午吃的好一点,晚上尽量吃的少一点儿,女同志28岁以前,男同志32岁以前,你不用遵守这个规律,因为你自己的代谢谢非常快,男同志过了32岁,女同志过了28岁,你就要注意一点儿了,因为早上和中午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人和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你自身的阳气,就是脾胃的运化之气,这时候你吃了食物,它就能化生成气血,到晚上了,自然界的阳气不足了,你自身的阳气也不足了,吃进去以后,它不会化生成气血了,代谢谢不出去,就成了多余的产物,中医叫“痰湿”,岁数大一点你会发现,晚上要吃得特好,吃了肉,早上起来就会有痰,这痰从哪儿来的,就是代谢谢缓慢的结果。
所以我们人啊,在大的环境中要按四时来生活;小的环境中,一天就是一个小的四时,你要在小的四时里调整自己的规律。
现在很多人不研究这个规律,该睡不睡。很多上夜班的同志,为什么得脂肪肝?因为晚上他老上夜班,夜里11点到1点是胆的功能最好的时候,1点到3点是肝的功能最好的时候,肝胆是脂类代谢谢的重要脏器,这时候你还处在兴奋状态,血都在这儿(指脑部),肝胆这儿就处在相对缺血的状态,久而久之,你的脂类代谢谢就不好了,脂类在体内沉积,你不就变成脂肪肝了么,我给解放军报做过5年的保健医生,他们那些常上夜班的人,尽管饮食也很清淡,人也瘦,但他就是脂肪肝儿,从哪儿来的?他不是吃出来的,是生活习惯累积而成的。

田原:真得给这些夜猫子生活的人说道说道了,您病了不要紧,指不定给家庭,亲人,国家带来多大的负担呢!熬着、赚钱、看病——再赚钱、还得熬……整个一个恶性循环。其实要想健康,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樊正伦:再给你讲一个小例子:小孩子的腹泻分好多种,有一种腹泻,就是小孩消化能力弱,脾胃的生发力量弱。小米煮出的油是小米最精华的部分,它的最主要作用是益气健脾,小米是黄色的,它入脾胃,真正好小米不能把油熬洒了,油要洒出去了,它那米就没有作用了,它最精华的部分就在那。
小米本身就是温性的,它在任何贫瘠的土地上都能生长,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你看八路军伤员靠什么养好?小米粥,为什么从南到北女人生孩子都要喝小米粥,就因为维持人的生命不仅仅靠脂肪蛋白质,他要靠无数具有生命力的种子,你想这一碗小米,种地下是一大片啊,那一碗老玉米豆种地下才几十棵啊,他俩能同日而语吗?就其营养成分它也不如大米和白面,但它的生命力却是极强的,那么多的生命力,它是用它的生命力来维持你的生命力,所以你生完孩子以后就要喝小米粥,小孩一样,他脾胃弱,脾胃弱造成的腹泻,他用小米油来解决的话,它味甘入脾胃,色黄入脾胃,而且它具有极强的生发之力。所以他气往上提了,腹泻不就止了么!(笑)

中医名家樊正伦访谈系列之十二

就这样,我就在赤脚医生的基础上开始干起,下乡的时候20岁,真正学医是24岁。那时候呢,所有的穴位都是我自己扎的。

田原:咱换个话题。我知道您打小学习并喜欢的是土壤化学,在那之前,您离中医有很大距离;而开始学中医,是您人生的转折点。现在看到您的成就和快乐,我觉得您就是为了中医学而生。

樊正伦:我小时候呢,从小学到中学,虽然是以现代教育为主的,但是我姥姥是个儒学家,她不仅是黄炎培的学生,还是段祺瑞的家庭教师,是北洋女子师范第一届毕业生。

田原:而您小时候就是姥姥带大的,可见您家学之深厚。

樊正伦:对呀。我小时候为什么从来没打过针呢?我们家就住在北京站,当时,李辅仁在那儿坐堂。李辅仁是施今墨的大弟子。有病了,姥姥就把我带到李辅仁那儿,不管是发烧还是什么,带到他那儿,抓上一副小药,就好了。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就没打过针。(笑)然后呢,我本来想考北大,研究化学,因为家庭出身,我的高考卷子没人给我判,所以我下了乡,成为65年北京第一批知青。

田原:那一批知青,是当时的国家卫生部长崔月犁送下去的,崔部长对中医药事业鞠躬尽瘁,这恐怕也暗示您必将和中医结下一个大缘。(笑)

樊正伦:也许吧。(笑)当时我带了好多试管、试纸,一心想研究土壤化学和植物化学,结果到那儿不久,文革就起来了,于是我进入了一个非常困惑的阶段,我很喜欢文学,但是我想如果写文章的话,我肯定是右派无疑。(笑)就这么一个最彷徨的时候,妈妈跟我说,你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田原:妈妈真伟大。她不知道就这样的一句话,造就了一代大医,儒医。可是,七十二行,妈妈为什么会指出这样一个方向呢?

樊正伦:妈妈是个知识分子,是清华毕业的,后来在北京市劳动局工作。她就这样跟我说了,我说我没法学习中医,什么都没有。妈妈说,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你就在那大山里边,山上有草药,我说我不认识,她说不认识你问那些药农请教啊。我说没有老师,她说下去那些老大夫呢……
就这样,我就在赤脚医生的基础上开始干起,下乡的时候20岁,真正学医是24岁。那时候呢,所有的穴位都是我自己扎的。
我上面的公社里有个老中医,现在还健在呢,星期天的时候我就上那儿去看着。我们那个农场离上面这个公社10里地,离下面公社20里,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那些人有了病,什么肚子疼啦,头疼啦,也找不到大夫,我就开始学着扎针,所有能扎到的穴位我全给自己扎一遍。因为你不扎自己,就不知道什么感觉。就这么开始摸索着学。那时候还要上山护林,护林时候可以采药,所以很多中药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学会的。
到了70年代初,我在农场,正好有一个县里办的赤脚医生学习班,我在班里学习三个月,更多的时间全是自学。

中医名家樊正伦访谈系列后记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愿为天地一散仙。——是我中学时代的懵懂向往。那些云遥风淡的日子里,有一位小女孩还未入世就幻想着出世了,就把这样的一句话,写在了随笔作业中,年轻漂亮的语文老师把我叫去,在那个洒满阳光的楼梯转角处,摸摸我的头发,点头对我笑着:“你这小女孩……”。

如今,小女孩已经长大,早已深知这句话蕴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曾经无知的狂妄也早已没有了棱角。今天在平心堂,听到张主任口中落下的这句话,掷地有声,一旁的樊正伦教授仰天大笑,饱经沧桑的脸上一派天真,一片坦荡。

在这样一个北京金秋的下午,窗外阳光灿烂,身材魁梧的樊老身穿一件简单的灰色大衣,白发未染,双耳垂肩——似有佛家之态。往那儿一坐,气宇卓然不群。

相由心生,心中长存善念的人,面容也是开阔的。这位从小受到严格的中国文化训练和熏陶的老中医,谈吐优雅,笑声爽朗。这样的笑,令人不由想起启程长安时“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太白,比不上太白的豪情逸志,却更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天地一散仙”,无畏,无忧,无欲无求。真是贴切不过的形容了。

在樊教授面前,便有一种心安的感觉。在他的气场中,仿佛世间没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的事情,一切都在掌握之间,一切都是缘。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樊老曾经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于繁华喧闹的王府井大街。这条京城最繁华的街道每天客流量均在几十万人以上。坐在新东安商场门口的台阶上观察路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人的表情有很多种,匆忙的、喜悦的、烦躁的、闲散的,眼角眉梢都透露着内心活动,无非是七情加六欲罢了。夜晚的王府井霓虹闪烁,樊老骑着自行车回家。周围依然是熙熙攘攘的游客,相机的闪光,举着小红旗的导游,打打闹闹的小情侣,倏忽闪过的轮滑少年,大包小袋疯狂购物的人们,这个花花世界的一切纷扰和诱惑似乎与他无关。他骑着车,不喜不忧,不紧不慢,偶尔靠路边停下来,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小灵通接个电话。就这样穿过满街的霓虹光影,没有顾盼,神情坦然,周围的一切人和事仿佛都已看透,其他都无所谓,他的心里只有患者,此外别无杂念。

樊老从医40年,治愈病患无数。一生的风雨,一世的医德。这样练就的“天地一散仙”的气质,二两小酒一喝,视名利如粪土,只有病患在他的心里是最重要的,除此无欲无求。大智者才会有大自在。生命如此明了,生活也就变得简单,人,也就变得坦然了。

我忽然觉出:孤独、郁闷、空虚、无聊,这些字眼一下子变得猥琐。在这样的一位老者面前,审视自己,唯觉惭愧;那些俗世的烦扰,那些层出不穷的欲望,正在侵袭一颗颗本善的灵魂。樊老说过养生的秘诀之一便是“勤动脑体不动心”,而现代人,动心太甚,五脏六腑每天都在经受着欲望的烧灼,永无止境的欲望——于是,很多人在非常年轻的年岁离开了人世,剩下的人,还在继续与欲望争斗着。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光怪陆离,物欲横流几乎让人无处可逃。除了樊教授这样的智者。他的笑声总让我想起弥勒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樊教授脸上的笑容里有答案。

樊正伦 著名中医专家,1982年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从事中医药临床与研究近40年;曾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主任,现任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省中医院中医药学术继承人指导专家,2006年获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