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我们都知道,《黄帝内经》作为华夏民族医学之发端,集古代科技之大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医学专著,它分为《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是篇帙浩繁的巨著,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它的创作必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而不可能靠一个人单独编撰完成。当然,对此一点,后世研究《内经》的学者基本上也都认同。

然而,又有许多后世学者据此认为《黄帝内经》绝非一时之作,而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朝代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从西周、春秋、战国直至嬴秦、两汉),总之是由不同朝代的人陆陆续续不断增益补充而成。但是如果说不同朝代的人不约而同地参与了这一项跨越几个世纪的系统工程,并且刚好在完成了这项工程(刚好拼凑出一部完整的大型医学著作)以后,又心照不宣地嘎然而止,从此便不再有人做任何的增益补充,这就显得有点虚妄了。

除此以外,还有黄帝亲自创作、外星人创作、先秦古人托名创作等等说法,也都缺乏逻辑支撑和证据支撑。我想,任何一部著作都是有来路的,既有来路,就会留下蛛丝马迹,而且,任何一部著作都对应着一定的人文背景,唯有把与其相关的蛛丝马迹和人文背景明确地罗列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能证明它的创作过程。

其实只要粗粗浏览,应该不难看出,《素问》与《灵枢》本属同一个理论体系,而其内容又恰好紧密对应,即:在一个统一的学术宗旨和方法论的框架下,《素问》侧重于对生理和病理规律的阐释,《灵枢》则侧重于介绍各类疾病的症状和治疗,二者类似于一身套装,有上衣,有下裳,有外氅,有内衬,搭配得非常精当。那么,就如同一身套装必然出自于同一个裁缝一样,《素问》和《灵枢》必然出自于同一个主创者。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总编辑的统一策划和指导下,这两部著作才可能既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同时又默契配合、遥相呼应。另外,这两部著作在文体上都是采用黄帝君臣的问答形式,在体裁上又都是各自分为九卷八十一篇,这种形式和体裁上的整齐划一,也能够充分证明,如果在整部书的创作过程中,没有一个事先的筹划设计,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结论应该是:《素问》与《灵枢》既然是姊妹篇,那就离不开一个总编辑,而总编辑的存在,就意味着《内经》这部鸿篇巨著从筹划设计到组织写作再到编辑完成,充其量是一代人(顶多二、三十年之内)的事情,而无须数百上千年的漫长历程。

再就其具体内容来看,《素问》的重点在于归纳总结,主要讲述概括性的理论,一般人往往认为是《黄帝内经》的前半部分;《灵枢》的重点则在于临床实践,主要讲述具体的操作与应用,一般人往往认为是《黄帝内经》的后半部分。但是实际上的顺序恰恰相反,《灵枢》的创作其实应该先于《素问》。这是因为,理论只能在实践基础上产生,而不可能先验地产生。古人必须先有大量的临床医疗实践,从中摸索出一系列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可能从中提炼出系统的理论。因此,《灵枢》才是《黄帝内经》的灵魂和中枢,其之所以最终命名为“灵枢”,应该就是这个缘故。

另外,《素问》之“素”其实是错别字,后人虑及古圣贤微言大义,附会出很多深刻意义,委实牵强难通。须知古人对书名和篇名从不讲究,只要有个标记就行。比如老子的书就叫《老子》,庄子的书就叫《庄子》,他如《韩非子》、《荀子》、《孟子》、《墨子》、《孙子》等等,概莫如此。另如《学而》篇、《大学》篇等,则一律以文章开头两个字作为篇名。《灵枢》最初的书名就是《针经》,非常浅白,因为书中讲的本来就是关于针刺治病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素”字很可能是后人传写之误,其本来应该是“索”,是则今之《素问》,当初其实是《索问》。

盖“索”的本义是线索,即一团丝线的头绪,所以又有刨根问底、追本溯源诸种引申义,故“索”与“问”乃同义并列,合起来就是为求索原委而孜孜询问,也就是由知其然而探寻其所以然。很显然,“索问”正好是黄帝君臣一问一答这种文章格式及其讨论内容的生动写照,此所以用以作为书名。因此,若以“素”字强解《素问》这个书名,我恐怕终究不合古人的本意。不过,《素问》之名流传日久,早就约定俗成,很难遽然改易,只是专业学者总该知道这个书名的真实来历。

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黄帝内经》肯定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无关。我们只要把《内经》文字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商王朝后半期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遗物,时在公元前1339年—前1066年之间)加以对照,便不难看出,甲骨文是多么的生硬粗糙,《内经》文是多么的成熟细腻,二者有非常巨大的文化代沟,而《内经》显然比甲骨文晚了许多。

我们知道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比殷墟甲骨文还要再早一两千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文字(目前还没有文字出现的证据),其实即便有文字,也肯定比甲骨文更为原始,而言辞亦肯定比甲骨卜辞更为生硬粗糙,那就更不可能是今天见到的《黄帝内经》了。另外,既然殷商中晚期的王室还在甲骨上刻字,那么更早两千年的轩辕黄帝时期肯定还没有发明比乌龟壳和牛胛骨更为方便实用的文字载体,当然也就无法记录诺大篇幅的文字,则即便历史上确有轩辕黄帝,他也不可能有任何书籍传世。《尚书*周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是说从殷(商朝晚期)才开始有书籍,再早不可能有书籍,所以《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人托名所作,可无疑问。

然而著书立说之所以托名“黄帝”,而非传说中的其他上古神圣,比如盘古、女娲、有巢、燧人、神农、帝喾、尧舜、禹汤等等,这种情况必然与“黄帝”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受到特别的推崇有关。那就无须繁琐地考证,《黄帝内经》的创作只能是西汉早期的事情。因为,只有在西汉早期,“黄帝”被朝廷奉为至高无上的帝神,并以黄色作为象征国家的颜色,而且还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打着黄帝旗号的学术著作。

我们知道原始人类普遍信奉万物有灵,但是华夏古人最崇拜最敬畏的还是上天,他们认为上天有人格有意志并且无所不能,更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所以尊上天为“帝”,也就是宇宙中最高尚最伟大的神。

甲骨卜辞即有“帝令其风”、“帝令其雨”的记录,意思是一切自然现象都在“帝”的宰制之中。

《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诗经·大雅》:“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周易·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上述这些“帝”,其实都是指神化了的上天,故先秦古籍中又有“天神”、“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多种神化上天的称谓。

因此,在先秦时代,作为凡夫的世人,哪怕是国家元首,最多也只能居于“天子”之位,即天的儿子。这其实就意味着,人世的统治者必须攀援天帝这门亲戚,把天帝奉为自己的直系祖先,才能证明自己的统治权受命于天,从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故《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乎上帝。”

春秋时期的道家学者也承认“帝”的存在,只不过在他们看来,与“道”相比,“帝”还算不上最高尚最伟大。比如《老子·四章》:“道……吾不知孰子,象帝之先。”即是说“道”这种东西永恒存在,根本就没有起源,所以似乎应该比“帝”还要更早。“象”是想象,也就是主观推断。于是可见老子的“道”是多么的高尚、伟大和悠远。

但是,很显然,从《尚书》到《诗经》再到《老子》、《易经》,在春秋以前那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只承认“帝”的存在,还没有“黄帝”这个概念。

及至战国时期,有人独出心裁,发明出青赤黄白黑“五帝”之说,其本意是把“昊天上帝”一分为五,然后以轮替方式主宰天下。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周天子岌岌可危,周朝灭亡已成大势所趋,而人们地理方位概念亦较之西周时期更为广泛和明晰,故理论上就认为上天本该有五位上帝,平时各自管辖东南西北中五方,但是也可以轮流主宰整个天下,则黄帝即乃五位上帝的其中之一。

然而同样按照始于战国时期的五行轮回说,周朝为火运,应南方赤帝,秦朝为水运,应北方黑帝,由于水能克火,故秦能代周。及至后来秦朝又为汉朝所灭,则理论上就必须认为汉朝属土运当旺,因此其色尚黄,其数尚五,其位居中,故汉朝的“天子”也就想当然地认定“黄帝”为自己的帝神和直系祖先。

因此,在西汉早期,这个“黄帝”既是五帝之中碰巧正该轮值的一个帝神,同时也是西汉天子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必须刻意攀附的一个祖先,然而无论如何,这个“黄帝”与现代人想象中的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风马牛不相干。司马迁作《史记》,首先编造一个荒诞无稽的“轩辕黄帝”世系,作为华夏历史的开端,那不是出于对历史的考证,而是在专制皇权的淫威下,每一个御用学者都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当朝天子的拥戴,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更有义务从历史上证明当朝天子的合法和高贵。

一旦西汉社会确立了“黄帝”这个至高无上的帝神,《黄帝内经》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知道,西汉政权的建立过程,经历了抗击暴秦与楚汉相争连续两场大规模战争,以及消灭其他诸侯王的多场小规模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以致整个国家满目创痍、民不聊生。因此西汉建政初期,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就是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然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前提,就是必须抑制统治阶级的掠夺本性,必须实施一种与民无争的策略,以尽可能地减少各级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这就与老庄道家的恬淡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正好合拍。因此,道家学派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西汉早期统治者的青睐和眷顾。而当时的道家学者亦为了迎合统治者“君权天授”的心理,遂在祖师老子之上又供奉了一个黄帝,而改称为“黄老道”。这样一来,“黄帝”就不仅仅是当朝天子的直系祖先,同时还是道家学派的直系祖师爷,于是道家学派就堂而皇之地与西汉朝廷拉上了宗亲关系。这种明显的与强权套近乎的小把戏,居然还被西汉朝廷当真了,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对道派学者格外开恩,礼遇优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以权力与学术相结合的方式,成就了盛极一时的“黄老学派”。所以,在西汉早期,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打着“黄帝”旗号,其实是宣扬道家思想的学术著作,这其中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

这种由道家学者主导整个学术界,打着“黄帝”旗号大行其道的盛况,在西汉以前是不曾有过的,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黄老道学派不但一下子失去了政治庇护,其头面人物淮南王刘安还遭到无情镇压,其主导编撰的道家学术专著《淮南子》则被封杀,于是打着“黄帝”旗号的著作热潮也就立马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汉书·艺文志》记录的西汉早期黄帝类图书不下上百种,目前存世的除了马王堆汉墓发掘出来的《黄老帛书》,就是这部《黄帝内经》,且俱已残破不全。

由此看来,《黄帝内经》的创作年代,不会早于吕后执政时期,亦不会晚于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则最大的可能即是文景时期。实际上,现在回头一望,史称“文景之治”的那三十多年,由于朝廷实行道家的无为政治和一系列开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发展,正是华夏历史最为光彩辉煌的一页,而这也正是医学家能够潜心钻研医学,进而创新发明的必要条件。

综合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无论研究什么事情,总要先认清事发当时的时间与空间。毫无疑问,任何知识都只能来源于对事实的了解,而时间与空间就是最基本的事实,那么如果连时间和空间都弄不清楚,还想探讨深奥的学问,当然是不可能的。请试想:一个人的时空观念发生了错位,那将会怎样?

另需提及,西汉早期的道家学派,当时已改称为“黄老道”,或“黄老之学”,而被现代人称为“黄老学派”。那是因为,他们把黄帝的名头加诸老子之上,尊奉为本学派的最高宗主,就好像道家学派突然间又增加了一个祖师爷似的。然而这其中的缘故,并不是因为黄帝比老子有更为玄妙高深的理论和道术,而仅仅是借助“黄帝”这个至上神的名号,与西汉统治者套近乎。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为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可见,秦始皇就是用五帝五德终始说作为法理基础,以证明秦朝的建立和一统天下乃天意使然。

汉朝取代秦朝以后,最初仍然继承秦制,以水德自命,后“鲁人公孙臣上书(汉文帝)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由于涉及权力转移,出现了争议:“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直到三年后,“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见《史记·封禅书》),这场争论才算告一段落。

西汉朝廷为证明君权天授,采纳公孙臣的意见,引五德轮回之说,想当然地认定黄帝是本朝的昊天上帝,把黄色规定为朝廷的服色,而自称黄帝的嫡系子孙(可想而知,如果当初采纳张苍的意见,汉朝皇帝就一直是黑帝的嫡系子孙,则后世所谓汉民族也就跟着成为黑帝子孙了)。此时的道家学派正好见风使舵,也认定黄帝是本学派的开山师祖,而自称是黄帝的嫡系徒子徒孙,由于古代的师徒关系如父子之亲,所以道家学派与西汉朝廷就俨然一体。很显然,道家学派追认黄帝为最高祖师爷的目的,无非是争取朝廷的认同和支持,以掌握学术主导权,其实骨子里仍然信奉老子,而黄帝不过是招摇的幌子而已。我们看《黄帝内经》以及西汉时期打着黄帝旗号的其它著作,多由黄帝提出各种问题,再由博学的天师阐明道理,便不难理解,“黄帝”在西汉黄老学派的内心深处,其实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没有任何学术造诣。所以,我们务必要清楚,西汉早期的“黄老道”实质上仍然是正宗的老庄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