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问第一问试回答

1.我们是要复兴中医,还只是要复兴某一个流派?复兴中医应该包括哪些方面?我们关注了哪些,遗弃了哪些?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的?
答:中医流派是在中医发展过程当中,在符合当时当地自然-社会-疾病的特定条件,符合中医学术宗匠的地域分布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在具有客观性的同时还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存在各种“选择”的差异,学术特点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种选择差异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而地域性又同地区文化经济利益的竞争(比如商帮、科举的竞争)、庙堂政治派系的斗争、主流学术(如儒家宗派南北之分,新旧学派之争)的流变与御医流派主导的“官方”医学(如明代主要是御医官医作为时代医学的代表)的影响、当地人的习惯等有关;医家个人的营销手段(如天医星的传播)和师徒、官僚、名流学者间的鼓吹(如罗天益之于李东垣,麻九畴等之于张子和,戴思恭之于朱丹溪等),以及出身背景(包括官方背景如御赐“高尚先生”之于刘完素和主流学术背景如朱丹溪之就学于儒宗)、有没有像儒学一样形成学社组织(如张志聪等的学派组织)等尤为重要。总之,大的学派的形成必然有相应的权力利益目的和在官僚乡绅的支持才可以建立,小流派则是为了生存而被动呼应唱和,组织应争。因为中国的学术有围绕政治权力中心的传统,所以不存在早期西方一样的相对单纯的学术流派,加之中医等技术性知识体系自来地位不高,生存不易,依附性、功利性就更强。故而,中医流派是中医保守的根基之一,承载不了为学术而学术的重任(中国从儒家开始,包括所有技术体系均如此,所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的只有立异而没有整合,只有局部利益而没有整体利益,不符合中医发展需要统一整合中医体系,出现质的飞跃的历史大势。虽然中医的传统个体化的发展比较自由,没有如今教材化(实际上是西方化)的僵硬束缚,但是停留的历史时间太长,内在缺陷导致不能更进一步,在这个节点或者说阶段上,必须要求整合,只有在有了可以完整有效的贯通所有理论观点的基础学术平台后(目前的理论解释显然不行),再来百家争鸣,才可以促进中医发展。现在就争鸣,只不过是利益使然。我们研究流派是要进行比较研究和集成研究,为中医基础理论深化发展做准备,而不是用流派中医来代替整体中医。在当今世界上,战争发展到了总体战,国家竞争是总体竞争,学术竞争也是总体竞争,尤其是中医这种承载着中西方价值观、文化体系冲突的重要知识体系,尤其是中医这种还面临着生存难题的技术体系,不讲合力只讲分力,没有前途。
复兴中医首先要有问题意识和正确的分析工具、基础研究背景,要能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中医衰落的原因,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复述“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以及更早的公元1500年以来的中国衰落的原因,甚至是追索源流,跳出狭隘自大和自卑比附来考察中医发展史。更深层次的内涵就是以更加广阔、理性的眼光来进行中西比较,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才能清楚准确的找到中医发展的关键要素。中国的复兴关键在中国文化的自立复兴,中医的复兴不可能独立于中国背景而发展,中医的发展将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而存在。其次,复兴中医需要在前面的基础上进行分阶段,分层次,分类型的战略设计。这是系统工程,不是一家一人可以完成,不是仅凭利益的驱动可以完成,也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它需要民间层面的不断推广、渗透,需要国家层面魄力雄浑、独辟蹊径的政策支持,需要媒体的长时期构建话语框架,需要企业的整合及资本支持,需要中医内部打破学阀垄断及学术禁区,需要中医人具有新的思想,需要有中医自己的评价体系,需要理论的突破和经验的集成,需要研究者不为吃饭发愁而只从医学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利益出发,需要堂堂正正、需要尊重……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局部预演。但要脱离“科学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地方利益对中医人或组织的影响很难,如此,中医又怎么影响别人?利用政策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或许可以首先打一个大框架。再次,复兴中医需要有比较大的资本支持,需要为中医药企业开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有前途有希望的路途,需要先从中国自身的市场做起,不是一味的考虑国外市场,也不是只追求药而不顾医的发展,更不是比附拜服于西医药发展模式,要使患者和政府,医生和企业共同受益,互相促进才行。第四,需要从药材资源保护和培育,自然环境保护改造,农民收益、地方财政等方面为中医的发展夯实基础。第五,政府必须要能正视中西医的竞争及其背后体现的根本意义,要把竞争正当化、正面化,良性化,有序化,不能搞“乡愿”和一团和气;同时要能制定符合中国实践和时代特色的自主的科学评价模式,要把科学、医学的研究、评价和人民的福祉联系起来,不搞脱离中国现实的、脱离人民需要的、殖民买办式的科研体系。必须在中医发展中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有了以上的支撑中医发展才可谓有“根”。第六,中医人看得够不够高、够不够广,路径方向找得对不对,方法用的得不得当,会不会做无用功,基建和发展的时间还有多久……能不能意识到现在的中医不是过去的中医,现在的中医面临生存问题较之过去更加严峻,中医的衰落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市场问题,更加是中国人缺失文明的话语权的问题,这是病根,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专业研究,我们个体虽然改变不了政策,但知识和事实系统本身以及同一个方向上工作的合力会产生巨大的“权力”,这是科学的权力,这个可以反作用于政策。所以中医发展说到底就是改变“中医人”自身,能不能摆脱封建残余的影响,摆脱西化思维的影响,摆脱各自为阵的传统,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使中医人有正当的名利,相应的地位,自由的空间,平等的态度,这样的中医人能不创新突破吗?我不相信。在此基础上,阶段性的寻求可以“一以贯之”的理论框架,建立中医“宏观叙事”,以之为平台方能进行微观化、深入化的研究,更高层次内涵的“百家争鸣”可期。第七,患者群体的引导。手段很多,层次很多,但是必须有组织的开展,同时配合医保政策的支持。我们以前是爱用“单方”,而发展中医要用“合方”,合的范围、程度决定了效果。
我们之前发展中医是把它当改革开放中的一种产业来对待,而不是把它当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发展,所使用的也完全是“与国际接轨”的西医的思路,是做企业和做药的思路(这是西医的特点之一。从医生和患者的口语中即可发现,看病叫“开药”,西医医疗的主体是“药”,是医学的目的,病-药的关系是对立于人的,是稳定、均质、普世的,这个体系中没有人的存在,只有抽象的人;中医的医疗主体是“医者和患者”,是智慧和意志,药只是中介,医疗主体和生命无法分开。二者的社会利益基础面,所能调动的资源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选择是西方化而不是中国化,是经济而不是文化,是市场而不是医学,是卫生政策而不是健康,所以我们发展中医是丢了医学留下药,塌了体系捡了砖瓦,紧抓个人忘了整体,有了繁荣没了灵魂。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