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问第十五至十七问试答

15.先有经验实践,再出现理论观念。但一旦人开始使用理性工具,使用理论后,每一次理论的突破(而不是技术改进或者知识的积累),都要从理论思想上开始,理论没有突破,一切经验的东西均不能产生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中医的发展是不是陷入了经验发展的泥潭(故经济学中的“无发展的增长”)?为什么中医界不敢(不能)突破理论禁区?
答:一心要搞中医的人把中医当做一种单纯的技艺,一些人又把中医当产业,当做一种包装和营销上的新鲜事物以迎合消费者。但是没有人把中医当作一种“组织”来看待,有的只是中医人自己代表的中医。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的经验很多,从汉武帝时代就进入了“商品资本主义”(甚至更早),宋代的经济发展更是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峰(中国没有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更加没有“金融资本主义”,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中国的发展却是“停滞的”,虽然有各种增长,但是社会基本结构不变,文化不变,对资源的利用不变,生产的形式和关系不变,解决不了中国历史周期性的问题,在世界的竞争中显示出了脆弱性,对本国的精英分子的吸引力急剧下降,又没有历史机遇来缓冲以待自强,一有外界的压力即告瓦解。国家组织的衰落为中医的衰落提供的借鉴。中国古代中医的发展即是没有组织性的,这是中医发展之痛,中医人不是体制内的人,其生死凭天地和自己。在西医的高度组织进入中国以后很快瓦解,仅凭民族主义苦苦支撑。再进一步,缺少国家组织支撑,很快沦为附庸。如果承认中医理论有问题,岂不是有可能让苦苦支撑并获得基本认可的中医进退两难,处境尴尬。所以就要紧紧抓住自身的临床效验作为“最后的防御”,希望把中医的解释权靠经验的效果紧紧抓在手里(就好像儒生用“天人合一”与礼法解释把道德的解释权抓住以对抗皇权一样,但垄断解释反而闭塞了解释,儒教封闭了中国文化的呼吸)。相反,西医们认为自己的治疗有问题,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甚至是错误的,但是自己是科学的,医学本身没有问题,何其自信?中医解决问题很好,但是你不科学,所以“政治上”不正确(在全世界的科学界或者说只要是人类社会里都存在这个问题),即便现在有用也只不过是暂时利用(照顾各种情绪和政治需要),早晚是要被淘汰的。决策者作为“外行”在考虑一个组织的生存时如何采信,如何安排政策?所以从问题开始到现在,都可以发现,中医的处境和中医人密切相关,和理论本身的关系反而很小。中医人不能不敢不愿正视自身。实际中医早就不是个体的松散的概念了,而是一个组织,一个承载着远远超出医疗范围责任的组织。正因为有着其它的责任和能力,所以才有可能有另一种的“政治正确”来延续着中医发展(正是这些方面的成果和努力在整体层面上支撑着中医临床者,但是中医临床者反而厌弃这些他们眼里的“冬烘先生”)。用中医临床的经验来代替完整的中医,组织的中医,一方面是说服不了精英人士和决策者,无法体现中医更多的“正确性”;一方面是经验将会和自有中医以来的诸多经验一样,大多成为难以抉择的“无效选项”,如同李阳波先生所言,孙思邈活得长,经验丰,但是不能促进中医的发展,因为没有理论解释、整合那些可贵的经验(我们对两晋两朝、隋唐两宋的方子能理解的又有多少)。经验越多,治验越多越足以惑人:如何选择,如何使用,如果无效又如何?“废医存药”就是注重经验下的中医的异化以及他者改造中医更喜欢的借口,效验被人更容易的归到了药效上。或者就是放弃中医的很多部分,只要容易选择的比如“经方”的部分(从千金外台,到圣惠圣济,再到普济诸方书,连带各家辑录方书,能解释的有多少?专以一家一派之言代表中医,实际上是对自身历史的消解,是对中医历史积淀的背叛,让它们只是充当“我们祖上也阔过”的证据。这或许是穷途末路下的“鸵鸟政策”,自欺欺人罢了)?我们许多中医甚至参与不了很多疾病的诊治,尤其是难度高,复杂、易变的病症;或者就只是参与了西医的治疗,如何评价总结?因为阵地萎缩,患者稀少,这样情况下的经验积累局限而量少,根本无法使中医人气足气壮的宣称中医的优势,经不住验证,这样的注重经验本身就是一种屈服和逃避,这样的经验有何用?随着接触病人的局限,复合治疗的增加,中医的内涵早晚会消减。

16.人在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认知模式后,人即会使用其来应对问题,认知会反受其控制,即使遇到与模式不符的事实出现,往往会改变事实以符合模式,而不会改变模式以应对新的事实。在模式形成的“筛子”面前,一切不符合的东西均被筛掉,西医如是,中医如是(中国的儒家传统尤其如此)。应不应改变,如何改变?
答:所以西医不认可个案,认为不符合框架认知。儒教在社会变化面前以权力压制变化而对礼法规范下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不容一改。这样在强大历史潮流面前,不改良,不改革,最后就是整体的垮塌。对人来说就是“价值观的崩溃”,“人生意义的丧失”或者投入“虚无主义”的怀抱,或者一头扎入沙堆之中,更或者“卖身投靠”,去拥抱一种更稳定更主流的“新价值”以获得人生意义。我们平常说的“有色眼镜”、“偏见”有时只是一个中性描述。比如一个患者病发多症,经方家的“眼镜”看到了方证、纲目、条文;温病家的“眼镜”看到了卫气营血,看到了“热”;时方家的“眼镜”看到了五臓寒热虚实;家传医家的“眼镜”看到了传承中的病证诊治的“标志对应”……而从医案中观之,看到了什么即记录什么,观者自然看不到整个的病症,只看到了医家的“眼镜”——筛选模式。如果不同医家共观一案,模式冲突之下,互斥“荒谬”即不难预见,以不符合彼此的模式故也。那么模式之所以为模式,必非一两日建立,岂容一朝垮塌?而“十个中医十个方”,因为最后落实到治疗上也只能是一个主体对应一个治法最终得效,其他九个治法无法进一步评价,所以是个伪命题,给予中医的反而是负面证明。在没有一个可以体现共性和个性的差异,没有可以有机安置各种观点的理论平台的评判下,事实在各自的模式面前就丧失了意义。最后不过“一团和气”,行规“不能揭人之短”,交流进步仅少数“素心人”可以做到,其余不过因循而已。偌大的经验事实积累“空有其名”,好比淘宝网上几千上万家商户售卖的同质商品,个体的“甄别选择”怎么能有效?没有集团的背景,单靠口碑的选择(不说“水军”的出现),又有多大的力量?每日开张的不少,关张的也多,抗风险能力极低,终究不能做大,得好处的只是阿里巴巴的投资方而已。这就是“高度组织”对“分散个体”的统治术,而且会进一步主动使被统治管理方“分散化”,以获得稳定的安全的有效的掌控。在这样的模式下,进场和宣传的机会被牢牢抓在“渠道”、“终端”手中,再好的“商品”也有可能被“淹没”。这是商业模式对医学体系竞争的提醒,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不整合没出路。所以要整合中医理论方法模式,提供新的理论平台,以容纳更多的经验事实,提升产品质量。毕竟商品代表的只是消费,其吃穿住行的内涵体现价值观冲突的比例太小,中医代表的却是世界观、价值观的冲突,没有吃穿住行那样能体现人类需求的本质与均一化。商人不会消亡,医生当然也不会,但只要有就行了,至于是什么医,不重要。所以中医是会亡的,只是中医的名以及形式因为西医的存在会相对的一直存在,亡的是中医背后的文化承载和价值观(被筛掉),只要这个中医人的“心”亡了,中医自然就亡了。金一南教授讲战争先在“心胜”,中医岂会例外?

17.一个研究者,其求学时期接受的基础教育,青壮年时期积累的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常识,以及生存方式,社会组织中的位置,加上各种娱乐、习俗习惯等的影响,先后天心理结构上建立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最后综合成了这个研究者的体系。这个体系如果和学术发展不相应了,怎么办?
答:所以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在中医组织中分化出承担不同工作和任务的岗位。不断把一门学问的研究、发展组织化、细化、深化,需要前辈对后辈的提携,需要后辈对前辈的虚心,需要不同阶段、层次的中医临床家和学者合作配合(临床家需要给出可以分析比较的经验资料,验证修正理论并给出意见,反哺理论研究者;理论研究者要能总结出有效指导和有效解释临床经验的理论,能够打破临床个体的“价值观定式”以及其派生的“临床思维定式”,才能相得益彰),把中医的运用和研究系统化,把各自领域的学识共同分享,互相支持,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集团。才能避免个体化单打独斗的困境。同时,中医相对其它存世学科来说既要面临生存压力又要面临发展压力,生存空间和学术地位要狭窄低下得多,故而在社会层面要尽力避免被不良的科研风气所影响,更加需要团结,更加需要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更有效的激励机制。把有限的资源使用到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必须要有中医自己的战略智库、世界科技情报信息机构、市场分析机构、营销宣传机构、企业顾问机构、基础理论攻关协作、临床验证基地、教育方式反馈创新联动、农村中医推进组织、特殊理论经验创新小组……要真正各地的中医学会的组织作用,当好基层中医的“娘家人”,进一步改革中医职称评定的标准,进一步影响国家政策以提高中医的知识回报……像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领域,框架基本成熟,没有整体的生存压力,个体是不会考虑太多的机制原因,只要考虑自身知识的升级换代。但是中医需要生存和发展兼顾,不如此不能改变其处境,不能改变分散的利益和组织,这与中医个人修为和追求并无矛盾,却能以整体的力量弥补个体的弱小和时间的紧迫,中国整体的发展不也是如此?反而坦白来看,理论研究者和临床者的数量比例后者肯定占多数,可是后者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而不是粗糙毛坯式的资料?这些资料如果创造者没有在其中插入理论片段,没有可以互相比较的基础,那么难以被解释和分析,就无法总结,中医临床者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啊(中国知识界一味跟在别人价值判断后面走,一样没有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