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问第二十八至三十问试答

28.中医基本观念形成是在诸子百家之前还是之后?她有没有独立自主的一种传承?
答:中医之创制实在不知其源,其大智慧殆非时人之所能具。从其后辈的理解解释来看,尤其从汉代的扁鹊淳于意传略来看,其医学体系与《内经》的传承迥异,起码对于阴阳五行的衍化没有系统的认识,缺少分类的认识。同时的西秦的医学传承却不予记述,而即便是多出名医的秦国,点滴论述中也难见全豹。《内经》见载于《汉书·艺文志》,存于禁宫,王莽时期整理归一。但要说诸子时的阴阳认知和五行认识,大概还不在中国技术认知范围里,毕竟“戎与祀”是时代主流。所以诸如商鞅、鬼谷子等的传承即不见于书,是一种隐形的传承。以彼较此,中医或许在诸子时代已经成型,但是却不是君子们的重点,所以以诸子之学来论述中医之学是不当的。前文已提及中医里有些重要的模型体系是骤然出现的,没有发现积累、完善的过程,现在也不好断言它没有一套隐形传承(这里可以参看龚鹏程先生的《道教新论》“道医论”一章,有比较好的资料证明)。而中医隐形传承就和中国的其它技艺一样,因为传承的人数稀少,抗风险的能力较低,对待社会变动很难以做到有组织的自我保护和发展,所以被历史所淹没、淘汰就是必然出现的情况了。中医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又产生了一些较为明确有效的,有别于前辈的发现,但是,历史又回到过去,在某种意义上中医仍然缺少抗风险能力,这种由少数人实践、总结、传承的技艺依然会被历史淹没、再次淘汰——在历史上并非坏东西才会被淘汰,好东西淘汰的还少吗?可知,好不好不是可不可以生存的保障,组织、体系、利益才是生存的要素。

29.儒家思想对中医的影响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影响学术的多,还是影响生存环境,影响从业者的多?
答:儒家对中医的影响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以自己的体系建构为中医做出了示范和引导”,虽然不是主动的,而是中医人为了生存而比附的,但是毕竟使得中医逐渐开始增加自身的理论框架的“材料”,开始有了中医的教育、针对各种层次的书籍、各种致力于使人能够理解、学习的解释、以及世俗化的努力。这些使得中医流传至今还能得以保存大量资料文献和事实遗产,成规模的遗迹也使得中医在一次次的危机中得以幸存,不像另一些传统技术虽然精妙但是仍然死亡。这是很大的贡献,也只有这种“世俗宗教”可以对技术有效的规范,而中华文明当中的其它方面,如佛道之流,如果在没有儒家的竞争和对比下,不会展现出涵容广泛的世俗性,这一点在单一宗教占据主导的西方世界是不可能出现的。平民教育、文官制度、文化包容是其它宗教文明比不了儒家的。但是,也因为儒家过于成熟,过于涵盖广泛,它对中医的影响也呈现了负面的作用。鄙视专业技术、鄙视亲身实践,治学方法崇古保守,科举僵化,思想以礼法等级专制其它等等都对中医理论的建设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使得中医人地位低下,研究方法简单,理论模式仿效“规范化”科举、经学的治学,要么不改易古人一言要么非古自立,失却中正之意……但是中医毕竟是实践之学,学术上虽然有解释模式日趋僵化的表现,而因为实践故,中医的求索仍然不会停息,只是在儒家统治影响下的分散、保守使得整合困难,由量变到质变的瓶颈难以打破。所以出现了长期的“无发展的增长”。尤其儒家作为中国的基础文化背景而深入了每一个中医人的基础教育之中,对中医人的思想、行为、爱好、判断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较诸专业影响更深广的影响,严重束缚的中医内部的交流、促进和发展。在近代西方出现大学教育,一举提高专业人员的地位待遇和共同研究的能力后,集团化和散兵游勇的区别就展现出来了,再到“头脑风暴”的出现,再到“大数据”的出现,中医反而是“鱼龙混杂”、“乌合之众”,学术的优劣反到不是影响生存和发展的要素了。是的,我们也办了大学,中医甚至还学人家搞分科,但只是学皮毛,不己知,不知彼。医学分科打破了中医的完整性,大学教育只是抱住明清以来出现的“分型”之法方可以互相交流,却不知此法只是彼时的一种解释,不能符合此时代的要求,体现不了当今组织化中医研究的长处。而“现代化”(时间历史意义的)的难以实现,与中医理论界和临床界的对立、临床界中各流派的对立主要相关,就好像古代的“官民对立”一样,也好像民国各军阀争“宪政”解释权的对立争斗一样。无聊、无效。同时,以政治正确为主导的,仿佛儒家主导的文化科研制度,注定了“上级”的思路、要求直接干预了第一线的实践者的路径,对则尚可,错则全错,浪费了从业者的生命和精力,“只唯上不唯实”。唯上唯古唯力唯利,就是不唯实践和研究本身(随手举个例子,比如中药的用量问题,《药典》即对事实视而不见,唯政治正确为保)。这些不都是儒家传统的今日“复兴”所致?

30.为什么中医的地位自古就没有西方同道高?为什么中医要以清贫拼命为有医德?这种儒家的道德洗脑有价值吗?
答:西方的官方医学地位较高,民间医学地位较低。直到资本、技术相联合之后,医生的地位才持续提高,但是却难以摆脱资本的束缚,不过自由度和专业精神依然比较高。尤其在欧洲战争不断,国家竞争激烈一如春秋战国,技术人才的吸引比较为当局重视,实用主义盛行,同时西方科学体系建立了“框架”,其交流、总结、争鸣有所依据,有层层累进的可能,参照系、评价系明确,以之为中心就有明确的方向感,各种发展都可以得到体现,宽容度较高。中医难逃政治的束缚,突破束缚者也有,但是要做好清贫孤寂、殁世无人问的准备。没有中心,没有评价系(要说有那么就只有古典文献作为参照),只有功利的“成败”而没有可以正视并利用成败的精神(名医如名将,只许胜不许败,败则一切均成泡影)。反倒是要求人们“取义忘利”,以对圣贤的要求来要求每一个人,其结果是缺乏操作性,缺乏成长性,缺乏真实性,所以人们两极分化,中间只有麻木。一些名医以生命验证医德,虽九死而不悔,只是连累了家人后代,穷困潦倒(如王孟英),有些则以其术其药飞黄腾达或者资产巨万,谁的影响力大呢?前者影响了学术和少部分人的价值观,后者影响了现实,影响了大多数中间者对医学的价值判断和职业取向,影响了世人对医者的看法,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了职业者的选择。这是“高蹈”的道德宣教对医学的影响。医者妄图以术干权贵而获名利权力,反对者也以术为手段打到一方邀宠于权贵以获名利权力,所以名医们多去名城通衢,多游走于名流乡宦,多办教育结门生,哪里有“否定之否定”,不断突破自身的勇气,“今日之非,昨日之是”代表着对“道”的追求大于对名利的追求,代表着不为世俗所囿,古人不多,今人更少,这是环境和文化的“厚赐”。